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刘雨欣】

在这个“爽剧横行”的年代里，《长安十二时辰》很会反弹琵琶。刷完全剧，我被好些情节噎得够呛！全剧处处描摹着大唐的社会矛盾，给人一种“这样的长安真心不值得救”的印象，可主角们就是执着地奔走在查案的第一线；从第一集开始，上至皇太子下至贩夫走卒都知道右相林九郎是个什么货色，仿佛全大唐都恨死了这位奸相，但圣人就是喜欢他，喜欢他，喜欢他……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不过话说回来，有这样的对比也好，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感受到盛世危机的叙事带来的历史张力。看剧之余也不由思考：为什么天宝三载的大唐会落到这般不值得救的地步？为什么奸佞能够身居高位？

这些问题让我想起了台湾历史学者卢建荣写过的一本书——《聚敛的迷思——唐代财经技术官僚雏形的出现与文化政治》。

卢建荣《聚敛的迷思》书影

上层建筑出的问题还得从经济基础的脉络中找。若将此书合着《长安十二时辰》的剧情来思考问题，或许能对那段历史形成更深刻的理解。

不过需要强调一点，对这本书以上层精英官僚为核心的历史观，以及不时透出的“台独”式的傲慢表达，我们自该立场鲜明地予以批判。而出于对学术“知己知彼”的考虑，书中一些细节叙述很值得玩味，在对《长安十二时辰》的叙事形成补充之余，还能展现中古官僚政治的一些面相，供我们思考。

唐代财经官的工具理性

单纯从历史叙事的角度来看，这位研究者写这本书有两个目的：一是，介绍唐代主管财经的户部官员们、理财家们在面临天灾人祸导致的财政危机时如何力挽狂澜；二是，考察财经官僚的政治生命，描摹财经官在被同僚们以“横征暴敛”之名咬住时，是如何自处的，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皇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而以古鉴今是许多历史学者写书的大目标，这位卢先生也是如此。通过书写这些内容，作者的最终目的在于借唐史、唐人的历史经验分析台湾的政治、经济问题。

在这本书里，有两位主角，一位是杜佑，一位是刘晏。在作者看来，他们是活跃在“八世纪后二十年的大理财家”，“他们身处的是一个极度困难的时代”，而且他们面临的困难与当时台湾面对的问题很相似。所以，作者边写他们的故事，还会不时吐槽一下：

他们提出的理财方案或可行或不可行，也跟台湾极度相似，但台湾却没有他们的魄力敢于执行。天灾一旦发生，政府就立即启动急难救助金发放，现在先进国家莫不如此。只是台湾政府比起先进国家在发放上极其繁琐，让灾民感到尊严受损。像这次的莫拉克风灾，政府虽派人到灾民家照相存证，却处理得漫不经心。台湾年年受灾却始终没有一个机构全盘统筹，大多是靠临时任务编组……对比之下，距今一千二、三百年前的唐朝倒是有个全国救灾总署。

当时主持救灾总署工作的刘晏认为如遇灾害，贫户必然无法生存，因此也必然会向政府索求援助，根本无需政府浪费时间和人力实地查勘。且救灾的重点是平抑物价，政府应该把力气放在打击囤积居奇上。

除了灾害之外，战争对于国家财政也会形成巨大压力。当唐王朝面临河北叛乱战事旷日持久之际，财政却濒临破产。彼时，担任“财政部长”的杜佑就主张征富人税以应对危机。可是，此举为杜佑引来了弹劾，杜氏因此下台。而他的继任者无法解决问题，权力中枢也就不得不向河北低头。

刘晏对于救灾行动的统筹调度、杜佑征富人税的想法延续到今天可视为进步国家施政的重要指标，“只有政府施政做到了上述这些大指标，才能符合最大社会公益”，如此也才能让台湾发展得更“先进”、更“现代化”。（详参《聚敛的迷思》自序5-8页）

在作者具体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唐王朝在经济方面面临的压力：

对于国家而言，最理想的经济状态是百姓富足故而不逃税，国家富足而不必重敛于民。可惜正如杜佑在《通典》中所说，盛唐时期国用充盈、国家财政良性发展的形势在天宝年间戛然而止，国家很实际地面对着“出纳之职，支计屡空”的窘境。在此背景下，一些言利之臣顺势而行。既然支计屡空，便剽掠民间！由此带来的结果是“每岁所入，数增百万”，国库看似是比从前更充盈了，可老百姓压力山大。（同书，第32-33页）

在国家急需用钱的状态下，如若课重税，则百姓不堪其扰。但税若收少了，朝廷用度又难以满足。这个烧脑的问题叫古今多少户部官抓耳挠腮！《长安十二时辰》里写了一个户部小吏徐宾给出的解决方案是改革税法，让富人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这和杜佑所想在大方向上看起来是一致的。杜佑认为应该以“轻重术”为国生财，对于百姓仍应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他的思想承袭《管子》，只是当时的客观形势使之所想难以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践。

黄仁宇先生在分析中国古代政治时指出，中国古代的官僚有一个特点，即非常注重刑法，而在交通、通讯、金融、信息搜集等能力上存在明显短板。（详参《黄仁宇的大历史观》，第20-21页。）实际上，

从《通典》的记述可以看出，唐代出现过举茂才必得通晓《管子》的情况。（杜佑《通典》卷十七《选举五•杂议论下》），而卢建荣笔下的财经官们的群像也能对黄仁宇的观点形成局部的挑战与驳斥。

奸相为什么是皇帝的心头肉？

细想想，右相林九郎也是好惨一男的，从第一集开始被骂到全剧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偏偏被圣人奉为肚中蛔虫、心头肉……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剧中的右相即为历史上的李林甫。如果光把他的崛起视为皇帝昏聩的结果，恐怕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如他这种权相能够把控御史台，屹立朝堂多年，实际上有客观的政治、经济背景支持。纯属是时势造奸雄！

依照《聚敛的迷思》分析，公元721年是我们理解玄宗朝财经官员崛起进程的一个重要时间点。在这一年，契丹、突厥、吐蕃等少数民族对唐王朝的边防形成了持续的压力。即位才九年的李隆基决定采取积极的国防策略，以边军主动出击御敌。这种军事策略展现了皇帝的雄心，但也需要完备的财政体系支撑，如何增加朝廷收入以纾解边防用度压力便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政策。这样的现实需求使得张说、刘幽求、郭元振等熟知军政要务的干练之才站在了朝堂的关键位置上。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唐玄宗热爱文学，因而在取士时对进士科很是偏爱。而当朝廷面临军事作战需要时，熟稔理财之道和通晓军务的吏干之才才是玄宗的心头所好。张说、裴光庭、郭元振、李适之、牛仙客、王晙等人都是因其在这些方面的特长而得到拔擢的。（同书，第104页。）

文学名家张九龄就曾和牛仙客在玄宗面前有过一场朝堂对决。时值用兵之际，玄宗想以牛仙客为相，但张九龄当即以牛仙客出身胥吏、缺乏儒学学养为由严词反对。玄宗无奈……此时，李林甫跳出来指责张九龄不知变通，认为只要有智识便可为相。李林甫还顺着玄宗的心意继续说道，天子掌用人之权，更不必受文学之士的辖制。在李林甫的激励下，玄宗这才顺利将牛仙客推上了相位。

在张九龄等文坛巨擘眼中，文学之士才具备宰辅之质，所谓的吏干之才充其量只是在特定岗位上比较堪用。而如刘晏这类财经官僚日后能够身居高位，某种程度上确实倒还要感谢李林甫在此时给玄宗吹的耳旁风。是时，士人只可因文学拜相，此时，士人可由财经拜相。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有识之士们又多了一条上升阶梯。公元734年，李林甫崛起，靠的也是由户部尚书兼任宰相的路径。

充实财政不外乎开源、节流两种方法。一些思维敏锐的财政官员便建议由国家垄断盐业经营等方式来充实国用。玄宗本人曾有意于推行此道，然而山呼海啸的反对之声最终让这项盐业专营的计划泡汤了。

似乎，财经官们的生财之道总会为那些有着轻徭薄赋理念的同僚所阻碍。可是别忘了，财经官们手里有两张王牌——财政开源的迫切需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皇帝的支持。随着主张财政变革的官僚们掌握了户部尚书、户部侍郎这些关键性职位后，他们的话语权、决策权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李林甫上任之后，以“资课”法扩充朝廷税收。对于“资课”究竟是什么，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但可以达成共识的一点是“资课”确系一种敛财的新税法。玄宗对这种新法也是支持的。

财（敛）政（财）改革在形成气候之后，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尤有甚者，财经技术官僚们“带着监察官的头衔出使各地，并督导地方官执行财政政策，这就意味着在改革雷厉风行的时刻，监察机构无形中变成财经技术官僚推动改革的附庸机构”。（同书，第134-135页。）以至于度支司机构的会计职能也基本取代了“皇家账房”太府机构的权责。（同书，第354页。）所以，王朝越需要钱，财经官的权势就越膨胀。财经官垄断的资源越多，皇帝也就更需要他。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恶性循环。

朝廷渐渐沦为“户部派”的天下，那些传统的、文质彬彬的士大夫们妥妥地被排挤、打压。《长安十二时辰》里有许多片段都能佐证这一点，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何孚与右相对峙的场景：

《长安十二时辰》剧照

除了排除异己，财经官们为了夯实自己的权势，也懂得平衡各方利益，该做小伏低时自也会适度放下手中的权力。譬如允许节度使可以自行筹钱，不让既得利益集团觉得自己利益受损。（同书，第374页。）

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严苛的税法从理论上讲也会伤害官僚贵族的利益。那这些财经官们岂不如商鞅一般，会折损于自己所立的法？然而却没有迹象能证明这一点。在《聚敛的迷思》中，作者特地描摹了一段刘晏与门生的对话来说明这一问题。

门生问道：“老师，您觉得朝中官员有否因为户部兴革而造成金钱、资产的损失？”

刘晏答曰：“国朝开国以来以迄玄宗治下，大门大户的官员经营普遍欠佳。照理说，玄宗朝户部兴革之事于他们没产生什么切肤之痛才对。事实上，就我所知从开元九年到天宝十五载，像卢怀慎、杜暹、李元紘、张嘉贞、王丘，以及潘好礼等人，都没有田产。我相信，这绝非少数例外，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老师是说，改革来、改革去，对大户官员们来说，没有什么好损失的吗？”

“可以这么说。你当还记得我们谈过的有关关内屯田与否的论辩，多数官员如关切他们薪资的涨调问题，就可推知，他们普遍偏穷。”

“这些官员中最富的当推卢从愿。他不过有田一百顷，便被皇帝视为‘多田翁’。”

“那是宇文融向玄宗皇帝报告其事，皇帝才说出口的。可知一位官员拥有过多资产不是好事，否则宇文融不会使用一位官员的资产情况去打击他。”

门生咋舌，刘晏遂解释道：“玄宗朝几位宰相，像姚崇、张九龄、张嘉贞等人在《诫子书》中纷纷告诫子弟勿置田产，理由是目击许多达官贵人死后子孙争产和怠惰之事，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户部兴革并未限制官员购买田产。”

……

“这样说来，除了职田有几年见夺于朝廷，使官员薪资变少之外，官员的资产并未因户部兴革而变少。”

“反过来，户部兴革带来更多贪污的机会，这对官员不仅无损，而且还意外发了横财呢。”

（同书，第136-138页。）

这段对话并非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但作者却将许多史料囊括其中。可以说这个脑洞开得还是比较契合历史实际的。

为什么财经官总是难以善终？

讨人嫌的奸相李林甫、元载最终未得善终。而上文提及的刘晏也在身死之后背负争议与骂名。唐代财经官们的人生貌似大多都以悲剧收场。

“元载的人生是个失败人生，这注定了他的传记文本是不会有好话的。在《旧唐书•元载传》文本中许多不载的部分，经上述仔细推敲，史官还真漏载许多重大事情呢。公元七七七年阴历三月，元载以专横被杀。他的亲吏和所培植的财经接班梯次如杨炎等人，不是死，就是外贬。后来杨炎班师回朝，第一个要对付的人就是刘晏，以其是元载案的主审故也。刘晏死于七八〇年。在杨炎，是为故主复仇，在千百年后的今天读者看来，这是在摧折帝国栋梁呢。不论如何，元载、刘晏的去世以及第五琦晚年处身外郡不得归朝，而且在七七〇年先过世，这意味着一个财经美好时代的结束，未来是财经官遭逢腥风血雨的严峻年代。”（同书，第72页。）

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他们的宿命呢？这也是《聚敛的迷思》想要探讨的问题。在作者看来，他们难得善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成为了皇帝的“弃子”，最后被士大夫们用“横征暴敛”、“欺君罔上”的嘴炮打下去了。

作者对于他们还是抱有“理解之同情”，认为他们的存在是时代的需要。正因有他们思考国家财政的充实之道，唐王朝才能在玄宗朝及之后继续续命。肃宗、代宗两朝正处于内战和战后修复阶段，朝廷更需要擅长理财的官员解决钱粮问题。在这种形势比人强的状态下，主持战时财务事务的元载、第五琦、刘晏之流，必然存在，也必须存在。（同书，第374页。）

关于第五琦还有个故事值得一说——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叛唐，李唐王朝的权力中心内部急剧动荡。太子李亨终于逃脱了父亲李隆基的掌控，宣布即位为帝，尊父亲为太上皇。

事已至此，李隆基只得同意儿子的安排，并派房琯等重臣携传国玉玺前去辅佐肃宗李亨。李亨当即便任命房琯为宰相。战时经济本就萧条，肃宗朝只能通过征收商税、酒税等方式勉强应付军队及朝廷的基本开支。监察御史、江淮租调使第五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肃宗重用，负责为朝廷理财。

具体怎么做呢？第五琦想出的一个办法是铸新货币“乾元重宝”，使得一个新钱值十个旧钱，以此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将民间的钱聚集到国家手中。对于第五琦的这些作为，房琯意见很大，便在李亨面前告了他的状并建议撤换此人。在房琯看来，如此敛财纯属祸国殃民。肃宗对此并非不知，只是碍于钱粮之需非如此不可。他对房琯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天下形势危急，六军所需需要有人筹措。你可以讨厌第五琦，但你想得出别的生财之道吗？”房琯无言以对。可见聚敛之臣最坚强的后盾还是皇帝。而当这一后盾消失，自然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在结论部分，作者还说到：

“‘聚敛’的这顶帽子一旦安给对手之后，士大夫集团就坐等收割政治效益了。士大夫集团的批评很少发生在对手财经措施的失策上，他们多的是对对手的人格进行谋杀。唯一的政策辩论焦点落在底下一条红线上：不可对农民重复课征。但财经技术官僚动的脑筋是欲将商税纳入扩充税基的计划之中，其实是一种不蹈上述红线的有效思路，却又为士大夫集团所封杀。……我们好不容易碰到杜佑要多征富商税，还有刘晏在救荒政策上，明订贫下农户不经申请就可领灾难救济金的规定。这两个办法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台湾仍停滞在商议阶段，却是达到赋税公平的上佳政策。可是在八世纪的唐朝，杜、刘两人是要受到士大夫集团的围剿的。”

（同书，第375-376页。）

这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仍有可商榷之处。每项改革都有积极的一面，但如果过度放大这积极面，似乎就显得对财经改革的苛政部分太过宽容。毕竟，站在普通百姓的立场看，这一群体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唐代官僚政治、国家经济畸形的表现。这种畸形最后也实实在在地由百姓买了单。即便说在财政改革中，官员们注意到了保护小农阶层，但作者在行文也频频提及农民依然受着征敛的重压。

次之，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历史长河的荡涤中被检视。这一群体中出了几个极端的例子，如李林甫、元载，生前煊赫，死后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已然说明了很多问题。

复次，干练的本事与贤能的秉性其实并非不可调和的矛盾，优秀的人才可以兼具二者。譬如玄宗早期用过的贤相姚崇、宋璟、张九龄都是如此。再如公元722年，时在相位的张说也面临着筹措国防费用的任务。他主要想的办法是削减边境二十万屯军，使之务农。如此，虽未开源，但也节约了军费开支。

而刘晏与元载虽都属作者所说的“财经技术官僚”，但两者在施政秉性上还是截然不同的，因而在审视两者命运时，也应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并不能划一地用“财经官僚惨遭文官集团的围剿”这一精英政治的视角来做总结吧。

就此而言，在解答“财经官为什么难以善终”这一问题时，还是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其中既有贪赃枉法、自作自受的情况，也有朝堂政治风向的误伤、政敌的构陷。

先贤有训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在历史上，轻徭薄赋一贯是衡量某一时期政治是否清明的一个标准。不过，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是否仍应当坚守此道？读者们大概自有想法，而这或许正是玄宗朝这段历史最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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