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份高规格文件，近日出台的《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却出现了“力是自然界万物运动的原因”等低级错误，以及要求公民“知阴阳五行”等诸多值得商榷的提法。有媒体指出，作为“十年磨一剑”的产物，对比研究稿、征求意见稿，可以发现《基准》是越搞越不靠谱。

媒体称《基准》编排很奇怪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定者一定要跟着2006年国务院文件《科学素质纲要》走。复旦大学物理学系的施郁则撰文推测，之所以发生一系列失误进入《基准》这样的系统性问题，可能是因为有关部门有一个误会，以为“自然辩证法”等相关专业就是指导科学普及的对口专业。施郁称，他本人不认同“哲学可以指导科学”的说法。

美国也有很多科学素养标准，这些标准往往来自不同的民间社团。其中著名的如“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和“科学素养的基准”（Benchmarks for Science Literacy），两者都是非盈利组织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编制的。

而由官方出台这样一份文件，要给科学素养的标准一个统一口径，其难度就太大了。现在暴露出的问题，制定“科学素质基准”的专家本身也要被科普，说明了科普的难度之高，责任之大，也说明了用指导性的文件来统摄科普工作这件事需要反思。

这样一份文件有多难？首先要处理好“领土”问题（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与“统一”问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然后要处理好“外交”问题（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科学与哲学的关系，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等），最后要确定“建设”问题（科学大厦的基石是哪些，与公民的关系是怎样），只有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给中国公民一个科学的基本地图。

然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的不仅仅是科学素养和科学知识，更需要“智慧”。没错，智慧不同于科学。就拿“领土”问题来说，卡尔·波普尔将可证伪性视为科学和伪科学的标准，而费耶阿本德辩称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做明确的划分是不可能的；说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波普尔想把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规律从科学领域扫地出门，而费耶阿本德将历史主义学派推向极端。查尔默斯可以在《科学究竟是什么》中给波普尔和费耶阿本德不同的章节，但一份“科学素质基准”显然不能这样写。

从一份“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角度看，波普尔的立场在前一个问题上可能会受到批判后的支持，但在后一个问题上可能要遭到强烈反对，由于波普尔的论证对马克思主义等社会科学的否定，他的名字也根本难以出现。

我们无法“纯净的”、“科学的”讨论科学素质，科学素质终究是人的素质，是社会的素质，要考虑意识形态，要结合国情。而作为官方文件如何取舍，就是将作者们摆到了非要选立场的纠结位置。

这样的问题不能停留在哲学立场的争论上，也不可能仅仅用科学内部的知识来解决，解决“领土”问题要依赖“政治智慧”，把科学介绍给大众，给科学一张名片，还需要“营销智慧”。

写作的困难可想而知，这份文件由国务院办公厅确定科技部、财政部、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20个部门参加制定，作者们的背景不同，面向的科普对象又有不同层次。因而，处处可以看到内容的纠结与矛盾。我们在“基准”中看到了“世界是物质的”这样的唯物色彩的话语，也看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有意识形态烙印的内容，还看到了“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格物致知”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观念。

中国官方的《基准》称：“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科学和技术具有重要作用。”

那么，美国人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以始于1985年（那一年哈雷彗星回归）的“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Science for All Americans）为例，这份文件定义了科学素养并列出了一些有效教学原则，专家们希望尽量不使用技术词汇，也不涉及细节，用连贯的散文来联系和架构科学中的基本思想。

从章节安排中可见，其内容强调了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的联系，重点推荐美国人学习关注的领域如下：

科学的性质，包括科学的世界观、科学调查的方法、科学事业的本质。

数学的性质，描述理论和应用数学的创新过程。

技术的性质，检查技术是如何扩展我们改变世界的能力的，以及我们对技术一定的权衡。

物理环境，关于宇宙的内容与结构的基本思想（天文尺度、地球尺度和微观尺度），宇宙似乎运作的物理规律。

生存环境，划定生物如何活动、如何相互影响、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基本事实和思想。

人类，讨论了作为生物系统典范的人类生物学。人类社会讨论了个体与群体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革过程。

人类创造的世界，回顾了人类如何通过关键领域的技术塑造和控制世界的原则。

数学世界，给出了基本的数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在所有的人类活动中有实际应用的，发挥了关键作用的。

历史视野，用十个特殊例子从历史角度描绘科学事业的发展。

共同主题，呈现打通、贯穿数学、科学和技术的通用概念，如系统和模型。

思维习惯，描述了对科学素养来说必要的态度、技能和思维方式。

纲举目张，相比之下，中国官方的《基准》将“掌握安全用电、用气等常识，能正确使用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和“掌握基本的物理知识”乃至“知道用系统的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列在一起，显得主次不分，不伦不类。

中国官方的《基准》发布后不久，有8位学者联名发表了题为“对《基准》中一些问题的意见”的文章，联名文章作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表示：“科学素养应当是基本的认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而非科学知识的问题。”

这一点可以讨论，在“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中，美国专家没有采用科学知识为主的百科全书式做法，而是包含了方法论、思维习惯、实际应用、科学史等内容。应该说，科学素养离开具体的科学知识肯定是不行的，但列举一堆容易检索到的知识，像备忘录和考试复习提纲那样，就太教条主义了。

为了更好落实“面向全体美国人的科学”，美国科学促进会又编制了更详细的“科学素养的基准”来阐释前者的更具体内容，其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层次作了不同要求，这种区分显然比中国官方的《基准》一刀切的做法更全面。以数学为例，针对2年级、3-5年级、6-8年级和9-12年级，素质的要求是不同的。

不夸张地说，刘慈欣的《三体》对提高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的贡献，或许不会比任何纲领性文件的作用小，尽管细究其中涉及的科学知识，硬伤也并不少。前面已经说了科普工作的不易，笔者在《霍金是个“营销大师”，用微博来中国圈钱？》一文中提到了霍金的幽默感，希望习惯了八股文的中国科普界和传媒界好好研究。刘慈欣的文学才能也好，霍金的幽默感也罢，都是与智慧有关而与科学无关的事情，而要定义“什么是科学”最终也只能靠智慧而不是科学本身。

因此，即使把《基准》里的错误统统改正了，恐怕也并不能为这个文件增加多少生命力。

刘慈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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