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每年一样，华中科技大学农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师生们默默下乡，默默研究，默默耕耘。除了与专业人士就农村问题争论的时候，没人关注他们，甚至他们在凋零农村建立的极具活力的老人活动中心恐怕也很少有人知道。除了每年几个月待在乡下，今年春节他们一如既往写返乡报告。当观察者网编辑联系他们时，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不知道一篇中文系博士写的返乡心记已经在网上火了。

春节前后，上海大学文科博士生王磊光关于“乡愁”的文章流布甚广，引起很多人共鸣。有趣的是，这是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论坛同主题的三篇文章之一，另外两篇讲材料数据的报告都没有引起关注。不可否认，王博士的情怀和细腻更打动在城市打拼的读者们。

观察者网几年来一直在推出严谨的三农研究文章，虽然相比情怀浓烈的文章点击不高，但真正关心中国发展的读者能感受到严谨研究背后依然有深厚的情怀。是什么让已经进城的学者每年几个月待在乡下？只因爱这片土地爱得深。

观察者网联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师生推出羊年回乡记系列，让我们看看实践社科博士生的故乡和乡愁是什么样的。

王磊光博士在“过年在家乡看什么”的问题中，体验到知识的无力感。而本文作者刘成良的回乡笔记里，看到的是村民面对重大疾病时的困惑和迷失。

求助于神或求助于己

——两个癌症病人家庭的社会生活

刘成良

在疾病面前，任何人都是脆弱的，尤其是在癌症这样的大病面前，不得不感慨生命的卑微和渺小，人们无法抑制住对疾病的那种恐慌的情绪，这种恐慌不仅来自于对个体生命的忧虑，还有对于家庭、亲情等无法割舍的留恋。贫困家庭、底层群体对于癌症这样的致命性疾病则显得更加不安和脆弱，癌症之于他们无疑是毁灭了家庭生活的希望，在万般无奈之下，或者求助于神，或者救助于己，总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对于生命和家庭的救赎。现实生活给予了人们太多的无奈，尤其是底层群体，他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要为生存而奋力挣扎，为了不给家庭带来更多的负担，他们有的选择了自杀，有的是在极度无助的情况下成为了坚定的宗教信仰者。

豫陕交界：因上帝而被边缘化的黑娃

黑娃家位于豫陕交界的一个村庄，高高低低的丘陵、细碎的土地使得耕种非常不便利，村里面的年轻人大都在外面务工，进城定居成为了村里面大多数年轻人的梦想，然而真正通过打工实现进城的人并不多，倒是有几户人家的子女通过考学实现了进城。因此，大多数家庭都希望子女能够上好学，早日离开与土打交道的日子。黑娃六十岁，有一儿一女，女儿早已嫁到别的地方，并且好多年没有回到家里，儿子二十六七岁，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两年前从一个三本院校毕业后至今都没有稳定的工作，也许是觉得实在没有脸回家了，儿子与家里联系的次数越来越少，最近一次与家里打电话也是大半年前的事情了。黑娃天生口吃，妻子在几年前患病去世，剩下他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母亲一起生活，身体上的、家庭上的残缺使黑娃成为村庄中的弱势群体，在家庭生计方面，黑娃除了耕种家里的三四亩土地外，还到附近的乡镇做一些零工，每年差不多有一万多元的收入。黑娃的家庭生活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黑娃家的生活原本也过的是有声有色，这一切都源于五年前妻子得癌症后给家庭带来的变故。

黑娃妻子是在2010年得胃癌去世的，去世之前一年他的妻子就感到身体不舒服，当时去医院没有查出什么病，也就没当回事，等到10年疼痛难忍再次到医院去检查时，查出来却是癌症晚期，当时住院接受治疗了一个多月，花费了两三万，觉得家里实在没有能力再继续治疗了，并且儿子还在上大学，就出院回家了。黑娃一家生活失去了希望，始终无法来面对这样一个事实，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黑娃的一个表妹信基督，知道了黑娃家里的情况，就开始向他传教，说只要现在信基督，他的妻子就还有救，哪怕去世前三天开始信教也不晚。因为实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当下的困难，黑娃和妻子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虔诚的将希望寄托给了基督，在表妹和其他教友的帮助下，黑娃和妻子学会了祷告。信教后的两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更加坚定了黑娃和妻子的信仰，有一次黑娃出去干活，妻子独自在家睡觉，朦朦胧胧中发现三个魔鬼站在自己的床前商量着要把她带走，当两个鬼准备带走她时，另一个拦住了他们，说这个人家里信基督，有主保护，我们带不走。黑娃回到家后，妻子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全家人因此也就信的更加虔诚了。还有一次妻子感觉到身体非常疼痛，还发着高烧，黑娃就开始赶紧祷告，没多久妻子就感到不痛了。

然而最终，黑娃的妻子还是去世了，不过黑娃并没有特别难过，他觉得妻子的灵魂得到了拯救，妻子是带着笑容走的，而不信教的人，死后是没有笑容的，因为都是被魔鬼硬拉走的。妻子去世后，黑娃依旧信仰基督教，妻子的葬礼他按照教义没有烧纸，这在村里还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而他本人有空都会去隔壁村的教堂做祷告，他说自己遇到了很多次的危险，都是在紧急时刻及时向上帝做了祷告，才得到了拯救，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命是神给的。黑娃虽然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索，但他也在努力的传教，他传了好多的人，但是只有一个人真的信了，信教的那个人还是黑娃的舅舅，他的舅舅到晚年出现了一个怪症状，老是躲在家里不出门，胡思乱想，精神上有点不正常。黑娃就像其表妹把福音传给自己一样传给了舅舅，他觉得舅舅信教以后病就变好了，也出门活动了，信教还是有作用的。

村里的教堂

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的佛道信仰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当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聚集在一个村庄的时，这种张力也表现的更加突出。黑娃所在的村庄有着较长时间的佛道信仰传统，村子里有一个小庙，遇到过节和村民家里有事的时候，总要在庙里烧香，村子里信仰神仙道教的还是多一些，基督教信仰虽然发展很快，但是还是要受到一定排挤。不同信仰者虽然在生活中没有出现大的矛盾，但在谈论信仰时往往相互讽刺攻击，黑娃本身就属于弱势者，基督教信仰使他在村里面也变的更加边缘了。而他本人对于宗教信仰又是非常真诚，对于这种由于信仰带来的边缘感也不在乎。黑娃有一个特长就是会吹笛子，有一次村里要办庙会，需要人吹笛子就找黑娃帮忙，黑娃也答应了，但他最后还是没有去帮忙。后来黑娃回忆说那天当他拿着笛子跑到庙前准备进门的时候，一只抬起的脚却始终无法落下，并且腿也变得很疼了，他觉得这是主在指示他不要进去，于是他就索性不去了，开始往回走，奇怪的是他的腿也不疼了。他总是能够感到神对于他的指点，不在乎生活中的那些人情，按照神的指点去做。对于村里的庙会活动也不参加，甚至他对自己要求严格到不吃庙里的水果和饭菜。

生活中的不如意总会让弱者失去对生活的信心，而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他们找到了动力和希望，宗教带给人的激励作用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宗教生活与现实生活中的割裂感以及对人的迷惑却值得我们注意和警惕，当无可厚非的宗教信仰非要排斥人们的传统生活甚至要人们做出与传统断绝关系的时候，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的霸道和不包容性。甚至这种将我们的传统文明彻底的从现实生活中挤压出去的极端做法是一种典型的原教旨主义，我们不排斥多元宗教所给人们生活带来的动力和希望，但是我们反对那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宗教原教旨主义做法。

黑娃紧紧的抓住了宗教这根稻草，希望在信仰中寻找生的希望（资料图）。

江汉平原：随妻子自杀而心死的老熊

老熊家位于江汉平原的一个村庄，村里面的年轻人也是有着较强进城落户的愿望，为了能够实现子代的进城梦想，接力式进城就成为了大多数家庭的选择——子代在外面打工赚钱，父母在家种田或者打工赚钱给子代进城以支撑，在这样的模式下面，农民的家庭内部就形成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这也是当下农民进城最普遍的路径选择。然而，当子代进城的意愿更加强烈的时候，意味着家庭内父代的责任也就越大，他们所受的剥削以及对自我的剥削也就更为严重。老熊家所在的村庄就是一个农民进城意愿非常强烈的村庄，很少有村民在2000年以后建房了，尤其是近十年，到县城买房成为了一种潮流，甚至成为了儿子结婚的一个必备条件。然而，这对于大多数普普通通的农民父母来讲，犹如一种无形的石头压在肩头，使得他们喘不过气，言谈中农民常常调侃说“现在是有儿子的家庭要劳累，有女儿的家庭都翘着腿。”

老熊六十多岁，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七八岁的孙女平日里由老熊照看，儿子的梦想就是早点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老熊的身体不好，说话有气无力，早些年为了给儿子娶媳妇建房子，老熊耗费了很多心力，现在儿子想在城里买房，他感觉自己现在真的是无能为力了，他也常常自责，觉得自己没能给儿子更多的帮助。老熊的妻子在两年前因为得喉癌自杀了，老伴自杀之后，老熊变了很多，他变得少言寡语，对于生活总觉得没有信心。

老熊家的房子

老熊妻子的喉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因为得的是不治之症，虽然儿子没有说什么，但老熊妻子认为花钱都是白花，反正是癌症晚期，早晚都要死掉，不能再因此拖累儿子了，也就出院了。出院后，老熊照顾妻子，病痛难耐的妻子多次央求老熊把自己勒死，她实在忍受不了疾病的折磨，老熊只能不断的安慰妻子，他感到深深的无助与无奈。由于妻子生病的原因，老熊都是和老伴分床睡的，有一天夜里，老熊起床后照例去看看妻子，突然发现，妻子已经上吊死了。

从那以后，老熊整个人都变了，变得非常的悲观和沉默，他总是后悔自己太粗心，没有照顾好妻子，在和老熊交谈的过程中，他总是指着桌子上的一大堆药说自己也不知道哪天就随老伴去了，并且他总是伸出舌头说自己差不多也得了癌症，虽然没有检查，但是他说自己可以感觉到，言至于此，他的目光总是显得格外的暗淡，老熊有气无力的话语，暗淡的眼光，让人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他的那份悲观与落寞，也能深深的感受到老熊那对于死亡的无所谓的态度，或许是对于活着没有太多的留恋，或者对于自己有着太多的自责，老熊这种对待生死的态度让人感受到的更多的是悲悯和无奈。老熊的瓦房子距离儿子在村里的两层楼房仅有百米之遥，但儿子和媳妇也很少去看父亲，即使他们回家的次数并不多，老熊和他所居住的那座破败的房子仅有其孙女放学蹦蹦跳跳跑过来的时候才能稍显一丝生气。

生命何所依？

黑娃和老熊的经历是相似的，但在无助之中两个人却收获了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黑娃紧紧的抓住了宗教这根稻草，希望在信仰中寻找生的希望，而老熊面对着妻子在生死面前的抉择，选择了一种对生死无所谓的态度。在疾病与死亡面前，生命何所依成为了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究竟是求助于圣，在虚无中寻找活着的意义，还是求助于人，在无助和无奈中自我了断，这是个问题。

在癌症这样的大病面前，人们不得不感慨生命的卑微和渺小，对于死亡的恐惧和以及对家庭、亲情的留恋迫使人们在不安和无奈中求助于神或求助于己。对于大多数普通的家庭来讲，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无疑就是向一个充满希望的家庭宣判死刑，而缺乏社会关怀以及大病救助等公共卫生措施更迫使这些家庭跌入无助的深渊。现代社会生活中充满着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种重大疾病已经成为了社会发展和家庭实现向上流动梦想的阻碍。

《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而世界癌症报告估计，2012年中国癌症发病人数为306.5万，约占全球发病的五分之一；癌症死亡人数为220.5万，约占全球癌症死亡人数的四分之一。而在当前癌症在城市地区发病率为303.39/10万，农村为249.98/10万；城市死亡率为181.86/10万，农村为177.83/10万。国家癌症中心肿瘤流行病学研究员代敏介绍，今后20年，我国癌症的发病数和死亡数还将持续上升：根据国际癌症研究署预测，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我国癌症发病数和死亡数到2020年将上升至400万人和300万人；2030年将上升至500万人和350万人。

这些数字的背后意味着有更多的家庭要面临着黑娃和老熊那样相似的经历，在万般无奈之下，求助于神还是求助于人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在当前社会医疗水平和社会保障亟待提高的情况下，人们对于癌症等疾病缺乏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在当前很多农村地区，得了癌症就被认为判了死刑，并且由于普通家庭缺乏一定的经济支撑和社会缺乏必要的救助手段，人们不得不在慌乱和无助中做出选择，当正确的医疗知识难以被人们接受，宗教就成为了救助疾病的“良药”。近年来基督教的快速传播和这些不无关系，尤其是农村基督教快速和大规模的发展，正是因为普通家庭难以应对这些疾病，宗教给了最无助的人们以希望，因此这些人就成为了信仰的传播者，并且在笔者所调查过的村庄中，因病而信教的占据了绝大多数，信仰并非因为是信仰而被信仰，而是因为信仰曾经给最无助者带去过希望而被信仰，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够建立起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与大病救助体系，又有谁愿意在虚无缥缈的信仰中寻找活着的希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