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南迁渔阳里后,陈独秀为何成了共产主义者?

来源:《火种》

2021-04-25 07:56

刘统

刘统作者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导读】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经历了一段寻路的历程: 1920年2月,离开北京的陈独秀在上海环龙路老渔阳里重启《新青年》杂志的发行。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倡导下,陈独秀、李达和李汉俊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建党之路就此逐步展开…… 在众多的思潮中,陈独秀为何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他经历了怎样的蜕变? 著名党史、军史专家刘统教授在新作《火种》中,为我们勾勒了这段历史:

【文/刘统】

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一起在北京城南一个叫“新世界”的娱乐场喝茶聊天。这时的陈独秀越来越激进了,他制作了一个《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北京市民宣言》第三、四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大将,段芝贵任京城警备司令,王怀庆是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是握有军权的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

大家一起喝了会茶,胡适和高一涵走了。陈独秀一个人继续在那儿散发传单。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在新世界楼上楼下地跑,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当陈独秀在五楼散发传单时,当场被拘捕。

在审讯时,陈独秀说传单是自己捡来的,否认传单与自己有关。[①]陈独秀是名人,这些口供当然骗不了警探。半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家属从梦中惊起,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

陈独秀被捕以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15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17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

报刊舆论一直在关注陈独秀的消息,据说政府高层是有争议的。军界的段祺瑞、徐树铮力主镇压,他们在徐宅开紧急会议,“倡言此次上海罢市,纯是一班学生鼓动,而学生风潮,实为北京大学二三教职员所鼓吹。蔡元培陈独秀均新思潮首领,实为此次怂恿学生爱国的罪魁。对于此次风潮,非取极端压迫手段不可”。[③]

王怀庆找京师警察厅要人,想置陈于死地。警察总监吴炳湘是总统徐世昌亲信,按照徐“维持”的指示,坚持不肯交人。“当陈氏初被捕时,步军统领王怀庆即与吴争执权限,斯时陈最危险,盖一入彼之势力圈,即无生还之望。幸吴警监坚执不肯让步,故仍得留置警厅。”[④]

《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李大钊

为了营救陈独秀,胡适、章士钊、罗家伦都通过各自的关系,写信求助或疏通。6月16日,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马裕藻、马叙伦、王星拱等39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0日,民国大学校长应善以、中国大学校长洪逵及各校教员冯承钧、袁敦礼、马寅初、顾兆熊等30人联名请求保释陈独秀。6月27日,安徽省长吕调元致电段祺瑞、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绝与过激派无涉。闻在京被捕,此间人士爱护学者,群请解救。学潮初定,似不宜又兴文字之狱。两公容纳泉流,夙所钦仰,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省释,以慰士望。”[⑤]

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拉拢孙中山,派许世英为代表去上海见孙中山。据沈玄庐1919年12月给胡适的信说,孙中山为营救陈独秀起了作用:“孙先生一见着许世英,就说起你和独秀被拘的话。当时正《每周评论》被封,上海方面大传你也被捕的话。所以孙先生对许说:‘独秀我没见过,适之身体薄弱点,你们做得好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但是你们也不敢把来杀死。身体不好的,或许弄出点病来,只是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听了这番话,口口声声的‘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没有几天,我们就听到独秀出狱的消息。当时很赞同孙先生的话说得好。”[⑥]

面对国内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和营救舆论,徐世昌最后决定放人。1919年9月16日,经历了三个月的牢狱生活后,陈独秀终于获得释放。李大钊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诗鼓励他: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竟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⑦]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⑧]

当时北京警察厅对陈独秀的处理是“保释戒豫”,就是监视居住。北京中一区警察署通知陈独秀住地巡警要将陈独秀的“行状”上报。1920年2月9日,警察发现陈独秀出走未归。“视察受豫戒命令者月记表”备注:“查于二月九日下午一时,见陈独秀乘人力车出门,声言至缎库后身胡适宅拜访,是日并未回寓。复经调查数日未回家,闻系确赴上海。”[⑨]

陈独秀为生活出路,先到上海,又去了武汉。北洋政府知道他离开北京,违反了保释条例,警察署在陈独秀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准备在陈独秀回京时加以逮捕。吴炳湘觉得再把陈独秀抓起来实在麻烦,于是派人打电话通报了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蒋梦麟:“我们要抓你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⑩]高一涵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量,在陈独秀返京后,派人先到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藏起来,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李大钊是河北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像生意人。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城。陈独秀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厨师的棉背心,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带几本账簿。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返回北京。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表示钦佩。[11]

陈独秀到了上海,2月14日给吴炳湘总监写信:

镜潭总监台鉴:

夏间备承优遇,至为感佩。日前接此间友人电,促前来面商西南大学事宜。匆匆启行,未及报厅,颇觉歉疚。特此专函补陈,希为原宥。事了即行回京,并为面谢。[12]

1920年4月,陈独秀住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这是柏文蔚的房子,陈独秀曾当过他的秘书,所以借给陈住。这里离戴季陶住的三益里很近。陈独秀结识戴季陶,也就认识了《星期评论》编辑部的李达、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一个新的朋友圈建立起来了,这个朋友圈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

邵力子回忆:“共产党的前身,共产主义小组发起的经过是这样的:1920年上半年,浙江师范学院(浙江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闹风潮后,一批教员和学生到了上海。其中施存统因写《非孝》一文被开除,陈望道、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四个教员被解聘,除李以外,都跑到上海,与《民国日报》发生关系,我当时在《民国日报》。陈望道在日本留学归国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另外,一部分国民党员,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如戴季陶、沈玄庐。廖仲恺和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很热心。陈独秀也曾和国民党发生过关系,辛亥时曾任安徽省省长柏文蔚的秘书。以上两部分人,1920年5月间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参加研究会的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独秀、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13]

陈望道回忆,他到上海是1920年5月,和施存统等人一起来的。在此之前,他在义乌老家翻译《共产党宣言》,原来准备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当他把译稿带回上海,《星期评论》已停刊。于是陈望道委托俞秀松把译稿转交陈独秀。据《俞秀松日记》载,1920年6月28日,“9点到独秀家,把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14]

陈望道(资料图)

这些信息说明:陈独秀住到渔阳里后,与戴季陶、李达、李汉俊等结识,从他们那里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和著作,在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陈望道到上海后,又将《共产党宣言》的译稿修订过,由俞秀松交给陈独秀。经陈独秀和李汉俊校订后在8月用“社会主义研究社”名义印成单行本,这就是中国第一版全译《共产党宣言》。陈独秀也是在此时读到这本经典著作的。

读了这些马克思主义著作,陈独秀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开始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问题。从创办《新青年》起,他一直在寻找改变中国社会和思想的道路,现在豁然开朗了。

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文章的第三部分,陈独秀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论述,谈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谈到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属于劳动人民的民主: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文章最后,陈独秀庄严地宣告: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5]

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一个分水岭,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信仰了马克思主义。《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实现了一个蜕变,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开始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奋斗了。

注释:

[①] 《陈独秀被捕送案表》,载《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

[②]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

[③] 《陈独秀被捕之真因》,《民国日报》1919年6月17日。b《申报》1919年7月25日。

[④] 《申报》1919年7月25日。

[⑤]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43页。

[⑥] 沈玄庐:《复胡适》,载《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3页。

[⑦] 这两句话,引自陈独秀的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发表于《每周评论》第25期(1919年6月9日),即陈被捕的两天之前。原文如下:“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⑧] 《新生活》第6期,1919年9月28日。

[⑨]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80页。

[⑩] 《新潮与西潮:蒋梦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11] 任建树:《陈独秀传》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有人传说分手时“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当时陈独秀尚未信仰马列主义,因此,此事不足为信。

[12] 北京市档案馆编:《五四运动档案史料选编》下册,新华出版社2019年版,第791页。

[13] 邵力子:《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载《“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1页。

[14] 《觉悟渔阳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建史料选辑》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15] 《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6页。

刘统著《火种》,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责任编辑:吴立群
陈独秀 马克思主义 无产阶级 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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