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高考早已结束，高考成绩也早已出炉，随之又诞生了一批新的高考状元。不知从何而起，我们沿用了“状元”这一头衔，来广泛的赞美拔得头筹者。

若刨根问底，这本是一个科举制的专用名词。有人说“科举就是古代的高考”，有人说“高考是科举的延续”。但无论如何，这个已经被打倒的制度，似乎总是“阴魂不散”，常常被拿来与当今的考试相提并论。其实，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影响了中国千年之久的制度，不禁要问，我们真的很了解它吗？

一、千年之久，一成不变？

我们的中学历史课本中，从周朝定宗法，到先秦奖军功，到两汉举孝廉，再到魏晋九品中正制，及至隋唐才有了科举制。这大致能梳理出一条，人才选拔制度的发展脉络。但是，隋唐首创科举直至晚清废科举时，已历一千多年。这期中的科举制又作何发展，在课本上却鲜有提及，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成不变”的印象。

其实纵观中国后一千年帝王史，由唐及清，政治模式的改变十分剧烈，皇权急速上升，中央集权无限加强。上层建筑如此巨变，为政府输送人才的科举制度，又怎会一成不变呢？

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欧洲中世纪题材、日本战国题材，都是典型的封建时代。诸侯贵族世卿世禄，代代相传。各级领主依次附庸，互相权衡。但是科举的出现，从根本上消灭了这种封建制的基础。英文中科举一词为“Imperial Examination”，即为“皇家考试”之意。通过考试之人，即为天子门生，由皇帝任命为官。

有这般正规而高效的上升渠道，知识分子们谁还愿做诸侯的附庸？谁还愿做贵族的家臣？“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但在科举制面前，没有“附庸的附庸”，只有“皇帝的附庸”。没有了附庸的贵族，不能算是真正的贵族；没有贵族的封建，也不能算是真正的封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科举制瓦解了封建政治的一大基础，但这个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的。

因为古代的科技不发达，君主想要维持辽阔的领土，只能通过封邦建国的形式实现，所以封建制才是当时世界的主流

隋文帝于开皇七年（605年），命各州“岁贡三人”。隋炀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从此，中央政府有了 “统一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但这样看似公平、正规且高效的选拔制度，在隋唐创立之初，却并不公平，也不正规，更没有为帝国输送绝大多数的行政人才。究其原因，则是隋唐门阀世族依然强势，皇权并非绝对权威。这种政治环境下的科举，带有严重的贵族门阀色彩，并未彻底颠覆 “封建旧制”。

及至两宋，科举迎来了重大历史转折。北宋的数次变法以及党政更替，大多伴随着科举制的改革，以致罢而又复。几经周折后的科举制度，更为公平、正规，较之隋唐更为成熟，极大地扩充了宋廷的官僚队伍。蒙元入主中原后，开科次数较少，且受种族主义政策影响严重，使得科举未能发挥根本作用。

但是元廷对科举的一系列改制，却大大影响了后朝。明清两朝科举制的基本框架，很多沿袭自蒙元，其较之两宋已有较大区别，与隋唐举制更是完全不同，已然是一种相当成熟且固定的制度了。而今人对科举制的种种刻板印象，其实大都皆来自明清。

历经千年的科举制，其内在是变革十分明显的，并非一成不变。下文会详细阐释，科举制在这一千年内的具体变化。

二、一考定终身？

“寒窗苦读十数载，一张白纸定终身”。一考定终身，是所有中国考生们的无奈。但隋唐时期的科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考定终身。因为当时的考生在应试前，流行于把自己的作品呈送达官贵人或社会名流，希望这些上流人士能向主考官推荐自己，以期在科场上获得名次，这种考场外的活动名曰“行卷”或“温卷”。

这种等同于贿赂考官的行为，在明清时期是要杀头的，在今天也要记入诚信档案的，但放在唐朝时，却是合理且合法的，并不算走后门。王维、白居易、杜牧等等，无数为官的唐代诗人，大都是这种制度的受益者。

王维得以在科场上成功登第，与其在权贵面前积极表现有着直接关系

另一方面，笔试也并非唐代科举的全部。省试得中进士者，并不能直接为官，还须参加吏部主持的“关试”。而其重要的考核内容之一，即为面试。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就因三次关试而不过，最终心灰意冷的投奔地方节度使了。唐朝著名奸相李林甫，为闭塞言路，导演了一出“野无遗贤”的荒唐闹剧，使当届所有考生全部落榜。

这种制度的后果可想而知，无论是考场外的行卷，还是考试后的关试，士族子弟都拥有巨大的优势。而寒门出身的考生，缺乏上层人际关系，很难被考官相中；其形象气质、言谈举止，恐难以和世家子弟相比，也很难脱颖而出。所以，在唐朝的科举中，考试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考试的结果，早已在考场外决定好了。这样的考试，大抵流于形式，更谈不上一考定终身了。

三、没有科目之分？

“只有文科，没有理科”“只考四书五经，不考真才实学”，后人这种对科举“不分科”的负面印象，在隋唐时期并不太适用。

科举一词，本为“分科举士”之意。但看看中国科举历程，只有隋唐时期，称得上真正的分科举士。隋炀帝大业年间，开设进士科、明经科。进士科主考内容几经更改，大致在诗赋、经义、策问之间变动；明经科则以考经义为主。由于考试内容的不同，难度落差很大，享受待遇也不尽相同，故而有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

之后有了俊士、明法、明算等科，也算是较为主流的科目。至于唐代的那些奇葩科目，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种类繁多的科目，不仅名称耐人寻味，且数量远远超乎想象。这不难看出，唐朝统治者在开科取士的问题上，敢于在制度上大胆创新，甚至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十分的任性。

历代科举的主要科目沿革表，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及至北宋前期，还是基本延续隋唐举制。但宋廷逐渐意识到了的种种弊端，所以北宋历朝皆有对科举不同程度的改革，考试科目也随之频繁变动，时增时减。北宋神宗年间，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主张罢黜科举诸科，改行“三舍法”。但朝野反弹强烈，新政没能持久，变法以失败告终。

经历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改革尝试，进士科最终成为了硕果仅存的考试科目，其他科目都因意义不大而被宋廷纷纷罢黜。自此之后，进士便成为了科举绝对且唯一的主角，“考科举”基本等同于“考进士”。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状元”“榜眼”“探花”，都属于进士范畴内的头衔。

蒙元一朝虽开科次数很少，但其对科举改革的贡献却十分明显。最值一提的，是钦定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经义题目的出题大纲，这一定制持续到晚晴罢黜科举为止。

后人对于朱子之言，多为迂腐僵化、禁锢思想的恶评。腐朽与否，姑且不论，但规定朱子《四书》为考试大纲，在当时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因为，在此之前的进士科出题方向频繁更改，让各种偏科的考生叫苦不迭。尤其是寒门士子，本身生活压力巨大，还要花费巨大的财力与精力去应对考试的变动。如今官府规定了统一的考试大纲，不再更改，且朱子《四书》的内容篇幅适当，这明显节约了考生需要的花销与精力，尤其让寒门士子减轻一些了负担。

这种“一刀切”的改革确实带来了相当好处，但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明朝的“八股文”随之应运而生。后人对“八股文”的恶评如潮，在此不消复述。但其设计初衷，实为明朝考试科目较为单一，经义考题走入了瓶颈期，没得可考但又不得不考。为了能有更合理的考核空间和更正规的答题格式，以便考生在规则框架内有序竞争，“八股文”便成为了当时没有办法的办法。使得科举从科目的统一，最终走向了答题格式的统一。

从考试内容来看，科举从最初开放、多元且不固定，发展为最终的保守、单一且固定，这才形成了“不分科”的刻板印象。

四、史上最强反作弊？

有考试，必然有作弊。从古至今，难以杜绝。

上文中说道，唐朝科举流行“行卷”这一活动，恰恰反映了唐朝科考制度何其不严格、不正规，简直是在纵容舞弊。今天的中高考都使用电脑阅卷，在古代则有个与之类似的制度，名为“糊名誊抄”。糊名，即为在阅卷时遮盖住卷面上的考生信息，以防有人串通考官；誊抄，是由专人将试卷内容完全抄写一份副本，供考官阅卷使用，以防凭笔迹识人。这种制度为武则天首创，在北宋年间才彻底成为定制，终唐一代（武周一朝除外）并未完全实行过。所以唐代考生的身份在考卷上一览无遗，使得考官有着充分的操作空间。

北宋开始，科场反作弊措施严格了起来，准考证上都要注明考生的面部与身形特征，谨防冒名替考

另一方面，谨防考题泄露也是一大要点。明代著名画家唐寅，在参加弘治十二年（1499年）会试前，与人结伴拜访了应届考官程敏政，结果遭人参劾，虽不能证明其参与舞弊，终难免被革去功名。但这样严厉的规矩，也是在宋代逐渐形成的，在此之前没有相应的定制。可想而知，唐代的“行卷”活动是何其繁荣，师生之间的“友谊”是何其牢固。

最常见的考场作弊手段，则非“打小抄”莫属。所以在进入考前，都要经过严格的搜身，谨防夹带。但历代科考的安检规则各异，与我们的印象也有些许出入。以北宋前期为例，进士科考生虽严禁夹带，但可以携带《玉篇》《切韵》（相当于字典）等工具书入场。考场内还有专门的帐幕毡毯和茶汤，以供考生使用。

因为当时的进士科多以考诗赋为主，注重考核个人的文学表达能力，不太注重默写背诵能力，所以相应的规矩会宽松一些；与之相对的明经科考生，就要惨的多了。严禁任何夹带自不必说，考场内的毯席饮水一概皆无。因为明经科主要考核经义的默写与背诵，故监考规则异常严格。诸多考生“渴饮砚水，致举子唇齿皆黑”。

五、高端上档次的殿试

清代科举考试流程图，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都说科场得中者即为天子门生，但严格来讲，这必须有一道程序，那就是“殿试”。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首创殿试者，为女皇帝武则天（另一说为唐高宗）。中宗神龙革命后，殿试制度被废除。直至北宋改革科举制，殿试才得以成为定制。殿试，顾名思义，即为皇帝亲自主持，在皇宫内进行的考试。严格来讲，这才是真正的“皇家考试（Imperial Examination）”。

但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考试类型，终唐一代，仅武周一朝真正实行过，原因在于它严重破坏了原有贵族集团的利益。隋唐两朝都是以关陇集团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帝国。所以朝廷的命运，很大一部分被门阀世族所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的科举制，最大受益者必然为北方士族子弟。唐代举制会那般奇怪，原因也在于此。

而武则天实行殿试，不免有为自己丰满政治羽翼之嫌。使得新进士子，经过皇帝亲自的严格筛选，进而完全效忠于皇帝个人，这是贵族们十分不愿看到的局面。所以李唐复辟之后，门阀贵族重新掌权，自然不愿保留殿试。

康有为殿试卷，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战争灾难，北宋的统治者深刻意识到文官制度的重要性，所以钦定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对于科举的重视，自然也不在话下。一系列正规化的科举改革应运而生，其中的殿试制度便得到了确立。虽然有时是委派大臣来主持殿试，未必都是皇帝亲自主考。但从法理而言，确坐实了“天子门生”的头衔。

不过这也再度增加了皇帝的个人工作量，同时又产生了不少段子。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殿试，原定状元为江西丰城人孙曰恭，永乐帝见此人姓名酷似“孙暴”（古人书写多为竖版，“曰”“恭”二字叠在一起酷似“暴”），甚为不悦，将其点为一甲第三名（探花）；将安徽无为州进士邢宽（有“刑宽”之意），擢为一甲第一名（状元）。由此可见，殿试制度确让科举更为正规，但也并非多么科学的改进。

六、公平不公平？

有人说科举制很公平、很科学，让平民子弟得以正常稳定的进入上层建筑，为国家贡献了大量人才，理应算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人说科举制依然不公平、不科学，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底层问题，还将知识分子奴化成了统治阶级的奴隶。总之，是否真正促进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公平，今天关于科举利弊的争论，大多在于此处。其实，这一问题的争论对象，恐怕仅适用于宋代之后，不太适用于两宋之前的科举。

诚如上文所言，唐代科举的种种特点，都足以证明当时的举制何其不公平。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隋唐时期的皇权并不强势，科举只能暂时为贵族门阀服务。但伴随着改朝换代，中央集权无限加强，对科举公平的需求愈发的明显。“公平”，便成为了皇帝加强中央集权的理由和手段。北宋时期确立殿试制度，便是这种趋势的集中体现。以“公平”之名，科举变得更正规、更统一、更严格。

北京贡院（左）与江南贡院（右）历史影像。经历了晚清民国的一系列政治动乱，北京贡院已荡然无存，如今只在建国门内保留有一些地名。而南京的江南贡院，则保留较为完整

但是，这种严格的制度足够公平吗？唐朝初年进士多出自北方士人，但随着中唐之后的一系列战乱，北方士子逐渐减少，南方则发展更为稳定。北宋时期，南方进士的录取率早已明显高于北方。

明洪武三十年（1397年），发生了著名的“南北榜事件”，榜上一甲第一名（状元）为福建闽县人陈䢿，其余得中进士者尽为南方士人。这引起北方举子大哗，联名上疏指责湖南茶陵县籍的主考官刘三吾偏袒同乡、营私舞弊，严重危及了官府形象。

经过一番调查和权衡，朱元璋推翻此榜，亲自阅卷，另开新榜，全部录取北方士子。并且不顾青红皂白的诛杀了一干涉事官员和进士，牵连入狱流放者无数。经历了多年残酷的暴力式矫正，宣德年间才开始实行“南北分卷制”，将会试考卷按全国南、北、中三个大区区分，制定了分区定额的会试录取制度。

实行分区录取政策后，“冒籍”考试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与今天的“高考移民”十分相似。清末“状元实业家”张謇就是冒籍考生，为此他曾受尽了敲诈、勒索和刁难。满清入主中原之初，曾尝试过修改录取政策。康熙年间，最终确定实行“分省取中制”，即在明代分区录取的基础上，细化为“分省录取”。朝廷根据各省的实际情况，分配录取名额。这种“分省录取”的制度，直今依然影响着高考的录取模式。

若问公平与否，实在是众口难调。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考试制度在维护公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制造出另外的不均衡。因为有了科举，全国的人才被牢牢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导致地方人才资源空虚，发展困难。强大而先进的中央政府与贫穷而落后的地方单位，“强干弱枝”——成为了国家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但这就不是考试能够解决的问题了。

七、穷酸秀才多悲剧？

著名的“关中大侠”便是一幅标准的穷酸秀才相

“百无一用是书生”本是清代文人用以自嘲的诗句，不想却被世人传为口头禅，成了讽刺知识分子迂腐、无用的俗语。类似的俗话也非常多，“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秀才人情纸半张”“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等等，似乎在世俗眼中，书生、秀才这种所谓的低级知识分子，永远都是社会底层的可怜虫，正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那般。但是从原则上讲，明清时期的秀才头衔，可能远比今天的高学历更为实在。

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张之洞的这番称赞看似十分抠门，但也算符合实际

秀才这一称谓，久已有之。汉代即有秀才头衔，但属于察举制的范畴。隋唐行科举之后，制定了秀才科，属于常科考试的一种。而我们印象中的穷酸秀才形象，其实大多来自于明清。明清时期，已通过地方院试的生员，即俗称为秀才。他们可能正在积极备战地方的乡试，准备考取举人。

而远在京师的会试、殿试以及进士头衔，可能还稍显遥远。如若不能顺利通过乡试，则依然是秀才出身，还需参加每两年一次的岁试，否则就会被革去功名。

可以说秀才是科举社会中最底层的阶级，他们数量众多，分布于全国各地，是地方士绅阶层的基础。古代社会的平民识字率极低，但凡遇到文字工作或与官府交涉，秀才都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也承担着教化一方的社会义务。

虽然实际享受的待遇不会太好，但他们也拥有过一些特权，例如：免除徭役、见知县不用下跪、县府不得随意对其动刑、遇公事可禀见知县、享受额外津贴等。

而且身为秀才，还可以用自己的身份直接赚钱——为他人作保。在地方县府的童生试当中，每个考生必须有人当场为其作保，考生方能进入考场。作保这种琐碎的基层工作，一般都是当地的秀才来承包。只需举手之劳，便可赚得一笔保费。虽说算不得大生意，但也能营得一笔小利。今天的高学历文凭随处可见，但有几个学位文凭可以合法的直接赚钱呢？

八、状元的人生巅峰？

这便是俗称的“金榜题名”，拍摄自北京国子监科举博物馆

“金榜题名时”，正是人生四大喜事之一。很多人将“金榜题名”完全理解成高中状元，其实并不一定。明代定制，殿试之后，得中进士者，已是“金榜题名”，即有做官的可能。而状元、榜眼、探花，则是这诸多进士中的前三名，是国家新进官僚中的佼佼者，自然也是社会公众的关注焦点。关于他们的千秋佳话实在太多，甚至远远多于讽刺书生秀才的段子。

状元是科举金字塔中，身处塔尖的存在。在世俗眼中，这是人中龙凤；在读书人眼中，这是最高的荣誉。自行科举以来，共诞生了552名状元（另说为592人），他们基本均有名在册，但名臣贤相者却屈指可数，青史留名者寥寥无几，其余的大多数则籍籍无名。他们在考场上都是才华横溢，但考场外的成绩却不太符合这个学历。也许能考中状元，便已耗尽了自己的才气。他们人生价值的巅峰，可能多半到此为止了。

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状元刘春霖，成为了中国的末代状元。在晚清民国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中，他的政治生涯却略显平淡而短暂

至于更为悲情的状元，历史上也是有的。比如上文中提到的“南北榜事件”，其受害者之一便是当榜状元陈䢿。福建籍的陈䢿与湖南籍的主考官刘三吾本不是同乡，时人责为“偏袒同乡、营私舞弊”，乃是无端指责。明眼人皆能看出其中冤情，但朱元璋还是将这位新科状元连同涉事人员一并诛杀。其用意在于平息众怒，乃至用血腥手段“维护公平”。

可怜陈䢿这个状元，凭本事取得的功名，不想却成为所谓“公平”的牺牲品，这应该是科举史上最惨的状元了。可见光鲜靓丽的头衔，并不一定能换来幸福美满的结果。

在民间传统观念中，能迎娶公主的驸马，往往都是新科状元。著名戏曲作品《铡美案》《状元打更》《女驸马》等，都反映出了人们的美好向往，但这仅仅只是个传说。历史上迎娶公主的状元，只有唐武宗年间的状元郑颢一例。但是郑颢本人十分不满这桩婚事，结合史料来看，可能公主也有些娇惯任性，导致二人的婚后生活很不幸福。郑颢为此满腹怨念，一心要报复当初做媒的宰相白敏中。

为什么现实会这般反转呢？隋唐时期的门阀世族强势，与世家大族通婚，往往比皇族婚姻更能获得权力的保障。而郑颢即出身官宦世家，且已有婚约在先，宣宗皇帝一心要将公主嫁与他，这反而干扰了其家族权势的发展。到了宋元明清之时，皇权越来越强，对于外戚干政的预防更加防微杜渐。若得皇亲，便基本远离了政治实权，只有虚职可做。忍受那么多年的寒窗之苦，谁愿只得一个虚衔呢？

九、武举的存在感？

在我们的印象中，“武举”是一个熟悉的名词，似乎与“科举”可以相提并论，并行不悖。但若翻翻中国的科举史，武举却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的制度。

电影《让子弹飞》中的“武举人”自称是“光绪三十一年的武举人”，然而彼时武举已经废除了，可见他这身份也是假的

武举出现的并不晚，几乎是紧随文科举之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女皇帝武则天始置武科。官府可从平民阶层中，直接选拔武义超群、智略过人者，堪任将领。

唐朝前中期的兵制，正是府兵制向募兵制逐渐过渡的时期。加上边患增加，兵事频繁，扩充军备和军队平民化都成为了必然；另一方面，武则天创制武举，正如其改革科举一般，加强中央集权、丰满自身政治羽翼、增加嫡系力量的用意十分明显。这在隋唐两朝是个敏感问题，很容易引发矛盾，所以后朝的武科发展非常不固定。

及至北宋，武科才发展的较为稳定，但考核内容明显向军事理论倾斜。因为“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导致武举的地位并不高，而且越发的不受重视。蒙元入住中原后，需要垄断军权，遂废黜武举。

明朝前期，因朱元璋对武将权威的忌惮，遂不设武举。直至成化年间之后，才正式恢复武举。但与文科举相较，其依然是不受明廷重视。满清入关后，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大大超过前朝。特别是康熙年间对武举的改革，改变了前朝凭文取中的武举弊端。但随着时代发展，武举内容已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无法满足近代化的需求。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与科举制一同走向了终结。

郭子仪是唐玄宗年间武状元，也是历史上唯一出任宰相的武状元，在武举行列中可谓显赫至极

武举本是科举制的一部分，但却与文科举有着迥然不同的命运。两者本皆为维护皇权、加强中央专制的重要工具，但文科举一再成为时代的宠儿，历代皆受朝廷的高度重视。武举却越发的不受重视，甚至成为皇帝要提防的对象。

究其原因，还是文武殊途的问题。武科终究是注重实战结果的科目，纵然有兵法谋略的理论知识，若不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一切仅为纸上谈兵。但中华自古便是个农业帝国，承平日久才能维护经济发展。不可能年年征战，也没有那么多建功立业的机会；另一方面，自有科举之后，中华帝国便逐渐走向了文官治国的道路。为了长期维护皇权，重文轻武是在所难免的了。

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先生详细描述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并深度剖析了明军战斗力低下、军队腐败严重、军改不切实际的根本原因。这种政治格局下，武举便更加的没有意义，其所选拔出的武将也是地位尴尬。纵然有如戚继光这般难得的将才，张居正这般胸怀抱负的能臣，也无力改变军队的沉疴积弊。可见国家命运，绝非是一两个英雄伟人可左右的。

结语

“科举”——这个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制度，有无数条历史定论可说明其糟粕，也有很多经验之谈可证明其先进性。但不可否认，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太过深远，至今依然有着潜移默化的体现。这段历史无关乎先进，无关乎正确，仅仅只是一条比较特殊的道路。我们的民族选择了它，并一直走到了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史的一部分，不容忽视，也不容否认。如今我们争论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时，尚觉有种种问题。倘若回头看看这段历史，答案可能就在其中。

参考资料：

1.沈兼士《选士与科举——中国考试制度史》

2.刘建平《中国历代武举制度述略》

3.陈刚《试论武举制产生的历史背景——武则天与武举制的产生》

4.刘希伟《清代科举考试中的冒籍问题及其现代启示》

5.田建荣《论科举考试中的“文武分途”》

6.何忠礼《科举改革与宋代人才的辈出》

7.押沙龙《科举史上的舞弊与反舞弊》

8.张国刚 押沙龙《古代的选官制》

9.王新春《衣食住行 升级通关 一个明代甘肃考生的进士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