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剧变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苏联共产党失去了政权；二是苏联社会主义失败；三是联盟国家解体，苏联一分为15个民族国家。由于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完成从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不能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苏联共产党垮台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败有其必然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联盟国家会解体。苏联的解体主要是其民族政策失当造成的，苏共一方面在理论上理想化地倡导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又蔑视民族权利，造成国家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最后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

有人认为，苏联解体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长期奉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压制了其他民族。俄罗斯人显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认为苏联并不是俄罗斯民族的民族国家，俄罗斯在联盟中是吃亏的，成了其他国家的奶牛，因此，俄罗斯要甩“包袱”，抛开其他共和国，独立发展。正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成为摧毁苏联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俄罗斯坚持联盟政策，即使苏联不能完整保持下来，但至少中亚国家不会分裂出去。在1991年3月举行全民公决时，除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摩尔达维亚六个共和国外，其余全部参加了，同意保留更新后的联盟。全民公决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如果尊重这一结果，保留一个“小苏联”不成问题。但1991年12月8日三个斯拉夫国家领导人签署的一纸协议，就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彻底肢解了，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法律制度健全的国家。因此，从根本上说，苏联的解体还有很强的体制性因素，如：过度集权、不遵循法制等。在苏联这个民族成分复杂、又是按民族划分行政区的国家里，国家体制的问题又直接表现为民族问题。具体而言，苏联在民族政策方面存在四个问题。

联邦制有名无实

苏联从沙俄那里继承来的是一个民族问题异常复杂的国家。俄罗斯民族统一国家刚刚形成之时，其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沙皇的扩张，到20世纪初俄国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其领土扩大了近2000万平方公里。到十月革命时，俄国境内有大大小小190多个民族。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革命期间，列宁用“民族自决权”理论，号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获得了独立，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三国获得了与俄罗斯联邦同样的权利，建立了苏维埃联邦制国家。但是，苏联的联邦制渐渐变得有名无实。

苏联成立初，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10个，文化教育事务皆由地方自己处理，至1947年时，部长会议下设的部级机关已达到58个。1982年，苏联有33个全联盟的部和31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14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84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26个，总数已达110个。在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下，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10％。

苏联实际上是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规定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除军队和外交机构外的所有设置。在1924、1936、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了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各加盟共和国普遍存在不满，在改革之初便要求扩大经济自主权，但没被采纳，进而发展成要求政治独立权，以实现经济自主。

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侵害

斯大林时期对少数民族权益的侵害并不亚于沙皇俄国，他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

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提倡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

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进行压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日耳曼人等，从他们的世代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

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中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于是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惩罚。1943年12月从高加索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卡尔人，5月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也被赶出了家园，11月格鲁吉亚的麦斯赫特土耳其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许多人在迁移途中死亡。

“被惩罚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同时被撤销。虽然后来为这些受迫害的民族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某些民族自治实体，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1940年8月苏联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自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而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

这些民族问题的后遗症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许多民族冲突都源于此。

以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削弱国家的向心力

由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境内按民族划分民族自治地区，苏联最终包括了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共有53个之多。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冠名民族在其构成体内都占有多数，如在哈萨克斯坦，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有528.9万人，而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在5个民族自治州中，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两个冠名的民族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族人居多。

这种以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后果，极大地削弱了国家的向心力。

首先，没有建立起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没被冠名的民族实际上感到了不平等，而且有的民族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却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民族构成体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这些都没有明确的标准。

第二，人为制造民族区别，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这种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然后才是国家属性。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的，不管此人是否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勃列日涅夫促使干部本地化，大力提拔任用本民族的人担任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形成了官官相护的民族帮派集团。

第三，造成联邦体制的不对称，俄罗斯联邦无论是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居绝对优势，苏联的实际运作也不是按联邦制进行的，其最高苏维埃内的民族院既按加盟共和国，也按民族自治地区推荐代表，结果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占多数。各加盟共和国权力实际上是不平等的，但都一样要听命于联盟中央，没有多少自己的自主权。

改革没有解决民族问题

苏联长期宣称实现了民族平等，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但苏共并没有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经济空间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

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却不能生产棉布；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但本地的居民却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的计划经济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了乌兹别克，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又划给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了塔吉克斯坦。

为了消除民族地区的不满，苏共长期奉行的政策是政治上压制，经济上收买。勃列日涅夫的力度最大，实行“拉平”政策，让发达地区支持不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地区，1980年全联盟工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加168%，其中俄罗斯增加了158%，白俄罗斯增加了318%，格鲁吉亚增加了195%，阿塞拜疆增加了204%，立陶宛增加了225%，摩尔达维亚增加了220%，吉尔吉斯增加了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265%。这种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拉平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了一些发达地区民族的不满，激发了他们的民族意识，加剧了民族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

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成了“奶牛”，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这导致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

一旦政治高压消失，联盟很难维系。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起了急先锋的作用，认为自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谋求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本应该给加盟共和国更大的自主权，但他盲目相信了各民族人民的友谊，迟迟没有启动改革联盟的进程，等他意识到这一问题时，为时已晚。

客观地讲，苏联在保持民族多样性，开发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8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到1989年，虽然在联盟内俄罗斯族居民只占居民总数的50.6％，但是，81.4％的苏联居民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熟练运用。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超过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社会发展了，民族意识增强了，但联盟不能满足他们的权利要求，反而致使不稳定因素增强了。

总之，苏联解体的事实表明，苏联时期在民族问题上取得的成绩并不是主要的，联盟缺少吸引力，一方面并不尊重各民族发展的权利，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民族性和强化民族意识，结果导致了悲剧性的结果，其处理民族问题的教训值得吸取。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