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正文：

我仔细看了下他的头发，67岁的人，发色黝黑，没有一丝白发。

身边的人说，他喜欢运动，重视健康，吃饭准时，晚上也按时入睡，尽管经营公司百事缠身，却从不会烦忧失眠。

他自己将这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心态归因于时间和经历的馈赠，“我们年轻的时候，受过太多的苦累和磨炼，我们啥都经历了，所以对很多问题，可以淡然和从容”。

大浪淘沙，他是剩者，更是胜者。作为新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和他一起赤足下海的同行者，有的事业衰败，有的淡出江湖，有的身陷囹圄，有的墓草久宿。唯有他，走过千山，依然微笑挺立。

从养鹌鹑开始，到养牛、养猪、做地产、进军化工行业、布局金融投资，30多年来他稳步前行，又适时辗转腾挪。如今，他创立的企业年营收已过千亿元，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农牧企业。

北京的新希望品牌馆入口处，是一个常青树的造型。25年前，他第一次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人民大会堂不无忐忑地宣讲《私营企业有希望》。之后，每年的“两会”，他都会准备为民企发展鼓与呼的提案或建议。

数十年来，他看着自己的事业逐渐壮大，早已超越了当年的初心与梦想。而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也在这些年飞速成长，有些成为有世界性影响的庞然大物。

万物生长，自有其时序、际遇与定数。见惯起伏生灭之后，他宠辱不惊，关于自己这个阶层的命运，他有一个真诚的愿望：中央的一系列政策要“落到细处，落到具体处”。

我们在北京“两会”闭幕之际见到了他。作为实业家，眼前的他并不以深邃的思想和华丽的表达见长，但显然，他为自己用双手在田野上描画的壮阔诗篇深感骄傲。

他是刘永好。以下是他的自述。

26年参加“两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三点

2018年是我第26年当选为“两会”代表、委员，我感觉这次的“两会”和往年相比有一些不同，有新的变化。

首先是换届，今年政协和人大换届，有很多新面孔。

其次是国家进入了新时代。新的时代，强国、强军、强党、强企，都要加强党的领导。

再次是过去的这两年，国家出台了很多有关民营企业的政策，企业家待遇有了很大的不同，比方说2017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25号文”），包括党的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提出了对民营企业的肯定与保护，以及新型的“亲”“清”政商关系。

所有这些都给民营企业松了绑，给予了鼓励与支持。民营企业在过去有一段时间里的投资增速下跌，现在又有了较好的增长。近期，最高人民法院重新审理张文中案，这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是很大的鼓舞。这不只是纠正冤假错案，更重要的是在保护民营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财产和企业家的法律地位。

我在2003年担任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时候，就建议国务院按照党的精神，把非公有经济现状的调研作为一个主要的课题来研究。

我先提出来这件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热点，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于是建议我做调研小组组长。这是经济委员会的立项项目，第二天我一想，我本来就是民营企业家，若去调研，人家会认为这不太客观。于是我建议由厉以宁老师做组长，我做副组长。但工作安排已经定了，最后就是他和我两个都当组长。

我们共同组织调研了将近一年，完成了在广东、辽宁等多个省的调研，最终形成一个调查报告交给国务院。没想到，温总理当天就在我们的报告上作了批示，给予肯定，认为我们的这些调查非常重要，并表示国务院应再做一个调查，厘清以前的历史政策和文件。

最后，国务院又组织专人进行了一年的调研，最终出台《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非公36条”)。“非公36条”颁布后，我记得是2005年的3月4日或5日，温总理来到我们政协经济委员会，感谢政协同志的调研促成了“非公36条”文件的出台。

“非公36条”是政府对非公有制经济进行全面保护、支持的第一个文件，它的出台对民营企业是极大的鼓舞，民营企业家都认为民营经济的春天来了。这是大事，我能参与其中，感觉很骄傲！

但是在细则的实施过程中，有一些不足、困难和问题，出现了“玻璃门”“旋转门”等情况。后来我又成为“非公36条”实施义务专项调查组的主要成员，联系工商联和相关的部门，最后出台了“非公36条”的实施细则和其他新政策。

总之，我的感受是国家的政策在不断地完善到位。我做了26年的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每年都至少提交两份以上与非公经济相关的提案，呼吁比较多的是产权保护、一视同仁对待民营企业、金融支持与贷款等问题。今天回头看，当时反映、建议的问题几乎都体现在后来相关的政策文件里了。

我认为政府大格局定下来，这是主体，推动过程中还要靠宣传与贯彻。毕竟在国家大政方针的实施过程中，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还有不同的执行情况。现在多数地区的干部对民营企业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以前见不了到现在见得了、谈得了，并且能解决企业难题。可仍然有少数地区还有这种情况：门好进，脸好看，但事情就办得比较慢。

26年参加“两会”，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点是民营企业的进步与成长。有人说，民营企业各领风骚三五年。记得1993年我做政协委员的时候，共有15个企业家委员，但是到今天，这15个委员中现在还在的不多了，有的是企业没了，有的是不做企业了，或者是人病了，甚至走了。

印象深刻的第二点是最近几年，做代表、委员的民营企业家在数量和格局上都发生了变化。一批年轻人、一批新经济的代表参与了进来，比如马化腾、李彦宏、雷军、刘强东。

第三点，1993年时，民营企业一年的产值可能只有几千亿元，但是到今天已经占到GDP总量的半壁江山，这是极大的发展。那时大学生找工作的顺序，第一是外企，第二是政府，第三是国企，最后一个选择才是民企。但是今天，很多大学生都选择民营企业，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北大、清华，甚至哈佛的毕业生。

我创业的时候，有种说法是“不三不四，或者是不务正业的人才做民企”。以前，在民营企业工作的员工都不敢讲自己在什么公司工作；今天，他们可以骄傲地讲“我在新希望集团工作”。如今在民营企业工作显然受到了外界极大的肯定和尊重，我觉得这是很大的变化。

2018年11月28日，在位于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的恒申控股集团，工人在将产品装箱。

是时候调整个税、提高公务员待遇了

这次“两会”，我和许家印、董明珠等几位企业家一样，都比较关注个税起征点这一议题。我认为是时候在个税起征点上做一个调整了。实际上李总理的报告中也谈到了，这是好事，我认为肯定要调。好几年前定的起征点是3500元，那时工资才1000—2000多元，3000多是很高的工资。但是现在再看，3500元算是低收入。我认为应该调到1万元上下，这个力度很正常。

关于企业税赋，总体来讲，我认为中国的企业税赋是相对比较高的。但不一样的是，因为我从事农业产业，国家对农产品施行了一些优惠政策，减免了增值税。我这方面的体会可能没有那么强。

这一次全会，我体会较深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这次政府报告谈到了国家机构改革，合并了一些部委。以前一件事归几个部门同时管，导致企业几头跑，效率低，也导致政府管理不到位，总体责任不落实。国家精简机构，或者说进行机构改革，我觉得总体是好的。

第二，按照标准方式配置干部，总体是有道理的。我们国家很大，幅员辽阔，但是人口分布不均衡。有一些是大省、大县，一个县有100多万人，但是有一些小县可能只有几万人。有必要根据具体的区域、人口和特色，做一些调整。

第三，国家提出了“八项规定”，严明纪律，规范干部行为，并且提出高压反腐，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格局，反腐已经形成了压倒性的态势。

近几年很多企业家感觉春节好过一些。以前需要考虑是不是要请当地的分管官员吃饭，在哪里吃饭，怎么吃；送礼送什么，送大送小，很费心劳神。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有很大的变化，社会风清气正，对经济也好。

第四，政府官员，包括一些央企的领导，其实很聪明，也非常勤奋努力。他们为国家做了不少的事，同样能力的人也同样辛勤，但是跟我们民营企业比，总体上工资待遇还是偏低。所以说，国家严格反腐，开正门、闭后门的同时，也是时候适当地提高公务员的待遇了。

关于“逆城镇化”

城市化是指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促成了城市化的进展。所谓逆城镇化就是说，现在我们城市化的比例已经超过了60%，国家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提出了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时间表。

过去的这几年，城市化使得农村的中青年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空心化。一方面这折射出国家城市化的进程，这是好的地方。但是要实现现代农业，振兴乡村，形成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就需要一些年轻的、有创新意识的新型农民，需要一些有胆识、有开拓精神、有知识、有本领的人回到农村。一些在城市里工作三五年的农民工，学到了一些知识，有了一定的资金，同时也看到了市场的需求，选择回乡创业，这就是逆城镇化的一种。

我提出，国家应该支持、鼓励农校毕业的大中专生从事三农产业。他们科班出身，继续从事这个产业，效率会更高。同时国家也应培养一批新型农民，包括农业技术人员。

过去大家谈到农民，印象是朴实、吃苦、正派和简单。但另一方面，往往又认为农民穷、土，不够时尚。其实这对农民是不够公正的。

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收入上还有一定差距，将近1∶3。但是随着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的开展，将会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人返乡，成为新型农场主、新型电商人员和新型农村技术人员。对这部分人，应该给他们正正名，不要叫农民，他们从事的是绿色的产业，我称之为绿领。

以前绿领一族是特指喜欢爬山的、环保的这些人，我觉得绿领是相对于城里的金领、白领和蓝领而言的，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新型农民。这是一个新的概念。为什么叫绿领？

第一，这是一个有朝气、有活力、有创新意识的群体。

第二，他们收入不低，一些新型农场主一点都不土，还很时尚。

第三，他们把第一、二、三产业联动起来，把城市和农村衔接起来。他们既有城市生活的经验，又能把城市规模化、现代化的组织理念带到农村去。

第四，他们从事的是绿色、环保，跟人的生命和健康密切相关的产业。

第五，他们生活、工作在蓝天白云之下，大地之上，跟自然结合得最深、最多。

据农业农村部讲，2018年有2000万名新型农民，后期可能还会更多。这些新型农民一旦崛起和成长，将成为标志中国开启逆城市化进程的萌芽，也标志着中国将会涌现一批受尊重的群体——绿领一族。

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冲锋号已经吹响。今后，这些绿领的工作有可能被城里的金领、白领和蓝领所羡慕、向往。这样的话，我们将吸引一批最优秀的群体汇聚到现代农业领域，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将会加快。

民企要取得实质性平等待遇还需要一定时间

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1994年，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是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担任这个职务的民营企业家。在这个职位上我连做了两届共十年。

最初我不太清楚工商联的定位和作用，工商联和统战部的领导跟我讲，工商联就是联系党和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桥梁与纽带，要把民营企业的想法、意见以及呼声反映给党和政府，同时也要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传达给企业。作为第一个副主席，我做了很多的调研，结果发现有很多的诉求：

1. 法律保护问题和财产保护问题。那时候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对民营企业没有相关的保护措施。

2. 准入许可问题。很多行业只准国有企业进入，不准民营企业进入。

3. 贷款问题。这是最大的，也是最普遍的问题，因为国有银行不给民营企业贷款。

基于这几点，我们写了不少的提案、建议，呼吁解决这几个问题。

首先是关于银行贷款的问题。1993年，金融体系的改革还没有开始，银行都是国有银行，坏账率高达百分之十几甚至二十几，按国际标准都应该破产了。我当时就在工商联主席会上提议，由工商联牵头，民营企业家出资，组建一个新型的民营银行。新银行可以为我们民营企业贷款，也可以做金融改革的新试点。

这个提议最后得到时任全国工商联执委会主席经叔平先生的支持。他以工商联的名义向中央打了报告，最后得到了朱镕基同志和人民银行的批示，准许我们组建一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这就是后来的民生银行。我既是股东又是副董事长，成了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民营企业的金融高管。

在新时期，工商联还应继续发挥连接党和民营企业的桥梁纽带的作用，帮助、支持、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

现在从党和政府的政策文件或者法律层面看的话，应该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是一视同仁的，这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实际上在实施过程中，有的地方是严格执行，少部分地方确实存在着执行不到位的情况。主要原因有：

第一，从业人员的意识问题。有些人或多或少在操作过程中会有一些倾斜国企的想法，例如银行贷款、投资管理的审批，很多人会觉得相比贷款给民营企业，给国有企业贷款的风险会小一些。

第二，国有企业现在总体来说都比较大。它们在获得资金或者是大的项目方面，相比民企还是有一些优势。某些地方政府在考虑投资机会的时候，往往愿意跟国有企业合作，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要真正完全做到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还需要时间。

非常希望国家将既定的有关民营企业的大政策落到细处、落到具体处。

第一，更加完善具体的配套措施。

第二，希望各级的政府官员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政策，不走样。其实我们民营企业不需要特别的优惠政策，只要跟社会其他主体一样地被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即可。

第三，国家应该表彰一些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像表扬劳动模范、科学家等人一样。

改善营商环境的核心

把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包括“25号文”、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真正地贯彻到位，这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好多企业家也跟我交流讨论如何处理与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关系，我认为这几条很重要：

第一，守法。国家的条例、法律规定了很多东西，我们要把它弄明白、看清楚。法律不允许的，原则上就不做，这样叫守法。

第二，按照党和政府的要求去做，不做党和政府不希望我们做的事，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第三，不要试图绕过自己的努力和市场的观念而走捷径。之所以是捷径，不是大道，是因为往往捷径上有一些陷阱。少走捷径，按照规则去做。

第四，跟政府的官员，在进行积极的反映、沟通的时候，靠的是健康的互动方式，而不是请客送礼这些。保持一个“亲”“清”的关系非常重要。

（本文摘自陈为《畅想中国——未来十年的国运与人运》，浙江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