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晓鹏】

今年5月14号，京东上架了首款使用国产存储芯片的内存条，技术规格达到市场主流水平，价格还低。刚一上市，坚挺了两年多的金士顿内存条马上就降价，比国产的便宜三块钱。我在微博宣传了一下，呼吁大家多花三块钱支持国产，不然三星工厂起火、镁光工人罢工等导致内存价格暴涨的事情总消灭不了。

生产这款国产内存芯片的厂家是合肥长鑫。国内做存储芯片的有三家，一家是武汉的长江存储，主要是清华紫光和国家大基金投资；一家是福建晋华，主要是福建省政府投资；还有一家就是合肥长鑫，合肥市政府投资。合肥长鑫“级别最低”，合肥市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投资公司出了大头，占了80%的股份。

合肥长鑫

内存芯片是典型的高技术、高投入项目，顶尖的技术和天量的投资少一个都不行。经过几十年技术和资金的残酷竞争，德国日本等国的企业巨头都纷纷倒下，只有韩国三星和美国镁光等少数几家巨型龙头企业存活了下来。日本曾经动用国家力量支撑存储芯片研发，又组织松下日立等巨头企业联合对抗来自美国韩国的竞争，也难免败北。合肥以一个市级政府的财力，要冲到这个战场拼杀，不能不说是一场“豪赌”。合肥长鑫从2016年开始投入，到2019年第一个DRAM存储芯片实现量产，整个项目已经投入了至少超过500亿元。合肥市一方面至少真金白银的投入了几十亿，另一方面也为数百亿的投资提供了直接或间接的融资担保。

五年下来，级别最低、起步最晚最不被看好的合肥长鑫最先实现了技术突破和商业化量产——福建晋华因为依赖台湾和美国的技术，遭遇美国封锁，遭到了严重挫折；长江存储的投资量远远大于合肥长鑫，技术上稳步推进，但至今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量产。合肥市豪赌狂赢，既为国家打破美国技术封锁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自己新打造了一个掌握关键技术和核心竞争力高新技术产业。

这个故事听起来相当激动人心。不过，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贵州，另外一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豪赌”却看起来已经面临惨败。独山县政府自八年前从沿海调过来一个县委书记开始，疯狂负债400亿发展地方经济，先后修建了培养人才的独山大学城、发展高科技的香港科技园、发展旅游业的“天下第一水司楼”及其周边旅游开发项目等等，每个项目都投入数亿乃至数十亿元，再加上一些政府企业大楼、小型旅游项目、道路场馆等大型基础设施，总共投入400亿。最后，大部分项目都出现了烂尾——大学城没有几家大学入驻、科技园区招不来科技企业、天下第一水司楼及其周边旅游开发项目资金链断裂……主导这次“豪赌”的县委书记本人也因为严重违纪而身陷囹圄。

这两个热门事件的对比，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地方政府到底应不应该为了发展经济而负债花钱去“豪赌”？或者说，什么情况该“赌”什么情况不该“赌”？“赌”多大？赌输了怎么办？等等。

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都会认可一个结论，就是地方政府负有发展本地经济的责任，该“赌”还是要“赌”。建设基础设施、发展产业经济，这些都是先期大量投入、后期获得长远回报的事情，通过融资负债来先投入建设，再用长期回报来慢慢还债，是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像合肥长鑫，2016年开建，2020年才有商业化产品推出，中间五年的建设，肯定应该融资借钱来建，建好之后产品生产出来了才开始盈利还债。如果兜里有多少钱投多少钱，一分钱不借，反而做不起来。但对地方政府的融资行为，也不能不加以限制。最直观的一点，就是负债的总量必须得有个限度，不能超过地方财政的承受潜力。

具体的负债标准是多少，可以留给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慢慢讨论计算，比如债务总额不超过GDP的百分之多少、每年还债的钱不超过财政收入的多少，等等。从法律上、政策上设定好一条上限。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到10个亿，就敢负债400亿搞建设，这肯定是太多了。合肥市一年财政收入1400亿，负债融资小几百亿支持国产存储芯片产业发展，不是说没有风险，但相比独山县风险就小得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当然，400亿是独山县的总债务，而投资合肥长鑫只是合肥市债务的一部分。2018年合肥市债务总额是差不多900亿，相对于其GDP和财政收入来说，也还是在合理范围内。

独山县为什么能严重超过其财政承受能力形成400亿元的债务？中央政府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大力清理地方债务，不管是财政部，还是央行、银监会、发改委，都多次下文，给地方负债划定风险承受的红线，并不是说地方政府没有限制可以随便融资的。独山县的做法里边肯定有很多严重违反国家政策法规的问题，也会涉及到有关官员的经济问题，县委书记已经落马，下一步还应该做更深入的彻查，把参与违规操作的主要责任人都挖出来，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这是必须要做的。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因为独山县的违规操作，片面否定中国地方政府积极融资支持本地产业发展的这个路径，让我们的地方政府跟西方国家一样，只负责管点民生服务。如果这样，那我们就是在自毁长城。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而展开的政府间竞争，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驱动力，中国经济的一个独特竞争力。

独山县的巨额债务和庞大的烂尾项目群，除了融资程序上有违规违法的问题，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就是摊子铺的太大。这跟一个企业疯狂融资搞多元化发展一样，不聚焦主业不突出核心竞争优势，很容易就被多元化投资带来的失败拖垮。这种情况在商业领域简直数不胜数，本世纪初倒下的资本大鳄德隆，还有就是最近刚被债务重组的海航，都是以大规模融资搞多元化失败的典型。地方经济发展其实也是一样。独山县的大学城、科技城、甚至天下第一水司楼，每一个项目单独看起来其实都还不错，特别大学城已经进驻了好几家地方院校。一般新建一所专科院校大概20亿，引进一所大学大概10个亿。400亿里边拿出十分之一来认真建，足够把大学城建设的不错了。八年前，建大学城在贵州还算是很先进的理念。独山县距离贵州省会贵阳不远，提前谋划大学城，集中资源建设好，成功的可能性是有的。

我举一个类似的“豪赌”大学城成功的例子，就是山西的晋中市。晋中市的位置紧靠山西省会太原，这个地方历史上还做过山西地区的行政中心，不过那是一千年前的老黄历了。太原发展起来以后，它就一直是个比较边缘落后的地级市。十多年前，山西整体发展水平也比现在的贵州强不到哪里去，说不定还差一些。那时候晋中市就很有眼光的规划了一个大学城，目标就是把太原的高等院校吸引过来。也是借钱投入巨资建设，抢在太原市前边建起来。太原那时候还没有想到搞大学城，好多大学由于用地紧张，就到晋中去搞了一个分校。几年下来，等到太原市反应过来，已经来不及了，土地供应和大学聚集程度等方面都落在了晋中后边，省里和中央都不给太原另外批地建大学城了，太原的大专院校要扩就只能往晋中走。晋中的大学城就成了山西的人才培养高地。独山县400亿砸下去，遍地开花，砸出来一大堆烂尾项目，同样如果只砸40亿，集中到有先发优势的项目上，成功的可能性反倒是更大。

之前也有报道说，新的县委书记来了之后，一开始也是想通过传统的招商引资来发展产业，但由于独山县条件太差，好的项目总是引不进来，一急之下，决定搞全面的大投资彻底改善独山县的经济发展环境，一下子大学城、科技城、政府大楼、道路交通、地标建筑、文旅项目全都一起上马，这才让局面彻底失控。产业经济的发展还是要有耐心。独山县这种做法几十年前国际理论界就有过讨论，当时在发展经济学里边专门有个理论叫“大投资理论”，就是有一个流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基础差，产业升级全是短板，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性的大投资把所有短板补齐，问题就解决了。这个理论早就被证明是彻底失败的，全方位的短板根本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大投资全部补齐，实践这个理论的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最后都被债务给压垮了，并没有发展起来。

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的短板必须要有前期的大量投资来解决，但不可能一次性投入去补足所有短板。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发展环境的改善是“互动”的——修建一部分基础设施，带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到一定程度，对基础设施和发展环境提出新的要求，同时也为下一步投资创造了利润，于是根据产业升级的需要再投资、再升级。一轮一轮的滚动发展下来，产业升级的过程才能顺利进行。不一步一步来，盲目全面上马所有方面的投资，必然造成可怕的巨大浪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地区的经济要发展，全面大投资解决所有问题不行；同时，不搞大规模投资补短板、指望跟已经站到了产业链顶端的发达国家一样通过“消费拉动、市场驱动”来发展，同样也不行——这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被历史一再证明是错误的。前者是找死，后者是等死。只有在正确的方向上逐步推动产业升级和基建投资良性循环，经济起飞才能实现。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学者都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中国实践提出了许多理论，避免中国走上这两种极端化发展的错误道路。目前最成功的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什么叫经济结构呢，就是你的经济体系有长处也有短板，长短结合，这是结构，不是说啥都强也不是一片沙漠啥都没有。把结构搞清楚，知道如何扬长避短，做好自己能做的，改变这个结构当中的一部分，整个结构也会跟着发生变化，然后你再去重新认识这个变化后的新的结构，再去扬长避短或者补短，再往前走。说白了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学版本。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提供的很好的理论成果。

合肥投资长鑫成功了，这只是一个表象。过去十多年，合肥总体经济发展强劲，从2003年到2018年十五年间经济增速位列全国所有地级以上城市第一名。这才是它最厉害的地方。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经济高增长已经是史无前例的经济奇迹，国内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在打破了脑袋想要提高经济增长率，要在中国内部竞争中取得持续十多年高增长的第一名，那绝对是地狱级难度。我在《城市战略家》（第二卷）里边，把合肥的经济增长经验研究放到了全书第一篇的位置。写的时候合肥长鑫还没有量产，主要关注的是合肥家电产业和京东方为代表的面板产业。像合肥增长这么猛的城市，它的产业升级也是一步一个台阶走过来的，没有“大投资”的跨越式升级。

合肥历史上一直没啥存在感，安徽的名字是安庆和徽州的结合，安庆靠长江，徽州靠近杭州和上海，没北边内陆的合肥什么事儿。太平天国把安庆占了，清朝才临时把合肥当安徽的治所。建国以后毛泽东觉得合肥可以带动皖北山区的发展，才把它定为了安徽的省会。但一五、二五期间也没往那里布局啥重工业，受交通条件限制，主要还是放的轻工业。轻工业就是合肥的底子，从纺织到五金再到家电。改革开放以后，依托合肥第二轻工机械厂和合肥洗衣机厂，发展出来两个知名的品牌，一个是荣事达冰箱，一个是美菱洗衣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这两个牌子号称合肥家电双雄。做家电，合肥是有底子、有根的。这个底子就是建国后几十年的轻工业基础，再往深了说，一是交通不便，做不了重工业适合做轻工业，二是皖北地区大量的贫困人群，为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人力资源基础，三是靠近南京上海，能利用这些地方的市场销售轻工业消费品，技术引进什么的也方便。

美菱智能工厂

就靠这三点，合肥把家电产业做起来了，虽然比不上东莞佛山顺德青岛这些一线轻工家电城市，也起码是二线家电产业强市。九十年代有这个基础，等到21世纪初，沿海一线地区劳动力成本上涨、土地价格上涨、产业升级，家电这种轻工业往内地转移，合肥才大打家电产业牌，搞“产业链招商”，结合自己的家电底子，把国际国内一线的家电品牌都给找了过来，形成庞大的产业聚集，到了2014年，合肥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 “家电四大件”连续五年销量全国第一，是全球最大的白色家电生产基地，成了不折不扣的全球家电之都。别看家电制造不算什么高精尖产业，能聚集到这个程度，也足够支撑合肥这种量级的地级市经济持续多年增长位居中国前列了。现在各地都在学合肥“产业链招商”的思路，但也不是不论什么产业沿着产业链就能招商的，本地有基础有优势的才行，起码要知道合肥的家电产业链并不是凭空招来的，而是在之前几十年轻工业的基础上形成的，招商只是强链补链、促进聚集。一片空白想要从天而降打造一套全产业链，那是不行的。

发展家电产业的过程中，合肥也看准机会“赌”了两把，一把赌输了一把赌赢了。因为它总共就两个家电双雄，也就只能赌两把，就是把这两个品牌卖给国际国内的一流品牌，换来这些大品牌在合肥建大规模的生产基地。美菱没有赌好，卖给了顾雏军的科龙。顾雏军就是个资本运作高手，并不是搞实业的，科龙的牌子就是他手里毁掉的。他以科龙为底子进行资本运作，全国到处收购家电品牌，然后拿这些资产去股市圈钱。美菱卖给他，算是倒了血霉。荣事达赌的还可以，换来了一家国际大品牌在合肥投巨资建设家电产业园。说是赌，其实不是赌，还是用有实际价值的资源做生意，只是有风险而已。赌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

跟独山县像全面投资凭空打造一整套投资环境不一样，合肥一是利用好自己几十年轻工业特别是家电的底子，而且聚焦家电特别是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各种服务基础设施都围绕这个产业来投入，这才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独山县论各种底子跟合肥没法比，那就该更踏实点，有啥底子就做好啥，还是就是更专注一点，认真看好一个有基础有优势方向就钻进去苦干五年十年，总会有办法。

后来，合肥遇到京东方要找地方建它的第六代液晶显示屏。合肥再次“豪赌”了一把。京东方刚开始想去深圳，深圳嫌弃它的生产线不够先进，想跟日本的夏普合作搞个更先进的，结果被夏普忽悠了，最后一气之下联合TCL投资搞了个华星光电。京东方被深圳气走了，合肥这边看准机会，愿意出大价钱换来京东方到合肥建生产线。这个事情当时特别轰动，算是引领时代之先的做法，就是合肥市政府以旗下的国有企业出资60亿认购京东方的定向增发股票，来给京东方建生产线。以前都是招商引资，提供各种土地税收优惠，这次是政府直接出钱给建生产线，占一部分股权，但实际也不图盈利，亏了要承担风险，赚了可以保本微利退出，看中的是京东方的发展前景和对本地产业链拉动能力。后来重庆也用了这种做法，今天京东方再到哪里投生产线，愿意出钱的地方政府多得很，但当时的京东方不比今日，合肥敢破釜沉舟这么干，还是要有魄力的。

众所周知，这一回合肥“豪赌狂赢”，直接在家电产业之外又建起来一个新的高科技主导产业。不过这其实也不是豪赌，首先京东方是正儿八经老牌国有大型企业，肯定不是江湖骗子，背景没问题。但更关键的还是合肥本身有底子、有根，六代线的液晶显示器不算特别高端，不能用到高端智能手机上，主要用于像电视这种家电上。合肥可是全世界最大的家电生产制造基地，给京东方的六代线做配套做市场，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很大一部分六代线产量合肥自己就能消化，对京东方的技术实力和产品市场，合肥这边的家电专家就能看个八九不离十。甚至可以说，京东方的六代线也是家电产业链上的一个环节，是产业链招商的衍生成果。所以这个钱投进去，其实风险十分可控，外人看起来是“豪赌”，内部人看起来一点也不赌。

所以不管独山县，还是其他地方，要想学合肥，起码要知道人家没有“豪赌”，是正儿八经的可靠的产业投资。好多地方失败就失败在这里，没摸清楚门道、光看表面，以为别的地方成功真是靠“豪赌”赌出来的，没有底子没有优势，硬砸钱就能砸出来一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就能砸出来一个国家级龙头企业。这就涉及到做生意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钱凭什么你能赚？能说清楚，就是企业家；说不清楚，就是赌徒——偶尔能莫名其妙的赚一笔，最后总难免输的一败涂地。一个地方没底子没优势，硬要想出一大笔钱引进一个大企业大产业，最后认真做企业做事业的不会来，来的尽是一帮骗补贴的。就好像南阳花巨资招来一个青年汽车，号称加水就能跑，被骗了好几亿，最后全打水漂了。

京东方集团

看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最后还是得出这个结论：地方发展经济跟做企业一样，要有根。有根子、看准了方向，低端慢慢的能发展成高端，刚开始慢，后来会越跑越快；没底子盲目求大求高，最后总难免留下一个烂摊子。独山县差不多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了，把地方搞产业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一遍，摊子铺的大花钱又多又追求高大上还没有底子基础，想不作死都难。

等到合肥长鑫，已经是合肥第三次赌赢了。不过合肥其实也有赌输的时候，这个就不怎么为外人所知了。合肥2007年引进江苏熔盛重工成立熔安动力和熔盛机械，打造船舶机械产业。为了保障低速柴油机的生产销售，市委、市政府可谓是拿出了“改天换地”的魄力，由安徽省和合肥市共同牵头出资12亿元，组建航道治理公司，改造了从派河到长江的132公里的航道，增加了巢湖、裕溪口两道船闸，使得船舶低速柴油机能够直接从合肥运往长江，为熔安动力落户解决了出路问题。但好景不长，2013年前后，世界航运市场急转直下，造船业陷入低谷，熔安动力、熔盛机械、江苏熔盛重工等熔盛系企业在债务中相互担保，深陷连环债务危机，拖欠银行借款、逾期利息、租金等5亿余元，合肥费尽心思引进的明星企业成了“老赖”，最后只能靠拍卖土地追回欠款。这一回没搞好，关键还是有点太“逆天”了，合肥的天赋就是地处皖北内陆、远离长江，所以历史上地位不如安庆，现在想硬砸钱改变合肥水路交通不便的条件，这种大动作没有国家战略支持确实有困难。而且重工业一直不是合肥的强项，脱离它轻工家电的底子靠砸钱硬上马大重工项目，失败风险很高。

但不管怎么说，政府投资跟企业投资一样，总是有风险的，肯定有不少失败的案例。像日本的孙正义，成功投资一个阿里巴巴就足够他当日本首富了，之前之后失败了无数个项目都不影响他的排名。政府不能像孙正义那样高风险的去投资，但也不能绝对的躲避风险，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环境里边，科技进步也没有停滞，看准了外部的机会、结合好自身的优势，负债投资未来不是赌。合肥要是每次投资都跟京东方、合肥长鑫一样，每投必中，那才不正常。我们不会因为一个熔盛重工项目的投资失利而否定十多年来合肥市政府投资发展产业经济的模式，也不会因为一个独山县的问题而否定中国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本地产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地方政府手里掌握的的资金资源，不仅是来自税收，其实还有很大一块就是来自对本地空间资源的持有和经营。空间资源首先的土地，还有交通等基础设施，这些资源该怎么高效使用？由地方政府来统筹规划，再交给愿意付钱的企业经营使用，一般来说比单个企业分散的自由选择更有效率。而且，这些资源长期积累必然形成巨大的财富，这部分财富拿出来融资，投资于发展产业，那是再正当不过的。这次关于独山县的报道里边，最火的应该是马前卒跑到独山录制的那个视频，他还到独山县旁边的一个县去看，有个巨大的堪比鸟巢的体育场烂尾了——这种公益设施的投资，比产业投资更需要谨慎。因为这些东西砸钱容易赚钱难。不是说有钱就该搞民生，民生工程也可能会浪费钱。比较粗略的正确做法大体应该是税收用来搞行政开支和民生工程，地方政府掌握的土地等空间资源收益，则最好是用来搞融资建设，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

不管是民生工程还是产业项目，都要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独山这个事儿，如果一不建那么多形象工程政府大楼，二不铺开了摊子搞，集中力量干大学城也好、科技园也好，就算搞砸了，也问题不算大，是政策的决策风险，而且还有改正的机会。像成都高新区南边麓山国际社区那里以前规划了一个文旅特色小镇，花了大价钱修的欧式风情建筑，建起来之后没人去，几乎烂尾；但后来根据情况改了规划，改成基金小镇，很多基金喜欢那个地方的环境，就搬进去办公，又给盘活了。科技园如果定位太高，改低一点，换个合适的产业方向，还是有可能招商进来填满的。大学城招不来国际一流大学，国内二流也可以想办法，照样培养人才。铺开了干，现金流断裂，就没有补救的余地了。理性决策，干好了的，要升官；政策决策有失误，升官当然不行，但还是要给犯错误的机会，犯错误多了，说明能力有问题，该下要下；中间有经济问题，该查就查。这是比较正确的处理办法。但不能允许独山这种铺开了违规疯狂借钱豪赌的非理性决策，赌赢了也不算功劳，赌输了就更要严惩。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对待地方负债搞建设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