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李晓鹏】

【国内两位重量级经济学者林毅夫和张维迎之间的学术争论由来已久。11月9日，张林就产业政策的观点交锋更是将此一系列辩论推向了高潮，甚至有人将其称为“世纪之辩”。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国家要靠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张维迎则呼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

然而，张林的辩论并不只是产业政策存废这么简单，也不应该只从理论方面进行解读。经济学博士李晓鹏从事产业工作多年，作为一名一线工作者，他能够切实体会到产业政策的利与弊。

以道路建设为例，如果废除一切产业政策，大同不能重点支持煤炭业，丽江也不能重点支持旅游业。在统一的标准下，大同和丽江的道路搞成一样，绝对公平，没有“产业歧视”，这听起来还不错。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大同的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压得坑坑洼洼；而丽江的路修得很宽大，但小路太少，去旅游的人只能自己爬山涉水去探险。如果是这样的后果，我们还会赞成废除产业政策吗？本文中李晓鹏博士结合了众多真实案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度解析。】

近日来，围绕产业政策的利弊，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维迎教授更是喊出了“废除一切形式产业政策”的口号，令朝野上下为之侧目。很多著名经济学者也纷纷参与了这场讨论。但参与者大多是学院派人士，偏重于宏观理论交锋。我从事产业方面的工作已有多年，参与过中国一些地方产业规划或者战略的制定，因此想以一个一线工作者的角度，结合真实案例谈一些看法。

林毅夫：我和张维迎30年的朋友，不同而和

一、什么是产业政策？

既然争论的焦点是“产业政策”，我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搞清楚产业政策的含义。尤其是张教授要求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面对如此惊人的呼吁，我们在决定赞成或反对之前，当然应该先知道他要废除的到底都是些啥。

搜一下百度百科，产业政策的定义是“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而对产业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干预的各种政策的总和”。

再看一下英文的维基百科，它是这样写的：“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a country is its official strategic effort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part or all of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s well as other sectors of the economy”（大意：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为了鼓励国民经济的某些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其它行业——的发展而采取的策略）。

至于学术权威的说法，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见于小宫隆太郎在他的名著《日本的产业政策》一书。小宫认为，产业政策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政府针对“不同产业之间”资源配置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有关政策，包括重点产业的培育和保护、落后产业的调整等；

第二个方面：政府在调整“产业内部结构”方面的政策，比如推动企业的合并以提高集中度，组织协调企业调整开工量和投资规模，以及实施支持中小企业成长的政策等等。

小宫隆太郎与《日本的产业政策》

以上三种定义，总体上差别不大，最关键的有两点。

首先，产业政策的主体都是政府——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争议。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定义都没有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管哪一级政府制定的针对产业发展的政策，都可以称之为产业政策。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任何一种产业政策的定义认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制定产业政策。

其次，产业政策是针对产业的结构性干预。如果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不是按照产业特点来制定的、不针对产业结构，那么这种政策就不是产业政策。

对此，维基百科里面也讲了一句“Industrial policies are sector-specific, unlike broader macroeconomic policies（产业政策是针对特定行业的，不像宏观经济政策那样宽泛）”。

一般来讲，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主要就是两种政策：一种是宏观政策，另一种就是产业政策。央行调整利息、调整存款准备金，不针对特定的产业，那么它就是宏观经济政策；反之，如果利息或准备金的调整是针对某些行业的，那么它就是产业政策。

比如，2015年9月16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对农业发放贷款高于一定比例的金融机构，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比例可以下调0.5个百分点，没有达标的机构就不能降。这是在鼓励金融机构把贷款更多得投入农业。这就可以视为一种产业政策，或者说是在宏观政策中加入了产业政策的内容。

至于小宫隆太郎在《日本的产业政策》中列举的各种政策措施，则说明产业政策的工具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向重点产业提供补贴、限制落后产业发展之外，诸如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合并重组、对产量和投资规模的干预等等，都可以成为产业政策的内容。

判定一个政策是否属于产业政策，主要不是看政府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和工具，主要还是看这些手段和工具是不是针对某些特定的产业。

以兼并重组为例。如果政府只是制定一项政策，鼓励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的方式做大做强，简化相关审批程序，那么它就只是宏观政策而不是产业政策；如果这种鼓励主要针对特定行业，那它就是一项产业政策。

2008年5月，中国移动、联通和电信几个电信巨头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了业务重组。中国移动兼并了经营有限电话和宽带业务的中国铁通，中国联通的CDMA网络被拆分并入电信。这次重组增强了移动的宽带和电话业务、增强了电信的移动通信业务，可以让这三家电信巨头的业务范围更加均衡、彼此之间竞争更加激烈，以促进中国通讯产业的发展。这样的重组，显然就是一种产业政策。

再比如，基础设施的修建。如果政府只是按照客流量和货运量规划建设了一条连接两座城市之间的高速公路，那么它就不是一项产业政策；反之，如果某个产煤城市，为了本地煤炭更方便得往外运输，由政府筹资修建了一条通往附近某个港口的煤炭运输专用公路，那么它就是一项产业政策。

二、大同和丽江：消灭产业政策的“公路悖论”

理解了产业政策的含义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张教授所呼吁的“废除一切产业政策”的政策，若真的执行起来，可能会导致很多无法预料的问题。因为产业政策涉及的方面太多太广，没有产业政策的指导，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务职能都会受到影响。

比如，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修建，是政府所需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之一。任何一条公路或者桥梁，真的要建起来，都要先拿出具体的规划路线和技术标准来，不然没法建。一条新修的公路，它是该绕城而行还是穿城而过？它的路面是只能承受小轿车和普通货车通行，还能可以每天承受1000辆载重几十吨的大货车通行？

要回答这些技术问题，就很难不涉及到一个地方的产业规划或产业政策。

山西大同煤炭资源丰富，以煤炭相关产业为主导产业。大同的很多公路，就需要高标准修建，能够承受每天通过1000辆甚至更多的载重大货车。在公路网络中多建一些承重标准高的运煤通道，可以促进本地区煤炭相关产业的发展。

相反，云南的丽江以旅游为主导产业。丽江政府规划和修建道路，就不应该规划太多高承重标准的公路。修一条高标准公路的钱，可以用来修三四条低等级公路。这些低等级公路走大货车是不行的，但优点在于造价便宜、可以适应多种地形，可以方便小型旅游车深入山林峡谷。这种低标准、多线路的道路布局模式，就是在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支撑，有利于旅游而不利于重工业，它也是一种产业政策。

如果要“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那么大同和丽江的公路该怎么修呢？该如何规划布局？按照哪种等级标准？

既然在张教授看来，产业政策是不公平的、没有效率的，政府无法判断产业创新的方向，政府资源对某些特定产业的支持是不负责任的“豪赌”，应该提供公平的、不干预产业的公共服务。大同和丽江的政府在修建公路的时候，就不应该偏向于发展煤炭产业还是旅游产业，必须对所有的产业一视同仁。

这个理论听起来还不错。但说到底，这个公路到底该怎么修呢？还修不修了？

如果要修，那就既不能重点支持煤炭产业，也不能重点支持旅游产业，只能按照诸如人口数量、人均GDP这种跟产业没关系的指标来修，按照每万人多少面积的公路来修。至于路面承重，就按照平均水平来，大同和丽江的搞成一样，这样就没有产业歧视了。

最后修出来，大同的路满足不了运煤大货车通行的需求，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运煤的大货车压得坑坑洼洼；丽江的路修得很宽大，但小路太少，去丽江旅游的人就只能自己爬山涉水去探险了。

如果废除一切形式的产业政策之后是这样一个后果，我们还会赞成废除产业政策吗？

三、义乌和蠡县：产业政策效用的一个对比

产业政策是很难被彻底“消灭”的。要找一个没有产业政策而经济取得成功的现实案例实在是太难了。

如果让经济学家们投票，在中国找一个市场力量发挥得最成功的典范，浙江义乌的得票率应该比较高。

义乌是一个县级行政区，属浙江金华市，地理位置在浙江算是比较偏僻的。境内多山，交通不便，也没有出海口，在历史上一直都非常穷。改革开放以后，义乌人依靠自力更生，从走乡窜户的杂货郎生意做起，三十年间把义乌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商人也因此而富甲天下。这确实是市场经济伟大力量的极佳展示。

义乌市场形成的历史源头：“鸡毛换糖”

但即使在这个被公认为市场经济标杆的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是不容小觑的作用。

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最初是居民自发形成的，分布比较杂乱，跟中国很多地方的乡镇集市差不多。1984年，义乌县政府发现了这个自发市场的潜力，提出了“兴商建市”的战略，把商贸业当成本县的主导产业来发展。其具体的“产业政策”，就是政府出钱，在义乌火车站旁边圈了20亩地，建立了有水泥板和木棚子摊位的集聚市场。这就是义乌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

这个政策效果很显著，把分布在义乌各个地方的小商品交易都集中起来，市场规模一下子就做大了。各种小商品都可以在这个市场上找得到。周边市县的商贩就都到这个市场来买卖小商品。这一下，就确立了义乌在小商品贸易领域的优势地位。

到了90年代，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规模已经很大了，政府也对市场做了多次扩建改建。但大了之后，摊位数量太多太杂，某个类型的小商品在市场上找很久才能找到，如果要货比三家，那就更麻烦了，在市场上转悠一整天也未必能找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义乌政府就开始推行“划行归市”的改革：把小商品的种类进行行业细分，然后聚集到一个市场里面去，比如衣服鞋帽就在A市场，皮具箱包在B市场，厨具器皿就在C市场。

这个产业政策推动的阻力很大，很多商户并不愿意搬迁，不想跟同行在一个屋檐下竞争。但义乌政府决心很大，经过一段时间的劝说，以及相关优惠政策和租金压力，最后还是把划行归市的改革推进了下去。

“划行归市”后，同类产品放在一起，有了鉴别，竞争更为激烈，各个商家都想方设法提高产品竞争力，在质量、价格、适销对路、上档次等方面下工夫，从而加快了产品的更新换代。众多经商户集中竞争，有利于客商了解商品信息和价格水平，迫使批发商不断提高商品档次和组织货源的效率。

如今义乌市场内的分区井然有序

今天，同类型商品的聚集已经成为了中国各大小商品市场的基本规律，而在当时，义乌政府以超前的眼光推动这个政策，对于提高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竞争力是功不可没的。

义乌有过五代小商品市场：1984年在火车站边上建的集市是第一代，划行归市后的市场是第三代。每一代小商品市场，都是义乌政府主导建设的。建设这个市场就是为商贸产业发展服务的，它的空间形态就是一间一间的小店铺，除了卖小商品干不了别的。显然，它不是为所有产业平等得提供政府公共服务，因此当然属于产业政策的范畴。

根据很多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人士的思维方式，我们也可以说：义乌的案例并不能证明政府的产业政策是有效的。因为说不定政府不去搞这些产业政策，不去建设小商品市场，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可能会发展得更好，或者至少是跟现在一样好。政府所做的不过是瞎折腾、无用功。

面对这样的质疑，我们单纯用义乌这么一个案例很难予以反驳。因为社会经济不同于物理实验，没办法在实验室里面控制条件多做几次。我们无法回到1984年，让义乌政府不制定任何产业政策、不建设任何小商品市场，然后再来比较一下有产业政策的义乌和无产业政策的义乌，哪一个的经济发展更好。

但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对此类难题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一个比较接近于重复实验的方法，就是找几个其它地方的类似案例来进行对照。

如果我们能找到有某个地方，政府不制定或者基本不制定产业政策，它的小商品市场发展得比义乌还要好，那么，那些认为“义乌政府的产业政策无用”的观点就可以得到支持。

反之，如果我们找不到这样的地方，却可以找到有些地方，条件跟义乌差不多，但地方政府没有制定类似于义乌那样的产业政策，结果小商品市场发展得不好。那么，我们关于“产业政策有效”的观点就可以得到支撑。

有没有小商品市场搞得比义乌还要好的地方呢？不要说中国，全世界好像都没有。因为义乌号称“世界小商品之都”嘛，要有比它好的就不能称“都”了。广州也许可以算一个，它的箱包皮具等小商品交易也很发达，但小商品种类不如义乌丰富，聚集程度不如义乌高。再说广州商贸业也有产业政策支持，最有名的比如“广交会”，开创于1957年，还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搞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世界上有没有某些地方的政府在不制定类似于义乌的产业政策情况下，商品贸易产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

有的。而且还不少。

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河北的蠡（读音：Li）县。

蠡县历史悠久。春秋时期，范蠡从越国宰相的位置退下来以后，带着西施周游列国，顺便做生意，在蠡县这个地方经营了一段时间的动物皮毛。蠡县因此而得名。

两千多年来，蠡县人经营皮草的传统一直未曾中断。蠡县地处中原之地，交通便利，蠡县人也如同义乌人一样，热衷于经商。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蠡县皮草交易极为发达，有“北蠡南温”之称。也就是民间商业兴旺程度可与浙江温州相比。

皮草交易的中心是位于县城东南的留史镇。鼎盛时期，这一个镇聚集的人口就超过二十万，全是南来北往的商贩，控制了中国皮草市场近一半的交易份额。著名作家梁斌曾经题词“自从范蠡过留史，天下皮毛第一家”。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李克强还到留史镇参观考察过。

昔日辉煌过的留史镇皮草市场

但是，蠡县政府在产业发展上一直没有清楚的思路。除了东部的皮毛产业，蠡县的北边还有毛纺业、西边还有橡胶制品业，南边还有汽车饰品业，县城里面有医药制造业。虽然皮毛产业比其它四个产业的产值加起来还要多，但蠡县政府终究还是下不了决心支持哪一个不支持哪一个。用张维迎教授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豪赌”皮草产业。最后干脆就放任自流，没有像义乌政府那样积极得去搞产业政策。政府始终没有为皮毛业的发展提供多少特殊照顾。结果……

十年之间，留史镇人口减少了一半，从二十多万人减少到了不到十万人。

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都跑到隔壁的肃宁县去了。

肃宁这个地方做皮草的基础本来比较差，只是在靠近留史镇的尚村有一些人到留史做生意，把尚村的皮毛加工业带了起来。但是，肃宁县政府很早就积极制定了支持皮毛产业发展的政策，跟义乌政府一样，在尚村投资修建了一个巨大的皮草交易市场，“划行归市”，不同种类的皮草集中到各个区域交易，各项公共服务也都做得好。“豪赌”了一把。

这个市场不仅把尚村的皮草商人聚集了起来，留史的商人也跟着跑了过去。十年下来，留史镇的皮毛交易产业所剩无几。皮毛批发商，都只知道有尚村皮草批发市场而不知道有留史。留史镇保留下来的，就是最低端、污染最严重的皮草加工。

缺乏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大部分蠡县的皮毛厂商，就始终停留在一家一户简单加工然后开个小门面销售这么一个层次。他们没法和隔壁的尚村竞争。当地人告诉我们，实际上，在尚村做皮毛生意的，超过一半都是留史人。

2013年，我带着中兴大成的研究团队去蠡县参观考察的时候，整个留史镇就像是一个大垃圾场，各种带着血污和臭味的皮毛堆在街道上，街道上臭水横流，四下冷冷清清。那个场面，真可谓是惨不忍睹。

谁能想到，十年前，这里曾经的繁华呢？

四、经济资源的细分配置问题

为什么产业政策上的差异会让义乌和肃宁在经济竞争中胜出，让蠡县在经济竞争中落败呢？

这个问题，在这么多年的产业规划、产业政策研究过程中，我和我的同事们也一直在反复地思考。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把很多的经济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常识。早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就把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归结为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有效组合。后来，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经济增长方程：Y=Af（L、K、G），则把技术进步也纳入了考量。

但这些理论模型的分析都是极为简化的，真实的经济运行过程要复杂得多。每一个经济资源，都可以再细分为很多种不同的类型，它们的组合方式，远非经济增长方程所能描述。

以技术为例，在经济模型里面就是一个符号A，但这个A在现实世界里，有很多很多的种类，每一个种类都有不同的特征和发展规律。

比如，根据技术的高深程度，我们可以把它分为科学理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工艺流程以及具体的工作方法方面的改进等等。

最高一层的科学理论进步，比如牛顿力学、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爱因斯坦相对论，跟产业政策和企业家才能都没有关系，只能遵循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再加上科学天才们的灵光一现。驱动这种理论进步的动力，既不是来自于产业政策的支持，也不是来自于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只能来自于科学家们对科学探索的纯粹热忱。

再低一级的基础科学研究，比如纳米技术、量子通信技术的研发，因为不确定性高、影响范围大，而且向实际产品的转化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往往需要政府来提供支持。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企业家就比政治家目光短浅，关键是企业和政府的组织机制存在差别。企业家花钱，必须要考虑一定时限内的回报。企业的钱投入进去，三五年都没有回报，就算企业家本人有这份“情怀”，企业的股东们也不干。企业是为逐利而生的组织，它的组织特点决定了，企业家不能太讲“情怀”。回报周期较长、影响面比较大的研究，总的来看还是由不追求利润回报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来投入更合适。

政府花钱支持研发，必然带有一定的目的性。这种目的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服从于国防安全或社会治安，比如支持研究第五代战斗机、支持研究警用防暴武器；第二就是服务于国民经济增长。

而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产业升级。政府必然会优先资助那些有助于产业升级的研究。如果没有产业政策作为发展导向，就跟大同和丽江修公路一样，政府就只能“无差别派发”研究经费，比如给每个教授或者副高以上职称的人每年五百万研究经费，让他们爱干啥干啥去，或者干脆派人在直升飞机上往大学校园里面撒钱来支持研发。

显然，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会这样做。

到了基础科学向应用科学转化的这个技术层面，比如汽车的新能源、衣服或电池的新材料研发等等，这个阶段交给企业来控制就比较合理。因为它是在三五年、最多十来年就能看得到成效的。政府一般也会提供支持。

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持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基础科学的影响范围很广，其好处很难被某个省市独占，因此由中央政府来资助更为合适；而科技成果转化出来的产品，受知识产权保护和企业保密制度的约束，在一定时期内会由首先转化成功的企业独享。这个企业所在地的政府就能从中获得税收、就业等好处。为了获得这样的好处，地方政府就愿意为企业的研发提供补贴。政府补贴可以帮助企业分担不确定性。一家企业的研发可能失败，而政府往往同时补贴数十家上百家企业，少数研发项目失败造成的损失可以从成功的项目带来的好处中弥补回来。

越是基础性的、研发周期长的项目，政府资助的比重就越大、资助的政府层级就越高。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

至于到最后，把某些技术变成工艺流程，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优化，这个过程的确定性比较高，投入的回报周期短，不太需要政府来帮助企业分担风险，因此就基本上完全由企业来完成，政府就不管了。

通过对“技术”这个经济资源的进一步细化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一个初步认识：投入到经济活动中的各种资源，因为其自身特性的不同，而适合由不同性质的主体来主导分配——纯理论研究适合完全由科学家们自己开展，基础科学适合由中央政府支持，应用科学研发适合企业和中央政府分担，科技成果转化往往适合以企业主导、地方政府支持的形式推动，工艺流程的改进则适合由企业来完成。

这种对应关系不是绝对的，但大方向应该基本上说得过去。其划分的理论依据，就是：经济发展的主体的不同组织形式，具有不同的驱动力和思维方式，适合主导不同类型的经济资源的配置。

这句话听上去有点抽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顶尖理论科学家组织形式是单个的人，主要受理想驱动或兴趣驱动，基本不涉及经济利益，适合去解决超长期的、纯理论性的问题；

政府的组织形式是官僚制垂直管理，中央政府主要受政治驱动，主要从长期的、全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适合主导配置战略性的科学技术以及全国性的交通、通信和能源网络等经济资源；地方政府主要受政绩驱动，主要从中短期、区域范围来问题，适合配置区域内基础设施、应用型科技资源以及土地等空间资源；

企业的组织形式是市场化垂直管理，主要受利润驱动，主要从中短期和产业链上下游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适合主导配置应用型科技、可移动可消耗的普通资本品、劳动力等经济资源。

这些划分很粗略，如果要细挑可以挑出一大堆毛病来，但大体应该是这么个意思。

五、家庭作坊击垮了飞利浦灯饰公司

用“细分经济资源与经济主体匹配”这个思路，我们再来分析义乌和蠡县在产业政策上的成败得失。

商品交易市场发展所需要的经济资源，除了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资本、劳动力等以外，还可以包括进货渠道和销售渠道。这些资源都比较适合由企业家或者个体小商贩来掌握。

除了这些，商贸产业要兴旺发达，还需要其它更多的资源支持。比如，同类型的商品最好是聚集起来交易。这个在产业经济学上叫做“聚集优势”。这种聚集，方便商人共享进货和销售渠道，方便消费者比较和挑选，还会促进商人之间的竞争，逼着他们改进服务和商品品质。

“空间聚集”这种有利于商贸业发展的经济资源，由地方政府来主导就比个体的企业家或小商贩更合适。因为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和存在的基本都是以一定的行政区划为前提，它的理想目标就是整个区域空间的效益最大化。地方政府就会思考：在我的这个行政区域内，A产业可能在这里聚集更合适，B产业在那里聚集更合适。它是从区域一盘棋的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而企业主要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心自己行业这点事儿，最多再扩展到上下游。除此之外，别的企业布局在什么地方，它没有那么关心，也没有能力去影响其它企业的布局。A产业的企业要聚集，所有的企业主之间就得先开个会协调，在聚集区域内，往往会有B产业的企业，要动员人家搬走，又是个麻烦事。最好是B产业的企业主们也商量一个聚集区，然后有可能遇到有C产业的企业混杂其中……而搬迁需要成本，这个成本谁来支付？这种横向协商的成本太高，最后可能就聚集不成。

正因为如此，一个地区的产业聚集程度，跟政府的产业干预能力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研究产业聚集，会发现中国的产业聚集程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像义乌这种小商品市场的空间高度聚集在世界上其它国家根本就没有。

除了义乌，中国的长三角和珠三角有数不清的“专业镇”，每一个镇都有一个或几个地方出现了产业的高度聚集。像广东中山的古镇镇，全镇人民就只做一个产业，就是生产LED灯具。大部分企业都很小，也就几个人，属于家庭作坊的级别。但数量惊人，共有灯饰企业14000多家，灯饰配套的五金、塑料等企业3000多家，古镇家庭有60%都拥有自己的灯饰相关企业。它的LED灯具总量就能占到全国LED产量的70%以上。飞利浦这种国际巨头就硬生生地被这种聚集效应带来的威力打败了，不得不在2016年5月宣布关闭了它在中国的灯饰公司。

以灯饰为主导产业的古镇镇夜景

这种聚集是产业政策的功劳吗？

产业聚集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民间的自发，而不是政府的规划。但自发聚集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地方政府足以观察到其产业特征，就会很快“集中火力”开始扶持这个产业，也就是开始张维迎教授所说的“豪赌”了。我们分析每一个专业镇的产业聚集过程，都会发现产业政策的影子。

具体的政策手段有很多，义乌的“划行归市”是一种，肃宁建皮毛批发市场是一种。古镇镇政府为了推动本地灯饰产业的发展，不仅跟义乌和肃宁县政府一样多次出资修建专业市场，还从八十年代开始就创办了《古镇灯饰报》，帮助企业家了解灯饰的技术和市场情况；又建立了电视转播站，每天晚上播放灯饰知识讲座；还从香港引进了几家大的灯饰企业来发挥龙头带动作用；组织企业家一起到广州招聘人才，协调本地企业重组，成立了古镇灯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宣传古镇灯饰品牌。从1999年开始，又每年负责主办“灯博会”，邀请全球的灯饰厂家的批发商来展览交流；2016年，又搞了首届灯光文化节……

这些东西，全都是产业政策——我们能说它不是产业政策吗？

古镇镇的灯饰就这样从一点一滴开始起步，从占全国市场份额不到5%，逐步上升到20%、40%，一直到现在的超过70%。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了支持灯饰产业的发展，可以说是一天也没闲着。

显然，三十多年来，古镇镇灯饰产业的巨大成就既有企业家们的功劳，也有地方政府一份功劳。这样的产业政策，废除得了吗，能废除吗？

我们只需要深入到中国每一个形成强大的产业专业化聚集的市县镇，就都可以发现这些地方的政府也都做过类似的工作，而且只会比我列举的更多、更细。

东莞的小榄镇，这里号称中国锁城，专门生产门锁，是世界上最大的门锁生产基地，上万家小微企业不干别的就生产门锁。前面列举的古镇镇的产业政策，这里当然也有。但本地政府搞得更出色的是金融支持，专门成立了一家担保公司负责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担保。

为什么担保这个事儿由地方政府来做比较合适呢？因为小微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很难。这些企业购买的生产设备都特别专业而且冷门，就是锁具生产上的一个专业环节专用的，银行的人根本搞不懂这些机器能干啥、值多少钱。万一企业还不上钱，银行也不知道该把机器卖给谁去抵债。在银行看来，一台价值一百万的锁具专用机器，可能最多就能抵押十万。

但是本地政府的人在当地工作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对锁具行业的了解程度就很高，跟制锁的企业家们也很熟。他们知道这些机器担保多少钱合适。就算企业倒闭了，他们也很容易找到别的锁具生产商来收购这些机器。所以，本地担保公司给银行提供担保，一百万的机器可能就能抵押贷款五十万或者六十万。这样，就把小微企业的融资渠道给搞活了。

作者简介：李晓鹏，经济学博士，中兴大城首席经济学家，主要著作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和《城市战略家》等。联系邮箱：lixiaopengruc@fox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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