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下午，网络流出“释正义”的最新爆料，一份郑州警方对报案人释永信、犯罪嫌疑人刘某明的“询问笔录”照片。在时间标注为2004年的笔录中，刘某明称曾与释永信多次发生性关系等。不过，对释永信的询问笔录只有第一页，未涉及发生性关系问题。此前，“释正义”网帖爆料称，释永信在接受询问时称与刘某明没有任何关系。

7月31日晚，郑州警方未就询问笔录的真假及相关情况表态。澎湃新闻致电释永信，提示关机。

查看询问笔录后，一位资深民警分析说，两份询问笔录存在一些问题和瑕疵，但早些年警方的询问笔录不如现在严谨，有瑕疵询问笔录反而显得比较真实；但究竟是真是假，还需权威部门判断；仅凭两份询问笔录，不能证实通奸。

7月31日14时左右，多家媒体收到“释正义”的最新爆料，随后，“释正义”爆料的两份询问笔录，在网络上流出。

在两张笔录图片中，对释永信的询问笔录，只有第一张，显示释永信报案称遭刘某明敲诈，询问时间是2004年5月29日9时10分至11时30分，侦查员是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丁某、刘某，询问地点是郑州市未来大酒店。

对犯罪嫌疑人刘某明的询问笔录共6张，询问时间是2004年6月2日9时50分至14时30分，地点是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侦查员为郭某、杨某。

在询问笔录中涉及刘某明称多次与释永信发生性关系。

一位资深办案民警笔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表示两份询问笔录都存在一些问题、瑕疵，比如，没有填写是第几次询问、没有询问被询问人的基本情况；对释永信的询问笔录，只在“我明白”三字处有一处指印，而在询问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第几页处，都没有指印；对刘某丽的询问笔录，问话方式不太正确，比如开始就问“你和释永信发生关系的情况讲一下”，这不符合规范。

“不过，存在问题、瑕疵，反而使询问笔录显得比较真实。”这位民警说，早些年办案水平较低，对询问笔录的要求也不如现在严谨，如果两份询问笔录十分规范，反而可信度低。

这位民警认为，如果两份询问笔录为真，应该没走到司法程序，因为走到司法程序，有些瑕疵是不允许存在的，比如第几次询问必须填写，否则案卷在公安局法制部门都无法过关。

“即使两份笔录为真，仅凭这两份笔录，也无法证实通奸。“这位民警强调。

7月31日下午，澎湃新闻致电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询问丁某、刘某在吗？工作人员说“不在”，然后表示有事应和郑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对接，挂断电话。郑州市公安局宣传处人士的电话，无人接听。

记者再次致电郑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办公室，询问“释正义”爆料的询问笔录真假，支队有无进行核实，工作人员称不清楚，民警信息也不能透露。

截至澎湃新闻发稿，郑州警方未就两份笔录的真假及相关情况表态。

7月31日晚，澎湃新闻致电释永信、少林寺寺务委员会释延芷法师、少林寺外联办主任郑书民，电话均提示关机。

澎湃新闻拨打询问笔录中侦查员刘某、郭某的电话，提示关机。

链接：举报者公开释永信的警方“通奸询问笔录”，违法吗？

抛开举报的内容不说，举报者公布公安笔录是否合适呢？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毛立新表示，如果笔录是真的，公开则涉嫌违法。他说，刑侦部门做的笔录，不能公开。“一是侦查阶段获得的证据材料，属于国家秘密；二是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即使开庭也要不公开审理，开庭前更不能对外发布。”

律师丁金坤也指出，公开这份笔录并不合适。他说，“第一，涉及隐私的要保密；第二，笔录来源要合法；第三，舆论监督与知情权在于有关公共利益，要分清公私。第四，源头在公安，公安笔录原则用于办案需要，不应外传。”

澎湃新闻注意到，《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第一百九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犯罪，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应当保密。

如果公开了公安笔录，相关人员是否涉嫌违法呢？

毛立新指出，刑侦部门做的笔录流传出来，公安内部人员涉嫌泄密，公安内部人员可能面临违纪处罚。传播者则涉及侵犯他人隐私。如果明知笔录虚假而传播，则涉嫌诽谤。

律师董俊敏称，“如果‘释正义’公布的材料是真的，那么公布的材料可能存在侵犯释永信隐私权的问题，因为案件里涉及感情和财务问题。如果‘释正义’通过某种手段，拿到了‘通奸笔录’，笔录一旦公布，当地的公安机关要倒查，到底笔录是怎样泄露出去的。如果‘释正义’公布的材料是假的，因为该事情影响力已足够大，‘释正义’的材料造成了非常大的不良社会影响或者后果，应该属于诽谤。”

“释正义”公布公安询问笔录，能起到举报的效力吗？

毛立新认为，抛开“释正义”公布的笔录是否程序合法的疑点，除非事实本身有疑问，不能成立，“如果笔录能证明释永信与他人通奸，是有可能起到举报效果的。”

但律师董俊敏不这么认为。她说，“按照证据规则，证据必须具备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此‘三性’为必备要件，缺一不可。只有在‘释正义’先能证明他拿出的笔录是合法取得的，才可以当作证据材料。如果‘释正义’的通奸笔录来源不合法，或者有瑕疵，即使司法机关有可能不采纳他的意见，但社会舆论已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