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惠】

·打通职业教育上升通道

观察者网：近日，北京公布了《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方案中提出“将本市高等职校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考范围”，有评价认为此举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高职毕业生有可能会成为陪跑。您如何评价这一举措？实施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问题？

李晶：去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今年5月1日起实行新版《职业教育法》，在顶层设计、制度安排方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北京率先公布了《关于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其中，推动普高与中职学籍双向互转、中职毕业的也可申报职称、开展“入学即入职”的试点，以及“将高职毕业生纳入公务员招考范围”等等措施成为亮点。

我认为这些不应简单地被看成是“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制度性的政策是“治本”，虽然高职生的公务员录取比例不一定高，但是高职生从此之后有了进入公务员体系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这一实质意义至少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突破美西方的全方位围堵，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未来几十年，我们需要大量的高精尖人才去“破局”。对“高精尖人才”的理解，应当不仅是理论人才，还是实践人才；不仅是实验室人才，也是产业化人才；不仅是高学历人才，更是指功能齐备的人才体系。职业教育改革理应在人才培养方面为“破局”作出贡献。

第二是我国教育发展趋势上的。1999年大学扩招（包括成人高等学历教育）以来，在提升全民文化素质方面起了巨大作用。迄今，这一任务应该说已基本完成。

而我国教育发展、人才培养面临的现实窘境，一是“应试教育”造成的人才结构性失衡。拿博士毕业生来说，诸如高校聘用的博士只会背书本不会上课、政府招录的博士只会照搬文件不会做具体工作、企业抢来的博士只会讲原理不懂市场需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是对人才内涵的机械理解带来的认识性误区，似乎读完硕博才是人才、中高职毕业就不是人才；似乎职场上能“治人”（动嘴的）才是人才、“治于人”（干活的）则不是人才；似乎从事高端行业且有高收入的才是人才，职业教育的这些法规颁布和实施，会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第三是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上的。今年5月正式实施的《职业教育法》，旨在推动职业高质量发展，所谓“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我想至少应具有这样几个相互关联的内容：

一是学以致用。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服务于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所谓“高质量”，就不是片面追求简单的数量、比例的增长和学历层次的拔高；我们常常犯的毛病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这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

二是机制衔接。新的法规及实施方案把中、高考的升学机制、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培养计划、中高职学生的职业规划三者，进行有机衔接，同步改革，应在职业教育从学到用形成系统化的培养机制，找好发挥“指挥棒”作用的支点。

三是工学结合。吸取诸如德国双元制、我国传统学徒制等培养模式中的有益成分，创新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推进产教、学研的多维融合。目前校企合作创新动能明显不足，比如一些基础性的实操课程，职业院校因硬件设施缺乏无力实施，企业则因以生产经营为主不可能在这些地方花费人力物力。于是现有的一些“职教集团”比较流于形式，往往想的比说得多、说的比做得好。

贵州贵定：职业教育培育技能型人才 保障职教毕业生就业。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新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同时提出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联系到近年取消中考分流的呼声，分流的标准和方法是否应该变化？职教高考制度有何帮助？

李晶：这次《职业教育法》中提出的普高和中职学籍互相转化是一个很关键的制度性安排，能很大程度上减轻家长的中考分流焦虑。

孩子在中考后进入中职，仍然可以通过学籍互转进入高中接受普通教育，而不是依靠中考分数“一锤定音”，反之普高学生也可以转而选择职业教育。比如在高一到高三的时间设置一个合理的窗口期以实现互转。后续就看各省市的实施办法了。

在上海，高职生入学两年后，上海市教委有一个专门的“专升本”考试，而且可以跨校，这就实现了职业教育向普通教育的转变，我们的中职教育也完善补充了这一点，学生多了一个窗口期和机会选择，这样家长也会减轻教育焦虑。

关于职教高考，职教高考面向所有的高中阶段毕业生，意味着学生不一定非要参加现有的高考，而是可以通过职教高考读职业技术高校，这样一来，学生在初中毕业和高中毕业这两条轨道上可供选择的余地会更多，宽松的环境更加有利于学生的成长。至此，我们的中职、高职和本科等职业教育的上升通道都打通了。我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景是比较乐观的。

观察者网：《职业教育法》旨在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应该如何落实？

李晶：为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我觉得应当在政策、学校、企业、社会（家庭）等多方面形成相辅相成的激励机制。

政策层面的激励，除了现已出台的普高与中职学籍双向互转、申报职称、技能等级认定的支持和补贴等措施之外，至少还有两个关键：

一是应加快建立职业教育的评价体系。即使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职教高考，在“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中，“职业技能”部分的评价如何实现“客观”原则，如何体现“三公”原则，都需要有一个相对完善的评价体系。不然，高考指挥棒作用就会大打折扣。

二是国家层面应考虑加大职业教育经费的预算安排。一方面中高职院校的实验室建设需耗费大量资金，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在市场化的项目研发（比如参照高校、研究机构现行的研究经费支持模式）中，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持。

观察者网：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所需要的经费差距有多少？

李晶：职业教育所需要的投入远高于普通教育。从硬件设备来说，普高主要是理化生物的实验室设备和材料，成本相对简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比如有些实操硬件设施的投入几乎就相当于投资一个工厂，电器实操课程的设备都是上百万元起，硬件投入非常大。一些小的培训机构为了减少成本，只能依托一个有设备的学校进行教学或者几家合用设备。

观察者网：出现在高考作文中的90后工人杨杰、清华实践课的网红老师邢小颖等，这些蓝领从业者的故事受到网友的热议，体现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的肯定和对技术工人的尊重。但目前职业生仍被认为含金量不足，背后不仅是观念问题，也与职业教育成果有关系。从生源、师资、办学条件来看，学校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李晶：我这么看，如果仅从学校角度上说，其作用较为有限。这需要从学校到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多方合力，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才行。

首先是学校层面的激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比如生源方面，职业院校可以根据自身优势重点做好职业愿景叙事，激发学生的兴趣点；

比如培养计划方面，除了必要的公共思政课和文化理论课之外，专业性课程要调整好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比例，以专业基础课程为“面”，以市场化的项目开发为“点”，提升学生的职业（专业）兴趣和成就感；

比如师资方面，放宽现有的教师聘任中不适用的规则限制（如必须持有教师资格证），学校教师和企业工程师共同任教；

其次是企业层面的激励，可以“职教集团”为平台，将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包括新产品研发）项目带过来，既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成本），实现产教、学研的深度融合。这同时又为企业积累了人力资源的储备。

再次是社会（家庭）层面的激励，各类媒体应思考如何通过舆论引导，减轻目前家长中普遍存在的“焦虑”，营造“行行出状元”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方面，新闻主管部门也应有导向性政策。

总之，在我国，任何体制机制的改革直至最终落实，往往会经历一个较漫长且艰难的过渡和转化的时期。万事开头难，难在旧的体制机制所形成的固有观念和实践模式都有其惯性。

但是，正如旧的制度体制都不可能一无是处，新的制度体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进入“深水区”，“摸石头过河”的初级形态可能已不复再现，许多潜在深水里的“石头”不是随便一摸就能摸着的，是要花大功夫的。新制度体制机制的建立，如果是符合国家宏观发展战略方向的，是合乎未来教育发展规律、人才培养规律的，那就应当坚定信念，不可前怕狼后怕虎。

重庆：职业学院进行实训 产教融合育人才。图源：视觉中国

·项目制校企合作模式

观察者网：无论是德国双元制还是学徒制度，学校如何探索最适合的教学模式？有学校采取了“2+2”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但最终结果却是学生交了4年学费，前两年在学校并没有学会技能，后两年给工厂做免费劳动力，这些负面新闻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李晶：我觉得背后不是单一的原因。

第一，刚性的制度安排，比如学制安排为“2+2”或者“2+1”，学生到了后期实习环节，一边交学费，一边做廉价劳动力，当然会引起学生和家长的反感。这种模式里，不少学校（专业）往往理论教学大概在一两年里就结束了，之后就把学生推到社会上去挣钱，甚至个别学校还从企业拿用工的返利分成，这已经是一种剥削了，严重违背了教学模式安排的初衷。这显然是制度安排上不太符合实际，或监管落实不到位所造成的。这需要我们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去思考。

第二，学校方面缺乏相应的技能培养设施和师资，比如说上海现在中职学校理论课老师很多，而能够带着学生去动手实践的老师却很少。我们现在对在职职业教育教师的资格评估也有注重理论的倾向，这个也需要从管理上进行解决。

第三，企业的需求就是创造利润，让企业有利可图才能更大激发企业的积极性，我们的校企合作要考虑到企业的利益，企业自身都会有未来发展前景和产品研发的考虑，学校应该在中职高职等学生专业跟企业的项目进行更好的对接。

我对此的建议是：职业教育在技能培养方面推进项目制的校企合作，围绕项目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经费支持也向此倾斜。

比如，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中职部（闵行校区），部分专业学生入学就有机会参与课题项目的选拔。如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以课题项目带动学生的专业学习，其“水洗空气净化器”、“智能拐杖”、“湿垃圾自动破袋装置”等项目在中国（上海）国际发明创新展览会暨“未来发明家国际选拔赛”中获得两项金奖、一项银奖，且都已获得专利。

项目制这种方式贯穿于教学过程中，使得学校和企业两头都有个抓手。针对企业认为校企合作收益不大，或者是碍于领导的面子参加等动力不足的情况，用经费补贴的模式提高企业的积极性，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开发研究也能降低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同时，企业的研发活动依托学校（特别是高职）的硬件设施，也可以减少固定资产投入和成本。项目制可以给学校和企业双方都带来很高的积极性，政策上面的补贴可以向此倾斜。

此外，目前市场上大型国企和大型民营企业都不缺人才，而中小微企业比较缺少人才，同时中小微企业贡献85%左右的就业岗位，成为“稳就业”的主体，我们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更应该把目光放到这85%上，省级教育部门可以搭建多元化的校企合作平台，让职业教育人才更好地融入职场和社会。

观察者网：上海市进一步健全职业学校技能评价体系，开展技能等级认定工作并给予政策支持和补贴。如何评价这项政策其结果？

李晶：上海的政策，从财政角度来看，资金支持力度不少，主要集中在证书的补贴，因为证书是一个具体的指标，实际执行就是考出一个证书，劳动局或者人社局给与相应的补贴。

但是我觉得这个视野还是可以进一步放宽，如果财政资金转移一部分用于项目制校企合作上，中高职院校学生的技能培养，前景应会改观。目前我们的校企合作基本是形式大于实际，当然大家也在不断探索校企合作的新模式。

观察者网：在如今金融、法律、IT等超高学历和超高收入职业存在的情况下，如何防止教育双轨制蜕变成另外一种社会等级制度？

李晶：教育双轨制是否会蜕变成另外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我个人认为不必忧虑。所谓“社会等级制度”，根本上是由观念形态和经济形态两个要素共同构成的，缺一不可。观念形态根植于“士农工商”、“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之类的传统文化，与教育双轨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经济形态取决于每一个个体的收入水平，双轨制的两根轨道上都可以跑出高铁的速度。“暴发户”不一定就能“高大上”，“小破旧”里面住的也不一定就是“下里巴人”。

观察者网：在大学高校扩招之前，我国历经了一段职业教育为主流的计划经济时期，是否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李晶：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大专生、中专生，而且都是干部编制，他们的上升通道也是通畅的，评中级职称也不难。比如我作为一个60后，我有一个同学读得是水泥方面的中专，40岁不到已升任上海商品交易所高管。计划经济体制在人才培养方面也不是乏善可陈的。

不同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不一样，对于人才培养、人才层次、人才培养模式也会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肯定更加灵活，但也会遇到一些阻碍，比如中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需要教育部门行政主管部门审批，但是审批不一定符合市场化要求，有可能是教育部门没有相应专业的评价人士，或者找不到相关领域的专家，最后新的专业设置就搁置了。

因此在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上，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顺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是“唯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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