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泉】

美国总统拜登近来除了在多个场合频频下跪引来侧目，在国内政策上也不时语出惊人。

7月9日，拜登签署了一份行政令，督促十几个联邦监管机构，一起加强对高科技、医药、农业等领域大企业的监管，试图限制这些大企业在各自市场领域里面的垄断地位。

在签署命令前的公开讲话中，拜登表示自己是个“自豪的资本主义者”，但同时又抛出一个“资本主义剥削论”，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相关内容，观网已经有比较详细的梳理，指出拜登此举更多是政治作秀而很难取得实际效用。本文补充一个比较分析框架，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拜登此举的深层次动因和美国未来的走势。

历史虽然不会简单重复，不过当下的美国和一百多年前相比，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确实存在许多相似之处。

拜登签署行政命令。图片来源：美联社

众所周知，由于马克吐温的著名小说，美国内战结束后1870年到1900年这个阶段被称为“镀金时代”。伴随着工业革命在美国狂飙突进，欧洲移民大量进入，美国总人口快速翻番，农民和被解放的黑奴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城市化不断涌入城市。

不过，一边是劳动人口居住条件拥挤简陋，工作条件恶劣，童工盛行。另一边则是以洛克菲勒、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为代表的所谓“强盗大亨”的涌现。他们不仅垄断了石油、钢铁和交通这些美国当时主要的经济行业，在政治上也呼风唤雨，除了通过政治献金左右选举结果，自己也同时参政。洛克菲勒的后代和家族成员到2014年之前就一直出任州长和联邦参议员等重要职位。

当下的美国则被称为“新镀金时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再次陷入了财富集中，收入急剧不平等和金权政治横行的状态。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拉里•巴特尔斯在2008年出了一本书，名为《不平等的民主：新镀金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巴特尔斯指出，美国存在的极度经济不平等实质上是一个政治现象。经济政策上的党派差异，特别是共和党的政策，对美国低收入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影响非常显著，导致他们的收入增长大大落后于资本阶层的收入增长幅度。美国的总统职权对宏观经济政策所能施加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但两党在税收和转移支付力度上的显著差别确实影响到了阶层收入分布。

类似于巴特尔斯的研究还有很多。在美国，当政治调节失灵的时候，不仅经济领域的不平等会不断加剧，还会经由选举过程中的金元政治固化政治不平等。但最后是否形成无法改出的尾旋状态而导致根本的结构性变化，也全有赖于美国政治阶层的政策选择。简而言之，就是取决于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的博弈结果。

反垄断在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者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根本的政治问题。

“镀金时代”之后，麦金莱1901年上任六个月就被刺杀，西奥多•罗斯福接替出任第26任总统。他在国内政策上进行调整，推出了所谓“公正施政”(Square Deal)。除了通过设立联邦国家公园等措施开始进行环境修复，还重点关注调节劳资关系，美国进入所谓“进步主义”的改革时代。针对大企业托拉斯，罗斯福的首要目标就是华尔街巨头摩根组建的，控制了美国铁路网的北方证券公司。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

西奥多•罗斯福之后，还有富兰克林•罗斯福1930年代的“新政”(New Deal)，杜鲁门1940年代的“公平施政”(Fair Deal)，艾森豪威尔1961年警惕“军工复合体”的离任演说，约翰逊1960年的“伟大社会”计划。所以，拜登今天的行为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国家逻辑面对资本逻辑再次尝试做出的调整。

如果以美国顶层1%人口的收入占比作为指标来衡量，经济政策研究所绘制的下面这张图很好地揭示了这两种逻辑博弈的结果。

很明显，即使无法证明是决定性因素，也可以认为“进步主义”和“新政”改良以及二战后的“凯恩斯-福利国家体制”至少帮助抑制了美国顶层财富聚敛的程度。但这都没有避免“咆哮的1920年代”和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重新出现的财富高度极化。

拜登现在所处的国内环境，和19世纪末以及1920年代相比，相同的地方在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极度尖锐，不同的地方在于之前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属于上升扩张阶段，现在则处于获得霸权地位之后的守成阶段。洛克菲勒、卡内基这些人的企业当年只取得了美国国内的垄断地位，今天美国的各种跨国公司所具有的却是全球垄断地位。

这种差别导致拜登的政策选择，比起前人既有重合也存在不同。

如果遵循哈贝马斯、阿兰•沃尔夫等学者关于资本积累和国家正当性之间悖论的讨论，我们可以把美国政客想象成需要不断在两只鸡蛋上跳舞的状态，他们需要不断谋求资本积累和国家正当性之间的脆弱平衡。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为，美国作为现有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国家，保持资本积累是首要任务，只有在国家内部张力接近临界点时，才会采取渐进的改良措施。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拜登一面宣称自己是“自豪的资本主义者”，一面开始动用政治权力来约束谷歌、脸书、苹果这样的公司。

针对这些公司的反垄断调查在特朗普任内就已经开始，两党都开始推动反垄断也是既定事实。我们据此可以判断，在国家逻辑层面，美国认为这些大公司已经到了非约束不可的地步。

2020年10月，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反托拉斯小组发布一份长达449页的报告，详细记录美国政府对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的垄断调查。

西奥多•罗斯福选择铁路垄断作为突破口，特朗普和拜登选择谷歌、脸书这样的平台公司作为调查重点，相同之处都在于这些公司在美国经济中所起到的基础性作用。铁路在19世纪末发挥的功能和今天的互联网平台公司可谓异曲同工，它们都位于控制人流、物流和财富流的核心节点。针对这样的公司进行约束，既可以调整资本内部的矛盾，也可以缓和资本与国家、社会的矛盾。

考虑到西奥多•罗斯福一面在国内进行“公正施政”，一面支持对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拜登基于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考虑，即使全面推动针对谷歌、脸书等公司的调查，也很可能将这些已经获得了全球地位的公司的国内、国际业务进行区分，保证其在国内受到的规制不会影响其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甚至更可能动用国家力量，帮助这些公司进一步巩固其全球扩张。

之所以这样判断，是因为拜登上任后就宣示会将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相结合，打造面向美国国内中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拜登不过是想通过充分利用美国公司的全球力量来反哺国内。

更早一些时候，拜登于4月28日晚发表了上任一百天的公开讲话，宣称自里根时期开始就被奉为窠臼、向资本倾斜的“涓滴经济学”已经破产，美国经济发展需要更多惠及中下层。现在通过行政令来推动反垄断调查，也可以看作是这一逻辑的延续。

7月4日，扎克伯格手持国旗冲浪，庆祝美国独立日。

不过在实践层面，拜登任内想在反垄断方面取得突破，基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从历史上看，美国的反垄断调查都会经历相当长的时间。当初针对IBM的调查历时13年，最后以撤案结束。针对微软的调查在最后结案和解之前也经过了12年。

即使我们把拜登的这些动向当作美国国内经济政策开始深层次调整的信号，最终结果如何也需要考虑美国监管机构的人员构成变化，司法系统以及国会里面的党争。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去年12月发起针对脸书的诉讼之后，6月28日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做出初步裁定，将诉讼驳回。主审法官给出的理由是现行反垄断法不支持对脸书具有垄断地位的判断。言下之意就是除非国会修改法律，否则法院很难支持。

从1890年美国通过《谢尔曼法》开启反垄断伊始，后续不断建成的反垄断法律体系就都是国家逻辑和资本逻辑博弈的结果。在《谢尔曼法》通过后的最初十多年中，因为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化司法解释，导致在实质上阻止了任何有意义的反垄断调查，这一点到1904年才逐渐有所改观。

考虑到现在在国会中民主、共和两党势力接近，最高法院中又是保守派法官以6人居于绝对多数，加上这些大平台公司在选举和公共政策议程设置中所能发挥的金元影响力，美国国内的反垄断调查将注定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暂时很难看到任何实质性结果。

决定这一过程的快慢以及深度和广度的将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另外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将继续动用国家力量来帮助谷歌、脸书这样的企业在全球加大攻城掠地的力度。因为在资本逻辑之下，这是美国现阶段仍然作为阿瑞基所谓“美国体系积累周期”的中心国家的唯一“合理”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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