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选”结果本周六即可见分晓，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几乎胜券在握，但真正的问题却在于登上“大位”后的第二天，蔡英文是否真有能力整饬岛内各界。香港《亚洲周刊》最新一期以“台湾失去的20年”为专题细数台湾发展遇到的瓶颈，比如台湾桃园机场地铁建了20年仍未通车、台北大巨蛋棒球场“孵”了20多年仍未建成、“中研院”生技园区也难产……公共建设延宕，反映台湾“失去的20年”的痛苦，民粹内耗、基建停滞、留美学生剧减、工资低落、人才流失、人均GDP居四小龙之末，不管谁当选新领导人，都要面对这困境。台湾蓝绿长期恶斗，“立法院”成最大乱源，议事效率被朝野协商制度困住，中央与地方矛盾，导致政局动荡，经济恶化。

以下为文章原文：

台湾“总统”大选进入倒数阶段，1月16日投票，一般认为民进党蔡英文会获得压倒性胜利，但蓝营也期盼奇迹出现，希望国民党朱立伦能翻盘。不过，无论谁当选，都将面对台湾“失去的20年”的痛苦，民粹内耗、基建停滞、经济沉沦。“新总统”在未来4年任期内，到底经济会继续恶化下去还是能扭转局面呢？

“新总统”可能在今年内主持剪彩的桃园机场地铁，就是台湾“失去的20年”的见证。这条规划由桃园机场到台北市、短短51.3公里的工程，从1996年长生国际开发公司得标，到今年整整20年，历经李登辉、陈水扁、马英九等三位“总统”，工程因各种因素而延宕，横跨民进党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历经了15位“阁揆”、13位“交通部长”，投入新台币1277亿元（约42亿美元），每到选举就承诺会通车，但每次都像“狼来了”，至今已五度跳票，现在“交通部”最新开的支票是今年3月通车，但是否能如愿仍不知道。由于一再跳票，造成人民都已不再抱期望。桃园机场地铁等公共建设的延宕，反映出蓝绿恶斗、朝野倾轧、民粹横行、行政不彰等政治和社会生态，已对台湾造成巨大伤害，并且在全球化浪潮中被边缘化。

反观中国大陆高铁，只花十几年时间，即从零到目前的1万9千余公里，超过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高铁里数总和，连接一百多个城市。

此消彼长，不进则退。1994年台湾的人均GDP为12160美元，超过韩国的10275美元，但到2014年韩国已增至近28000美元，台湾仅22000余美元，居四小龙之末。在金融方面台湾更远远落后新加坡和香港，科技和电子业也逐渐被韩国追上，网络产业更是被中国大陆狠狠抛在后头；刚结束的2015年经济情况依旧低迷，过去十个月连续出口衰退，“中央研究院（中研院）”预测，去年经济成长率预估很难“保一”（仅剩0.75%），在四小龙敬陪末座。

经济严重停滞的现象令人忧心，去年以来，高度仰赖出口的台湾出口成长率出现少见的负成长，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复苏不如预期，导致对外出口持续衰退。另一方面则是受制于来势汹汹的“红色供应链”。中国大陆动用国家机器全力扶植扩大电子产业，再加上民企如腾讯、阿里巴巴、小米等竞争力飙升，形成“自我供应”生产体系，台湾上中下游的电子供应链无不受到冲击，这股威力强大的红潮被认为是台湾电子业出口最大的威胁。

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的“国家生技研究园区”，是台湾第一个跨部会合作的生技研发园区，参与机关包括“中研院”、“科技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计划于2007年提出，原预计今年4月完工，但由于工程进度严重落后，需延宕1年，到明年5月才完工。“总统”马英九月前到现场巡视工程时，才知晓工程进度落后，大为光火，脸色凝重，致词时数度表示“震惊、遗憾”，质疑为何期间都没人跟“总统府”报告。

把棒球当“国球”的台湾棒球迷，引颈期盼的台北“大巨蛋”（Taipei Dome）﹐就像是个遥不可及的梦。占地十公顷的大巨蛋为一座大型、多功能室内体育场﹐这颗外型像“马桶盖”的巨蛋已经“孵”了20多年，从前台北市长陈水扁任内选址，马英九任内完成招标、签约，再交到郝龙斌手上，眼看棒球场梦即将实现。柯文哲上任台北市长后，高举抓弊大旗，紧咬大巨蛋“有弊”，要求重新议约，负责兴建的远雄公司不从，掀起官民恶斗，蹉跎近一年，已经在最后完工阶段的大巨蛋，硬是遭市府以“公安”理由要求停工，双方都不愿妥协，还不知要如何解套。

面对困局蓝绿束手无策

别人一直在进步，台湾却不进反退，过去失落的20年，不论是扁政府或马政府，都对台湾的困局束手无策。面对严峻的经济情势，台湾究竟出现了哪些问题？今年5月上任的新政府要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有什么产业转型良策？

台湾经济研究院院长、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林建甫指出，最严重的问题是台湾是个“分裂的国家”（Divided Country），尤其是蓝绿对抗，没有对话造成政策推动非常困难，即使再好的政策，也因为两边的攻防，陷入僵局，像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服贸）、货品贸易协议（货贸）、自由经济示范区（简称示范区）等全都卡住。

林建甫说，大陆的自由贸易试验区（自贸区）早年是来台湾取经的，台湾在九十年代末期有意发展“亚太营运中心”，正是自贸区的概念，但此一翻转台湾的跨世纪大行动，却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遭到搁置，从此胎死腹中。讽刺的是，大陆的上海自贸区早就在2013年9月挂牌，并如火如荼扩展成四个自贸区，但马政府力推的示范区，却因绿营杯葛而无以为继，负责推动此一计划的“国发会”主委管中闵愤而请辞。

虽然“总统”马英九与“阁揆”毛治国都强力慰留，管中闵还是坚持求去。他说，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之下，包含示范区特别条例在内，政府推动的许多政策都卡在“立法院”，在绿营的杯葛下，甚至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感到相当挫折，心灰意冷。

管中闵翻出自己十多年前在《中国时报》写的一篇短文，其中有一段文字：“此刻的台湾，内部鏖战不休，无暇他故，以致对外一片沉寂，但只怕内斗结束，推门一看，那个世界已经不是我们原先认识的世界了。”他丧气地说，十多年过去，“内斗”还在持续，一点都没有缓和迹象。

工商业界对蓝绿恶斗现象相当忧心，但也无能为力。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许胜雄指出，过去工总白皮书曾提到台湾面临缺工、缺电、缺人才、缺土地、缺水等“五缺”困境，现在还多一缺，就是缺“德”，社会氛围执着于政党恶斗，完全没有相互尊重、容忍的气度，如何打造更好的投资环境？

台湾蓝绿长期恶斗，绿上台，蓝扯后腿，蓝上台，绿又“逢蓝必反”，形成严重内耗，导致政治不安定，无法全力发展经济；“立法院”议事效率不佳、屡受诟病，正是蓝绿恶斗的结果，“台联”在“国会”只有三席“立委”，就足以把“立法院”搞得天翻地覆，让“立法院”议事停摆。

“立法院”是台湾最大乱源

许多人批评“立法院”是台湾最大的乱源。专家指出，问题出在党政协商制度。一位国民党非常资深的“立委”表示，“立法院”的议事效率与院长有蛮大的关系，所有法案经过朝野协商后，若有一党党团不愿签字背书，该法案在一个月后即可进行表决，但“立法院院长”王金平硬是不表决，国民党也没辄，因此，很多法案就这样长期躺在“立法院”。

“总统”马英九两年前一度想借王金平关说案换掉王，却因“检察总长”黄世铭急于表功，事先泄密，反而让政治手腕高超的王金平得到舆论同情，位子坐得更稳，从此马英九的手更难伸进“国会”，包括服贸等重大法案皆卡在“立法院”，马政府纵然想拼经济，也难以施展。

王金平（资料图）

对于台湾当前的社会氛围，有一个“政务委员”曾经这样形容，台湾很像南明，当时清朝势力日益坐大，南明退守南方，清朝大军压境时，又不得继续往南逃，逃难时自相残杀，借此立威，以掩饰自己的恐惧和不安。台湾内部的情势也是如此，一方面内斗不止，另一方面大陆越强大，台湾越害怕，越不敢开放，“恐中”心态因此滋生，但问题不在恐共或亲共，而是知己知彼，还要看自己有多少筹码。

恐中心态将大陆妖魔化

在绿营的操作下，中国大陆已成邪恶化身，亲绿媒体沆瀣一气，配合炒作，将大陆妖魔化，凡与大陆接触都被视为“卖台”，背后所隐含的“恐中”、“仇中”心态，普遍弥漫社会，太阳花世代还天真以为“独立建国”天就亮了。

太阳花学运后，社会主张“台独”的氛围越来越强，尤其是年轻世代，这股力量也在拉住民进党不要靠近“九二共识”，大家都在看蔡英文能否摆脱得了这个反作用力？

一位曾任“国安”高层的学者指出，这次大选蓝绿实力相差悬殊，美国应该不会出手，但美方担心民进党躁进，不过他发现这段时间蔡英文经常用“国民党式语言”讲话，包括“维持现状”、“中华民国”等，政治意涵不言而喻。

蔡英文逐渐向中间靠拢，深绿支持者可能无法认同。一位政治学者质疑，台湾的体质越来越虚弱，筹码一直在流失，坚持敌视大陆，难道就有出路？

民进党原来不承认两岸“九二共识”，但在第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会上，蔡英文已经慢慢靠向国民党，她承认“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并指出“九二共识是一个选项、但不是唯一的选项”。虽然还是不愿正面承认“九二共识”，态度则明显松动，只是还不想太早亮底牌，但感觉正在朝北京的方向转身。

如果认为蔡英文对“九二共识”的立场还是“空心菜”，那1月2日下午的第二场辩论会上，她刻意不让外界有质疑的空间，清楚指出，“民进党对于跟中国大陆交往从来没有排斥，在意的是风险管理”。这次是比较明确地表态，像是急着要摆脱民进党逢中必反的烙印。事实上，两百万台商要靠大陆，连在太阳花学运中旗帜鲜明反中的“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他的岳父高熙治也在山东投资农业生态园区，这充分说明逢中必反不啻是自欺欺人、脱离现实，如今在绕了一大圈后，蔡英文似乎也不得不比较务实地面对大陆。

台湾经济不振，房价高昂，大学毕业薪资只有22K（台币22000元，约660美元），越来越多人对前途感到悲观无望，索性延毕（延迟毕业），窝在学校，晚一点进入社会。台湾“居住正义协会”理事长黄益中表示，据2014年统计，以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每个月基本薪资22K来算，在台北市买房要花140年，讽刺地说：“他买的不是房子，他买的是灵骨塔。”

面对茫然未知的前景，不少人不再胸怀大志，只寄望“小确幸”，活在当下，麻醉自己。一项研究报告指出，美国21到30岁的年轻人里，约有五成九的人愿意到海外工作，台湾没有相关的统计，但从留美人数锐减不难看出端倪。

留学美国人数下降

美国国际教育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最新的报告指出，台湾留美学生人数连续第八年下降，2014/15学年度为20993人。反观留美人数第一的大陆留学生人数一举突破30万人，是台湾留美学生人数的14.5倍。

台湾留美学生逐年显著减少，也许并不能代表台湾学生缺乏国际视野，但由此所引发的人才危机却不能不加以正视。但另一方面，这几年亚洲邻国已习于把台湾当人才提款机，从企业界到学术界，各种需要专门技术的人才都在网罗之列：

新加坡主要挖医疗人员；香港本来只挖教师，现在也挖大学生；大陆需要各种专业人才，前几年高科技工程师和飞行机师看俏，近年服务业抬头，吃喝玩乐、各行各业都要找人。

人才流失已成“国安”问题

台湾景气低迷，上班族成了“薪贫”阶级，面对岛外高薪挖角，几乎毫无抵抗能力，人才空洞化危机迫在眉睫。马英九坦言，人才流失已成“国安”问题。

为延揽优秀外籍人才，“行政院”12月2日决定年底前大幅松绑限制，删除外籍人士在台工作的工作年资、薪资门槛限制，改采评点制，只要薪资达新台币47971元，评点累积到60点，即可工作。

外界对“行政院”的留才计划并不乐观，更不解当初设计的薪资标准47971是如何计算出来的。管中闵指出，台湾社会面临少子化与专业技术人才（高端人才）大量流出的双重困境，必须要有积极的人才政策。但目前的政策只是枝节的技术性改变，无法真正解决人才困境。

管中闵进一步表示，人才流动是由市场决定，如果市场价格太低，人才不会只因为规定放宽就来台湾。所以政策应该更积极（aggressive），设法改变市场诱因。他建议，政府应该像早年奖励投资，鼓励实体资本投入一样，以资源协助公民营单位争取人力资本（人才），包括薪资和税的诱因，给予奖励和诱因。

由于“部会”间缺乏协调，经常导致一些良法美意打折扣。“国发会”拟定计划推动高端服务业，引进高端人才，该方案急推之际，“财政部”同时也推动“财政健全方案”，提高最高级距的个人所得税，由40%提高至45%。最离谱的是，这么重要的政策“部会”间事先并未经过充分讨论，就迳送“行政院”院会，时任“国发会主委”的管中闵看到“财政部”几乎定案的方案差点昏倒，像是被重重挨了一拳。

这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做法，一边忙不迭地开门引进人才，另一边却想方设法加税。管中闵直言，政府组织的问题，横向、纵向都有问题。

“前内政部长”李鸿源在他所著的《台湾如何成为一流“国家”》中，对各“部会”的本位主义有详细叙述，他举解决水患的综合治水方案为例，该案涉及跨越五个“中央部会”和十个“署”的协调，但“部和部”之间的施政目标和政策却往往相互矛盾，如“农委会”的任务是辅导养殖渔业，“经济部水利署”只会做水门和堤防，结果这么重要的治水方案，历经六年还协调不出来。

“中央”协调不力，地方有选票基础，加深彼此间的矛盾，如果“中央”与地方是同党执政还好沟通，否则就一定会出现会吵的有糖吃的结果。事实上，“六都”成立后，地方越来越强势，形同“战国六雄”，当初“行政院”在研议改制时，就意识到县市合并升格为“直辖市”会产生“叶尔钦效应”，目前情势恰恰是如此，地方瞧不起中央，认为“中央”只卡住钱而已，中央也忌惮地方民意压力，步步退让。

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剪裁歧见：订作民主社会的共识》一书作者凯斯．桑思汀（Cass R. Sunstein）最近访台，他说，政府应该像GPS引导人民。台湾主政者却反其道而行，宁可自己放弃领导，让民众牵着鼻子走。

一位深谙政府运作的学者指出，台湾每年公共建设预算将近2000亿新台币，大部分是来自地方要求，如高铁加站、设高速公路出口等，主动权都操在地方。

这名学者指出，政府屈从地方压力，不仅破坏了政府原先的规划，导致资源分散，“中央”本来要主导规划建设，规划路网等，被地方牵着鼻子走，造成施政民粹化。“因为政府预算有限，地方什么都来找中央要钱，中央挡不住压力，全部答应，但没钱，就用一种变通方式。”他说，例如本来一年700亿、为期3年的计划，就化整为零，分10年平均分摊，一年只要200亿，这种分期付款的好处是可以多答应几个地方，后遗症则显而易见，造成所有公共建设进度缓慢，因为没有钱，就慢慢拖。

从能源政策看民粹“治国”

从能源政策就可以看出“台湾是‘民粹治国’”。李鸿源说，台湾有三样东西永远不能谈，油价、电价和水价。他曾经在好几个场合谈到合理水价应该是每度22元，相较于现在采取补贴措施、平均一度10元，价差超过2倍以上，立刻遭名嘴修理，“立委”更是痛斥他主张调高水价。

如果以为新政府上任，政客操弄民粹就会嘎然而止，可能太过乐观。蔡英文在第一次“总统”辩论时，遭质疑民进党现在只剩“英派”时反驳指出：“你要说民进党只有一个派系的话，我承认这个派系就叫做人民。”蔡英文说，“人民要民进党做什么，我们就会去做什么，这就是为何民进党能再起的原因”。而这正是民粹当道主因，也是台湾民主变调屡遭质疑所在。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日前在经济投资展望论坛指出，台湾经济需要包括环境影响评估（环评）制度在内的四大改造。他批评，台湾“举世唯一”的环评制度成了开发的一大障碍。环保律师詹顺贵指出，台湾环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决策末端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亦即一些政府重大经济建设或民间重大投资，在“行政院”拍板定案后才送到“环保署”进行环境影响评估。这个奇怪的设计还让“环保署”握有尚方宝剑，不但负责执行，且拥有否决权。

环评的威力有多大，恐怕没有人比台湾面板双雄之一的友达光电董事长李焜耀更清楚的了。2010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一纸判决文就让台湾中部科学工业园区（简称中科）三期与四期停工停产，这是历史性的第一次因环评而停工停产的争议，友达、旭能等十五家有意投资中科的企业斥资近一兆元新台币的投资顿时石沉大海，重创面板业版图。李焜耀受访时痛批：“全世界只有我们这样，‘国家’的决策能这样就推翻，这影响的不只是企业，还有‘国家竞争力’。”

台湾很多问题都是深层结构的问题，不能寄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新政府面对的挑战相当严峻。林建甫指出，蔡英文如果当选，需要一个有经验的专业团队辅佐，但目前还看不到民进党的团队在哪里，这是他所担心的。

（作者 童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