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条名为“男二以下演员都不用真人”的热搜引爆讨论，但影视行业幕后工作者感受到的震动来得更早——今年春节期间，Seedance2.0模型的发布，进一步拓宽了AI在视频生成领域的应用前景。

工具越强，工种可能被砍得越多，焦虑开始蔓延，一些从业者预计，未来几年内自己可能被“取代”或被迫调整业务。

3月底，国际影视工业科技创新大会在北京举行，新潮观鱼独家对话导演、监制李少红。她认为，在AI时代，人的判断力和审美的稀缺性依然存在，就像当年数字电影“取代”了胶片电影，大家慌慌张张地拆了洗印厂，现在胶片又流行了，再重建洗印厂，说明大家认可胶片存在的价值。

“‘取代’这俩字就是制造恐慌，当你真开始做了就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对话/新潮观鱼】

新潮观鱼：面对AI等新技术浪潮，很多从业者感到焦虑和抗拒，您是从胶片时代走来的第五代导演，经历过多次技术革新，您个人是怎样的心态？

李少红：首先，影视电影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型的艺术形态，它的样式决定了它是与技术结合最紧密的艺术门类。不像画家，或者从事文字、声音创作的艺术家，大多数情况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作品。电影不一样，必须借助技术才能成影儿，没有摄影机，没有技术提供的种种可能性，你就拍不出来，或者可能拍不好。电影的属性决定了我们必须要重视它的每一次技术革新。

所以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被卷入电影史上不断发生的技术革命、技术变迁、技术运动，现在流行的说法叫“创作平权”。不过我们那时候习惯叫技术革新或技术变革，它和“创作平权”的不同在于，前者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突破，给我们的创作带来了表现能力和创作疆域的拓展，而“创作平权”发生在观众与创作者之间，壁垒被打破了，人人都可以变成创作者。

我是好奇心比较强的人，尤其对技术的好奇心更强。我愿意去捣鼓，像玩一样，思考这个能怎么用、那个能怎么用。

特效刚出现时，我就在跟陈奕（浙江传媒学院教授、时光坐标创始人）他们做项目了，最早是《恋爱中的宝贝》，那时候特效技术还不复杂，真正做的特效很少。

《恋爱中的宝贝》（2004）剧照

大规模应用特效是我们拍电视剧新《红楼梦》，数字合成比较多。整部电视剧没人发现我们其实都是在棚里拍的，都以为我们实景拍的，好多人问，你们那个大观园在哪？我们没有大观园，全是数字合成的。

像那种有表演跨度的作品，角色要从少年到老年，以前我们通常需要找好几个演员来接力完成过渡。但如果未来用AI的话，说不定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李少红、曾念平执导的《大明宫词》中，周迅、陈红分别饰演少年版和成年版太平公主。

新潮观鱼：您提到了“创作平权”，在AI之前，影视产业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平权时刻？创作的门槛是如何一步步被打破的？

李少红：可能我干这行年头比较长（笑），他们讲“创作平权”有三次，其实对我而言是四次。

具体来说，第一次是文学创作上的。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互联网发展，“榕树下”等原创文学平台出现了，大家可以自己发表作品，每天写、每天发，还能根据读者的意见和评论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或内容。

第二次实际上几乎在同一时期，还有影视行业的第一次大变革——从胶片转为数字。表面看是技术、介质的更替，从光学变数字，从线性变非线性，但这场技术变革给制作业带来的冲击非常大，影响了很多人的职业选择，有些人还能做下去，有些人就做不下去了，一批人离开了这个行业。

1996-2002年，数字拍摄逐步推广，但放映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得胶转磁，磁转胶，转回胶片放映；2003年左右，数字放映问题解决了，一直到2006年，胶片才真正被完全取代。

李少红执导的胶片电影《红粉》（1995）剧照

我拍《恋爱中的宝贝》（2004）还是一半胶片、一半数字，到《门》（2007）就完全数字化。这以后，影视不用像以前那样省着胶片拍，数字就像给你发一支“自来水笔”，怎么拍都行，但制作环节、工业流程还是和传统一样。

第三次平权发生在报道和评论领域。微信、公众号和各种社交平台出现后，人人可以做自媒体，看完电影自由发声、评论，打破了以前只有报纸杂志文娱板块可以发影评的壁垒。

第四次是自媒体时代的视频直播。2016年前后，抖音、快手这些短视频平台兴起，视频和直播的壁垒也被打破了。人人可以拍，人人可以发，人人可以直播。不需要摄影，自己就是摄影师；不需要脚本，自己就能写，关键是还能同步发。整个电影或戏剧的观影关系全变了。

那么现在AI的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影视工业的创作壁垒，可能是最大的一次技术变革，甚至将超过90年代胶片到数字的转变。因为数字时代，拍摄的专业壁垒还存在，但这次，可能会把整个制作工业的环节打通，“体力劳动”变成了“脑力劳动”，不再是工匠式的。以前一个摄制组动辄上百人，每个岗位分得非常细，现在很多岗位省掉了，有些内容只需要拍摄一部分，甚至不需要拍了。随着AI技术越来越完善，要拍摄的内容会越来越少。

新潮观鱼：是不是整个工业团队规模会缩小，从原来浩浩荡荡的剧组变成一个小而美的精英小团？

李少红：对，精英团队，我觉得不可替代的就是主创团队，“大脑”得保留——创作理念、概念、审美判断，还有质量把控的标准，要人来把控。我觉得编剧、导演、摄影、美术、声音、表演指导都不可或缺，再加上AI工作流的技术人员、算力、商业开发和管理，共同形成一个精英系统。

技术是工具，工具能帮你省掉很多事，但好不好、行不行、是不是你要的？艺术质量怎么样？审美高低？尤其是审美，这东西还是得人来判断。我每天都要负责决策，AI“抽卡”（即AI生成图片、视频的筛选与定稿）一下子抽出好几个，我要跟他们说，留哪几个镜头。

导演要干这个事，你是裁判，判断哪条从表演上或者各方面是你心中最好的，还要看整体的质感、表现出来的重点是不是你想要的。

2024年，李少红与可灵AI共创AIGC电影短片《花满渚》。 视频截图

新潮观鱼：现在一说AI冲击各行各业，大家下意识就会说“替代”，您刚才提到导演的作用，是不是在影视业可能被替代的工种里，导演反而是最安全的？

李少红：不是导演最安全，而是导演思维不可或缺。有人做过实验，让编剧、导演，还有与影视行业无关的人，都去“抽卡”，用提示词生成一个内容，出来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那位编剧说，不是只有编剧才行，会不会拍电影关键看有没有导演思维，这决定作品最终质量高低。

你想想，AI每天给你抽五六个出来，谁来判断？如果抽卡的人觉得“都挺好”，那根本没法判断。怎么会都挺好呢？从颜色到审美，各个角度去综合权衡优劣，判断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点永远需要人。

所以我不太喜欢现在大家老说“取代”这个词，搞得人心惶惶。你看郑林那篇文章（《未来1500天，影视行业的钱会被这1%的人赚走？》）一发，一下子把大家的想法都激出来了，“哦，原来我们还是有用的”。

国内一家影视公司近日推出的两名AI演员

新潮观鱼：最近在影视业界有一种说法，“审美，是AI时代最反脆弱的人类能力”，您以往的代表作风格化很明显，有一种慢美学，而现在市面上的作品多是快节奏、短剧式，您会根据观众审美习惯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吗？

李少红：我觉得尽量还是要保持自己的风格，让AI学习领会个体创作者的美学和审美趣味，这可能是AI最难做到的，但也不是没办法。我们在尝试中发现，如果你可以建一个自己的服务器，AI本地化部署，不断“喂”它，让它了解你的审美情趣爱好、美学营养，它以后生成时就会多从这方面考虑。用公共平台提供的服务可能就很难做到。

而且我觉得不是审美变迁，而是关注点不同了。因为时代变化，现在的年轻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价值取向、关注点跟我们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你得顺着这个脉络去创作，不能用自己当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去硬套，否则和观众的距离会非常远。

我们那时没有网络和短视频，考虑的是照相机能拍到什么，关心的就是自己小区那一片，如果没有广播，外面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而现在，世界是开放的，连战争都能像连续剧一样实时直播，炸弹炸哪儿、各方领导人怎么讲，基本跟战争同步。俄乌冲突四年，全世界人天天都能在手机上看更新，美以伊军事冲突也是，袭击和反击现场直播。这种情形在我们那个年代怎么可能有？

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看过，都被震撼过，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对地缘政治的理解，甚至对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判断，都是对所接收的庞大信息的反应。电影人要表现的内容如果超越不了这个，对观众的震撼力就达不到。

新潮观鱼：前不久易凯资本创始合伙人兼首席CEO王冉说在AI技术革命下，“中腰部被大量挤压和替代，群演和替身基本消失”，隔几天就出来个热搜叫“男二以下演员都不用真人”，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李少红：现在好像大家一听到数字化，就会想到“被取代”，“取代”这俩字就是制造恐慌，当你真开始做了就知道，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什么时候取代？怎么取代？能取代多少？这是个过程。演员也不可能说取代就取代，数字化表演以后肯定会有，但它是不是就能取代真人表演？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就像交响乐，你还去音乐厅听真人演奏家演奏吗？演奏家每场都有自己的表达，表演也是，每场戏每个镜头都有自己的表达。这种表达，我觉得是AI取代不了的。以后影视作品可能真人版和数字版都有，你可以选择去看哪种，没准最后大家都愿意看真人。

就像现在很多人又回头拿胶片拍电影。我真的很感慨，当年，大家慌忙地把洗印厂全拆了，拆的时候遍地都是胶片，我一看哎呦，真心疼，想去捡，也不知道捡了有什么用，他们一拆，那些东西就变成垃圾了。可我们当年拍的时候，那都是宝贝啊，你所有的劳动、血汗都倾注在胶片上面，结果全成了垃圾。

1959年，北京电影洗印厂车间。 《人民画报》

结果现在又开始说要重建洗印厂，洗黑白胶片的已经建了，16毫米的已经开始冲印了。说明大家对胶片不单是有感情，也认为它确实有存在的需求，还有人愿意用感光的东西去表现。因为数字的表现力和感光的表现力，差距真的很大，很不一样。

1959年，在洗印厂中央显影大厅里，彩色印片或黑白印片送入洗片机后，会自动的顺序进行显影、定影、水洗、烤干，成品质量很高，当时每年这里可以洗印影片6000万米。八十年代之后，年加工可达到了7000万米以上。 《人民画报》

新潮观鱼：现在确实有很多年轻人会用“电影感”“复古胶片”滤镜给照片调色，或者用手机的RAW格式拍摄，您怎么看？

李少红：今天电影摄影指导高伟喆就提到了手机上的RAW格式，他说出了最重要的一点——RAW实际上是“反数字”的，是回到过去的感光系统。他说，苹果iPhone17的RAW技术是真的RAW格式，所以你才能拿它拍电影。而现在很多手机拍出的“电影感”，都是仿的一个电子模块，数字推演出来的。

伟喆当年参与了数字化标签制定的过程，比如伦勃朗光（Rembrandt lighting）、各种滤镜的标签制定，所以他感触特别深。

新潮观鱼：如今，到处都在渲染影视行业会萎缩、很多人力会被砍掉，一些年轻人对这个行业感兴趣，但比较焦虑，对于一个愿意拥抱新技术的年轻电影人，您有什么建议？

李少红：努力去找到新技术对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开拓自己的想象力。要去想怎么运用技术，而不是排斥它。排斥到最后可能就得改行。我都干到这个岁数了，还没改行，说明这行是可以干一辈子的。

电影说到底，就是一门技术的艺术形式，你必须搞通技术，搞不通就没影，或者影不好看。

我干这行快四十年了，这四十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我们很幸运，有生之年经历了这些丰富多彩的变化，创作上能不断打开新的领域，这太有幸了。无声片的时候，想说句话都听不见，那些人也搞了一辈子。那时候技术革命的周期比现在长，现在是按一两年算，那时候是按十年、二十年算。

我印象太深了，五六十年代国产彩色片刚出来的时候，跟年画似的，是染色的，像涂的，很吓人，不像生活中肉眼看到的颜色。从第一部国产片（1905年《定军山》）到第一部国产彩色片（1956年《祝福》），等了多久。

而数字化之后，进程越来越快，迭代速度提上来了。我入行时已经有声有色了，从那时候到现在的AI，迭代非常快，可能也就二十年。搁以前，二十年还听不见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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