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玲:中国为什么能?我们开启了经济学理论新时代

来源:观察者网

2021-07-29 08:33

李玲

李玲作者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导读】 在7月10日于四川大学经济学院召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40人论坛·2021”上,北京大学李玲教授发表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观察者网已获授权发布。

李玲

这次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的背景是新冠疫情,这次疫情可以说是近代全球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个挑战。目前,疫情已经造成全球超过1.8亿人得病,死亡人数接近400万,美国接近十分之一的人得了病,3300多万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60万。

这次疫情既给中国共产党百年大庆增加了一个时空坐标,也让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能?

回望共产党百年的奋斗,中国今天取得的成果,特别这次疫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觉得我们作为做经济学研究的人,有点汗颜,因为实践已经远远走在前面,而我们的政经理论提炼远远不够。

去年,中国迅速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全面恢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是2.3%,美国下降了3.5%。

我当时看到这个数据觉得一定出了问题,中国去年有小半年的时间,大家待在家里做饭,而家里做饭是没有GDP的,因为家务劳动不是市场活动,而美国和欧洲他们一定要出去吃饭、喝咖啡,这些经济活动使得他们有很高的GDP,还有去年年底,美国的死亡和感染病例需要治疗,也创造了GDP。

我们感染人数一共不到8万人,死亡人数4000多,也就是中国控制住了疫情,但这些正面效应都不在GDP里反映。

所以,去年我带领我的团队,我们尝试做了一个关于中国抗疫的经济收益的研究,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对比国外避免了多少发病率、死亡率,挽救了多少生命。按生命价值表来算,创造了多少价值。

算出来的结果我们自己也吓一跳,这个数字太大了,但在现实中这些不反映在我们的GDP里面,也就是说目前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测量方法都是有问题的。

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基本处于瘫痪,不仅仅因为疫情。前两天特别感慨,我曾经在美国工作生活了很多年,美国的国庆节是7月4号,在我的印象中是非常美丽的时节。80到90年代,我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校园里有大草坪和喷泉,到了7月4号,大家自发到广场铺个毯子坐下来吃喝,听着交响乐,放着烟火,大家都很happy。

那个时候,我觉得看不见的手,让社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非常好,但是现在看到美国纽约州进入灾难紧急状态,因为枪击事件太厉害,美国现在成为一个的瘫痪、无序的状态。

此外,关于抗击新冠疫情,我们学者在经济研究上都发了文章,用数据对比中美情况,对比说美国要好得多,因为美国把钱都发给个人,但是就不看宏观上美国花了多少钱,美国已经快6万亿美元了,中国花了多少钱,我们财政一共5000亿,把特别国债加起来大概也就在3万亿人民币。

我们花的比人家少得多,我们的效果好得多,但在经济学研究里面体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我们的理论出了问题。

学了这么多年经济学,我觉得西方经济学只有微观,而缺少宏观和中观。比如消费者理论、市场均衡等都是站在微观角度。

其实,西方经济学不谈中观,更没有宏观。我跟国外的同事们也沟通很多,他们还在那等着计量回归结果,证明为什么戴口罩可以帮助抗疫。咱中国人多有智慧,我们不用等回归数据。第一时间全体人民隔离,把病毒给闷死了,这就是宏观把控的结果,宏观是1,有了这个1才有后面所有的0。

美国有钱有人有技术,但是它缺宏观把控,所以美国疫情就此起彼伏,搞不定。你看现在Delta病毒,“来姆达”也来了,一波一波此起彼伏。

我觉得应该用中国的实践经验来改写现代的经济学,不能把现在学的一点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成经济学的全部。

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首先是宏观效益、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第一时刻全民隔离,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最大化。

然后,中观是产业的结构,区域协同,比如我们现在对科技行业、新能源行业的投入,当时有很多经济学家在批评,现在他们也认识到趋势是对的,短期的性价比可能不高,但它是一个长远的收益。

微观其实只是我们经济学现在讲的市场、企业、消费者利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让大家看到西方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时候,失去的是国家安全,失去的是60多万人的生命。

美国近3300万人得了病,我们可能远远低估了这次疫情对整个西方和全人类造成的冲击,得了新冠疫情以后,尽管死亡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新冠患者带来非常大的后遗症。

目前,The Lancet(柳叶刀)的研究已经证明三分之一的人都有精神后遗症,美国枪杀等各种恶性事件跟这些影响都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只考虑微观,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大家都知道“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是1978年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学生,那时中国半导体在世界属于第一阵营,因为我们的“两弹一星”全是自己造的,那个时候不是我们封闭或半封闭,是别人封锁我们,不卖给我们,就像今天一样的。

但是为什么后面半导体行业都清零了。因为半导体行业投入巨大,当年我们半导体为军工服务,它那个时候还没有民用,所以它的产能是不够的,投入研发成本又很高,肯定是亏损的,80和90年代,亏损企业就倒闭,所以半导体行业就全清零了。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好的GDP、坏的GDP。美国去年GDP只降3.5%,其实很多是坏的GDP,它那么多得病的人要治,都是算在GDP里面了。我们成功的控制住疫情,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的医疗费用,我们反而GDP不高。

从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看到宏观效率绝对不是简单地微观的总和,也就是说没有宏观把控,没有“1”后面其实都是“0”,不是加总起来就是社会效益最大。

而我们经济学里面都是假设,有个社会规划者,把每个人的效用一加就是社会总效用,其实这是增长理论的奠基者保罗·罗默的观点,他也早就质疑了,个体的最优绝不代表总体最优,我觉得这一次基本上就是把亚当·斯密的这套理论给彻底打破,这就是经济学的第一代理论。

诺奖得主保罗·罗默。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亚当·斯密提出看不见的手的时候,背景是小农经济和小作坊的时代,不是大生产的时代,所以上个世纪30年代,整个北美的金融经济大萧条,已经证明看不见的手没有效果。

这次疫情美国死了60多万人,没有人负责任,你找“看不见的手”去吧,结果发现找不到。非常遗憾的是,我们今天主流经济学者们还抱着在上个世纪就失灵的理论,把它作为我们改革的准绳。

上个世纪大萧条以后,凯恩斯主义就起来了,其实这是第二代的经济学,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的机制。

大家想一想当时的社会境况,政府干预以后,政府也是由人组成的,所以也存在政府失灵的问题,到70年代新自由主义就起来了,又回归到市场更多的作用。

近年来,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经济学其实正在改写,从2007年的诺奖是授予机制设计理论(mechanism design),到2012年是市场设计理论(market design),通常一个理论得一次,没想到去年2020年的诺奖又发给了这个市场设计的团队,这是为什么?

2020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伯特·威尔逊。图片来源:诺贝尔奖社交媒体帐号截图

我觉得专家们也看到了,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这次疫情,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需要改写,而市场设计就是来用更科学的方法来修补市场。

市场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尤其是现在大生产、信息化、智能化的时代,除了小农贸市场,完全能够货比三家,实现完全竞争。在我们生活中所有的市场,或多或少地存在失灵的问题。

市场机制设计,其实就是一套明确的交易规则,这个市场是你设计出来的,你完全可以用我们学的这套理论,你需要考虑到激励机制,你需要考虑兼顾各方利益等等,你设计出这套规则,然后来匹配,最后同样可以达到有效率的结果。

它和“看不见的手”不同点是什么?它是顶层设计,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人人要遵守,执行过程充分尊重个体的差异,为什么从2012年到2020年这个团队再次得诺奖,就是在于技术发展给他们提供了极好的支撑。

过去的设计到基层去用,尽管设计很完美,但是在用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市场太复杂,所以我们让无序相对有序,设计成有序以后,需要随时动态反馈,而现在大数据时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

第三代经济理论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让人们开始重新认识这个重要而古老的问题: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如何更有效率的结合?

这其实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际的前沿理论可以给我们来提供参考,也就是说两只手是可以合作的,“看不见的手”其实就是这一套机制设置和和激励机制,但是首先要做宏观把控。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宏观经济学,真正来写出中国的宏观经济学,因为西方的宏观是假宏观。

为什么市场设计能多次得诺奖,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给他们提供了机遇,提供了大数据。大数据和智能化对我们人类社会的变革会远远超过工业文明,而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还停留在工业文明的线性思维,大数据、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的是立体空间的思维,未来,人类可能是在一个立体的空间里的不断调整、不断动态均衡。

大数据、智能化驱动着世界正在发生剧烈的变革,我们中国有天然的优势,中国已经有了制度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应,这也是大数据时代所需要的。

中国共产党有9500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拥有最强大的党的领导,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有超级的市场规模。所有这些集成起来,信息化将会助推中国共产党新的百年再创更大的辉煌,真正给人类文明带来新的形态,不仅仅是在经济方面,政治、文化、生态、社会方方面面都会焕然一新。

因为列宁早就教导我们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我们赶上了这一波。

所以,我觉得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是乘积效用,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住,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它需要生产力的匹配。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稀缺,只抓了皮毛,就像我的国外同道还在研究戴口罩对控制疫情是否有效?这种研究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也注意到中国人这些年的幸福感、满足感加速提升,新的生产力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已经处于智能化的初级阶段,今天的中国人活得比过去皇帝都快乐,在家里点点点啥都有了,包括这次抗疫过程中的健康码。在这样一个新生产力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围绕国家发展目标形成力量整合、综合决策、动态调整、全程监管和科学评估的一个正反馈系统,真正地实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形成智慧型国家,从当年争议的计算社会主义,到未来的智慧社会主义。

我们的目标是宏观效率优先,是系统、综合、全体整体的目标,同时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兼容,短期和长期相协调。

这次百年大庆,我带着我的团队去北大图书馆,北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李大钊同志是我们共产党的先驱,100年前他写的文章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100年后,我们还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中国已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我们要加倍努力回答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期待与同道们一起共勉努力,这是一个需要理论也一定能产生理论的时代,这也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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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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