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皓琰】

技术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经济史上的经典议题。

五一劳动节，源自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新技术与劳动者的激烈对抗；而一百年多后的今天，我们又站在了一个相似却又迥异的历史节点，人工智能浪潮对劳动的替代范围和对人类劳动能力的超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也让广大劳动者尤其是青年群体，深刻感受到劳动主体性的丧失与价值认同的危机，甚至出现了“AI崇拜”“AI恐惧”等思潮。

然而，将矛头指向AI，是一种看似痛快实则错位的归因。人工智能只是生产力发展到新阶段的技术产物，真正的问题在于其与生产关系的适配性。与其崇拜AI或恐惧AI，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探索与AI和解的路径，在AI时代传承劳动精神、重塑劳动主体性。

人工智能时代劳动主体性的新困局

所谓劳动主体性，主要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自主支配自身活动、在劳动成果中确证自身创造性，并通过劳动持续发展自身的现实能力与潜能。随着人工智能对劳动过程的深度介入，其正从多个角度系统性地冲击劳动者的主体性。

第一个新困局，在于劳动异化有了新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劳动从自由自觉的活动沦为外在的、强制的行为的现象称之为劳动异化。而在人工智能时代，劳动异化已经从工业时代“人依附机器”的被动状态，升级为“人依附算法”的新型异化。

随着人与AI的协同工作模式成为常态，这种协同往往呈现出“算法主导、人工辅助”的不平等格局，劳动者的工作行为、节奏甚至休息时间，都被算法严格掌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已有90%的管理者至少采用了某种算法工具来指导、监控或评估员工，欧洲受访国的平均采用率也达到了79%。在全方位、高强度的算法指令面前，劳动者完成任务的每一个步骤都在被无形的数字意志精确牵引，劳动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正在被算法全面消解。

第二个新困局，在于劳动者的价值感不断丧失。即便是以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程度作为参照物，也已经在很多行业中展现出远超于人的生产效率。OpenAI去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涉及法律文书、数据分析等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领域，AI正在迅速追赶甚至逼近专业人员的水平。高盛的报告也预测，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全面采用并融入常规生产流程后，市场的劳动生产率将提升约15%。这意味着即便在编程、设计、创作等以往被视为创造性劳动的领域，劳动者在场的独特性也在被算法分析的最优解所稀释。

这种压倒性的效率优势给予了很多劳动者以无力感：自己经年累月积累的知识和能力，在AI面前似乎变得不值一提。与之相对应的，是普通劳动者议价能力的进一步弱化，劳动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原本通过劳动实现自我认同、确证自身价值的过程被彻底打破。

影视飓风创始人Tim感叹AI视频大模型“即梦Seedance2.0”产生了颠覆性效果。 微博

第三个新困局，在于“劳动去技能化”现象更加显著。劳动是人实现自我价值、确认自身本质的核心途径，自由而全面地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挤压，大量劳动者正在被挤出以往需要专业积累和认知能力的岗位，下沉到劳动链条最底端的“幽灵工作”中，造成严重的劳动去技能化现象。

而所谓“幽灵工作”，指的是那些在AI体系下不易被看见的零散、低薪、重复性的辅助工作，如数据标注、简单内容审核、AI生成内容校对等。根据法新社去年的报道，每天长时间面对复杂图像的标注员，一项标注任务仅能获得几美分到二十几美分的报酬。这种严重的去技能化问题不仅会强化劳动者对人工智能的深层依附，彻底丧失职业发展空间，还剥夺了劳动者提升自我、实现潜能的基本权利，与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目标相去甚远。

人工智能并非造成劳动者困局的根源

面对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主体性困局，一些应激性舆论一度在社会上扩散，譬如主张抵制或放缓AI的普及，或者倡导逃离AI的“田园牧歌”。但事实上，AI并不应当成为那个被责备的对象。

将人工智能视为劳动主体性危机的根源，背后常常隐含着一种未经审视的预设：AI本身可以独立创造价值，因此人类劳动不再重要，劳动者的地位注定被边缘化。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人工智能并不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明确指出，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而物化劳动仅能转移原有价值。

尽管AI令生产过程的部分环节自动化，但终究属于物化劳动，只是将自身原有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在总的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譬如AI的研发、训练、调试、监督、伦理审查等，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大量活劳动的注入。而人工智能之所以能产出如此丰富的社会财富，正是因为它背后凝结并释放了海量的、由科研人员和工程师等长年积累的高质量复杂劳动。因此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生产力爆发不应被误读为对劳动地位的反证，恰恰相反，它是对高复杂形态劳动巨大潜力的最高礼赞。

由此审视，人工智能革命是通向劳动解放的必要阶段，它不仅不是造成劳动者困局的根源，相反还是促进劳动者真正解放的重要工具。马克思在构想共产主义社会时曾指出，人类的劳动解放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为基础，只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足以大幅压缩工作日的程度，全体社会成员才可能从繁重的谋生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发展自身多方面才能，将劳动还原为乐生的工具。

人工智能作为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同样也是迈向最终劳动解放所必不可少的技术阶梯。如果盲目放缓AI的发展速度，不仅会错失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机遇，还会逐步导致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被边缘化，带来劳动报酬降低、就业岗位减少、劳动环境变差等更加突出多样的后果。因此，顺应历史趋势、加快AI发展，才是破解劳动困境、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正确路径。

而要解决人工智能带来的困境，要明确人工智能的应用才是问题的关键，而非其人工智能本身。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在剖析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更加尖锐的劳资关系问题时，曾直击要害地指出，机器本身是会缩短劳动时间的，但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却提高劳动强度。也就是说，技术的社会后果从来不是由技术的物理属性单方面决定的，而是由它被嵌入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目的所塑造的。

人工智能时代的问题也是同样的道理，AI作为中性技术工具，本身无善恶、无对错，其会带来怎样的社会效应，取决于被怎样应用。当技术被少数人独享，AI的应用是为了追求最大化的资本回报率而非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整体需要和劳动者多重福祉时，那些在工业革命中曾出现过的整套病理便又会自动重现。因此，要实现与AI的和解、真正重塑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关键并不是在技术层面“做减法”，而是要构建一套能够引导并约束AI向善的社会安排，在制度层面“做加法”。

人工智能时代重塑劳动主体性的现实路径

在人工智能时代重塑劳动主体性，既需要劳动者个体的主动适应与能力再造，也需要社会层面的宏观制度安排与政策引导。

重塑劳动主体性，首先要做好人与人工智能的良性分工。推进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不应是无差异、无选择的全面铺开。若不加甄别地将AI推向一切领域，不仅可能在短时间内造成超出社会吸收能力的大规模结构性失业，还可能在需要人际温度、伦理裁量与创造性突变的领域造成替代效果差、社会成本高的双输局面。

在社会层面，合理的路径是在数据处理、机械流水线操作和标准化生成式任务等已相对成熟的领域之外，着重推动AI向那些人工从事意愿低、极度消耗身心或威胁生命安全的劳动领域倾斜，这既是技术扬长避短的实际要求，更是对劳动者基本权益的实质性保护。而在个人层面，劳动者需要主动辨识人与AI的比较优势，把重复计算和标准化执行交给AI，把价值判断、伦理决策和创意发起的最终责任牢牢握在手中，而这些正是数字时代依旧稀缺的主体能力。如此，既能借技术大幅提高劳动效率，亦可确保劳动作为以我为主、携器进取的主体性实践。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对劳动愈发显著的替代效应是不可避免的，面对其带来的结构性就业问题，教育正是经济学界公认的重要手段。因此，必须持续推进和优化教育体系改革，定向培养AI研发、运维、应用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同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跨界教育，在法学、医学、设计、农林、社会工作等非纯技术领域中系统性地嵌入AI工具应用课程，让人工智能回归其应有的工具性角色，在不同行业领域塑造更多善用人工智能、能与AI协同工作的新型人才。

中国教育报报道“人工智能+教育”。 中国教育报

而对于那些已经身在职场、正在面对着AI冲击的劳动者来说，也应尽快树立复合型人才和终身学习的意识，不能固守已有的技术边界，而应善于利用AI强大的辅助学习功能，将其变为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放大器。一个具备多元技能和快速学习能力的人，即使身边流程被持续自动化，也能凭借跨域思维不断打开新空间。

最后，优化分配制度，以人工智能促进共同富裕，这是消除“AI恐惧”的终极方案。当前人们对人工智能冲击劳动岗位的深切忧虑，很大程度上源于一个根本性事实：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劳动至今仍然首先是谋生的手段。一旦物质条件有了坚实保障，人们不仅不会恐惧被替代，反而会乐于见到那些枯燥、繁重、危险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接管，将时间与精力投入到那些更有意义和更符合个人志趣的事务中去。

因此，分好AI创造的巨大蛋糕是极为重要的。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有着区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优势，可通过累进税制、数字经济专项税收、智能产业收益调节等手段进行有效的再分配。若未来随着人工智能的继续进化和普及，其财富创造能力达到非常可观的规模，还可以考虑增设额度更大、项目更加丰富的转移支付手段，令其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当劳动者不再为基本生计而焦虑，便可更加从容地在AI时代的劳动中寻找意义，施展自身的潜能，确证作为人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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