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塔尔《海湾时报》网站9月20日刊登题为《在中国取得成功的非洲人》文章，文章称至少有2万名非洲人在广州居住，其中不少人通过娶中国女人为妻加深同这座城市联系，中非关系逐渐加深。

广州“尼日利亚社区”主席埃玛·欧桥

以下为文章全文：

在香港一栋破旧的高楼里，阿里·迪亚洛正向非洲零售商贩卖中国电子产品。随着第二大经济体与发展最快的大洲之间贸易往来的猛增，越来越多非洲创业者来到中国南部。受中国对原料需求的推动，去年中非贸易达2000亿美元。而在中国南部的非洲商人则反映出这一逐步深化关系的另一面。迪亚洛这样的企业家令香港的这座大厦成为中国小商品运往非洲的重要通道。近年来多达1/5的非洲移动通讯设备通过这里销往非洲。其背后的贸易引擎则在广东。

这个低成本制造业中心吸引了非洲各地的创业者，也造就了亚洲最大的非洲人社区之一。调查显示，至少有2万名非洲人在广州居住。尽管只是百万在非华人的零头，但他们在新家起着关键作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说：“他们带来大量技术和资金，支援了很多中国制造商……若所有非洲商人都消失，将给中国南方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在广州“巧克力城”几公里外的迦南外贸服装批发市场，拉明·易卜拉欣装了几千件牛仔裤打包运往非洲。他是数百名通过娶中国女人为妻加深同这座城市联系的非洲人之一。这既建立在爱情基础上，也包含了经济考量。这名来自几内亚的商人说：“跟中国人打交道，她行。她帮我买车、开厂。要是没我老婆，那可难了。”

在不少老外生意失败的广州，非洲创业者们成功了。但他们要经受官僚主义的考验，还要忍受种族歧视，包括被出租车拒载等。即便如此，他们中多数人同中国人相处得还不错。很多商人觉得在华工作比在欧洲舒服。当地尼日利亚人社区主席欧祖伍·艾玛称，签证是非洲人在华经商的最大问题。但就目前来看，繁荣的中非贸易仍在继续吸引一波又一波非洲创业者来到广州追寻中国梦。

一位取了中国妻子的非洲小伙

《南方周末》2008年1月23日也刊登过在广州的非洲人的报道，文章题为《“巧克力城”——非洲人寻梦中国》，以下为文章全文：

■“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

■“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

■ “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

在广州，一片以洪桥为中心，半径约10公里的地带，被出租车司机称为“巧克力城”。每天中午十二点以后，“巧克力城”开始活跃。数万名黑人像是突然从地底冒出来一般，三三两两，拎着几只超大黑色塑料袋，或背个双肩包，挑拣着来自广州周边上千家小工厂，被中国人称为“尾货”的牛仔裤、杂牌电视机、组装手机。万里之外的非洲，有近50个需求旺盛的国家正张开双臂，一件不余地接受、迅速消化掉这些本国生产不出的日用消费品。据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后，中非贸易的热潮中，赴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

诱惑 “到中国去吧！”

黑人Clem像一条怎么也抓不着的泥鳅，在飞速穿梭的车马中灵活穿行。看到南方周末记者犹豫半天，最终从附近的人行天桥走过来后，他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说，“抱歉，我还没有形成走红绿灯和人行天桥的习惯。”当被提醒“广州治安不好，注意背包”时，他惊奇地瞪圆了眼睛，“你在开玩笑么？这里的治安太好不过了！”

25岁的Clem来自尼日利亚。此前，拉各斯——尼日利亚最繁华的都市——被他视为天堂。到广州后，他觉得他才站在了天堂的入口，中国才是真正的天堂。

他不停向记者介绍，拉各斯的公交车很多没了车门，逢高峰期，一些乘客就挂在车外面；拉各斯的道路基本没有红绿灯，只有在主干道上才会站着两个警察；拉各斯没有那么多小汽车，满大街横冲直撞的全是从中国进口的摩托车……

如果没来中国，Clem会继续经营他的汽车部件批零店，将合作伙伴从中国批回的轮胎、方向盘、座椅，以高于进价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卖出。每次去接货，他总会碰到许多服装店、皮革店、首饰店或日杂店老板，一同等待着来自中国的包裹。每当看见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中国人路过，有人就会吹起口哨，“瞧，我们从他们国家买的尽是些便宜的玩意，他们却从尼日利亚运走了值钱的石油！”

大约五年前，中国石油公司与中国商人大规模涌入非洲，这让不少本土人觉得，中国在抢夺他们的资源与饭碗。而从压路机到牙膏，无处不在的“MadeinChina”，又刺激着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周围的朋友几次劝Clem，“到中国去吧！尼日利亚用石油换外汇，中国人买下它来打造天堂！”

在卫星转播的CCTV4上，Clem看到中国的城市摩天大厦耸立、街道宽敞、交通秩序井然，最让他吃惊的是，珠三角的工厂像蚂蚁窝般密集！而他的家乡尼日利亚，除了石油资源，什么都匮乏。制造业极端落后，80%的生活用品依赖进口——而这正是很多非洲国家的缩影。

2007年9月，Clem在欧洲驻尼日利亚领事馆工作的父亲帮助Clem拿到了中国的签证，这让他的朋友艳羡不已。

2003年以来，随着中非贸易的升温，越来越多的非洲人站到了广州街头。

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在中国驻非领事馆前耐心地排起长队，争逐每年限额发放的签证。与Clem同时拿到签证的一个家伙，九个月前就向中介机构预付了中介费和签证费。领到姗姗来迟的签证时，那个一直在骂骂咧咧的伙计，终于安静下来，在护照上狠狠亲了一口。

2007年10月，Clem拖着几大箱行李走出广州白云机场，拦了三四次，终于坐上一辆的士。他递给司机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便条，没再言语。

Clem的新窝是广州东圃一个10平方米的单间，这是一个尼日利亚老乡为Clem安排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沙发，洗手间得与其他三名非洲租客共用。他刚推开窗，又关上了。窗户半米开外，紧挨着另一幢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架，祈祷早晨能看见阳光。

大多非洲人对广州的第一印象，从城中村开始。

隔膜 “麻烦，真麻烦！”

许多出租车司机不愿做“巧克力”的生意，他们不喜欢这些人身上刺鼻的香水味和斤斤计较的坏毛病，连付车费也要讲价。有的司机会以“身体太胖，车坐不下”或“听不懂外语”为由拒载；也有人无所谓，“搭谁不是做生意？”

中国官方统计，2003年以来，在广州的非洲人每年以30%-40%的速度递增。据《广州日报》报道，目前人数可能以十万计。他们多来自尼日利亚、几内亚、喀麦隆、利比里亚和马里，其中，非洲人口最多的尼日利亚居首位。

东圃、登峰街、永平街等地的城中村，及丽江花园、天秀大厦、金麓山庄等小区，渐渐成为非洲人聚居的“巧克力城”。而这些非洲人做生意的目的地，集中于迦南、御龙、天秀大厦等几座大型中非贸易城。

贸易城的摊位没有任何审美层次上的装潢，顶多在门口摆放一个黑人塑料模特，样品满当当地挂在墙上和玻璃展柜里。集仓储与销售为一体的御龙大厦，摊主们把牛仔裤像咸菜一样堆在过道上，忙乱时，直接从裤堆上踏过。

这样的卖场却集中了几乎所有的世界顶级品牌——D&G的牛仔裤、Adidas的鞋子、Gucci的高跟鞋、LV的挎包、Chanel的钱夹、Armani的内裤。它们廉价得让人咋舌——一条D&G20元，一套Gucci的高跟鞋加坤包100元……

美联社前驻非洲记者Arnold在非洲呆了近10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非洲几乎没有工厂，一般人对正版和冒牌没有什么概念：“只要鞋子上印有Adidas就可以了，关键是便宜。”

来自利比里亚的服装商Cote是这几座服装城的熟客。来华淘金的非洲人多数像他这样从事服装贸易，消化了中国大量已过时的库存货。金龙盘大厦一个中国老板调侃：“他们对款式无所谓，只要有弹力，能把女人的大腿包得像个粽子就行。”2004年，中非服装贸易额到达历史高峰，在迦南、天秀等两座老牌贸易城附近，一座座贸易城春笋般冒起。迦南外贸服装城经理江钢龙称，迦南2007年的贸易总额在7000万元以上。

在御龙挑货时，Cote自称这儿有许多中国朋友。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走上前，大手拍向店主的脑袋，或是朝对方的小腿肚踢上一脚，大声地问候，“嘿，朋友，近来还好吗？”他的“朋友”却并不领情，有人拨通手机，故意煲起电话粥；有人则不耐烦地摆摆手，中英文一并用上：“不买东西，就Go，快点Go！”

友谊似乎在非洲人之间才真实存在。碰上一些认识的服装商，Cote与他们相互击掌，指头迅速扭转一圈，打出一记响指，再用家乡话聊上一阵。像Cote这样单独行动的并不多，他们多是两三人结伴，奔走于几座贸易城，从中午挑到傍晚，用黑色塑料袋四四方方地包成棉被状，雇车运走。

在一个摊位上，Cote听说他看中的裤子要20元钱一条，猛地将裤子砸到摊主头上，愤愤地责问，“怎么那么贵？！”然后拂袖而去。惊呆的摊主回过神来后，冲着Cote粗壮的背影，张了张口，又改用粤语啐了一句：痴线黑佬！（精神病）

挑了40分钟，Cote终于打算买下500条女装牛仔裤。他要求店主把每条仔裤的包装袋、商标挂牌和夹纸统统取出来。“客户只在乎价钱便宜。而我，在乎的是运输费用！”他边向记者解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店主处理包装。每每发现有夹纸还未取出，他一个箭步上前抽出来，嚷嚷，“我买你那么多东西，热情点好不好？”店主白了白眼，嘟囔道，“麻烦！”

类似的不快，每天都会在中非贸易城上演，有时甚至会惊动110。迦南贸易城一位姓宋的保安说，真不明白，有的人那么穷，还那么嚣张！

谈及与他们天天打交道的客户，摊主们常常撇撇嘴，黑人的杀价本领，让许多中国商人不胜其烦。有的预订200条裤子，最后只要10条，还要求对方以谈好的价格出售；有的取货时，还顺手在摊面上拿走一条。许多摊主懒得学英语，他们觉得，用计算器讨价还价就能应付黑人了。一位摊主表示，如果能和白人做生意，她一定把英语练好。 Cote号称在中国呆了八年，可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说。“这有什么关系？”他大声告诉记者，他的签证期只有一个月，得像鸟一样，不断在中非之间往返，“我才不在乎你们中国人怎么看我们。我们来到中国，只是为了赚钱，然后回家盖房子！”

寂寞 “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Clem不爱听关于中国的“坏话”。每当听朋友们抱怨中国签证难拿、中国人不讲诚信时，Clem总一声不吭。惟一让他认同的观点是，非洲人很难交到中国朋友。

他喜欢到“小王国”外遛达。城中村之外的广州，才是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模样。每次乘坐公共巴士和地铁，他都让会说些中文的好友代劳买票，自己则站在旁边瞅着。看到地铁票从自动售票机中吐出来，他总小声嘀咕，“其实也不难嘛。”可好友鼓动他自己试一试时，他看看四周投来的好奇目光，又一溜烟地逃到边上去了。

“呆的时间长了，会说中文了，我会交到中国朋友的。”Clem总是这样安慰自己。他觉得问题在于语言不通和自己内向的性格，“我会尝试改变。”

不过，每次听到Clem对中国毫无保留的称赞，Williams常常会打断他的话，冷冷地说，“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中国并不是像你所想的那样，只是语言的问题！”

25岁的Williams是Clem同龄的老乡，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一个精力过剩的年轻人。闲时，Williams会打开音响，跟着摇滚乐跳劲舞，边朝记者打个响指，“我承认，中国很多地方比尼日利亚强，但是音乐，你们只能模仿我们！”有客人来了，他便麻利地关掉音响，摘下墨镜，开始工作。“我忙，你不要跟我说话，”他指挥着记者，“但是你可以给我拍照，多换几个角度！”

Williams一年前来到中国，在宇航大厦开了一家发廊。发廊从壁纸、沙发到高脚椅，清一色的艳红。他的顾客，清一色的黑人。“中国的发廊，不了解非洲的发型，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他颇为得意地说。尽管他的“设计”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非洲人特别信任、依赖老乡，彼此间以‘兄弟姐妹’相称。”陶瓷大厦物管公司经理陈良仁告诉记者，每个非洲人开的商店，都会成为据点，吸引大批同乡，为大厦的其他店铺增加了客源。他们为此降低了非洲人的门面租金。

“中国的发廊，不明白非洲的发型，沟通又麻烦，所以全到我的店里来了。”Wiliams颇为得意地说。尽管，这名“发型设计师”常常只是给客人剃个光头而已。

和候鸟般频繁往来的Cote不同，Williams和许多有经济基础的非洲人一样怀着“中国梦”。他们希望经过四五年的奋斗，在中国开一间公司或贸易中介办事处，在日益繁荣的中非贸易中获取丰厚的中介佣金。广州社科院城市管理研究所一项研究表明，目前常驻广州（6个月以上）的非洲人达2万余人。

不过像Clem一样，大多数非洲人的生活圈，始终没超出方圆20公里的“巧克力城”。几乎所有受访的非洲人，说不出一处广州景点，也没几个叫得上名字的中国朋友。他们从不向中国的银行申请帐户，也鲜有人会买羊城通，尽管公交车是他们主要的代步工具。广州的非洲人如果在一夜间蒸发，几乎不会在“巧克力城”和这座城市留下痕迹。“我女儿问我在中国看到了什么。”一个正在剃头的尼日利亚人说，“我回答，牛仔裤和黑人！”

可是Williams喜欢和中国人打交道，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中文，一次与一名中国小女孩交谈并合了影，他还把相片洗出来，夹在钱包里。他还参加了一支非洲业余球队，不定期到天河体育馆，与中国业余球队打比赛。

“跟中国人交往，真是很复杂。”Williams说。这个观点，在他的朋友圈里得到高度认同。

一次，在公车上，他和一个大学生聊了半个小时，临别前，彼此交换了手机号码，还约定下周一起去看球，可晚上照号码打过去，却是空号。

另一次，他与一位老太太在教堂前聊天，得知老太有一个孙女，他问，“您孙女肯定很美丽，她多少岁了？”没想老太突然气愤地转身离去，边说，“你问这么多干什么？……”

“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多练习几句中文。”Williams耸耸肩，“这次，你做完采访后，我们还会是朋友吗？”他问记者，没等回答，呵呵干笑了几声，“无所谓。”

Williams学中文的另一途径是看电视剧和电影，越看越觉得这个他所生活的国家陌生，“没想到中国的女人比男人厉害，你们居然可以不做家务、不生孩子或只生一个孩子！”他向Clem嚷嚷，“你爱中国，可你了解它多少？你知道这些吗？你能接受吗？”

他似乎忘记了此前曾否认自己追过中国女孩，冲记者做出一副夸张的表情，“幸好，我没有泡到中国女孩！”

“他们当然追不到中国女孩。”23岁的小李提起这话题，又气又好笑，她觉得“和他们做普通朋友还行，谈恋爱太不靠谱，还会被朋友笑话。”在她看来，许多非洲青年将搭讪女孩作为打发时光与排遣寂寞的娱乐，被拒绝后，转身即向其他女子示爱。

在迦南贸易城陪Cote进货时，记者被他不断提问，“你有几个男朋友？”“只有一个？为什么不多交几个？”临别前，他很绅士地发出邀请，“今天能和你共进晚餐吗？去我住的地方吧，我可以为你做好吃的非洲菜。”遭拒后，他无奈地摊开双手，“为什么中国女孩总是那么难约？”

经过中国电视剧的“熏陶”，Williams有些明白了求爱失败的原因，“中国女孩也许是害羞，喜欢爱情慢慢到来。”但他的猜测显得有些一厢情愿，同在天秀做业务员的女孩王佳（化名）曾经忍无可忍地冲一名锲而不舍的求爱者喊叫：“离我远点，你等一百年我都不会做你女朋友！”

2007年平安夜，单身汉Williams约Clem去泡吧，被拒绝了。这个喜欢安静的内向男孩，拿出新买的电话卡，给远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父母打电话，“我喜欢中国，我想在这儿呆下去，能呆多久是多久！我的新年愿望，是在广州开一家服装公司！”

而Williams拿起外套，甩门而出。凌晨一点，他一个人来到环市东路的大篷车酒吧。那里放着节奏感强烈的摇滚乐，黑人兄弟戴着圣诞帽，扎堆喝酒、跳舞、大声地说笑。

圣诞节下午，刚从酒精中苏醒过来的Williams给记者打电话，“记得上次你说我住的地方叫巧克力城？实在是太对了！我来了一年，巧克力还是巧克力，广州还是你们的广州。”

爱情 “我已经很中国了！”

与那些住在城中村的非洲人相比，如今已经租住小区公寓的年轻的欧玛是被中国人喜欢的少数。他的生活也早已超越了孤独求索的时期，一切尽在掌握。

尽管生意繁忙，欧玛每周都会提前来到石室教堂。每周日下午3点30分至4点50分是英文弥撒时间，海珠广场附近，可容纳两千多人的一德路石室教堂，仍然装不下虔诚的教徒，一些迟到的非洲人，安静地跪在走道上。唱诗班轻柔的合唱，和着浓烈的香水味，在信徒的头顶上空徜徉。

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天主教和伊斯兰教是他们信奉的两大宗教。每周五是穆斯林最郑重的礼拜，非洲穆斯林也停止了工作，聚集到越秀公园对面的兰圃公园清真寺，仔细地清洗头、手和脚，跪朝清真寺方向，向真主安拉祈祷。

做完祷告，欧玛又移步到旁边的慕道堂，参加非洲天主教徒特有的仪式。几百名非洲人随着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宗教音乐，边跳边拍出统一的节奏。舞毕，一人站出来，引导大家向上张开双手，闭着眼睛，嘴里喃喃的，渐渐的，语速越来越快，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狂热的神情。

身着紫红衬衣、黑西服的欧玛认真地履行完仪式，走出慕道堂，迅速恢复了平日彬彬有礼的状态。他拿出手机，用流利的中文告诉妻子，晚上兄弟聚餐，不回家吃饭了。

在来广州的非洲人当中，欧玛是为数不多受过高等教育，且在大学中选修过中文的人。三年前从家乡尼日利亚来到中国，本以为凭借语言优势，能够很快适应全新的生活，可没想到了北京，不行；转到上海，不行；继赴浙江，还是不行。当时，欧玛一位在美国做生意的同乡劝他去美国，那儿生活着各种肤色的人，没人会被人一眼认出是个外国人。

最终，他还是到了广州，在“巧克力城”扎根下来。广州是在华非洲商人最密集的城市。周边的增城、新塘、花都、中山等地区及城市，聚集了上千家外贸工厂，每日受理着来自“巧克力城”数以万计的非洲订单。

对于欧玛而言，兄弟和工厂同样重要。“到了广州，我终于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其他地方留不下来，”他说，“在‘巧克力城’，起码没有人过来教训你，‘嘿，这儿可是中国！’”

这正是广州的吸引力。在广州的永平街，甚至隐匿着许多非法入境与逾期滞留的黑人，他们合住在每月一两百元的房子里，昼伏夜出，或卖苦力扛货包，或从事贩毒等非法活动。白云区警方透露，2007年11月开始，他们在陈田村查出一批非法滞留黑人，运往云南，再遣送出境。那是一座难以监管的“王国”。

欧玛的生活顺风顺水。来广州一年后，他在迦南中非贸易城开了一家服装店。很快小有名气，大家都知道，欧老板不但能讲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做人、做生意也很踏实。欧玛的商店几乎每天都是整座商城最晚关门的，包括平安夜。晚上7点店铺打烊后，他匆匆回家，和妻子共度节日。他的家乡尼日利亚，每到平安夜，只有圣诞树上的霓虹灯在工作。而中国的平安夜，人们和闪耀的圣诞树一样繁忙。

高挑的妻子来自山东，一年多前因生意结识了欧玛，2007年婚后，欧玛的父母专程来到中国，对儿子的婚姻与黄皮肤的儿媳赞不绝口，甚至还同意了儿媳暂时不想要孩子的想法。

在教堂的入口处。宗教与贸易，是非洲人与广州所发生的最紧密的联系。

在迦南大厦，有四五个开店的非洲老板，凭他们的才干、诚恳，当然还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获得了中国女子的爱情，有的还生了孩子，黄色的皮肤，卷曲的头发，像极了芭比娃娃。按照迦南贸易城经理江钢龙的理解，在中国扎根、开店的非洲人，一般要奋斗四年左右。他们成功的首要原因，是“讲诚信，按中国的规矩办事”。

婚姻给欧玛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习惯了过圣诞节的新方式，他渐渐走出“巧克力城”，被妻子的家人和朋友所接受和欢迎。迦南的摊主们在抱怨黑人素质低时，总会补充一句，“可瞧人家欧玛，一点都不非洲！”

“我已经很中国了！”欧玛边说边呵呵直笑。如今，这个来自大男子主义盛行的非洲的男人，幸福地患上了中国特色的“妻管严”。朋友常拿他开玩笑，欧玛每赚到一分钱，第一件事就是上交老婆。他听了也不以为意，只嘿嘿地乐。

未来 “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在美联社前驻非记者Arnold看来，中国人与非洲人之间的磕磕碰碰，是中非交往初期必然的磨合过程。中国对黑人并不存在种族意义上的歧视，“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和黑人打交道的时间太短，短得彼此还来不及了解。所谓的歧视，不过是类似于城里人对没钱又不懂规矩的乡下人的嫌弃罢了。”

Arnold觉得，非洲人寻“中国梦”与中国人寻“美国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大多并不迫切地希望融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成为中国公民。中国移民政策的苛刻、文化的天壤之别与宗教的普遍缺失，对许多非洲人并无吸引力。就像他们喜欢喝牛奶，但显然不愿意一辈子呆在奶牛场里，而是把牛奶挤光，然后带回家。

天秀大厦B座E层09号店铺的老板Cisse，他的“中国梦”是为他的CBB（China-bornbaby，出生在中国的孩子）规划的，他向来访的记者举起他未满一岁的黑色宝宝，兴奋地说，“瞧，她可是中国女孩！”

至于Cisse和他的黑人妻子,二人并不打算获得中国绿卡。Cisse还有一个妻子和四个孩子在尼日利亚生活。Cisse是名穆斯林，三年前，携着他的其中一位妻子从马里来到广州，在广东省妇幼医院生下了这个宝贝女儿。

两个月前，他们请了一个中国保姆，教宝宝说中文、学习中国礼节。“以后我们的宝宝要在中国上幼儿园、中学，一直到大学！”他强调，“中国在非洲的分量越来越重要，中国人的头脑非常厉害，我希望她有一个中国头脑。”

Cisse打算等中国的事业安顿下来后，在广州和尼日利亚各住三个月。平日，他会隔两天给家乡的妻子打电话，当着眼前的妻子的面，倾诉她的思念与愧疚。

这个温和的穆斯林看到记者的惊愕，主动解释，“古兰经说，你可以娶你们爱悦的女人，两妻、三妻、四妻，但如果你不能公平地对待她们，那么你们只能各娶一妻。”他微笑着说。“我认为我是个好丈夫。”

对于中国的一夫一妻制和计划生育，Cisse从男女比例和国家人口的角度表示理解，“这样的政策有利于中国，就是好政策。”

Cisse的家族兄弟对兄长的善解人意不以为然。提起中国，他和许多初到中国的非洲人一样充满怨气——中国人拿非洲签证，比非洲人拿中国签证容易得多，不公平；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太可怕……

每当彼时，Cisse总是笑而不答，等他唠叨完了，才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12月22日，穆斯林最盛大的节日古尔邦节过后，紧接着是圣诞节。每年此时，Cisse的商店及整个中非贸易城进入了淡季，“巧克力城”几乎成了座空城。

而这段时间，在广州白云机场国际候机厅，工作人员进入高度紧张状态。上万名非洲乘客身后，都跟着一长串小山一般，超大超重的行李。

来自利比里亚的“候鸟”Cote几乎被他的行李所淹没。换取登机牌时，Cote被告知需要到“超重行李托运处”办理托运，他开始讨好般地称呼工作人员为“sister”（姐姐），并请求“sister”放他一马。要求自然遭到拒绝，Cote焦躁地把行李重新放回推车，边走边说，“中国，麻烦！真麻烦！”

最终，他还是交了超重费用，过安检口时，Cote似乎已经忘记了刚才的不快，回过身来向记者挥挥手，“明年3月份，我还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