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雨欣】

唐玄宗天宝三载，是唐代历史上看似富足辉煌的一年。彼时，石壕吏、卖炭翁的故事尚未登上历史舞台，而庙堂之上、江湖之外，已是暗流涌动。李林甫、安禄山、杨玉环这些影响历史走向的人物及其背后的势力渐次崛起。被天下文人视为表率的贺知章、李白却在这一年离开了玄宗，他们的离去无疑击碎了许多士人的梦想。

最近热播的《长安十二时辰》就以此为背景，明写长安抵御塞外“恐怖分子”的故事，暗写盛唐从内部被掏空的过程。这个剧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剧，但其中的历史感还是很丰沛的。

“大数据”也有失灵的时候

靖安司查案用大案牍术，一下子就能调出司丞所需的各种数据。听起来挺中二的，不过这种“大数据”查案法在唐代完全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在唐代，为配合田赋制度的推行，地方建立了严密的账籍系统。

唐代的田赋制度统称为租庸调制。“租”指的是，在均田制这一土地制度下，国家配给百姓田地耕种，百姓在接受田地的期间交纳一定的租额，年老以后将土地还归国家。“庸”指的是个体所需承担的劳役，一般每年需服役20天。“调”是指各地百姓每年要进贡当地土特产给中央，主要收的是丝织物、麻织物。依照历史学家的观点，唐代租庸调制比之以汉代制度，更为轻徭薄赋。

为了保证租庸调制的实行，唐代推行账籍制度，由州县官员记录属地人口户籍信息、壮丁信息。“账”是记录壮丁信息的册子，每年重造一次；“籍”是当时的人口册，自出生以后，生老病死都需登记在册，根据各家财产多寡分为九等，每三年重造一次。

在这样大一个国家，推行账籍制度，想想就很伟大。可是，随着太平盛世的到来，基层的账籍工作也频频出现偷懒马虎的现象，大家似乎觉得悠悠盛唐，天彼万国，小小的漏洞根本无伤大雅。殊不知正因为这样，为租庸调制的崩溃埋下了隐患。反映到剧中，就是大案牍术有时候会失灵。

顺便说一句，这部剧的历史感另有一点表现在，它讲帝王将相，但不是只讲这些社会精英，而是把历史长河中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勾勒得十分清晰，给予了底层应有的历史尊重。

均田令下的社会分化

既然说到了唐代的土地制度，不妨再说一嘴中唐之后均田制的废弛、瓦解。均田制的主要意义是在贫富贵贱分化已然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保障底层小民的生计，可视为“计口授田”的一种形式。这种制度是好，但是也很容易崩溃，原因很简单——富者有财可以买田，贵者有权可以占田。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均田制必然活不下去。

历朝历代总有权势阶层，所以“均田制”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打着折扣实行的。只是打折扣的程度，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而已。

到了唐代，帝国幅员空前辽阔，民族交流、融合达到了空前水平，工商业迅速崛起，贵族门阀日趋衰落，庶族地主崛起……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均田制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仍是保障，但对于新兴的富贵群体来说，就是一种非常不合时宜的、阻碍自己发财的制度。也正是因为这样，唐虽有均田令，但在此令中就保留了灵活操作的空间。

比如，对于因功勋获得土地的贵族官僚，其赐田可以随时随地买卖租赁，不受任何限制。对于商人地主，待遇次一等，其住宅店铺，朝廷“虽非乐迁，亦听卖易”。至于普通百姓的话，基本就是要到“贫无以葬”的程度才可以卖掉自己的世业田。对比一下三种社会群体不同的待遇可以进一步得到一个结论，即在中唐时期，能大量占有田产并灵活变现的倒不一定是富商大贾，更多地还是“以力占田”的庙堂贵人。

所以，在《长安十二时辰》里，我们还能看到社会的急剧分化。有人钟鸣鼎食，有人则无立锥之地。这些一无所有的人，可能是被敲诈破落的商户、被租庸压弯了脊梁的农夫、被迫逃亡的士兵。

剧中，主角张小敬的战友闻无忌是个充满悲情的角色。他是一个被敲诈的商户，也是一个从战场上死里逃生的下级军官。他的境遇可以折射出唐代军人的地位是何其尴尬。

唐代实行府兵制，以折冲府统领军队，训练士兵。在唐代，照着律例要求，能当兵的都不是一般人。户籍册上的下三等民户是没有资格当兵的。只有中上等的民户经过遴选方可入伍。

唐代府兵最多时有八十万人，但朝廷“养”兵，其实花不了什么钱。因为服兵役的人家可免租庸调，除此之外并没有很高额度的军饷、配给，所需的盔甲、马匹、兵器、用度等都要自家筹办。如若士兵能够博得军功，即可获得勋名奖励。但这种勋名只是一种荣誉，并不是实职。立功之后，有人成为大将军位列崇班，但多数普通人还是回家种田，有时候还会被地方大员调去做苦工，服劳役。士兵心中的积怨是可想而知的。

在剧中，死里逃生的闻无忌回到长安后靠着经营香铺为生，然而最后却死于铺面强拆。显然，昔日保家卫国的努力并未给他和家人带来多少荣光、庇护。

在历史中，许多在边疆戍守的兵士，在马革裹尸之后，随身所带的财务还会被长官没收、私吞。因此在史料中也能看到这样的故事：府兵为了免于去到边疆戍守，直接从折冲府逃亡了。久而久之，帝国边陲倒是多了许多胡兵……公元755年，正是一支起于边陲，胡汉杂糅的军队一路摧枯拉朽，打破了无数人的盛世之梦。安史之乱的发生，其实可以在这之前的许多故事里寻到缘由。

“盛世危机”为什么能打动人

盛世降临李唐王朝，不仅是因为统治者励精图治，更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历史发展到此刻已然具备了经济、文化勃发的客观条件与民族交融的现实准备。

在唐之前的隋，整合南北，使得南部中国与北部中国统一到了一起，而江河运输的通畅更进一步促进了南北物资、文化的交流。并且伴随着隋末农民起义的爆发，尖锐的社会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调整。从这一点上来说，拥有了隋的遗产，唐从立国之初起便具有“治世”的潜质。但这并不意味着“治世”是永恒的。最终还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

“盛世危机”其实构成了对于中国历史非常有张力的一种言说模式。借小人物的故事，道出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怅然。

笔者很爱读晚明的笔记小说，类似的“盛世危机”的感觉其实在那会儿也有。只是对于晚明来说，故事的背景已不在长安，而是转移到了江南。那时的江南也是富贵风流，歌舞升平。然而就在士大夫们哼唱着“良辰美景奈何天”，选着扬州瘦马时，奴变、民变、农民起义接踵而至。清谈未能解决的治理危机、边境问题最后像火山喷发一样摧枯拉朽，断送了大明王朝的气数。习惯了承平岁月的江南民众也不得不面对明清鼎革的悲剧。

据时人记述，有人死于铁蹄之下，有人只能在头上贴“顺民”二字以求苟活，也有人跟着地方守将抗争到底，总之又是另一副众生相，要是哪个明史爱好者有空，倒是可以再写一部《江南十二时辰》。

参考文献：

赵俪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仇鹿鸣：《五星汇聚与安史之乱起兵的政治宣传》。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