【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廖可】

11月19日，这是山木第一次参加抗议活动。由于不太熟悉，这次他是跟着自己的父亲来到现场。因为不想让后代重蹈覆辙，他特地带上了自己的两个不满10岁的双胞胎儿子。

哥哥将雄将插在会场一旁的抗议旗帜拔起，兴奋地向着弟弟挥舞和炫耀自己的“新玩具”，但很快他们就遭到了父亲的训斥。“儿子们还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今天要被带来这里，就像以前的我一样。”山木说。

“用中国威胁论来为自己赚选票的总理，我们不需要！”

山木来自埼玉县当地某公会组织。11月19日的这场抗议活动，该组织20多人全员出动，包了两辆巴士来到现场，还专门带来了音响设备。“去年这个时候的集会忘了带音响，这次特地带上，希望抗议时至少能吵吵安倍。”山木笑着说。

二战后，日本制定出和平宪法，规定本国国防“专守防卫”的同时明确了“不允许军队存在”的条款。安倍执政期间，提出了更改宪法中相关的九条内容，将自卫队明确记入宪法中。该行为引起了巨大的争议，被人们称为“九条改宪”。

11月19日的这场抗议活动，就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安倍九条改宪NO！”实施委员会发起的。从去年开始，该组织就在策划发起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几乎每隔一个月左右就会发起一次，而每发起几次就必定组织一次全国性的抗议活动。这次实际上就是较大型的一次，委员会放出了“包围国会”的海报，参与的民间团体包括山木所属组织在内已逾百个，总参与人数约有1000多人，他们不仅来自东京，有的也来自京都、大阪、名古屋等地。

参与抗议的民间团体有高校的，也有工会的，甚至连庙里的和尚也穿着袈裟、戴着念珠，一边扛着旗帜一边敲着木鱼在会场抗议。抗议人群将占据马路450米的抗议区全部塞满，后到的人想要进入警戒区必须像挤上高峰时的满员电车那样侧着身、用手拨开人群给自己腾出一条缝隙，才可加入队伍。而另一侧，国会议事堂（日本国会）的门前停放了十几辆装载着预备警员的警车，以防抗议激化；一旁站立的数十名警察表情严肃地面向抗议会场，守在国会与抗议区之间。

参与抗议的和尚 本文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中午2点整，抗议正式开始，“安倍九条改宪NO！”实施委员会的领头代表走到队伍前方，拿出喇叭高喊口号：“宪法不能改！安倍政权下台！加计、森友问题不能逃避！用中国威胁论来为自己赚选票的总理我们不需要！拒绝向美国购买武器！”她每喊一句，抗议人群就跟着附和一次，一边喊一边将右手握拳高高举向空中。

随后，来自日本立宪民主党、民进党和社民党的三位国会议员先后登台，号召大家积极推动联署抗议改宪的活动，坚决抵制改宪。其中，社民党党首、议员福岛瑞穗说道：“不停强调邻国的威胁来为自己赚选票，这种总理不奇怪吗？破坏宪法，将会把我们的孩子都带上战场，这就是安倍想要复活战争的第一步。宪法九条，应该是为了世界和平，而不是战争！”

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抗议现场的演讲

实际上，这反映了许多参与集会的人的心声，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是为了年轻一代不会再被卷入战争的目的而来，因此不停地附和和赞同着议员说的话。山木说，这就是他为什么要把孩子带来的原因。“他们应该从小就熟悉抗议会场，也应该知道如果宪法改变了意味着什么。我绝不会让他们上战场。”他说。

两极化的社会

按照佐藤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年算是个较为右翼的人。今年30岁的他算是代表了整个抗议会场最年轻的世代，几年前他刚大学毕业时，正值中日钓鱼岛问题白热化的时候。“自那以后一提起中国，和我一样的年轻人没有不讨厌的。”他说。

由日本“言论NPO”组织和中国国际出版集团联合推行的《日中共同舆论调查》于12月14日发布，这份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日本对中国抱有好感的人大约占全体日本人的11.7%，而去年仅为8.4%。《读卖新闻》社的报道称，这是近年来第一次该比例回复到了“钓鱼岛国有化”问题以前的水准。

“当时面对领土问题，日本的政治家和媒体一直在渲染，大部分年轻人都有一种中国会打过来的隐忧，从而产生一种激进民族主义的爱国心。”佐藤说，“作为二战后的战败国，日本在很多时候都感觉自己还是像殖民地一样，没有尊严，也没有安全感，再加上年轻人渐渐淡忘战争，所以他们很容易偏向右翼。”

防止抗议激化、装载预备警员的防爆车

去年，佐藤的妻子刚生下孩子，这让他在面对问题时多了一份考量。此时，安倍政权的改宪提案日渐成型，佐藤的立场便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以前我只是想着不能退缩，那样考虑实在太不成熟了。现在想来，如果战争爆发，到时候自己的儿子也要上战场，我不敢想象那个画面。”他说，“以前的自己并没有战争的真实感，根本没有想到战争的残酷和和平的可贵，现在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

更让佐藤担忧的是，整个社会正逐渐走向右翼，淡忘战争的年轻人和不珍惜和平的政治家越来越多。“现在的日本社会很奇怪，你在网络上就会发现，只要你表示反对安倍改宪，他们就会骂你是‘臭左翼’，这很可怕，因为还是有许多人是中立的，就像我一样，只是想要守护和平的生活。”佐藤说，这次抗议活动在推特上被骂称是“臭左翼”组织的“卖国运动”，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几乎都是一般日本人，没有什么政治立场。

“这个社会越来越极端，不是左翼就是右翼，这样的两极化社会不知道未来会走向什么样的极端。”佐藤说。

与防爆车对峙的抗议人群

守护和平宪法的老年人

正是因为考虑到如佐藤说的，那些没有战争记忆的人越来越多，因此对于小野来说，他这样有着战争回忆的老年人来守护和平宪法再合适不过。

今年80多岁的小野来自东京某NGO组织。他的两个儿子，长男自己创业并小有成就，次男在大学当教授。明明应该安享晚年，但他却无法让自己安静下来。“我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否认历史、不珍惜和平，我就坐不住。”他说。

事实上在50多年前，小野先生正在读大学时，他就曾参与了1960年日本的反安保法运动。“像我们这代的日本人，对战争是深恶痛绝，心里只希望能够和平。”在他看来，不管是50多年前的安保法还是现今的改宪，这都是对日本人企望和平这一心愿的侵犯。“我们历史上给中国、朝鲜造成了那么多伤害，本国也承受了悲痛，我们希望的是自由和和平，而不是被强拉着上战场。”他说。

抗议现场举拳高呼

小野先生的父亲曾作为补充兵员，1944年被强征入伍前往吉林长春，后在苏联突袭关东军的战争中被俘虏，原本要被送往西伯利亚强制劳役，但是因为长春当地中国人的保护而幸免于难，最终逃回日本。“我的父亲是逃过一劫，当时在西伯利亚不知死了多少日本战俘。”小野说。

当时，小野的父亲作为一般市民，收到来自军方的赤信时（二战时日本军部强征一般市民时会邮寄红色信纸的通知给强征对象，民间用赤信来代称此行为），父亲脸上露出的悲伤的表情至今还停留在不满10岁的小野的脑海里。“在日本宣布战败后，日本陆军丢下了当时滞留在中国东北的很多一般日本人，自己逃回了日本，我父亲就是被他们留在了那里。现在的日本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那有多可怕。”他说。

正是因为有了父亲对战争的记忆，他对战争非常痛恨，也对中国怀有负罪感。“现在我们还有和长春的那个家庭保持联络。当时非常多长春人帮助了被军方留在那里的日本人，我们很感激，但是现在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我希望年轻人要承认日本犯过的罪，这样他们才能知道和平的可贵。”小野说，只要自己还活在世界上一天，他就会努力守护和平宪法，传递战争的记忆。

实际上，抗议会场上超过90%都是年纪在7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对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佐藤说，自从他转变立场后，参加过的抗议活动主体都是老年人。“明明是为了日本的年轻人和未来而制定的和平宪法，现在只有老年人在守护，多么讽刺啊！”他苦笑着说。

（应被采访者要求，本文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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