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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兵:“苏州过后无艇搭”,香港应正视回归20年后悄然改变的格局

2019-09-25 07:07:15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晓兵】

六月以来,香港特区修例风波持续蔓延,暴力活动不断升级,甚至局部出现暴力恐怖行动,极端政治力量的行动严重干扰香港特区正常的社会秩序,也自暴自弃地毁坏香港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为何香港特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的正常立法活动,到头来却逐渐演变成为冲击占领立法会和激进的街头政治运动?

对于香港这座世界和区域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并一直以法治传统为傲的国际枢纽城市而言,为何深深陷入被暴力活动绑架的政治风暴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我们该如何认识就香港这场修例风波所引发的社会运动?香港修例风波将以何种形式收场?这里就从几个层次来展开分析和探讨。

香港修例风波持续蔓延是各种力量角逐的结果

第一个层次就是香港特区修例的立法活动本身。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即便是拥有法治传统的香港也在诸多法律制度上存有漏洞;且漏洞如此之大,以至于导致在台湾被害的香港居民命案无法正常办理,残忍杀害女友的凶手陈同佳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大摇大摆逍遥法外,被害人及其家属的正当法律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法律公义沦为一句空话。

无疑,香港特区政府意识到了这个现实难题。如不能及时完善和填补,就无法让凶残的嫌犯接受应有的法律制裁,也有悖于香港所珍视和恪守的法治价值和法治传统,这是港府启动修例的正当性。

2018年3月26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同行政会议向立法会提交《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法例(修订)条例草案》。既是为处理发生在台湾的陈同佳谋杀案,也可以堵塞香港整体刑事事宜协作制度的漏洞。

截图来自港媒

只是,时至今日,随着修例风波的蔓延扩散,社会关注焦点早已经转移至杀人犯之外的政治话题,被杀害的香港女孩潘晓颖及其家人的主张和诉求早就被香港社会忽略和漠视。修例活动成了一个可以被各种政治力量炒作和点燃更大政治风浪的导火线而已。由此看来,香港社会在法治面纱背后的确还存在着令人难以看透的一面。

第二个层次是要弄清修例风波所引发的社会运动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修例风波持续蔓延,夹杂着街头暴力,还裹挟着各种情绪宣泄和政治诉求的表达,爆发出强大的政治能量,也让外界看到香港社会隐藏的诸多矛盾。

香港为什么会因为修例这样一个政府主导的立法活动而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耗之中呢?社会贫富分化严重,传统产业衰退凋敝导致产业空心化和经济结构日趋单一,高端产业优质资源集中垄断现象严重,金融业收入颇丰但是专业门槛较高、可提供的就业岗位有限,房地产行业话语强势、持续霸道畸形发展,导致广大居民居住状况长期不能得到有效改善,年轻人不乏就业机会但缺少上升空间,薪资水平多年不提升调整,上楼无望(注:在香港,“上楼”指买房)。

同时,内地经济蓬勃发展、产业整体进步提升,让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产业分工不再是简单的垂直分工,而是转换为平行合作与竞争关系,这是世界经济与产业全球化背景下许多发达经济体都要面临的问题,香港同样面临着重大产业转型带来的各种危机和挑战,需要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细致梳理并认真对待和解决。

现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乏力,香港作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和商业中心本来就面临着非常不利的外部大环境,可以说很多行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面临竞争激烈苦苦挣扎的状态。当下旷日持久的街头抗争,动辄让航班停飞机场关门,一些国际会议和展览的组织者纷纷推迟活动,抵港旅游休闲购物的人流也大量减少,不时发生的极端暴力活动已经给香港带来百业萧条的效应。面对香港乱局和严峻形势,不少产业界人士担心,如此下去,香港不仅将面临经济危机,甚至会面临生存危机。事实上,香港街头抗争自暴自弃的破坏行动更像是一场自毁前程的疯狂,不仅于事无补,更是加剧香港社会矛盾,而让香港持续沉沦而不能自拔。

第三个层次是香港对内地的认识存在刻板印象,特别是对内地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和误解。修订《逃犯条例》这一正常的立法活动,加剧了香港社会内心深处所隐藏的种种担忧,让修例活动成为引爆各方集体发声的导火索,进而通过街头运动释放。

事实上,近些年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深入推进,内地法治氛围日渐浓厚,法治实践的政治生态得到重建,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对于法治的要求和体验都呈现出积极的态势,法治实践发展水平实现了长足的进步和提高。特别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成为法治实践基本目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的局面初步形成。然而,在香港回归祖国22年之际,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刑事司法互助事宜依然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如今更是引发香港对内地法治的不公评价和坚决拒绝,的确是一件非常不正常的事。

无论从哪个方面进行评估,回归二十多年一直让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因为简单拒绝而搁置就足已让两地法律人感到汗颜。内地和香港在各领域迅猛发展的态势和两地频繁交流的现实根本不可能被那些冠冕堂皇的歪理而阻挡,两地的法律制度都必须随着社会发展的节奏不断完善并展开创造性的法治实践才是大势所趋。

但透过这次风波,实际上香港自身的法律制度和法治实践无法跟上“一国两制”发展的态势,甚至与国家在新的历史阶段对香港的期待存在着一些落差。香港回归要实现宪制秩序的重塑,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是自然而然的事,填补法律制度的空白,让既有的法律漏洞及早补上,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建立制度上的对接非常必要。平心而论,凭香港和内地法律界的专业水准,凭两地法律人士对法治实践的基本良知,找到一个可以被两地所接纳的办法是毫无问题的。

黎智英(左)、李柱铭(右)等反对派头目曾疑似到饭店“包场”招待外国人士 图片来自港媒

事实上,如今为“反修例”风波煽风点火的反对派,曾经正是呼吁香港和内地签署引渡条例的一些人,且不论其立场、目的为何。香港回归之初,发生震惊全港的“张子强案”,香港法律界人士就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其出发点是为了让香港居民在内地犯案而可以被引渡到香港受审。当时,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会议上,李柱铭就以“逃犯危害香港安宁”为由,向港府提出一项动议,即推动内地与香港之间相互移交罪犯。然而,在这次香港特区的修例活动中,李柱铭却在港媒发表文章,大肆抹黑特区政府的正常立法活动。他危言耸听地写道,“移交逃犯的修订将会把绑架合法化,更会摧残香港这个自由城市”。

这次香港特区修例既为香港与内地、澳门、台湾之间展开司法合作提供制度支持,也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际司法协助模式、发展“一国两制”实践的需要。早在1998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就签署《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1999年6月,双方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2006年7月,两地又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当事人协议管辖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的安排》。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会谈纪要提出了全面构建两地民商事司法协助机制的共同愿景。2016年12月,内地与香港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排》,2017年6月又签署了《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认可和执行婚姻家庭民事案件判决的安排》。香港与内地之间应该采取有效举措,尽快填补刑事司法协助安排的空白,早日实现两地司法协助。这将为香港建设亚太国际法律及争端解决中心提供有力支持,同时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法律服务和有效保障,为内地和香港经济社会长期繁荣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司法保障。然而,从立法会内部的冲突到街头抗争和暴力不断升级,导致这一正常立法活动被生生阻击下来。

第四个层次就是,为何香港修例风波会呈现出暴力化的倾向。从香港非法“占中”活动实施过程中尚能维持非暴力的基本态势,到旺角暴乱升级为暴力性街头抗争,再到今天的修例风波,香港社会运动越来越显示出暴力化的倾向,这一演变轨迹是观察和思考香港社会问题的重要角度。特别是7月1日通过冲击立法会的方式实现了对立法机构的占领,不仅成功阻吓了立法会修例的继续展开,还创造了香港社会运动的一个记录,将台湾的“太阳花”模式复制到香港。

香港回归20年,格局已悄然改变

对于此次修例风波,我们恐怕还要认识到这与香港在回归20周年之际所形成的的崭新局面有密切关系。在过去两年内,特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解释基本法对宣誓问题作出明确表态后,再经过纪念香港回归20周年的洗礼,让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实践更深刻全面的认识,这样的历史时刻也让我们有机会对以前的一些做法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进行了补课。香港特区的社会治理和政治发展出现了一些缓和的局面,凝聚共识改善民生致力于稳定发展的良好态势也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特别是第五次“人大释法”之后,梁颂恒、游蕙桢等议员因宣誓环节的“辱华辱国”言行而被取消资格,立法会另四名议员梁国雄、刘小丽、罗冠聪和姚松炎因为宣誓违法也被法庭撤销(即DQ,Disqualified)立法会议员资格。此后2018年香港立法会补选中,这四个原属泛民后遭取消资格的议席被建制派夺回两席,泛民仅保住两席。这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人大释法”的权威得以确立,其基本内容得到了香港社会的接纳,并在香港的司法过程和和选举活动中催生了新的共识。

另外,香港特区法院对违法“占中”的很多案件也陆续做出了宣判,一些非常活跃的骨干分子都受到了相应的法律惩罚。这种变化让我们看到香港特区社会环境的一些转换。但这种转换让反对派感到非常的担心,他们担忧自己的力量被逐渐削弱,生存的政治空间会遭到挤压,政治地盘会不断被“蚕食”。对于激进的政治力量来说更是如此,因此他们一定会处心积虑地积聚力量寻找机会,以便为日后的反弹做足准备。

还有,香港立法会曾经陷入到一种半瘫痪状态,亟需在制度上进行建设性的改变,为社会治理提供有效的法律支撑。过去的两年间,香港立法会终于实现了修改立法会议事规则的基本目标。这是治理香港特区立法会的有效之举,避免由于立法会内部反对派肆无忌惮的运用集体缺席会议、不断清点人数等方式捣乱议会正常运作,频繁制造“拉布”和流会,从而导致一些民生议案,如房屋建设、交通基建等议案在立法会中无法正常审议。这对于遏制反对派瘫痪立法会运作,让立法会的运作逐步重回正轨具有重要的意义,被视为香港特区立法会由乱而治的一个转折点。

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 图片来自港媒

此外,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条例的顺利实施,也为“一国两制”的拓展及基本法的实践提供了成功范例。特别是在基本法实施20多年的时候,结合重大民生问题的解决,找到了一个发展基本法的途径。在基本法的制定过程中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初期,不可能考虑到日后各方面的建设和制度设计问题;但随着社会发展,香港与内地联系日益紧密,修建高铁提上议事日程,亟需在制度层面进行相应配套和突破。但在实践中,简单依靠基本法规定办事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难题。香港和内地又不能面对这些问题无动于衷,特别是针对“一地两检”这样的新问题,正确合理的思路是不能让法律实践沦为机械操作、甚至变成解决问题的障碍,而是应该通过创造性的法律实践推动问题解决,开创更加成熟的法律实践。在解决问题的同时,发展规则、沉淀规则,为未来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制度支撑。

“一地两检”的制定过程中,“三步走”的程序设计非常巧妙地解决了现实难题。首先是香港和广东之间就口岸区的设立、范围及管辖权、应急处理、争议磋商等机制达成《合作安排》并签署协议,然后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一地两检”合作安排,最后通过香港特区本地立法来进行落实。这种做法实际上开创了香港特区“一国两制”实践的这样一个先例,也为之后马上就要全面展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制度突破方面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准备。

当然,在港珠澳大桥修建中,我们也必须看到存在的问题。这座总长约55公里的大桥历经5年规划、9年建设,是中国建设史上里程最长、投资最多、施工难度最大的跨海桥梁,跨越伶仃洋,连接香港、澳门和珠海。虽然建设中克服了很多技术难题和制度难题,比如水域管理、环保问题、施工安全、建设标准以及投融资模式、警务合作等等,但仍留下了一些没能突破的问题,比如通关模式是“三地三检”,未能从广深港高铁的“一地两检”发展出更有效的三地联检,仅在珠海和澳门之间采用了“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新通关模式。也正因如此,港珠澳大桥还不能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无法释放出连接珠江口两岸的枢纽工程的效应。当然,没有实现更大的突破,也就避免了招来更大的非议和阻碍。可以想象,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一定要对通关模式进行优化,否则这项投资上千亿的世纪工程、人类建设的奇迹,其社会效应和实际价值会在无形中被严重限制和低估。

与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以及港珠澳大桥通关模式相比,《逃犯条例》的修订则是要实现制度上的突破,甚至要实现香港和台湾地区、澳门特区以及内地在刑事协作制度上的衔接。当然,这是针对比较严重的犯罪,而且对于这类犯罪活动,如果要想实现逃犯引渡,需要满足很多条件,包括实质性条件和程序上的要求。虽然是基于香港居民在台湾的凶杀案、为解决追诉难题而需要在“一国两制”实践中实现制度突破,但不仅仅是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还要实现香港与台湾地区、澳门特区、内地之间的制度对接和协调。这一设想的确在制度上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却引发香港社会内部的担忧和反弹,他们将对内地的误解不断放大,让全香港陷入集体忧虑的情绪之中,通过反对修例运动不断释放和发酵,进而酝酿成一场大规模的政治风暴。

港珠澳大桥 @视觉中国

2019年2月18日,《粤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出台,这意味着一个与以基本法实施为主要内容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相平行的新模式开始出现。这是对广深港高铁“一地两检”及港珠澳大桥的延续,以超大型工程项目建设带动制度创新与生活方式的改变,推动“一国两制”实践呈现出新的发展动态,可谓环环紧扣,步步相接。客观上形成了双轨制的“一国两制”实践模式,带动港澳特区走向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过去以区分隔离为基调的“一国两制”实践将转型为以协作融合为方向的“一国两制”实践,特区治理与区域治理的结合成为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基本主题。然而,香港的修例风波让当下正如火如荼展开的“一国两制”转型的历史进程遭遇重大阻力,极端政治力量不遗余力的抗争试图让其戛然而止。这在另一个层面也意味着,事实上香港特区在这方面尚未做好充分准备。

香港问题,“搅动一池春水”

此外,香港修例风波的中还掺杂了台湾因素。香港回归20多年以来,“一国两制”实践从设想转化为现实,也应该承担起为国家统一做贡献的责任,应该为台港澳三地的“一国两制”实践提供经验上的准备和制度上的支撑,但香港过去几十年内在这方面做得显然不够。

同时,我们也通过这场闹剧看到了台湾岛内对“一国两制”坚决拒绝的顽固立场,对“一国两制”的高度敏感、非理性认识和“污名化”相互交织。尤其是岛内独派力量更是对“一国两制”有着莫名仇恨,出于本能的否定与抹黑。

今年1月2日,习近平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身份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探索“两制”的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并郑重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这意味着台湾社会各界别、各政治团体都可以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就“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开探讨,参与到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来。然而,就是这个时刻,无疑加剧台湾社会内部、特别是绿营“独派”政治力量的极度担心,他们恐惧以大陆现在的实力来全力推动“一国两制”和国家统一目标的实现,将彻底揭穿独派的政治谎言,自身地位岌岌可危。一旦捅破了窗户纸,“一国两制”不再是台湾的禁忌,而是成为台湾未来的一种选项,因此民进党当局想尽办法对“一国两制”进行持续攻击,势必寻找各种机会做负面文章。

港府启动《逃犯条例》修订实际上让绿营嗅到了一个“战机”。蔡英文政府趁机将此变成自己手中的枪和炮,无限放大诋毁,对“一国两制”实践疯狂报复,触动民众敏感的神经;他们不仅瞄准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还恶意将“祸首”引向北京。这也是为什么香港逃犯条例风波会闹得这么大的原因之一。深层次来看,就是关系到台湾当局的命运和前景,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遏制住港澳特区“一国两制”实践对岛内民众的辐射,想方设法阻止大陆启动国家统一进程,不幸的是,香港成了战场。

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今年初高雄市长韩国瑜非常高调的港澳深厦之行。某种程度上,这展示出岛内明智的政治人物对于大陆所设计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的浓厚兴趣和敏锐的政治捕捉力。韩国瑜这一行动本身就表明台湾的未来在大陆,而大湾区是吸引岛内政经精英的一个基本版块。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实现把港澳特区和广东连接起来融合发展的目标,而大湾区建设和“一带一路”倡议又高度重叠。现在大湾区内已经有不少台资企业,台湾同胞特别是年轻人未来的工作机会和发展空间都可以在这里获得,而且,粤港澳大湾区对标的是纽约湾区、东京湾区等高度发达的地区,作为高度繁荣和高水平生活质量的区域来打造。

韩国瑜的粤港澳大湾区之行揭开了台湾和粤港澳大湾区之间联动的序幕,行程本身无疑透露出政治意义,也让台湾当局内心非常恐惧,担心此举会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他们非常清楚这个大势是挡不住的。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有很多考量,既有已经摆在桌面上要不遗余力推进的部分,也有隐藏在桌面下的部分。不管台湾当局看到与否、担心与否、阻挡与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标的是世界水准,其发展结果之一就是有利于塑造两岸融合发展和平统一的态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转换和世界秩序的重塑,在此大势之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导权和时间属于大陆这边,两岸融合发展推动国家大业实现的大结局基本上已经能够分辨出来。只是这正好刺激台湾当局的神经。两岸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分歧或者一定程度上的围绕国家统一目标而展开的战略较量一直都有,而大陆就是要在这种较量过程中形成自身的优势,最终有利于国家统一和两岸同胞的福祉。这正是大陆一直在努力促成的。

香港修例风波为何闹得如此大,就是因为香港搅动了各方的神经、动了各方的奶酪,让本来纯属香港内部的事务,突然间成为各方暗中角力,检验各自战略意志、实施战略手段的由头。

特别是当下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是发展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科技创新,比如曾先后遭到美国打压的中兴和华为都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内。打造比肩国际水准的创科中心需要深圳和香港联手,当然还有其他城市的配合支持。

这些事关中国未来发展大势的战略和产业领域,对外界而言是非常焦虑的,他们甚至要想办法延缓进程。尤其是近一两年来,美国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很多政治人物公开声称遏制中国,甚至给予分裂势力、反对势力实质性支持,这也是中国反复强调在香港修例风波背后有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不久前,前特首董建华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香港的事态演变、争议提升之快速、规模之庞大,组织看似松散却非常精密,令人有理由相信,其中必有幕后推手或是外部势力介入,种种迹象都指向台湾和美国。

9月3日,香港立法会议员朱凯迪(左起)、学联前副秘书长岑敖晖、黄之锋窜访民进党党部,与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右二)、副秘书长林飞帆(右一)召开记者会。图片来自台媒

在这个时间点上,制造香港乱局,美国、台湾地区都会借机发力,只是各自站的角度和政治目的不一样,香港的修例风波无疑成为各方可以借力实现自己利益的一个机会。外部力量和香港内部力量的联动勾结,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香港特区的国家安全立法,要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否则每每遇到大的政治风浪时,就会触发大反弹,而且把众多政治力量搅在一起发力。香港如果心甘情愿地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那么外部力量就可以堂而皇之的介入香港事务,与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联动、策划和实施各种政治行动,实现他们所希望的政治目标。

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冲突的背景下,美国的一些政客也试图通过各种力量来牵制中国。台湾、香港都成为他们的目标对象,正如董建华在演讲中所提的,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香港变成国际博弈的战场,令香港变成反抗中央的基地、牵制中国的棋子。

事实上,美国在香港的布局很早。早在香港回归前,美国于1992年制定了《美国—香港政策法》,把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跟香港的自治地位挂钩,以支持香港人权、民主与自治和保障香港生活方式保障美资在香港的营商利益。现在美国国会的一些好事之徒又要层层加码制定一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威胁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独立关税区等特殊待遇,并将制裁所谓“侵权官员”。香港社会内部的一些极端分子则频频向美国喊话,呼吁美国加快这一立法进程。

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并不是因为美国人的给予和施舍而存在的,而是香港凭借自身独得天独厚的条件成长为世界和区域的经济、贸易、金融、航运中心及国际枢纽城市。香港特区施行自由港的政策可以让各种力量都能在香港获得发展空间,获得很多现实利益。美国给予香港在经贸、金融等方面的优惠待遇决不是什么善心大爆发的恩赐,而是香港保持独立关税区的地位不仅有利于香港和内地的发展,也同样让美国受益匪浅。香港的一些政治力量主动请求美国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承担监督香港的责任,是引狼入室,为“英退美进”提供台阶。美国替代英国深度介入香港事务,将香港摇身变成了一个战场,发动一场以“雇佣军”为主体的“登陆战”,图谋与台湾一起形成“两翼牵制”,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正面竞争。如今,美国将这些问题不断扩大化,坐实了其在香港的战略存在,向香港各界施加压力,也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但我们必须明白,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地位确实具有不可替代性,在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香港也要继续保持开放的胸襟和状态,而且实际上香港作为中国内地与外部联系的通道地位已经不再具有唯一性,在金融等其他产业领域的不可替代性也正在发生改变。

美国今天要拿香港说事,不仅要考虑香港能够为美国创造多少价值以及美国可以给香港多少机会的问题,更多还要考虑对于中国的影响。如果美国认为通过香港可以威胁中国生存、限制中国发展,那么美国人一定会拿香港开刀,让这只会下金蛋的母鸡暂时或永久的失去下金蛋的能力。虽然这对于世界、中国乃至美国而言,都会带来灾难和损失,但只要符合美国的战略需要,就还是会做。

人权和民主绝对不是美国介入香港的目的,只是以此为借口,向中国施压。在此过程中,美国会不断评估和盘算,是否能继续从香港获得自己所期望的利益,香港发展能给中国带来多大利益,这个利益又会对美国形成多大影响等等,最终美国会在权衡之下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必须保持头脑清醒,看透香港内部极端政治力量和美国政客借机生事不断操弄香港问题的实质。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正式宣布撤回《逃犯条例》

修例风波注定不了了之

目前,这场持续三个月之久的风波似乎依然没有销声匿迹、走向尾声的迹象。仔细评估这场将香港各界裹挟进去并引发国际高度关注的社会运动,可以看到美国、台湾岛内政治力量获得了一些政治利益,对国家发展造成了极大困扰和损失;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场社会运动并没有深刻的社会理论,香港社会所积累的问题和矛盾也并不会因此得到彻底解决,反而促使香港社会反思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坚定决心解决。

而且,当“反修例”的目标被反对力量提出的“五大诉求”替代后,也更能看清这场社会运动的本质。香港街头持续出现的暴力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也让这场运动的正当性、合法性都存在严重不足。作为国际和区域中心,长期的无秩序闹剧对香港无疑是毁灭性的。但是,街头抗争和暴力活动不可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动力。目前街头暴力依然存在,但主要通过极端暴力分子的骚扰性游击战术,借助于香港社会的一些立场偏颇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不断向外释放信息,显现出一种外强中干、无以为继的残局。

前几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女士明确正面回应了所谓的“五大诉求”,满足了反对派提出的第一个诉求,即撤回修例,这是对特区政府此前立场的一个法律确认。既然这是香港修例风波的起因,那么也该成为终点。香港自诩以法治为傲的城市,不可能因为风波蔓延和暴力升级而转变成对所有严重违法暴力活动的肯定和容忍,港府也不可能通过创设一个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来确立自己对管制的政治权威,中央政府也绝不容许极端政治力量无中生有地将修例风波的抗争矛头引向对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的质疑和否定。

香港曾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制于内外各种因素的困扰而无法实现发展的转型,包括2013年—2015年启动的政改,最终都因反对势力一致的绑架式投票而未能让循序渐进推进香港政治发展的方案落地。

香港当下应聚焦经济民生问题,全面提升服务业水准、打造高端服务业发展平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携手内地闯世界。“苏州过后无艇搭”,习近平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曾经郑重地提醒香港社会各界,希望大家一定要珍惜机遇、抓住机遇,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搞建设、谋发展上来。

作为中西方文明融合交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香港当然会面临着各种力量的角逐,但这也赋予其充足的经验为自己寻找适当位置。现在的香港正努力寻找新的突破方向,特别是清晰的定位和角色,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找到新的发展机遇,获得未来发展的动力之源。

香港没有理由成为中美关系变局中任人摆布的棋子,更不能成为中美战略意志角逐的主战场。对于台湾“独派”而言,香港可能成为其阻止国家统一进程的抓手之一,但这也不足以逆转两岸和平发展融合的大趋势,充其量只是短期内制造一些麻烦而已。台湾当局对于两岸关系的主导力、影响力和话语权都在日趋萎缩,其对香港极端政治力量的支持、妄图实现“台独”“港独”联动的目的,自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所以,我们尽可以继续观察香港这场气势汹汹的社会运动的态势和走向,仔细思考各种政治乱象背后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最后的结果一定是不了了之、无果而终,甚至都无需多花一些心思去想象如何草草收场。因为这些极端政治力量的行为不得人心,提出的政治诉求不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当然也不可能得到满足,更不可能左右香港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李晓兵

李晓兵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台港澳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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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者网 | 责任编辑:朱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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