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书扬:重读苏新《谈台湾解放问题》

来源:微信号“两岸春天”

2022-07-27 08:27

林书扬

林书扬作者

台湾统左派理论家、领导人

【导读】 1947年二月事变后流亡上海的旧台共党苏新,在台湾“警总”追缉之下,于同年7月转往香港。一直到1949年3月底奉命前往北京的近两年香港期间,除了与谢雪红等台籍进步人士共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之外,他主要的工作就是编辑杂志《新台湾》丛刊,以及写些关于台湾问题的新闻、通讯、专论等等,其中费力最多的是反对“托管运动”的工作。 这些文章大体已经收录在《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一书了。《谈台湾解放问题》原刊1949年2月16日出版的《光明报》第二卷第十二期,是曾健民医师最近挖掘出来的史料;它不但体现了苏新在彼时彼地对台湾前途的看法;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此时此地,谈同样问题的意义。 本文转自微信号“两岸春天”,原标题为“重读苏新《谈台湾解放问题》”,为台湾统左派领袖林书扬写于2002年10月,观察者网已获授权。

【文/林书扬】

前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短暂的台湾共产党活动期间,著名的核心分子苏新,在1947年二月民变后为了逃避台湾当局的追捕而潜赴上海,再转香港。而在那一段滞港时期,曾经是台共成员中公认的组织长才苏新,扮演了思想战线上一位尖兵的角色。在《光明报》第2卷第12期上,苏新以“庄嘉农”的笔名发表一篇文章,题目是“谈台湾解放问题”。时间是1949年2月12日,正是228事变爆发两周年的前夕。

该篇文章长度不过三千字。把“台湾解放”的当代历史课题,从历史事实、社会性质、政经焦点、外在因素等各方面加以明确的界说或定位,结论是:“台湾解放斗争是中国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敌人的反革命力量在台湾占绝对优势,而且殖民地化的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台湾人民也只有联合全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打倒美蒋的反革命势力,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近日有机会重阅这份文件,除了情绪上有几分今昔之感外,也难免一阵思潮起伏。世纪甫改,两岸情势又见暗云低垂。主政者高喊“一边一国”、“台湾要走自己的路”,而民粹喝彩,过半数民众表态支持。此时此刻,苏新的这篇文章,不必否认,和当前台湾一般人的心理心情,显然有相当的距离。
  

回顾50年时空背景的推移变迁下,台海两岸关系的本质,即使在经历漫长的内战、冷战、后冷战,直到全球化总趋势下的跨世纪年代,仍旧不脱离严苛的矛盾对抗状态中。而在同一时段中,世界、亚洲的政治地图一变再变,也有几个国家地区社会,出现以生产领域的技术扩张为基础的结构性演变,形成了20世纪后叶的重大的时代特色。
  

而两岸当年在战火中决裂分道,各自奔前。直到1971年,经过联合国一场决议案,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被认定具有中国主权代表权。在国际社会中的长年悬案——中国代表权问题,于此获得解决。迩后对岸屡次宣示,改军事解放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此岸则始终以维持非战状态中的冷分离为原则。除了民主化、本土化的基本防线外,也以80年代的经济起飞和90年代的代议民主制的初步确立为抗拒的社会条件,另以美国的“台湾关系法”为外支条件,坚持至今。在这期间,台湾的民心民情,在执政当局的民意经营政策的影响下,民粹高张,时而显出严重的失衡失真现象。

像苏新的这篇文章,认为是“统派”的恫吓手法者有之,认为是过了时的“共产党八股”,毫无现代意义者有之。其实,这是一份历史文件。是国共内战期中,针对一块“未解放”地区台湾的住民同胞们,所发出的呼吁和警语…  

“台湾人民曾经受了二百多年的满清封建统治,曾经受了半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收复后又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践踏,其牺牲和痛苦已经太多了,只由这一点,国内的同胞也应该赶快起来帮助台湾同胞,从美帝的侵略和反动派卖国政府的黑暗统治解放出来!”

一位政治亡命者,对将要被卷进世纪大风暴的故乡,那一刻所怀有的关切与焦虑,可以说溢于言表。
    

的确,面对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败退,忧心终究保不住台湾岛的反动派,和相信台湾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将对美国在战后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产生极大的不利影响的部分美国官员,相互勾结制造出“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的声音,作为万一的舆论准备,当时已成公开的秘密。这种情况,让人在香港的苏新受到冲击和警惕,而有此一文,也属当然。
    

不过为了使当代年轻人跨越50年的时空迁移去了解40-50年代台湾的客观处境和社会实态,特别是针对“苏文是内战时代共方惯用的“反帝反封建历史任务论”片面套用在台湾的宣传品”的提法,有需要做几点说明。而这一种说明和注脚,主要取之苏新的另一本著作《愤怒的台湾》,笔者认为是适当的。此外,再参照其他有关的研究文件,做必要的补充或延伸,或能产生一定的释疑作用。

光复后台湾地方政权的反动性格和高压体质 
  

首先,就台湾战后复归为“中华民国海外省”的政治建制,及被导入中国东南经济圈的特殊外围部分的实际运营模式而言,台湾地方政权结构体,亦即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的特质和形态,自始便呈显出党国体制的反动性格和高压体质。如:行政长官兼省警备总司令官,集政军大权于一身。

依“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规定,长官在“职权范围内”可发布并执行“署令”。如此情形极似日据时代的台湾总督以“府令”统治全台。“警备总司令部”设有“特务营”,为情治系统的全岛性布建中心。回复日据时期的民政基层为“邻里组织”,以便必要时实施连坐法。以省党部为顶点的各级党部的党工系统,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三青系统”,在主要的民众组织,文化团体,传播工作网,出版机构,艺文团体和设施,不论营利非营利,几乎都在其直接间接的监控之下。

有一数值,日据时代“台湾总督府本厅”人员一万八千,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制人员则多达四万三千。至于其内部人事结构,在228事变前,编制人员中的台籍者仍然极少。而最能表示党国体制的反人民性质的一件事,是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后不出旬日,便针对所有人民自行成立的团体发出解散命令。而那些人民团体多数正是殖民地时代的反日社运团体——如:文化协会,农民组合,总工会,学生联盟等的重建筹备团体。

至于经济方面,战前的对日关系变为对大陆关系。陈仪政权维持台湾货币的独立性,借口是防止战后大陆经济的极端疲弊和通膨失控波及台湾,却在比价上压低台币,使得两岸贸易中台湾的米糖价偏低,来自大陆的工业制品或杂货则价位偏高。日本的公官营企业及其资产,由“台湾省接管委员会”接管。民间企业及私财则由“台湾省日产处理委员”接收。

到1947年2月底为止,除了土地外,其总额是:公机关29亿3850万圆,民间企业71亿6360万圆,民间私产8亿8880圆,总共5万856件,109亿9090万圆。如此巨大的“敌产”,亦即日帝50年的掠夺剥削的巨大积累,不曾归还于饱受压榨的人民,却落入了陈仪政权手中。使得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变成了拥有全省产业80%,全省土地70%的战后台湾官僚特权集团的司令部。而这些企业、土地、资源,则主要委由江浙财阀分子组成的“资源委员会”管理和经营。而甫见战争结束,满目战灾,急待复元的台湾社会,却因工农生产严重萎缩,恶性通膨似无止境,致使一般中产家庭贫民化,贫民饥民化,和“接收大员”、“光复新贵”、“投机业者”的光鲜生活形成了强烈对比,其结果便是1947年2月民变的爆发。
  

以上几段,其实是陈年旧事,众所周知。之所以不惮烦冗加以简述,用意在于针对苏文中所指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恶政”作简单的注脚,指明苏新的控诉并非国共相斗时期的公式化论告,而是具有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数百万人民的痛苦集体经验为基础的。回顾才两年前,台湾民众迎接光复的那种兴奋和解放感,难免令人兴起历史无情的感慨。


林书扬 摄于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台北市宁夏路旧党部)

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军事政治野心

下面再提苏文中的另一指控对象——美国帝国主义对台湾的军事政治野心,和秘密操控“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托管论”、“台湾独立论”的事实经过。

苏新在他滞港时期出刊的《愤怒的台湾》中,曾做过比较系统的收证论述。该书十一节,取题为“美帝国主义在台湾”,再分三子题:美帝在台湾的军事侵略;美帝在台湾的经济侵略;美帝在台湾的政治阴谋。论述涉及的时间起自1945年到1948年。现在就其大致内容略作介绍。

首先,日本投降后的台湾占领任务,包括解除日军武装,谴送回国,是由“联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委由“远东战区总帅”的蒋介石负责执行。麦帅乃依此授权身分,且乘当时中国国军的多项装备不足,一方面提供必要的海空军力的支援作业,同时秘密布置了陆军部的情报系统,进行范围广泛的台湾兵要调查。

1946年10月间,麦帅要求蒋介石及外交部长宋子文,聚首于台北草山,提出中国政府承认美军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包括建构基地。蒋氏面临内战再起的压力,先要求美国派遣军事顾问团常驻南京,同时允诺美国把驻菲律宾的三军基地部分延伸到台湾。1947年3月,蒋军攻进延安。6月,南京的美军事代表团一行20人到台北,进行调查研究。8月,魏德迈亲自赴台策划美国三军基地的设置问题。为了掩盖真相,魏德迈还对台湾省参议会发表谈话,表示“美国对台湾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不久,美国空军由琉球基地和菲律宾基地抽出部分军机,驻进台北松山、台南、新竹三机场,隶属美太平洋第十三航空队。蒋军因内战失利,其空军包括空军官校也于1948年底,在美军协助下,悉数迁来台湾。
    

海军方面,1947年5月间,国府同意美海军使用基隆港口设备。1949年春,国府再度同意美海军在青岛、基隆两港的自由碇泊权。此外,青岛的美海军设施迁来澎湖马公军港,国府海军总部则同时迁来高雄左营。日本海军曾经计划在左营建设远东第一大军港且已着手施工,美蒋海军单位联合接手未完成部分。
    

陆军分面,美国驻台单位主要是情报和训练小组。美陆军驻马尼拉司令官于1947年10月间,亦即大陆上国共内战再度全面化(7月间)后不久,秘密访台,与蒋军要员举行军事会议。以上,美国军方在两年内战期间快速加强在台布置,其用意极为明显。不外借此表示美国的反共联蒋保台的决心。亦即,战后资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态势的必然展示。
  

谈到经济方面,南京国府着手接收台湾初期,美方除了提供军事方面协助外,同时也许诺协助大型公营基干产业的复兴工作。相当量的美国技术干部进入水泥、铝业、炼油、军机修复厂等部门。1946年,麦帅和蒋宋的草山会议中,麦氏要求:

美国私人在台投资应视同本国人投资,不加外国资本的限制条件,一如美国资本在菲律宾。

美军方所雇用的日本人技术人员,中方应许其特别居住权。

基隆、高雄两港辟为国际自由港。

美方出资完成日人所搁置的东势水力发电厂。

战前,美国资本家长期在中国大陆投资,数额厐大,却因战争而一大部分遭到日本占领军的强夺破坏,乃有意在新收复地台湾,趁着南京国府在内战中的困境,寻找机会。至1949年,台湾省资源委员会的经营资金绝大部分仰赖美国资金,以最大企业的台糖为始,台泥、台铝、台电、金铜矿、煤炭、交通邮电等,其美元贷款已达数十亿元。此外还有所谓“经济合作署”的“援华计划”部门。1949年8月所谓“艾奇逊白皮书”发表。国府准备迁台的前夕,“经合署”发言人犹表示“美国在其远东计划中并未计划除去台湾”。
 

苏着《愤怒的台湾》一书中,“美帝在台湾的政治阴谋”一节,篇幅最长。详述从光复到二月民变,内战剧化,国府在大陆的统治地位行将结束的不及五年时间中,美国对台政策的基本立场和执行经过的明暗两面,都有广泛的收证和剖析。为了节省篇幅,笔者只提几个重点:

(1) 在光复初期,美军方情报单位便利用台湾民众对接收人员的失望情绪,在民情调查中突出台湾人“反中亲美”的结论。

(2) 在228民变中,操作部分群众,提出“以台湾人民名义要求美国提供支援”。且由香港美国领事馆的华籍情报员虚构“台人有权自组政府并要求联合国托管”的“台湾民主联盟”声明。

(3)廖文毅带头的“台湾再解放联盟”向魏德迈提出“处理台湾问题意见书”,要求美国协助将台湾置于“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管理之下两年,然后举行公民投票。美联社、合众社等美国报刊极力喧染“台湾分离运动”。

(4)台北美国新闻处处长表示:“对日和约尚未订立前,台湾归属问题尚在未定状态”。同时表示美国有意将大西洋宪章适用于台湾。南京政府一旦瓦解,美国将介入管理台湾,释放228事变及其他一切政治犯。

(5)“托管运动”逐渐提高声浪,1948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台湾同乡会等旅外台胞团体齐声发表宣言,表示反对“台湾托管论”,指其是“卖台主张”。南京国府也特派孙科来台主持调查,且召开记者会,指责美国新闻处及美国领事馆进行干涉中国内政的不当活动。

(6)1948年3月美政府不得不对新闻处长、副领事处以调职、撤职处分,继任的台北美国新闻处长(原任汉口新闻处长)到任三天后即召开情报会议,检讨“托管运动”因不顾“台人排外性”而失败,乃另提“三反一亲”(反蒋、反中共、反苏联、亲美国)的“台湾独立运动”。不久,调离台北的前新闻处长再度在香港美国领事馆召集廖文毅等人,再组名为“台湾民主联盟”的分离运动团体,举办青年训练班。

(7)1948年8月后,台独运动中心逐渐移向日本。以住日二万多名台胞为对象,主张台人参加对日和约,决定自己命运。以台、日、香港间的走私为经费来源,发行《台湾论坛报》。其海上走私受到美军单位秘密包庇。


 以上数段,在《愤怒的台湾》一书中,苏新以“总之,美国帝国主义者为了确保西太平洋这一条反苏反共的前哨线,它当然不愿放弃台湾,所以它想尽各种方法,利诱、威胁,双管齐下,以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里”来做为小结。


《谈台湾解放问题》一文的今日意义

最后,有关《谈台湾解放问题》一文的今日意义,笔者想再提出几点浅见。

以1949年当时的台湾问题的样貌,以台湾人民左翼运动第二期的时空条件,苏文具有极大的贴切性。当然,以今天一般台湾青年的时代感觉,难免认知上、心理上的一定的距离感。特别是因为五十年来两岸社会的分途发展,这种距离感恐怕不容易消除。不过,当年的内战思维,冷战观念,是缘自革命与解放的史观原则,是具有一定的时代妥当性的。

《谈台湾解放问题》的立论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定位和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规定。台湾曾经是纯殖民地,因而其封建性身分关系在族内有所淡化,却在异族统治下定着在族外支配关系中。当一场世界战争过后,台湾复归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祖国,前此阶段的些许差异性,即时消失在压倒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体制的社会现实中。这些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僵化的第三国际的观念公式。

按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特性的揭示,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二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中,最早定位下来。这个决议案被认为是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虽然以列宁的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为基础,但在具体现实的背景方面,不能忽视1921年底到22年初在美京华盛顿召开的所谓华盛顿九国会议。该会议签订了“九国条约”,规定中国门户开放,各国在华机会均等(以阻止日本独占在华利益)。该条约带给中国的伤害极大,因为中国在实质上几乎丧失了主权国家自主自卫的基本权利。为了理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规定的重要性急迫性,让我们来看看门户开放15年后的中国惨况——1936年“外资在中国大陆实况”:

一、外资在华资产43亿美元。铣铁占全国80%,煤56%,发电量67%,棉布64%,卷烟57%,交通运输69.5%,铁路90%。银行32家,分支店141家,资产19亿,独占金融。政府贷款以关税、盐税做担保,国家财政被其掌控。1894年-1937年,美国在华企业资本10亿5000万,汇回本国利润达20亿800万元。对政府贷款7亿美元,送回本国利息14亿3000万。抗战中,日本掠夺铁矿4630万吨,铣铁957万吨,原煤3亿4600万吨。重要的民族工业皆被并吞。抗战后,美国取代日本,变成最大收夺者。美国与国府新订不平等条约多种,以“中美通商条约”独占市场。1936年,美资占外资8%,到1948年占80%。在华企业300,包括大发电厂,大银行,石油公司。更严重的是,美国以投资或贷款方式,收编了多种官僚资本企业,打击民族企业。以援助名义,送进大量剩余物资。1947年,由美输入占总输入50%。
    

二、在农业生产关系中的封建遗制方面,地主富农人口不足10%,占全国耕地的70-80%。温存着封建性土地关系,直接、间接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支柱之一。贫雇中农占90%,占有耕地20-30%,地主收夺产品值50-80%,农民还得承担税赋,无偿劳役。地主操控农村金融,兼营高利贷,月息达7-10%(普通利息4%)。
  

以上的引用,或能使今日的苏文读者由当年的客观现实去领会一二。另外,苏文强调“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其实有一种更有力的现实因素在背后。苏文发表的时间是1949年2月,而国共全面再战起自1947年7月间。由1947年下半年到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经过辽沈、准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压倒性胜利,于1949年1月31日开进北京城,正是“历史性的人民胜利”的昂扬激荡时期。苏新的那一份热切期盼,隔海呼唤,是有现由的,今日读来还是那么动人。
  

50年前企以军事解放达成反帝反封建的目标,50年后要达成和平统一的目标,仍需以反帝反独为途径,可见历史的大阶段还未成过去。人们的统左努力还是要持续推动下去。

附:《谈台湾解放问题》

【文/苏新】

台湾问题是整个中国问题的一部分,因此,台湾解放问题是绝不能与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分开。必须站在中国革命的一边,台湾才能解放。因为:

(一)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也是中国民族。

(二)台湾的社会性质,虽然有某些程度之差,但基本上还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这点与中国其他任何省份都没有差别。

(三)因此台湾解放斗争也是与整个中国革命一样,必须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这三项任务。尤其是在目前,由于反动派卖国政府的出卖,台湾殖民地化的危机日趋严重,三项任务之中,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是应该更加重视的。

我们对于台湾的历史,台湾住民的民族成份、政治经济的情况,以及目前的局势,如果稍有正确的认识,对于上述“台湾解放问题”的这些基本观点,是没有怀疑和反对的余地。

在历史上:公元前二一九年,即秦始皇二十八年,就有汉人到台湾的事实;公元前一三五年,汉武帝建元六年,大陆与台湾的交通,已经相当频繁,这时代台湾只有极少数的先住民马来族,还未归属任何国家的版图,至隋朝大业元年(六〇五年),台湾住民已有了不少的汉民族,从此时起台湾就成了中国的土地。

一六二四年以后,虽然为荷兰和西班牙所侵占,但至一六六一年,荷、西就被郑成功赶走了。郑氏三代统治台湾二十三年,这时期可以说是汉民族独立的台湾,直到清朝康熙廿三年(一六八三年),台湾即正式归并清朝,为福建省的一部分,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年),改建行省,称为“台湾省”。“甲午之役”,满清割台湾给日本,这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日本侵占台湾时,台湾官民反对割让,建立“台湾民主国“,还是为了反抗日本,并不是台湾人民要脱离中国,企图独立(看:“台湾民主国成立宣言”)。

中国抗战胜利,台湾归还中国。这完全是“失土的收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均有明文规定,国际上任何国家都已经承认,日本也确认这个条件而投降的,实际上,也已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正式收复了。历史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很明白的。

在民族上:台湾住民的绝大多数是从闽粤两地移住来的,血统、言语、文化、风俗习惯都完全与闽粤相同,是百分之百的中国民族。据一九四四年的统计,台湾住民的民族分类如下:闽人四、九九六、九八一人(占百分之七五·七),粤人九一三、〇九九人(占百分之一三·八),其余各省人(日治时代的所谓“华侨”),汉族统计:五、九一○、三二八人(占百分之八九·五);日人四六五、000人(占百分之七),高山族二二四、〇八〇人(占百分之三·四);现在日人已经走了,所以除了二十多万高山族和少数外国人之外,全部都是汉民族(应该占百分之九七以上)。

在荷、西、满、日等异民族统治台湾的期间中,台湾人民掀起了无数次的武装暴动和政治斗争,这证明台湾人民民族意识的坚强。

日本统治了台湾半世纪,在这期间中,虽然有多少台人舆日本人结婚,产生了少数“台日混血儿”,但其数目已不足道,未能左右台湾问题。

在经济方面:由于经过日本五十年的经营,在台湾资本主义确有某些程度的发展,但本质上是依靠日本本国的“殖民地经济“,没有独立性,而且也不是正常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不能因为在台湾资本主义有某些程度的发展,就以为台湾的基本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又台湾收复前,台湾的“土地所有权”确实已达到相当程度的集中,日本官有土地占百分之七十三以上。但在“土地经营“方面,大部分仍然是小规模的旧式农业,封建剥削制度还是普遍存在着。我们必须认清,“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与“土地经营的集中”的区别,否则,对于土地制度改革问题上,就会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只根据“土地所有权集中”的现象,就以为台湾可以马上实行“土地国有”,来反对中共“土地法大纲”的原则。

台湾收复后,从前日本的资本主义企业和土地都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而表面上虽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控制着台湾全体的经济命脉,但这些官僚资本之中,美帝资本占了一大部份。又由于卖国政府的出卖,美帝对台湾的经济侵略,也已达到相当程度。目前卖国“政府“,离开了美帝资本,无论任何小事业都建设不来(如:铁路、水利、水电、铝业、水泥、矿业等都是依靠美帝资本)。

在政治上:台湾目前是反动派卖国“政府”最安定地方,而最近反动派把大部分的各种军事力量迁移台湾,加强反动统治机构,剥夺一切自由,想以台湾作为最后基地,反抗中国人民到底。美帝也正拼命的加紧军事侵略,再加上了恶辣的政治阴谋,为的是要阻止台湾落入中共之手,确保太平洋的反苏、反共、反中国人民的这条前哨线。

因为反动派的反革命战争,完全是依靠美帝,所以反动派在台湾,都不能反对美帝对台湾的侵略和阴谋,凡事都要顺从美帝的安排。目前的台湾,决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单独统治,而是美蒋的联合统治。

从上述各点,我们可以明白:台湾解放斗争是中国解放战争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中国革命,而另找台湾解放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敌人的反革命力量在台湾占绝对优势,而且殖民地化的危机日趋严重的今天,台湾人民也祗有联合全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在中国革命的统一领导之下,才能打倒美蒋的反革命势力,才能得到最后的解放。

当然,台湾的解放斗争,主要的还是靠台湾人民自己的主体努力,但是没有全国人民尤其是人民解放军的援助,其成功的可能性是很少的,前年二二八民变的失败是很好的证明。所以,不管他是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反对或妨碍台湾人民与全国人民的联合,主张分离、托管、独立,而制造亲美的幻想,挑拨反共反苏的感情,特别是制造模糊的“反中国”思想,这些不但是错误而且是反动,这些人不但是台湾人民的敌人和台湾解放运动史上的罪人,对于中国革命也是犯了许多罪恶。

其次,从整个中国的立场来看,也必须解放台湾。台湾既然是中国的领土,台湾人民是中国民族,那么,中国革命也必须进行到解放台湾,才能说是“全国胜利”。何况台湾在军事地理上是占着很重要的位置。假使台湾不能解放,而任反动派盘踞,使其作为卷土重来的基地!或为美帝所控制,作为反苏、反共、反中国人民的堡垒;这对于新中国的建设和保卫也是极大的威胁。

台湾人民曾经受了二百多年的满清封建统治,曾经受了半世纪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收复后又饱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践踏,其牺牲和痛苦已经太多了!只由这一点,大陆的同胞也应该赶快起来帮助台湾同胞,从美帝的侵略和反动派卖国政府的黑暗统治解放出来!

责任编辑:张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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