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一:海外承建煤电项目,要担忧各种斗争,还得给鸟窝编号

来源:观察者网

2021-10-07 08:52

林一

林一作者

前海外燃煤电站开发与执行工程师

【导读】 在9月21日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频方式发表讲话,并在讲话中提出“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向世界作出的又一积极表态。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会对相应国家产生什么影响?以往中国在海外承接煤电项目时,面临过哪些问题?围绕这些话题,观察者网采访了曾在南美哥伦比亚燃煤电站做过四年执行、后转往孟加拉国做煤电市场开发的林一。

【采访/观察者网 李泠】

·“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

观察者网:习总书记在碳中和目标提出一周年之际再次做出承诺,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以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但我们也知道,2013年至今,海外煤电所获得的公共财政投资中有95%以上来自中日韩三国。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先盘点下中国目前海外煤电项目的基本情况?

林一: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最近推出中国全球电力数据库。统计数据显示,2000-2018年间中国企业和政策性银行投资或支持了777个海外电力项目,其中煤炭项目占这些项目发电容量的40%,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参与了其中73%的项目融资。据我了解,目前在建的燃煤项目高度集中在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孟加拉。

据印度中央电力局(CEA)数据显示,目前其全国火电站的煤炭库存创下2017年11月以来的最低点。若“燃煤之急”不解,印度各邦面临断电风险。

观察者网:有媒体报道,现在煤电厂几乎在世界各地都面临亏损的情况。据您的了解,主要原因有哪些?海外承接煤电项目,和国内相比,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差别?

林一:计算利润,简单公式就是“利润=收入-成本”,其中收入主要看电厂发电量和电价,成本部分则包括燃料成本(即燃煤价格)、运营维护成本、财务、折旧成本等。

这里面变动比较大的因素,就是电厂发电量和燃料成本。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新能源发电的快速发展,比如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的价格接近燃煤电价;二是各个国家相继出台政策,使得燃煤电站的发电量未饱和,导致燃煤电站运营成本上升。

“煤电厂几乎在世界各地都面临亏损的情况”,这个结论不全正确。总部位于伦敦的环境智囊团“碳追踪机构”(Carbon Tracker)分析了全球95%正在运营或计划中的燃煤电厂的盈利能力,研究结果表明,2020年全球近半的燃煤电站将处于亏损状态。这一表述是可以接受的。

盈利与否需要根据不同的年份来判断,还需要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电价政策等情况来具体分析。例如,在电量缺口比较大的国家(如孟加拉、斯里兰卡等),政府为了尽快解决用电荒,会制定优惠的电价和税收政策等以提高燃煤电站项目的收益率,从而吸引投资方来投资建设电站。此类电站投资回报不错,如斯里兰卡的普特拉姆电站。

2019年3月8日拍摄的斯里兰卡普特拉姆燃煤电站外景(资料图/新华社)

至于海外承接燃煤电站项目与国内存在的差异,最大的差异就是项目本身存在的风险,这是在国内投资电厂无法碰到的。

首先是国别风险。比如在局势动荡的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虽然这类国家电力奇缺,急需外来资金投资建设电站,也制定了不少优惠政策,但在安全没有保障的前提下,项目存在巨大隐患。

其次是政治风险。政府党派之间存在斗争,而众多大型项目往往成为政党之间博弈的热门题材,比如借夸大燃煤电站的污染攻击支持的一方,甚至出现过叫停项目的情况。

再次是环保风险。严格的环保标准以及民众环保意识,对在建项目产生的影响大大超过国内,随之带来的就是项目成本支出的增加。

最后是汇兑风险。在国外投资项目,所在国的汇率波动对建设期的设备物资采购、投产期的利润回国都将产生重大影响,而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在对美元汇率上经常出现大范围波动。

除了风险不同,其他方面也有一些差异,诸如对中国标准的接受程度、中国的设备是否可靠、中国从事大型项目的管理水平、日常交流方式、不同做事习惯,等等。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重新站在世界舞台的聚光灯下的时间还不够长,随着“一带一路”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随着世界对中国的重新了解不断增加,相信有些差异会慢慢消失,不过风险仍然会长期存在。

观察者网:全球加速淘汰煤炭是确保实现《巴黎协定》控温目标的最重要一步,但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相比新能源、核能,发展煤电成本最小收益最高。中国做出这项承诺,将对原本资助当地燃煤电厂的国家、地区产生什么影响?放弃煤电会不会影响后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提高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门槛?

林一:新能源的电价偏高、电力输出不稳定,核电技术难度大、投资规模高、周期长,所以大力发展燃煤电站成为发展中国家优先考虑的选项。中国承诺不再兴建境外燃煤电站,对于短期内电力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当地政府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积极寻找可替代方案,比如发展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风光互补等,填补煤电留下的空白。

衡量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就是钢铁产能,而钢铁工业又是高耗能产业。因此,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电力做后盾,工业发展就是空中楼阁。

当前,像印度、土耳其等国家正大力发展光伏发电,提高新能源的装机规模来应对取消新建燃煤电站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根据现在的技术水平,电网只能承受15%的新能源接入,过多接入则会造成电网的不稳定。

我国就出现了局部弃风、弃光的现象。如果需要消耗更多的新能源发电,在发电端接入储能系统增加其稳定性,但这带来了发电成本的增加;在电网侧构建新型智能电网,增加高电压直流线路输送,把新能源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无法消纳的电通过长距离的线路输送到电力紧张的东部地区,这同样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和长周期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总体而言,燃煤电站的取消对于当前正努力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将产生重大影响,短期内无法改变旧有的电网结构,这无疑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

观察者网:“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同时,“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环保压力下,新能源也成了各国竞争的新赛场。据您了解,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上,目前的发展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林一:通过近几年的政府高额补贴,中国吸引大量民间资本进入新能源领域,建立起完备的新能源产业链,并催生出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巨头公司,如金风科技、晶科等。从产业规模、生产制造成本看 ,中国在风、光发电方面暂无竞争对手。比如我国的光伏产业目前已经形成全球领先的最完整的产业链。至于劣势,就是一些产业链的上游所需的原材料的议价权还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

可再生发电项目是趋势,是各国政府、各路资本互相角力的新舞台,任何关键技术的突破都会带来业内的一场革命。中国最大的优势是政府领导下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有效引导资源往新兴的产业转移。这句话可以好好体会,此言不虚。

·海外承建煤电项目

观察者网:据了解,实际上近几年接受投资的国家对煤电的需求也开始减弱,并且呈现下降趋势。“中国能源网”就有报道,过去5年开工建设的“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是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或以您待过两年多的孟加拉为例,2020年,孟加拉国取消了7.3吉瓦的燃煤电厂项目;同年11月,孟加拉国能源部制定计划,决定取消所有非在建燃煤电厂项目。据您了解,为何会出现这些转变?

林一:过去的五年是孟加拉国电力疯狂扩张时期,而2020年是个极为特殊的年份,疫情爆发后整个国家的用电量下降很大,这让政府有时间重新审视国家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的燃煤项目。至于当初为什么这么多资金涌入孟加拉?这是由孟加拉国独特的国情决定的。

孟加拉国是世界第八大人口大国,人口总数达1.647亿,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人均发电量为512千瓦时(包括自备和可再生能源)。随着经济的稳定高速发展,孟加拉国的人均耗电量也在持续增长,过去十年间平均增速为9.18%,但其能源消费水平特别是人均消费仍远落后于南亚其他国家。目前,孟加拉国总人口中仍有3%的人无法用电。以成衣出口为代表的制造业是拉动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能,从农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型过程中,电力供给不足已成为制约该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目前,孟加拉国总人口中仍有3%的人无法用电。(资料图/联合国官网)

在过去的五年中,大量资本涌入发电领域,电力项目建议书堆满了电力部官员的办公桌,再或试图通过各种关系、途径拿到项目开发权。据我所知,仅中国中资企业方面提交的大型燃煤发电项目申请都多达十几个。

蜂拥而上的电力项目,从技术层面讲,给孟加拉不健全的电网带来沉重负担,电力的消纳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政府财政负担层面看,短周期内大规模电站上马,对电网的改造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这无疑会给孟加拉政府脆弱的财政收入蒙上一层阴影。

取消所有非在建项目也是孟政府的务实之举,其他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大力发展屋顶光伏,如出台政策规定所有审批的建筑项目都必须配套光伏发电;利用孟加拉的漫长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风电;在光照资源丰富的地区,鼓励发展光伏发电。这些也是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所在。

观察者网:有媒体报道,中国的煤电项目在孟加拉国面临不小的阻力,一些公民团体对煤电项目抗议态度强烈。您正好在孟加拉的项目中负责市场开发,遇到的困难主要有哪些?能否分享一些和当地政府、工程师、民众打交道的经历?

林一:就国与国之间市场竞争层面,中国政府在孟加拉燃煤项目的投资增多,无疑抢了其他国家的发电市场份额,尤其是在燃煤发电领域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韩国等国家。

政府层面,每个国家在当地的投资建设都需要有所在国的利益代言人,因此政府的议员、各个级别的官员都是他们商务公关的对象。甚至大型国有资本下的财团本身就是利益相关方。

民间团体,主要是挂着环保头衔的组织。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民众对燃煤电厂技术的了解甚少,提及燃煤发电经常想到的就是烟囱冒黑烟、有毒污水任意排放;另一方面是竞争对手利用民众的此类心理对我方投资项目进行干挠。

有的通过当地有影响力的报纸进行抹黑,借负面报道施压政府;有的通过鼓动项目所在地周边居民到项目周边闹事,严重干扰项目的正常建设施工;再或是抓住执行环保条款的不规范进而对整个项目存在的意义进行攻击。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境外一个大型电站项目的落地,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对当地经济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发展中国家首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不少是可以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来解决的。

观察者网:在去孟加拉之前,您曾在哥伦比亚做过四年燃煤电站项目的执行。据了解,哥伦比亚一直以水电为主导,全国大约2/3电量依赖水电,此前有报道认为中国企业承建的火电厂,也是帮哥伦比亚“补电力短板”。您四年跟下来,是否认同这一说法?对于火电厂在当地发挥的作用,有没有什么补充?

林一:我认同这个观点,燃煤电站对于哥伦比亚用电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补充。

因为水力发电受季节性影响较大——雨季降水量大,水力发电量增多;但是到了旱季,发电量就直线下降——导致水力发电波动性大,而地区对电力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旱季时期有些地区经常出现电力供给不足的情况。这就迫切需要燃煤电站来解决电力短缺这个短板。

火电厂的建设还为当地带来新的就业岗位,为地区政府增加了税收,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为此,补充说明一点:对燃煤电站的发展,国际上不能搞一刀切,比如有些发展中国家确实需要燃煤电厂来解决电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还是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个性化定制各个国家的电力发展政策。

哥伦比亚火电厂(资料图/国资委官网)

观察者网:据悉哥伦比亚的环评(环境影响评价)非常严格,比如砍一棵树,都要给鸟窝编号备案等等。你们项目在建设、运营时遇到过哪些环保要求?是如何改建达标的?

林一:项目建设期间主要碰到项目征地时,需要对项目区域内的树木、动物进行“搬家”;项目运营期间,对电厂烟囱排放的尾气、机组运行排放的废水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在线监测,以达到合同规定标准。

关于你说的砍树、给鸟窝编号备案,我们也遇到过。项目聘请哥伦比亚当地动物保护学工程师,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环保标准,必须确保电站上下游水系、动植物在工程完工后不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砍伐树木时,所有鸟窝都要编号备案。专业人员将鸟窝迁至项目围墙外的树林后,还要跟踪观测小鸟及鸟蛋的情况。已孵化雏鸟的窝,鸟在一定区域内都有“定位”的本能;对于窝中的鸟蛋及周边鸟禽的活动情况,专业人员每天要多次观察,超过15天未有鸟照应的鸟蛋,会被移至有同类鸟禽活动的窝,使其最终孵化成鸟。在整个过程中,专业人员还要撰写报告提交给当地环境部门,所有信息要存档并可追溯。

从一期开始到二期竣工的8年时间里,我们累计拯救和迁移动植物样本超过1300个。这类情况,在国内建设时根本无法想象要做到这么细致。另外分享一个个人故事,有一次去麦德林出差,结果约好的客户爽约了,后面才知道他的宠物狗去世了,他要给它安排葬礼。

观察者网:据媒体报道,中企在承建火电项目的同时,也把“中国标准”带到当地。对于他们是如何接受“中国标准”的,您能否也分享下?

林一:中国燃煤电站技术不断成熟,电站的设备大部分已国产化,进而带来成本上的优势,而且设备的性能指标也都达到国际标准。因此在项目投标时,容易以最优价格中标。随着项目的中标,在项目实施时把中国的设备带到了当地,这也意味着“中国标准”的输出。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业主聘请的项目监理经常用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来的设备或执行的中国标准,在验收中屡屡刁难。面对这种情况,我方采取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比如,对来自中国的电缆,在当地由监理指定的合格第三方检测机构重新做试验;在安装过程中,对执行的中国标准提供完整的计算报告。

从怀疑到接受再到竖起大拇指,这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必经之路,这期间离不开技术人员不厌其烦地沟通,一切以事实说话,用数据来征服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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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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