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博赟:一群保守福音派被一个牛津教授骗了

来源:微信公众号“上海书评”

2020-08-17 07:40

柳博赟

柳博赟作者

北京大学博士,贝勒大学宗教系访问学者

【导读】 一个宗教信仰为支柱的社会,对最早版圣经的痴迷,却浇灌起蓬勃生长的欲望之树。信仰与欲望之间的界限,也在对现实利益的追逐中逐渐模糊。

【文/柳博赟】

2020年5月13日,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大西洋月刊》刊登了一篇题名《牛津圣经疑云》(A Biblical Mystery at Oxford)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著名记者赛巴尔(Ariel Sabar),他曾经以一篇《耶稣有妻子吗?》(Did Jesus Have a Wife?)揭露了“耶稣妻子福音”纸草是学过科普特文的江湖骗子伪造的,而哈佛大学的金教授(Karen King)中计受了骗。这次,他又揭露了另一件学术界丑闻。但是,这次丑闻的制造者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江湖骗子,而是堂堂的牛津大学纸草学顶级专家欧宾克(Dirk Obbink)。

欧宾克在牛津大学办公室中展示纸草 《卫报》视频截图

欧宾克才华横溢,这一点无可否认。2001年,在他四十四岁的时候,就因为在纸草学上的成就获得了高达五十万美元的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Fellowship)。这个奖项也被称为“天才奖”,专门颁发给在某一领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专家学者,鼓励他们继续出成果。那个时候,他任教于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教古典学和纸草学,还是鼎鼎大名的奥克西林库斯(Oxyrhynchus)纸草项目的主编。无论怎样看,他都是一位前程不可限量的杰出学者。但这样一位杰出学者,却在2020年3月被拘留,罪名是监守自盗,而且涉案金额极其巨大。这一案件现在还在调查之中,但欧宾克入狱服刑已经是毫无悬念的事。

一般人都会觉得人文学术是象牙塔,曲高和寡,学者虽然生活优渥但不太可能大富大贵。那么,欧宾克是怎样用不法手段把他的知识巨额变现的呢?他的同伙是谁?他又是如何被揭穿的?我会结合之前的媒体报道,以及对美国贝勒大学前首席副校长、北京大学英语系客座教授谢大卫(David Lyle Jeffrey)的独家采访,给国内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做出介绍。

欧宾克最重要的金主,是保守福音派富豪格林家族。他们拥有的家居用品连锁店好必来(Hobby Lobby)在美国人尽皆知,大卫·格林(David Green)和史蒂夫·格林(Steve Green)父子都在福布斯榜上有名。大卫·格林是好必来的创始人,他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兄弟姐妹要么当了牧师,要么嫁了牧师,只有他一个人没有按照家族传统担任神职。大卫·格林虽然没有什么文化,却有敏锐的经济头脑,白手起家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在他看来,他的财富都是上帝所赐,他的信仰越坚定,上帝的恩典越加增。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儿子兼接班人史蒂夫·格林也是一模一样:在商界非常成功,却缺乏正规教育。史蒂夫同样没有上过大学,同样属于保守福音派。保守福音派往往忽视早期教会传统,但极度重视圣经,甚至相信圣经字面无谬,认为读经能够得到上帝的直接指引和护佑。不仅如此,在很多美国保守福音派人士的眼中,基督徒身份和美国好公民身份分不开,爱主和爱国是一体的,而圣经是美国立国之本,也是美国强盛之因。

斯蒂夫·格林著《圣经在美国》

格林家族决定建立圣经博物馆,最为关键的一个动机就是他们对圣经的看重。从2009年起,他们开始大量买入圣经抄本。在格林家族的众多藏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都是古老的圣经抄本,希腊语、科普特语、叙利亚语抄本都有,总数超过一千份。而促成格林家族大量买进文物的,是藏品项目的主管卡罗尔(Scott Carroll)。卡罗尔曾经帮助另外一位富豪范·坎彭(Van Kampen)建立私人圣经收藏,在业内颇有名声。在卡罗尔接手格林家族的这一庞大项目之后,在短短五年中,格林家族就买下了四万多件文物。

斯蒂夫·格林夫妇著《圣经是本危险的书》

卡罗尔是一个颇有心计的人。他从外表上看起来是一个虔诚的保守福音派基督徒,声称和格林家族立场一致:圣经对于个人信仰和国家命运都极为重要,为了传扬上帝的话语,荣耀上帝的圣名,就要尽可能多地买进圣经抄本,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国际知名的圣经宝库,让全世界都知道圣经真实无误。格林家族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不仅大量购买圣经抄本和其他文物,还花了五亿美元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核心地区买下一栋大楼,将其改造为圣经博物馆。开幕之日,他们还邀请到了美国、以色列政要出席。

格林家族虽然有远大抱负和雄厚资金,但有一点他们很欠缺:专业知识。让连大学都没有上过的格林父子去鉴别文物,固然是强人所难,但他们对自称保守福音派的卡罗尔极其信任,这就是所托非人了。圣经博物馆的绝大部分馆藏,都是卡罗尔负责藏品的时候购买的,其中有相当数量藏品无法确定合法来源(provenance)。也有一些学术界的朋友劝格林家族,来源不明和真伪存疑的东西不要买。但他们已经被自己的偏执所蒙蔽,反而斥责这些朋友,说不要成为他们的拦阻,这样不荣耀主。

正是在卡罗尔主管格林家族收藏的时候,他与欧宾克接上了头。很快,欧宾克就成为格林家族的重要顾问,进而成了纸草抄本的主要卖家。和卡罗尔一样,欧宾克外表上看上去也非常虔诚,据说每周都去牛津大学圣公会的礼拜堂。格林家族真心相信,他们找对了人,欧宾克、卡罗尔和他们有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梦想,他们能一起把圣经收藏做好做大,圣经博物馆能够得到主的悦纳。

与此同时,欧宾克源源不断地把古代纸草卖给格林家族。其中很多纸草,其实来自埃及探索协会(Egypt Exploration Society)保存在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Sackler Library)的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Oxyrhynchus Collection),而欧宾克是负责编辑出版这一藏品的主编之一。他有随时接触纸草的权限,甚至有些纸草就存放在他办公室里。埃及探索协会还觉得占用了他的办公室空间,对他心怀感激之情。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欧宾克不仅卖掉了属于单位的纸草,还径直销毁了图书馆里的索引卡和照片,抹掉了他监守自盗的痕迹。除此之外,他还勾结土耳其文物贩子,而这也是来源不明的纸草流入格林家族收藏的另一个渠道。

欧宾克有随时接触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的权限 《卫报》视频截图

2010年,格林家族收藏的各种抄本数量已经非常可观了。他们与德克萨斯州韦科市的名校贝勒大学联系,希望能够合作,来释读和整理这些抄本。贝勒大学的谢大卫教授建议他们开展一个专门项目,组织系统研究。不然买了之后束之高阁,只有极少数学者能够看到,藏品的价值就无法充分发挥。格林家族深以为然,随即以贝勒大学为中心,开展了“格林学者计划” (Green Scholars Initiative),资助一些福音派院校进行与抄本相关的教学与科研。谢大卫教授也在贝勒大学宗教研究所建立了“手稿研究学会” (Manuscript Research Collegium),其中一些手稿即来自格林家族藏品。笔者有幸跟随自己的叙利亚语教授参与了手稿研究学会第一次会议,在会议上结识的尼尔森(Melinda Nielsen)博士从圣母大学毕业后到贝勒大学做博士后,其资助者正是格林家族。尼尔森博士教学与科研水平很高,博士后出站即留校任教,现在是贝勒大学经典文本项目(Great Texts Program)副教授。她今年将在博睿出版社(Brill)出版一本《人类救赎之镜》(Speculum humanae salvationis)手稿研究,这部中世纪晚期手稿也是格林家族藏品。

贝勒大学手稿研究学会的负责人,是古典系的费什(Jeffrey Fish)教授。他曾经在牛津大学上过欧宾克的纸草学课程。他在德克萨斯州大学读博士的时候,欧宾克还给了他很多指导和建议,帮助他找到正确的研究方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费什对欧宾克极为尊敬和仰慕。但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欧宾克以合作为名义,实际上却是有意要欺骗和利用他,而欧宾克的同伙就是卡罗尔。

卡罗尔是首先联系费什的人。费什之前并不认识卡罗尔,也没听说过格林家族藏品,对卡罗尔的身份和目的心怀疑虑。费什刚开始不太相信,现在还会新发现大量的纸草文献,有待释读、编辑和研究。但卡罗尔很清楚,费什对欧宾克是完全信服的。于是卡罗尔提到了欧宾克,说欧宾克是他们的高级顾问,费什的疑虑就开始消解了。接下去,费什给欧宾克发了邮件确认情况,欧宾克随即回复说,希望费什与卡罗尔通力合作。

卡罗尔以“格林家族藏品主任”的名义,代表格林家族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开展“格林学者计划”本科生项目,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活动。卡罗尔所展示的纸草文献获取方法,称为“化开法”(dismounting/dismantling)。埃及木乃伊经常保存在壳筒(cartonnage)里,壳筒是亚麻或纸草加熟石膏层层糊成的。将熟石膏溶解之后,就可以将亚麻或纸草揭开。如果纸草上面有字,就可以解读其内容。这种壳筒在古代埃及是量产,现在也很容易获得。欧宾克联系了奥地利收藏家,卖了很多木乃伊壳筒给格林家族。明眼人一看便知,木乃伊壳筒是给来源不明的纸草编造来源的现成工具,谁也不能事先预知壳筒里能化出来什么。十九世纪的考古学家有时也使用“化开法”来寻找古代手稿。但是,由于这样会毁坏文物,而揭开的纸草经常是行政文书比如账本残片之类,没有重要的文学文献,所以这种方法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被弃而不用了。卡罗尔却反其道而行之,重新拾起了“化开法”,而他的科研设备相当简单粗暴:热水加洗洁精。

从2011年开始,卡罗尔就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展示他神奇的“化开法”。他负责把木乃伊壳筒泡在兑好洗洁精的热水里。按照他的说法,这是高科技,他是老专家,其他人掌握不好,会搞坏无数壳筒也化不出一份抄本来。当他把纸草成功“化出来”,就由学生拿起、展平、压干、释读。他还拿了很多纸草样本给学生看:希腊文、科普特文的圣经抄本,甚至有一份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约抄本残片,都是这样从壳筒里化出来的。

欧宾克与埃及木乃伊壳筒  图自《卫报》,摄于牛津大学赛克勒图书馆

2012年1月,卡罗尔又来到贝勒大学古典系,向本科生展示化开木乃伊壳筒。这次来观看的还有谢大卫教授和费什教授。卡罗尔故伎重演,将纸草样本、壳筒、热水、洗洁精一一准备好。这时,谢教授注意到,卡罗尔将纸草样本放在水池旁边,每一张纸草样本都压在两片玻璃中间,只有一张没有压住。卡罗尔一如既往把壳筒泡水,然后胸有成竹地捞起一张纸草,交给学生释读。学生将纸草压平、打光,字迹放大,将释读出来的希腊文输入数据库,发现是《圣经新约·罗马书》10章,全场轰动。

卡罗尔在贝勒大学古典系化开木乃伊壳筒 图自贝勒大学古典系新闻通讯2011年秋第8辑

但几何学家出身的谢教授一眼认出,这张纸草和他之前在水池边看到的那张没有压住的纸草,形状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卡罗尔是偷偷把事先准备好的纸草放在冒着泡泡的热水里,然后假装新发现了圣经残片。谢教授大为震惊,立即告诉了身边的费什教授。费什教授也呆住了,觉得难以置信。谢教授自然对卡罗尔的人品产生了怀疑,对他的履历一条一条去做了查证。这时他更加震惊地发现,履历里有各种造假。其中列出了五本卡罗尔署名的专著,没有一本是真的。谢教授专门打电话给履历中写的要出版这些专著的出版社,出版社的回复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卡罗尔明目张胆讲假话到什么程度呢?谢教授忽然回想起,卡罗尔曾经夸口说自己上高中的时候,就成为美国国家摔跤队队员参加奥运会。谢太太顺手搜了一下,发现卡罗尔上高中的时候,只参加过他们学校的摔跤队。

卡罗尔显然觉得是自己举足轻重的人物,贝勒大学师生能看到多少格林家族藏品,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他要求贝勒大学给他开更多工资。谢大卫教授将卡罗尔“化开壳筒”造假和履历造假的事通知格林家族,格林家族很快解雇了卡罗尔。

但这并不影响卡罗尔在其他的保守福音派人士那里推销他的“化开法”。他早已联系上了著名的护教作家麦道卫(Josh McDowell)和达拉斯神学院新约教授华莱士(Daniel Wallace),如法炮制了一番。而这两位相信圣经残片竟然能以木乃伊壳筒的方式保存至今,实属上帝大能和丰盛恩典。麦道卫在其畅销书《铁证待判》的最新一版中多次提到卡罗尔,称之为圣经文本专家,还引用他的话,表示大量新发现的圣经抄本证明圣经无谬,而他们对圣经的信心乃是无可动摇的。

麦道卫《铁证待判》的最新一版

华莱士选择了一种更为戏剧化的方式:公开辩论。2012年2月,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客场迎战新约教授埃尔曼(Bart Erhman),辩题是“新约原始文本是否可考”。埃尔曼是无神论者,他认为新约原始文本已经失落,存世抄本最早也是公元三世纪初的残片,完整的福音书抄本最早也是公元370年左右的,比成书最早的马可福音晚三百年,因此我们无法获知文本本来面目。但埃尔曼不知道的是,华莱士有一个秘密武器:“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残片”。他要以此表明,这一离马可福音原文成书年代不远的残片是有力的证据,证明文本没有被篡改过,存世的福音书记载是可信的。

这一残片是哪里来的呢?2011年9月,“格林家族藏品”负责人卡罗尔和“格林学者计划”负责人帕登格尔(Pattengale)来到牛津大学拜访欧宾克,咨询关于纸草的问题。在一番交流之后,欧宾克拿出了四份福音书纸草残片,每卷福音书一份。他解释说,其中的马可福音残片可以确定是公元一世纪的抄本,格林家族如有兴趣的话可以考虑向他购买。

格林家族当然很感兴趣。拥有世界上最早的圣经抄本残片,简直是上帝格外赐下的恩典。保守福音派护教家听说此事,也激动不已。麦道卫、华莱士是第一批知晓“一世纪马可残片”的人。华莱士完全信任欧宾克这位顶级纸草学权威对残片的年代勘定,而且以为格林家族已经买下残片,并授权他2012年2月与埃尔曼辩论的时候公开这一消息。但他不知道的是,顶级纸草学权威已经改口说残片年代未必是一世纪。这个重要的年代更正,虽然格林家族的代表也知道这件事(华莱士没有点名是谁,但不难猜到),却并没有告诉他。于是他在未曾亲眼见过实物、未曾亲自确认其年代的情况下,宣布了这一重大新发现:在一个埃及木乃伊的壳筒里,发现了公元一世纪的马可福音残片,随后将由博睿出版社出版。埃尔曼教授和台下的一千五百名观众当场惊呆了,请求他继续介绍这个“一世纪马可残片”。但是,华莱士说,因为已经签订了“保密协议”,在纸草正式出版之前不能透露更多信息,所以无法满足大家的要求。

从2012年初到2013年初,格林家族一直与欧宾克商谈购买前面提到的四份福音书残片,包括“一世纪马可残片”。最终的价格不得而知,但谢大卫教授说,他和朋友估算的结果是八位数的美元。而购买合同上卖家的名字不是别人,正是欧宾克。但耐人寻味的是,纸草残片虽然名义上属于格林家族,却并未移交给格林家族,而是仍然留在了欧宾克的办公室里。

欧宾克卖给格林家族的,不仅是这四份福音书残片,还有二十份“萨福残片”。“萨福残片”的发现过程,和《罗马书》10章残片一样,是卡罗尔2012年1月在贝勒大学,用热水加洗洁精化开木乃伊壳筒“当场发现”的。贝勒大学的希腊语教师布利斯(Simon Burris)一眼认出是萨福文风,激动不已。2014年,布利斯、费什和欧宾克联合署名,发表了一篇关于“壳筒里化出来的”萨福残片的学术期刊文章。欧宾克对“化开法”的有效性加以肯定,还专门在牛津大学做了一次演讲,“如何在取纸草的时候保护木乃伊壳筒涂有颜料的表层”。

不过,这个“来源”有一个很大的破绽:在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就不再使用纸草作为木乃伊壳筒原料了。如果确定木乃伊壳筒晚于奥古斯都时代,那么是不可能“化出”任何纸草来的。果不其然,“萨福残片”一公开,其来源就成了争议的焦点。欧宾克可能也意识到,之前给出的木乃伊壳筒来源很难自圆其说。随后,在2015年宣读的一篇文章里,欧宾克改口说新发现的、原属密西西比大学的两首萨福诗歌残片,并不是从木乃伊壳筒里找到的,因为上面没有石膏或颜料的痕迹。它们应该是从家用或工业壳筒里找到的,而这种壳筒的用途之一是做书籍的封面。有证据表明,在奥古斯都时代之后,家用或工业壳筒还在使用纸草作为原料。也许这个说法可以解释那两份萨福残片的来源,但在贝勒大学“发现”的二十份纸草,是众目睽睽之下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很难去重新再编一个故事解释来源。

不仅如此,无论是 “一世纪马可福音”、《罗马书》10章,还是卖给格林家族的其它新约圣经残片,也都已经被公开表演、记录、宣传为“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再改口说是别的壳筒,已经来不及了。但是“木乃伊壳筒是这些新约纸草的来源”的说法,实际上完全不可能成立。原因很简单:奥古斯都时代公元14年结束,此后纸草不再用于制造木乃伊壳筒。而耶稣在公元30年左右才被钉十字架,最早的福音书公元70年左右才成书。木乃伊壳筒不是时间机器,变不出未来的经文。它本来可以成为最方便的来源生成工具,洗白来历不明的纸草,但用在新约圣经上反而欲盖弥彰

埃及探索协会开始意识到,在纸草来源这个问题上,欧宾克的诚信度很令人生疑。而且,欧宾克作为纸草文献编辑,应该保持客观中立。跟文物买家走得太近,有违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于是,2014年,协会禁止欧宾克和格林家族继续接触,否则就解除他的主编职务。

欧宾克并没有按照埃及探索协会的要求,切断和格林家族的联系。格林家族毕竟是他最大的金主。他可能早就预料到牛津大学那边会东窗事发,于是给自己找了后路。作为“格林学者计划”中心的贝勒大学,每年付给欧宾克十万美元,欧宾克在这里还有“研究教授”的头衔。虽然卡罗尔很快被贝勒大学识破了,但欧宾克暂时还没有穿帮。贝勒大学的教授们也都没有想到,世界顶级纸草学专家竟然会为了谋求一己之私利而监守自盗、勾结文物贩子、编造纸草来源。这时,欧宾克似乎有在贝勒大学拿正式教职,然后在韦科长久住下去的打算。就在同一年,欧宾克买下了韦科地标之一,具有一百二十多年历史但年久失修的“棉花之地城堡”(Cottonland Castle)。根据当地报纸《韦科论坛先驱报》(Waco Tribune-Herald)的报道,欧宾克买这座城堡花了二十七万美元,而后续的装修还需要近一百万美元。虽然这看上去是一大笔钱,不像是一个大学老师能够轻易支付得起的,但对于欧宾克而言,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

韦科地标“棉花之地城堡”

欧宾克的马脚还是渐渐露了出来。2015年10月,在一个保守福音派的年度“护教学全国会议”(National Apologetics Conference)上,麦道卫与卡罗尔做了一个访谈节目。卡罗尔声称,他在牛津大学基督教堂学院欧宾克办公室的“台球桌”上,亲眼见过“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还曾经帮助格林家族出资购买;欧宾克将其定年为公元70-110/120年之间,而且很快就会将其出版。这一幕被观众录了下来放到了视频网站上。2016年初,埃及探索协会注意到了网上关于“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的争论,也注意到了麦道卫透露的另一条信息:残片内容是《马可福音》一章。他们随即去检查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很快找到了八十年代早期存档的记录。记录显示,有一份纸草内容正是《马可福音》一章,并注有I/II的字样,说明当时的整理者认为这份纸草年代为公元一到二世纪。很明显,这应该就是那份“新发现”的纸草。这份纸草既然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怎么可能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售卖给别人?埃及探索协会认为一定是内鬼作案,很快锁定了欧宾克。欧宾克辩称,虽然自己给格林家族派来的人看了纸草,但没有卖纸草这回事。协会认为难以继续信任欧宾克,于是2016年8月解除了他主编的职务。欧宾克从此失去了随时接触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的权限。

虽然欧宾克不再是主编,但埃及探索协会仍然责令他编辑这份纸草,并派了另外一位学者科萝莫(Daniela Colomo)担任共同编辑,最终成果将收录在《奥克西林库斯纸草》(The Oxyrhynchus Papyri)系列丛书的最新一卷里。一旦纸草的完整图片、文本内容、年代勘定等信息正式出版,不仅所谓“一世纪马可福音”的谣言不攻自破,而且也明确了纸草来源:这是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归埃及探索协会所有。这份纸草不属于欧宾克,他也无权将其转卖给第三方。

从2012年2月华莱士宣布“发现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到2018年4月埃及探索协会出版《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整整过去了六年时间。在这六年里,无数人给华莱士留言,催促他赶紧讲一下这份纸草究竟什么情况,更新一下进展,而华莱士也是有苦说不出。2014年,另外一位保守福音派新约教授埃文斯(Craig A. Evans)倒是补充了一些信息,说纸草残片年代勘定为公元一世纪八十年代,是从木乃伊壳筒里化出来的。当时的异教徒不喜欢基督教文献,所以拿新约纸草来做了死人壳筒。他还说,本年度这一文献就要正式出版。但2014、2015、2016、2017一年一年过去了,出版之事仍然毫无消息。对此,埃尔曼教授甚至语带讥讽地说:等待这份纸草公开,怎么跟等待耶稣复临一样,老说要来,老是不来。

2018年4月,《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正式出版的时候,那些保守福音派对“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的希望被彻底打碎了。这份编号为5345的纸草,欧宾克和科萝莫将其年代勘定为公元二世纪晚期到三世纪早期,离之前传言的“接近新约福音成书年代的最早传世文献”差得很远。随后,埃及探索协会2018年6月发表了公开声明:这份马可福音纸草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所有,欧宾克已经否认曾将其卖出,协会也从未与华莱士签订过“保密协议”。

谓的“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编号5345,图片来源:埃及探索协会

实际上,早在格林家族建立圣经博物馆的过程中,就已经有人发现欧宾克有问题了。2013-2016年,格林家族藏品纸草部的主管是华裔学者朱博士(Josephine Dru)。她从圣母大学博士毕业后,谢大卫教授推荐她去了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格林家族藏品工作。朱博士专门研究古典语言与早期抄本,学问非常好,对待工作也非常认真。在整理纸草的时候,她意识到欧宾克是纸草的最大卖家,但他给出的纸草描述和实物经常对不上号,而且很多纸草来源是根本解释不通的。朱博士马上向格林家族汇报,但没人把她当回事,觉得一个新来的小姑娘懂什么,竟然去质疑纸草学顶级专家。2015年底到2016年初的时候,朱博士给谢大卫教授发邮件说了这件事,还给他打了电话,第一句就是:“谢老师,欧宾克这人信不过。”谢教授随即告知了费什教授,贝勒大学的教授们对欧宾克提高了警惕。朱博士一直坚持不懈地核查文物的实际来源,但格林家族藏品的工作环境给了她很大的心理压力。她于2016年10月辞职,现任职于早期手稿电子图书馆(Early Manuscripts Electronic Library)。

2017年,圣经博物馆终于承认,朱博士是对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宾克卖给他们的纸草,其来源有很多可疑之处。在贝勒大学“化出来”,他们随后买下的二十份“萨福残片”,其实真正的来源是土耳其文物贩子埃克希奥卢(Yakup Eksioglu),和木乃伊壳筒并无关系。2017年12月,博物馆馆藏负责人特洛毕什(David Trobisch)专程去了一趟牛津大学,要求欧宾克为卖给格林家族的纸草提供具体的可靠来源。欧宾克答不出来。格林家族随即终止了与他的一切合作。

2018年,《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出版之后,贝勒大学的教授们很快就意识到,欧宾克竟然在卖本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当时有人提议古典系正式聘请欧宾克来出任全职教授,古典系系主任询问谢大卫教授的意见,谢教授坚决反对。2018年12月,贝勒大学明确表示,不会聘任欧宾克出任全职教授。2019年2月,贝勒大学进一步明确表示,不会给欧宾克访问教授的头衔和权限。宗教研究所和古典系也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

2019年6月,“格林学者计划”的新负责人赫尔姆斯(Michael Holmes)授权一直追踪格林家族纸草来源的学者农布利(Brent Nongbri)公开了2013年2月格林家族与欧宾克签订的购买合同。合同里标明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各一份,这四份纸草都被定年为“公元100年左右”。欧宾克的“卖家签名”和手写的经文章节号清晰可见。埃及探索协会此前还是觉得有些难以置信,欧宾克这样的大学者竟然会做出监守自盗的事,而且还会有意将纸草年代提前,好卖得高价。但在看到这个合同之后,仅存的一点点疑问也烟消云散了。他们随即做出声明要仔细调查此事,并禁止欧宾克接触任何奥克西林库斯纸草藏品。2019年10月,埃及探索协会再次发布声明:这四份福音书纸草都属于埃及探索协会所有,仍然保存在藏品库里。其中两份已收录于《奥克西林库斯纸草》第83卷,另外两份待出版。此外,他们发现,还有十三份埃及探索协会收藏的文献被非法卖给了圣经博物馆。其中有十二份纸草、一份皮纸,绝大部分是圣经经文抄本。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十三份文献的索引卡和图片,几乎都被人为销毁,试图抹去这些抄本曾经存在过的一切痕迹。但这个胆大包天的内鬼并不知道,埃及探索协会在各处留有档案备份可供查考,很容易清点出都丢了哪些藏品。据协会估算,像这样不知所踪的纸草,至少还有一百二十份。圣经博物馆随即做出许诺,将把之前买入的这十三份文献归还给埃及探索协会。

欧宾克的“卖家签名”,来源:农布利博客

2020年3月,欧宾克被拘留审讯。虽然现在调查还未结束,但很多犯罪证据已经公开了。这些证据能够浮出水面,多亏了朱博士、农布利、玛扎(Roberta Mazza)、琼斯(Brice Jones)、茅斯(Candida Moss)、贝登(Joel Baden)等学者不停地追踪和揭露,多亏了新约教授埃尔曼和围观群众对“一世纪马可福音残片”不停地质疑和喊话,多亏了贝勒大学的教授们迅速意识到卡罗尔和欧宾克在造假,多亏了《卫报》和《大西洋月刊》的深入报道将这一丑闻公之于众。但是,这场骗局长达将近十年,骗子暂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确实有些太晚了。

在这场骗局中,最大的输家当属保守福音派。格林家族付出了巨额财富,然后才发现自己是被大大愚弄了。麦道卫、华莱士、埃文斯这些护教家为不该相信的人背书,结果自己的学术声誉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一件很值得反思的事:很多保守福音派都有反智主义倾向。一方面,他们不信任保守福音派之外的宗教学研究者,认为他们的研究不够敬虔,不够正统。另一方面,他们又很轻信那些声称“信仰一致”的人,愿意与他们合作,来发表与自己“信仰一致”的观点。实际上,外表的敬虔并不能成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更不能成为诚实与否的衡量标准。而符合保守福音派口味的“新发现”,也不一定都真的经得起推敲。学术败类貌似在高举圣经、传扬真理,实际上却以此掩盖了投其所好、造假行骗的事实。不管是格林家族也好,保守福音派护教家也好,他们都中了圈套,还一度以为自己是在捍卫纯正信仰。

但现在看起来,至少有一件事值得肯定:格林家族的圣经博物馆在渐渐走上正轨,对文物合法来源提起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格林学者计划”的项目,虽然有“死海古卷残片研究”这种把赝品当真品的负面事件,以及前面提到的“化开壳筒”的大变戏法,但只要找对了人,也能做出一流的科研成果来。在贝勒大学,就有七位学者对格林家族藏品进行研究,并发表了高水准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像欧宾克这种“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毕竟很罕见,那么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他入狱的消息吧。

责任编辑:白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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