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统】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喝茶聊天。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任京城警备司令，王怀庆是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是握有军权的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大家一起喝了会茶，胡适和高一涵走了。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在新世界楼上楼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当陈独秀在五楼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拘捕。

在审讯时，陈独秀说传单是自己捡来的，否认传单与自己有关。[①]陈独秀是名人，这些口供当然骗不了警探。半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家属从梦中惊起，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

报刊舆论一直在关注陈独秀的消息，据说政府高层是有争议的。军界的段祺瑞、徐树铮力主镇压，他们在徐宅开紧急会议，“倡言此次上海罢市，纯是一班学生鼓动，而学生风潮，实为北京大学二三教职员所鼓吹。蔡元培陈独秀均新思潮首领，实为此次怂恿学生爱国的罪魁。对于此次风潮，非取极端压迫手段不可”。[③]

王怀庆找京师警察厅要人，想置陈于死地。警察总监吴炳湘是总统徐世昌亲信，按照徐“维持”的指示，坚持不肯交人。“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④]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李大钊

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都通过各自的关系，写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39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30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7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段祺瑞、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泉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⑤]

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拢孙中山，派许世英为代表去上海见孙中山。据沈玄庐1919年12月给胡适的信说，孙中山为营救陈独秀起了作用：“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⑥]

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和营救舆论，徐世昌最后决定放人。1919年9月16日，经历了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后，陈独秀终于获得释放。李大钊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诗鼓励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⑦]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⑧]

当时北京警察厅对陈独秀的处理是“保释戒豫”，就是监视居住。北京中一区警察署通知陈独秀住地巡警要将陈独秀的“行状”上报。1920年2月9日，警察发现陈独秀出走未归。“视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记表”备注：“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寓。复经调查数日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⑨]

陈独秀为生活出路，先到上海，又去了武汉。北洋政府知道他离开北京，违反了保释条例，警察署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加以逮捕。吴炳湘觉得再把陈独秀抓起来实在麻烦，于是派人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我们要抓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⑩]高一涵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量，在陈独秀返京后，派人先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藏起来，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棉背心，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带几本账簿。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返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表示钦佩。[11]

陈独秀到了上海，2月14日给吴炳湘总监写信：

镜潭总监台鉴：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疚。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并为面谢。[12]

1920年4月，陈独秀住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柏文蔚的房子，陈独秀曾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借给陈住。这里离戴季陶住的三益里很近。陈独秀结识戴季陶，也就认识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一个新的朋友圈建立起来了，这个朋友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邵力子回忆：“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上半年，浙江师范学院（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闹风潮后，一批教员和学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统因写《非孝》一文被开除，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个教员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与《民国日报》发生关系，我当时在《民国日报》。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另外，一部分国民党员，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庐。廖仲恺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陈独秀也曾和国民党发生过关系，辛亥时曾任安徽省省长柏文蔚的秘书。以上两部分人，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13]

陈望道回忆，他到上海是1920年5月，和施存统等人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在义乌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来准备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当他把译稿带回上海，《星期评论》已停刊。于是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译稿转交陈独秀。据《俞秀松日记》载，1920年6月28日，“9点到独秀家，把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14]

陈望道（资料图）

这些信息说明：陈独秀住到渔阳里后，与戴季陶、李达、李汉俊等结识，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著作，在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到上海后，又将《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修订过，由俞秀松交给陈独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在8月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印成单行本，这就是中国第一版全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也是在此时读到这本经典著作的。

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从创办《新青年》起，他一直在寻找改变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道路，现在豁然开朗了。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文章最后，陈独秀庄严地宣告：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5]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实现了一个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了。

注释：

[①] 《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载《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③] 《陈独秀被捕之真因》，《民国日报》1919年6月17日。b《申报》1919年7月25日。

[④] 《申报》1919年7月25日。

[⑤]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页。

[⑥] 沈玄庐：《复胡适》，载《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页。

[⑦] 这两句话，引自陈独秀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即陈被捕的两天之前。原文如下：“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⑧] 《新生活》第6期，1919年9月28日。

[⑨]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80页。

[⑩] 《新潮与西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1]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有人传说分手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陈独秀尚未信仰马列主义，因此，此事不足为信。

[12]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页。

[1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14]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15]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刘统著《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