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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良:扶贫遇上懒汉,干部们还能怎么办?

2019-11-08 07:21:08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成良】

近日,关于扶贫干部的消息不断刷屏:先是云南怒江两名扶贫干部工作途中坠江遇难的消息刺痛了公众的神经,紧接着同样是在云南,一名女扶贫干部“发飙”的视频引得无数喝彩。

中国的扶贫攻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些都离不开扶贫干部的艰苦奋斗和无私奉献。随着脱贫攻坚工作的深入开展,越来越多关于扶贫干部的故事走入人们的视野,从而使得这一群体的形象变得更加丰满。

云南一扶贫工作者“骂”贫困户

在深度贫困区“攻坚拔寨”

中国的反贫困已经进入到了攻坚拔寨的关键时期,反贫困斗争越来越聚焦于深度贫困地区,这些都是贫困治理中的硬骨头。从八十年代国家开始大规模反贫困专项行动开始,这些地方就一直是贫困治理的核心区域。

从自然特征来看,这些地方一般地广人稀、地貌复杂、生态脆弱,广阔的疆域意味着地方政府要承担着更为繁重的治理任务;从经济特征来看,基础薄弱、发展缓慢,这些不仅制约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也影响着地方财政实力,对国家转移支付依赖程度很高;从社会特征来看,复杂的地理环境造成了一些地方封闭保守,反贫困政策执行面临较大阻力。

在此背景下,扶贫干部做好本职工作往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在很多地貌复杂的区域还要面临着更多的安全风险。近年来,扶贫干部遇难的消息大多数就来自于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各种意外。今年10月份,在云南扶贫干部遇难之前,甘肃也发生了一起扶贫干部和四名记者下乡遇难的惨痛意外事件。然而,类似的悲伤故事又很难通过制度机制进行干预,这是由深度贫困地区的基本区情所决定的。

在西南和西北一些深度贫困地区进行了较长时期的田野调查之后,笔者深刻感受到了奋战在这场没有硝烟战斗背后一线扶贫干部的酸甜苦辣。

地理学上有一条著名的线叫“胡焕庸线”,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的腾冲,从人口分布来看,以2010年国家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胡焕庸线东南半壁43.24%的国土面积居住着中国94.41%的人口,西北半壁56.76%的国土面积仅居住有5.59%的人口。我国的深度贫困地区绝大多数位于西北半壁以及胡焕庸线的交界地带,由此可见,如何在地广人稀、交通复杂的环境下做好群众工作关系到脱贫攻坚的成败。

脱贫攻坚是系统性的民生工程,也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基本路径。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背景下,不同区域完成同样的政策所付出的成本差异极大。对于深度贫困地区来讲,其面临的首要难题在于如何在复杂的地理环境下做好这一关系到民心向背的群众工作。

要做到真扶贫、扶真贫,就需要切实和每位农户打好交道,了解真实情况,熟悉农村的家长里短。这些对于东中部大多数农村地区来讲问题都不大;而在西南和西北的一些深度贫困区,却并没有那么容易。

从笔者在西南地区调研的乡镇来看,多数乡镇的版图面积在100到300平方公里之间,人口数量一般是一两万人以内,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包含公务员编、事业编以及临聘人员等)也不过七八十人。山大沟深,村寨散落在广袤的国土上,甚至在同一乡镇,到达一些村寨都需要几个小时的车程。

山涧中掏出的入村碎石路(作者供图)

“真正让人感到无力与无奈的,其实是心累”

在公共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有效地传达国家政策,对一些基层政府来讲都比较困难,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还要面临着文化差异背景下如何将国家惠民政策转化为农民听得懂的生活话语的难题。

从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视角来看,公共政策越严密、越精细当然越好。然而,在具体的政策实践过程中,严密而精细的公共政策对地方的治理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深度贫困地区来讲,地方政府能力往往又很难匹配复杂公共政策体系提出的这些要求。不仅如此,高昂的政策执行成本也使得这些地区很难承受。除此之外,最令基层干部感到困难的,就是如何将这些复杂的政策体系转化为农民听得懂、能够理解的生活话语。

扶贫干部入村开群众会(作者供图)

比如,要实现精准扶贫,政府就需要大量精准的信息来辅助判断。但是如何获取真实有效的信息,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讲是需要大量的调查进行支撑的。事实上,在深度贫困地区进行复杂而精确的信息统计的成本实在太过于高昂。笔者在调查期间就曾参与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为了按照政策要求做好扶贫工作的每个环节,基层扶贫干部除了白天工作时间做好日常工作以外,还要经常加班加点入户做各种群众工作。有好多次和扶贫干部做完工作已是凌晨,车行在黑洞洞的山野内,一边是深沟,一边是峭壁,疲惫得根本就顾不得危险。刚开始还有些担心,万一出事怎么办,后来习惯了也就无所谓了,倒是有一种坦然的心情来面对。这些于我而言不过是几个月的参与式调研,却是这些基层扶贫干部工作的常态。

“说起扶贫工作的苦与累,这对于广大扶贫干部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困难,真正让人感到无力与无奈的,其实是心累,有重重压力的心累,还有不被体谅、理解的心累!对于扶贫干部来说,鼓励、掌声和理解更重要。”

以上是笔者一位参与扶贫工作四年多的朋友在朋友圈写下的感悟,他的文字道出了扶贫干部在工作中最无奈而又最真实的艰辛。笔者在调研期间接触了大量的扶贫干部,在和他们深入交流的过程中,很多人都表示外在环境造成的困难对他们来讲其实并不会感到畏惧和心累,心累的原因主要源自于两个方面:

一是自上而下严格的考核和督查压力造成工作自主空间压缩所带来的意义感缺失的心累。

各级部门为了保障脱贫攻坚的工作质量,不断强化对政策落实的考核和监督,同时还运用了大量技术治理手段完善政策监督。这些出发点原本是好的,但对于基层而言,需要面临的考核就越来越多。由于一些考核对基层工作具有一票否决权,扶贫干部不得不把精力转移到应付考核上面,压缩了落实任务的时间和精力。

伴随技术治理应用的是各种信息系统的建立,这些系统需要录入大量的数据来实现对政策过程的控制。由于信息系统数据录入完整性与有效性成为了上级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这些加大了扶贫干部的工作量:按照统计标准入村入户调查;把这些纸质调查数据录入信息系统;再根据上级反馈的问题反复核查数据。

由于考核和督查主体的差异,对于基层提出的意见往往充满矛盾,结果造成扶贫干部在反复的整改和折腾中消磨了工作积极性。并且由于每项流程都要花费很多时间,而扶贫干部的时间总量是有限的,面临的任务又比较繁多,结果很容易造成一些任务的完成效果不理想,也增加了被问责的风险。在此背景下,很多基层扶贫干部都感到一种悖论,明明是在做很有价值的事情,但是繁琐的中间环节却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得意义感不断流失。

二是在处理日益复杂的群众诉求过程中不被理解和体谅的心累。

为了切实解决贫困户的“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和“三保障”(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问题,本轮精准扶贫设置了非常多的政策优惠。这些原本也无可厚非,但是,一些贫困户却将其作为自己理应享受的权利,并且不仅不以贫困为耻,反而以之为荣。甚至,一些贫困户将其当成了享受特权待遇的符号,因为他们一打电话很快就会有帮扶干部上门嘘寒问暖、解决问题。

扶贫口号: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图/IC photo)

这些制度设计原本是为了督促干部切实履行好职能职责,帮助贫困户解决生计以及发展问题,结果造成了“干部忙得团团转,群众靠在门边看!”云南女扶贫干部“发飙”的视频引起社会关注和共鸣的原因就在于此。

在西北一乡镇调研时,驻村干部感慨:扶贫干部不好当,扶贫资源不好发,扶贫工作不好做!

他说帮扶单位在向贫困户家中送去米、面、冬季用煤的时候,群众就站在一旁看着干部忙里忙外,丝毫不知道搭把手,帮一下忙。这让参与扶贫工作的干部感到有些寒心,觉得自己工作没有成就感。

在帮扶中,一些群众养成了“等靠要”的思想,将暂时性的帮扶当成了常规性的个人权利。今年发放帮扶资源就说满意,明年没有了,就产生很大的不满。甚至还有的贫困户家里送去的米面油吃完了,就打电话给帮扶单位让再送去一些,丝毫意识不到脱贫是自己的责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因为没有评上贫困户而不断缠访闹访,甚至对扶贫干部恶语相向。

最让扶贫干部感到心累的还是那些缺乏发展动力,没有家庭责任感,不愿意奋斗的懒汉。这些人致贫的主要原因是劳动意愿薄弱,而不是缺乏劳动机会。然而,他们无法脱贫的话,扶贫工作就完不成目标。在中部某贫困县调研时,就遇到了这样一户贫困户:

阿杜一家是村里的低保贫困户,家中分别有七十多岁的父母、阿杜夫妇(阿杜47岁、媳妇33岁)、儿子和女儿(5岁和3岁)。除了阿杜媳妇精神有问题,其他人身体都健康。阿杜就是因为非常懒惰,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媳妇。后来找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女性,生了一子一女。六口人住的是砖瓦房,家里破破烂烂,但是阿杜就是不愿意劳动。

阿杜家的房子

地方政府在直接帮扶项目中给了阿杜家5000元资金,希望他们能够买羊养殖,大羊生小羊,这样以后也有比较稳定的养殖收入来源。阿杜到亲戚家买了四只羊,但是他懒得把羊拉回家,帮扶干部催了很多次,他都借口有事。后来天气太热,四只羊中有两只热死了,他还是没有把羊拉回家。

考虑到他们家的住房问题,帮扶干部帮他争取到了危房改造资金。资金虽然争取到了,项目实施还是要靠阿杜张罗,他还是怎么催都不动弹。

为了让他们家有稳定的收入,地方政府给阿杜安排了公益性岗位——打扫卫生,每月有三五百元收入,但是他不愿意好好做,考虑到将来的脱贫攻坚成效问题,政府又无法将其开除。

目前阿杜的妻子又怀了孕。对于阿杜这样缺乏家庭责任感,只管生小孩,从来不考虑如何养,又不愿意劳动的人,帮扶干部感到可气又无奈。

然而,类似的贫困户又绝非少数。在当前市场劳动机会充足的情况下,只要贫困户身体健康,基本上都能够找足以满足脱贫条件的工作岗位。但是,长期积攒的惰性思维和习惯却成为了这些贫困户脱贫的重要障碍。在西部调研时,遇到的另一户贫困户不仅让扶贫干部感到心累,而且情感上还非常受挫:

溪水村有两兄弟,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都是单身汉。扶贫干部考虑到他们还住在土房中,就帮助他们改善住房条件。

扶贫干部去两兄弟家中做工作的时候,两人就坐在屋里看电视,也不说句问候的话;扶贫干部谈起危房改造,老大却撂了一句让人很恼的话,“吃的水都没得,搞什么搞!”

危房加固的材料运到了家门口,两人动都不愿意动一下,扶贫干部找他说话,回“怕什么,我房子不好丢的是你们村干部的脸。”

为了帮助他们申请产业扶持资金,扶贫干部通知他们把相关材料拿到组长家里复印,他都不愿意去做,说“有钱没,没钱我就不去!”

给予扶贫干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虽然扶贫是一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但是并不意味着从事这项事业的过程中都能时刻感受到正能量,而正是因为扶贫干部的努力和无私奉献,以及默默地化解各种负能量事件,才使得这项事业变得崇高而伟大,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就更需要关注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一个个普通而真实的英雄。

当前80、90后逐渐成为了基层扶贫工作的主力,他们活跃在工作一线,为了扶贫工作牺牲了很多陪伴父母和子女的时间,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挥洒在田间地头,调研中经常能遇到一幕又一幕令人感动和充满信心的故事。

笔者在云南相识的一位90后朋友从大学毕业后就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几年的工作历练已经使他成长为业务骨干,负责很多扶贫中重要的工程项目。不少老板为了拉项目而向其提出了回报的事情,而他的回复让人感到非常暖心:

“感谢你为脱贫攻坚工作做出的贡献,也非常欢迎你继续来投资,为我们的贫困户早日搬迁入住新房做出更多的努力,做出更好的榜样!我觉得只要我们做好了不用别人介绍,也有做不完的活计。现在的社会可能不是像你说的那样,你要相信我们的党员干部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好的大有人在!”

正是这些扶贫干部的默默努力和职业坚守,中国的反贫困事业才取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当前的脱贫攻坚工作还需要进一步理顺政策执行的体制机制,给予扶贫干部充分的信任和空间去脚踏实地地落实工作,而非将其囿于材料和考核之上。与此同时,社会也要给予扶贫干部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不能让他们感到身累又心累。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刘成良

刘成良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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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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