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 综合】据大公网12月18日报道，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昨天（17日）强调，香港高等法院上诉庭就两位“青年新政”成员宣誓案的判决是一个伟大和了不起的判决，明确了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最高法律约束力，超越香港的立法和司法行为。

2016年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研究会年会暨“基本法与国家统合”高端论坛在珠海市横琴新区开幕。王振民出席并致辞时做出上述论断。

王振民指出，过去在基本法的实践中，很多人把基本法当成众多法律中的一部普通法律来对待，没有将它当成香港最高约束力的法律，反而拿很多其他东西超越和凌驾基本法之上，例如国际人权公约、人权法及普通法的一些原则等，令基本法实践时变形走样，未有纳入到行政立法司法的轨道上。

他认为，出现“港独”主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基本法作为香港的宪制性法律地位，还没确立。

王振民（资料图）

王振民表示，高等法院上诉庭就两位青年新政成员宣誓案的判决，明确了基本法在香港具有最高法律约束力，超越香港的立法司法行为，香港不是立法会最高，是基本法最高，所以是一个伟大和了不起的判决，是基本法过去20年实践中，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澳门中联办副主任陈斯喜在谈到“一国两制”及国家统合问题时，强调在以宪法为依据制定基本法的前提下，正确把握处理好七个关系：一是“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二是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与特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关系；三是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四是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关系；五是变与不变的关系；六是政制发展与繁荣稳定的关系；七是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

从国家立场正确理解“一国两制”

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荣顺在会上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港澳基本法委员会致开幕辞，并分析基本法研究现状，强调三点学习体会。

第一，“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研究要有紧迫感和使命感。他指出，“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学术理论研究水平和话语能力水平尚未完全跟上，“这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我们不占领这个阵地，就有人来侵占这个阵地，正确的理论、正义的声音不响亮，似是而非的观点理论大行其道，甚至连‘港独’都冒出来了，这严重干扰并损害了‘一国两制’的实践。”

张荣顺接着说，学术界的使命就是深刻地解释和阐述“一国两制”理论和思想，使之深入人心。“对法学研究者来说，就是要把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规定及其实践用法学理论加以完整地阐述，以引领、指导基本法的实施，从而确保‘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不断取得成功。直面基本法研究中的不足，奋起直追，我们要有这样的紧迫感，要有这样的使命感。”

第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研究，要把握好理论的主体性。他指出，“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是国家制定的，应当怎么理解，怎么贯彻落实，只有站在国家的立场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站在外国人的立场和站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立场来看‘一国两制’，肯定是不一样的，从香港、澳门本地的视野和从国家的视野来看‘一国两制’，也不会完全一样。”

张荣顺（资料图）

张荣顺又指出：“对外国人的看法，我们可以拿来参考，对香港、澳门社会的诉求我们要充分照顾，但正确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只能站在国家的立场，这就是学术的主体性问题，对于法学研究者来说，坚持学术主体性，就是要坚持以宪法为中心研究基本法，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以‘一国两制’实践的经验作为理论源泉，把宪法的观点和立场贯穿于基本法理论研究之中，确保‘一国两制’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站在中国人的立场，阐述中国人自己的‘一国两制’。我们要有这样的风格，要有这样的气派。”

第三，“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理论研究要遵循学术规律。他表示，“一国两制”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挑战，对法学工作者来说，就是要以法学视角科学界定“一国两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将政治社会问题转化为法学的学术命题。研究会敏感地意识到极少数人把香港与内地隔离开来，已经给国家给香港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在这个课题下开展研究工作，必定有助于“一国两制”下不同的地区越走越近。

张荣顺强调，要确保在统一的国家中，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澳门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部分“和而不同”，从而把“一国两制”实践不断推向前进。“我们已经有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我们一定能够系统提出并阐述与之相适应的法学理论，我们要有这样的理想和抱负。”

何时重启政改？

出席会议期间，张荣顺被传媒问到对重启政改的看法，他说，人大8·31决定肯定不会改变，有关决定规定得很清楚，只要大家愿意按有关规定凝聚共识，随时提一个方案，政改就能简单容易处理，以后重启政改也必须按此框架进行。至于重启政改是否解决社会矛盾的第一步，张荣顺说，香港社会最重要是凝聚共识，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尤其是使年轻人有更大发展机会，这是解决香港所有问题的根本。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昨日出席活动后，也被媒体问到中央应否修改人大8·31决定，令下一次政改方案更易通过。她表示，现时看不到有必要修改“8·31”框架，但是否重启政改，需要待新一届行政长官上任后，按照当时环境决定，因此现时讨论有关“8·31”框架的问题并无意义。她又说，当年“8·31”框架是经过深思熟虑订立的，政府也就政改方案进行多次咨询，可惜反对派立法会议员却很“矫情”，在政改咨询结束前已表明捆绑，未能真诚交流意见，沦为政治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