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 周毅】

人们日常生活和平台经济密不可分，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由平台经济衍生的各种零工就业形态，正日益得到尊重和认可。包括就业和创业在内，平台经济正在重新塑造我们的生活。

近年来，“困在算法里的外卖员”等话题引起热议，平台经济再度引发关注，人们也更关心零工就业群体的处境。日前由北京大学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编著，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问世。不同领域的学者围绕平台经济的一系列重大议题展开了探讨，并提供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与政策建议。

当前就业环境下，平台经济扮演了什么角色？零工劳动者面临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围绕这些问题，7月27日上午，北京大学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李力行同观察者网分享了他的观点。

观察者网：李教授您好，首先想请您跟我们聊一下现在的就业环境。以及在当前背景下，平台经济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李力行：好的。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是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太乐观，就业压力非常大。今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1000万人，年轻人的失业率非常高，这是全社会都非常关注的一个现象。

第二个背景是数字技术进步，这使很多工作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现在很多工作从线下的变成了线上的；从为一个企业、一个公司服务，变成了为多家公司、多家企业同时服务；从固定工作变成了灵活就业。所以出现了零工化、灵活化的趋势。

在这个过程中，平台经济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平台”是介于企业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原来是“企业—市场”，现在是“企业—平台—市场”，平台部分地替代了企业和市场的角色。它和消费者、商家、劳动者，以及配套服务的提供商连接在了一起，它甚至把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连接在了一起。有的平台直接提供就业，比如网约车和外卖平台；有的平台可以间接拉动就业，像电商平台、直播平台、众包平台。

总结来说，平台经济是现在促就业、稳就业的一个重要抓手。

观察者网：“零工”这种就业形态，对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结构会产生什么影响？

李力行：我们可以看几个统计数据。

国家统计局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国家信息中心统计结果显示，在中国共享经济中服务提供者大约是8400万人，平台员工大约是631万人；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灵活用工发展报告》表示，有61%的中国企业使用灵活用工，灵活用工规模大概是1亿人。

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平台企业员工数约631万人

 图源《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

统计数据稍微有些不一样，这是因为现在暂时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度量手段。但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1-2亿人采取的是灵活用工的方式，这是一个极大的改变。

现在“灵活就业”概念比较广，这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情形，甚至包括了一些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失业人群”。灵活就业人数这么多，比例还可能继续上升，这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观察者网：它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会比对其他国家更强烈吗？

李力行：我觉得一般而言是这样的。一方面，中国数字技术进步非常快；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就业受平台经济的影响就会比较大。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存在很多所谓的“非正规就业”。以前有观点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非正规就业会变得正规化。但现在看来可能不一定。在一个国家经济已经高度发展之后，很多就业仍会采取灵活的方式。传统意义上比较“非正规的就业”，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如果中国跟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可能他们的劳动力市场，受“零工就业”的冲击会更明显。但如果是跟发达国家相比，在深度和广度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显然是更强烈的。

观察者网：有观点说，传统就业岗位的丧失、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包括城乡和区域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些问题和平台经济的崛起有关。您怎么看？

李力行：这些是非常重要的现象，不是中国独有，全球都在发生。我觉得它们跟平台经济的崛起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关关系，未必就是因果关系。这背后可能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平台经济在其中的作用方式不是单一的。它也可以降低就业门槛，赋能弱势群体，增加那些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并进一步推动消费者多元化。这些都是可能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

在我看来，传统岗位消失，是技术进步导致“高效率就业替代低效率就业”的一个典型方式，就好像汽车替代马车，因此汽车司机替代马车夫一样。因为受到了数字技术的加持，平台经济催生的零工就业岗位，一般都会比其所替代的旧工作岗位更高效。

在经济学意义上，“产业升级要求新岗位”和“平台培养消费者习惯并创造了新岗位”是没有区别的。有时看上去像是“供给创造需求”，但本质上是创新满足了潜在需求。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背后原因比较复杂，一个重要原因被认为是机器人的广泛使用，它也是技术进步导致的；像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区域收入差距扩大，这些都是产业集聚、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观察者网：部分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愿意去工厂打工”，这传递了哪些信息？

李力行：其一是年轻人偏好的变化。他们更喜欢自由灵活的工作方式，而不是在流水线上重复同样的工作——哪怕更辛苦。其二，工厂工资增长缓慢，失去吸引力。这背后也反映了产业结构面临升级，还有我国制造业成本上涨的压力，以及向国外转移的可能。

观察者网：平台经济蒸蒸日上，给中小微企业带来了哪些变化？

李力行：平台经济可能促使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生重要变革。

例如，企业可能会采取外包的方式来雇佣员工、展开研发、管理供应链，那么它也许就不会维持一个规模非常庞大的、固定的员工队伍，而是采取零工招募的方式——这在餐饮外卖行业非常典型，现在餐饮企业基本不需要自己设置外卖员。

现在很多研发工作、供应链管理工作都上云了。“软件即服务”（Saas, Software-as-a-Service）等新潮的云服务，可能会更多地覆盖到中小企业，使得它们变得扁平化，“大企业”也可能会变成“小企业”。

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挑战和机遇是并存的。

平台经济：创新、治理与繁荣

北京大学平台经济创新与治理课题组著；黄益平主编

中信出版

在就业上，一个重要挑战是雇佣关系在改变。

原来是固定就业、固定雇佣，企业为员工缴纳社保，员工只为这一家企业服务，有一个彼此忠诚信任的状态在里面。现在有外包、零工等多样雇佣方式，企业如何维持员工的忠诚、彼此之间的信任，如何为员工提供保障和福利，如何处理员工的培训问题，可能是新的挑战。

观察者网：平台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变革，对我们现在的创业会带来什么影响？它会不会重新定义中国的创业格局？

李力行：就业是受别人雇佣，创业是自我雇佣。原来它们好像是两个极端，但现在很多平台就业处在两者之间，不再是“要么被别人雇佣，要么自己雇佣自己”。

一方面，创业者不再是完全地受雇于别人，他可能服务于某个平台，但自主性比较强；另一方面，很多事情都是借助平台来实现的，此时创业的性质就变了。

现在很多人创业，并不是白手起家组建公司、招募人才、购买设备，然后开始生产经营，更可能是创业者在平台上注册接单、利用平台招募零工、将一些服务通过平台外包出去……很多是一种基于平台的创业，这使得传统意义上对创业的定义可能需要发生改变。

将创业和就业结合在一起来看，劳动者的就业形式构成一个很丰富的图谱。在平台经济的作用下，这个图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人们可能选择固定单位就业，可能选择彻底地、独立地创业，也可能依赖平台创业，还有可能依赖平台从事零工……总之，选择会变得更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这个基础上，平台经济能否发挥降低创业风险的功能？

李力行：这里面涉及两个重要的机制。

第一个方面，以前创业风险很高，选择创业意味着放弃了各种机会，而且失败后可能会破产。现在创业失败之后，创业者可以很方便地找到一份零工，获得基本的收入保障。比如疫情这两年来，很多以前的创业者，如今在开网约车。平台经济衍生的零工形式，为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收入安全网。

从这个方面来说，平台经济是可以打消创业者后顾之忧、促进创业的。当然刚才我们也聊到，很多人可能决定不再独立创业了，而是依赖平台寻找一份不那么独立的工作。因此平台经济对创业的影响，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各个行业、各个区域的不同而不同。

观察者网：“零工”就业形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应用程序的按需工作”，比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司机。这部分劳动者身处平台和消费者中间，身处算法和人性中间，您觉得他们最大的困难在哪些地方？

李力行：劳动者和雇主之前是一种合约关系。双方的权利、义务和激励机制等等，一般都比较明确。但算法往往是隐性的，最后就出现了社会上常说的“被算法困住的骑手”等说法——零工就业者对算法不了解，但是为了多挣钱，他们就要按照算法的设计来工作。

算法是没有“人性的”——它当初的设计可能是出于提高效率的愿景，但是它不够灵活。大平台的算法一般都是企业的核心资产，通常也不会做大的调整。困在算法中的零工就业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会过度劳动，也可能会被过度激励——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它还涉及到算法伦理等问题。

从现实来看，像骑手、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零工，他们最大的难处还是在获取福利和保障方面。现在报道比较多的、诸如骑手发生交通事故后索赔难等问题，这背后的本质原因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雇佣关系发生了变化”。

面向劳动者，我们国家原来使用的是“劳动二分法”，它对应这样一个问题：你是全职员工，还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全职员工”是以单位为基础的就业模式，它通过用工单位来缴纳五险一金、提供包括职业培训在内的公共服务。

随着平台经济发展，就业变得更灵活化、零工化，很多人没有固定的就业单位，这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五险一金和包括培训在内的政府公共服务，劳动者无法公平地享受到它们。我把它概括为：原来以单位为基础的公共服务体系，遇到了不以单位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带来的根本挑战。

这种挑战可以与几亿农民工进城对公共服务体系带来的挑战进行类比。农民工进城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户籍和常住地是分离的，在原来的公共服务体系下，你在户籍地享受公共服务，比如在老家可以报销医保、领养老金……但是你在常住地可能就享受不到。

可能这就可以类比现在的情况：在平台经济背景下，灵活就业不断发展，但是公共服务体系暂时还是以固定就业为基础的。当劳动过程变得碎片化，人变成多角色的劳动者，雇佣关系也不再固定的时候，管理方式也应该进行相应的改变，要去适应这种灵活化、碎片化、零散化的趋势。我认为，五险一金、工伤保险之类的公共服务体系，应该随之发生一些变化。

观察者网：能否谈谈您的政策建议？

李力行：现在谈的比较多的是工伤保险。工伤保险原来是在五险一金里面的，不能单独缴办，你必须要整体缴纳之后才能享受。整体缴纳五险一金的费用是非常高的，可能占到了一个劳动者用工成本的30%—40%。

对外卖骑手等零工而言，他们最急需的是工伤保险。现在有政策试点，先把最急需的事情解决掉：允许在广东等地单独缴纳工伤保险，那么零工们就能够以较便宜的方式获得工伤方面的保障。这是很好的一个进步。

广东省2021年发文明确：非劳动关系的特定从业人员，不要求同时参加五项社会保险，可由所在从业单位以“自愿”为原则单项参加工伤保险，其参保人员按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

目前来看，现有政策已经提到、鼓励试点的措施包括：实施最低工资制度和支付保障制度、完善休息制度、落实劳动卫生安全责任制、强化职业伤害保障、修订计件单价和抽成比例等。此外，南昌市还成立了全国首家零工经济工会。平台行业协会和零工工会，也可以发挥促进行业自律、劳动者权益协商的积极作用。

我还建议，可以设立不同档次的保险保障，由劳动者自愿选择参加。同时，可以进一步建立完善的个人保障账户，零工工作按单支付，账户资金用于缴纳各种保险保障，为零工劳动者提供更好的保护。

从长远来看，这最终可能还要涉及到养老保险的问题。养老保险涉及养老金，用工单位和雇员分别缴纳养老金，合起来占比要超过用工成本的20%。在灵活就业的趋势下，就出现了“谁来缴纳养老金”的问题，这可能需要开辟一些新途径。

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个人账户，要把它做实，要让人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可携带、可移动。劳动者就业是流动的、灵活的，它不是只针对具体的一家企业，甚至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为此可能需要设计一些更加适应灵活化和流动化就业的养老保险缴费制度。比如能不能做一单生意、接一单活，相应的报酬里面，就能够体现出哪些部分是用来缴纳养老金的？这可能是未来改革的一个方向。

（受访人简介：李力行，北大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国际版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International执行主编。研究兴趣包括发展经济学、人力资本、公共财政学、政治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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