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卢青青】

8月29日山西临汾市发生饭店坍塌事故，截止目前共救出57人，其中29人遇难，7人重伤，21人轻伤。据报道该饭店是襄汾县一农村饭店，发生事故当天正在承办邻村一场八十寿宴，死伤者多为老人亲属，过寿老人的老伴也在事故中遇难。

寿宴中发生如此意外事故让人始料不及，也痛心难捱。最难以释怀的莫过于过寿老人，八十高寿，儿孙满堂，正是颐养天年时刻，遭此剧痛怕是一生难以抚平。当前事故的原因仍在进一步明确中，但无论何故伤痛已不可逆转。

8月30日拍摄的事故现场。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 摄

笔者想从作为事情起点的老人过寿聊起，以办酒形式呈现的做寿既是人情交往的公共平台，也是尊老孝老的社会体现，通过老人过寿可以窥探农村养老面貌的一二。

一

在农民的生活轨迹中，有诸多重要的人生节点会通过仪式活动呈现，比如红白事（即子女婚嫁和老人过世），做寿也是其中一个面向。整体上，农村现在为老人举办比较正式的、相对大规模的寿宴越来越少见了，多数家户都是儿女及孙辈等至亲聚在一起为老人简单庆贺一下，没有讲究的规矩，也没有特殊的仪式，只是一场私人性的家庭聚餐。

比如笔者2016年在苏州调研时，那里的村民过寿就很少，一般只有80岁大寿才过，他们认为不满80岁做寿不吉利，但80大寿过得也很简单，自家人在一起吃个便饭，“买点面条煮一下，吃寿面，也不放烟花爆竹，几百元就搞定了。”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给老人过寿一说。事故发生地山西临汾农村作为北方村庄，当地的养老传统维系得较好，为老人做寿的风俗也一直延续至今。

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今年暑假刚好在山西临猗调研，与事故发生地相邻，地方生态与风俗具有相似性。按照当地传统，老人年满60岁以后进入老年角色，每年都可以过生日也即过寿。但是过寿有“大办”和“小办”之分，所谓“大办”即是依循红白事的规格，举办酒席、宴请四邻，办的规模大且相当隆重；而“小办”则通常只是儿女及孙辈等至亲聚在一起吃一顿，并不专门摆酒席宴客。

一般而言整岁过寿会大办，比如60岁、70岁、80岁等，尤其是80岁生日在当地是大寿，通常是要大办的，因为当地习俗认为老人到了80岁身体好，预示着家庭条件好，诸事顺当。而其他生日则相对小办，自家人热闹一下。当然大办与否也取决于家庭条件，家庭条件好的，其子女可能在每个整岁都为老人大办寿宴，而条件一般的则多选择只过80岁大寿。

老人过寿作为子代回馈老人的一种方式，在传统老人权威较高、孝道伦理发达的地方一直是一项比较隆重的事情。伴随着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在城市化压力下，家庭发展目标和发展资源向下集聚，老人愈发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因此相关于老人的节日尤其是为老人过寿在许多农村是愈发不重视的。

像山西临汾这类还比较重视老人生日的地方，老人过寿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最典型的表现是重功能而轻仪式。传统时期的老人过寿与红白事一样有一套相对完备的仪式存在，通过仪式的举行完成美好的期许抑或是消弭可能的灾难，同时也强化老人的特殊地位，延续伦理规范。

但是当前老人过寿，仪式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因此不断简化，甚至没有仪式，更多是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图个热闹和吉利，仪式的弱化暗含着更为注重当下的现世取向，也预示着老人地位的悄然变化。

老人过寿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宴席地点，当前农村的酒席越来越倾向于去酒店办酒而非在自家承办。这一方面与家户经济水平提高有关，去酒店办酒的成本整体要略高于在家自办的成本，但是酒店一条龙服务更为方便省事，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去酒店办是更简便的方式。尤其是多数家户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过年过节才回家，家中办事要一切重头置办，麻烦且也不见得更节约。

另一方面与仪式的弱化有关，传统时期的仪式是伴随着诸多禁忌的，因此往往要在自家办，不宜在别处办。但是当前办事没有那么多讲究了，公共规则也不断弱化了，去哪里办、怎么个办法往往都是主家自己说了算。

村民自家搭建的寿堂。图片来源见水印

逻辑上，人情的功能性面向越强，越容易被市场化服务所替代，也越容易私人化而导致人情异化。事故中的老人寿宴也是在饭店承办才发生的意外，当然并非不能在饭店办，事故中的饭店是邻村人开的，其与在家请一条龙服务性质差不多，只是换了场地并没有打破人情的公共性，村里亲邻都到了，但是与在自家承办塑造的村庄内部公共氛围仍是有差别的。

二

过寿在不断变化，其所蕴含的孝悌伦理、生死观念等具有本体性意涵的价值和意义属性是越来越弱的，但是做寿却不必然随之消失，相反相较于传统物质匮乏时期，现在的老人做寿反倒是更加隆重了，尤其是在酒席的档次和规模上越来越高大上。

由此不禁要问：过寿的本真意义越来越弱的时候，为何还要如此大摆宴席做寿呢？媒体报道事故中的李大爷原本是不想办宴席的，经不住子女、亲朋的劝说才承办的。李大爷的子女都在外务工，不想麻烦子女、给子女增添负担。但是子女及亲朋与李大爷想的不同，他们认为八十大寿应该好好庆祝一番。在此意义上，做寿往往不是老人的自主意愿，而通常是子女的意愿，子女比老人更想做寿。

从功能性层面出发，为老人做寿大致具有三个方面的功能，第一，对老人而言，做寿是晚辈回馈长辈的一种方式，是子女孝心的体现。一般来说，寿宴是子女为老人承办的，子代承担寿宴的所有花费。按照山西当地农村水平，自家人在村庄饭店小办的花费在几百元左右，而在村级饭店大办则至少要花费1万多元，如果是专门请戏班子则需要花费更大成本。

不仅如此，寿宴期间，子女及其他晚辈都会给老人送礼物或者是给点红包，作为孝敬老人的表示。钱不多，几百到几千元不等，但是寿宴作为一个名目为子女孝敬老人提供一个合理又合法的理由。笔者在山东调研时，那里的老人过寿子女也会多少表示一下，在老人生日敬敬孝。

北方农村在子代婚姻与城市化压力下，能够自理的老人一般都不会主动找子代要赡养费，而子代也少有主动意识定期回馈老人，过寿恰好弥补这一日常互动的空缺。同时做寿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递功能，把孝敬、回馈老人作为习俗延续下去。

第二，做寿作为熟人社会人情往来的互动机制，通过请客办酒把整个社会关系网络建构与凝聚起来，组成一个人情的互助体系与情感体系，立足人情的不断亏欠、往来，确认、润滑和维系社会关系。

比如事故中的案例就是亲戚和邻居基本都到场了，对于亲邻而言，其不仅仅是为了祝贺老人高寿，也非单纯为了图热闹，其具有很强的人情往来功能，也即通过过寿送礼走人情、还人情，确认彼此关系的同时强化关系的社会建构。社会关系无论是先天的血缘关系还是后天的地缘关系，都需要通过人情等社会交往形式展开互动与强化。

第三，做寿尤其是大办将事件公共化，子代就可以借助人情的公共平台进行社会性展演。在熟人社会中，人情不仅是社会关系交往、互动的平台，也是面子竞争的舞台。比如湖南某村调查发现，老人过寿时子女通常会给老人送礼物，村里女性老人手上往往戴着好几个金戒指，都是过寿时子女送的，这成为子代在村庄竞争的一个标的物。

山西农村同样如此，与临汾相邻的临猗县土地资源丰富，人均3亩左右，而且当地以种植苹果为主，农业剩余较多，村庄社会分化不大，较高的农业剩余维系村庄完整的社会结构，人口外流较少，在低度分化的社会中社会竞争比较发达。

事故发生地所在乡人均土地也在2-3亩，农业剩余相对充裕，家户之间在低度分化下产生较强的面子竞争，所以当地老人做寿不在乎酒席的档次而在乎规模，讲求人来排场大，所以大办的寿宴往往在百人以上，条件稍好的还会请戏班子等，用当地人的话说“办了，家里儿女都有面子”。

因此，从功能上看，老人不主动大办寿宴是因为其没有很强的社会性表达诉求，而做寿对子女和亲邻具有更强的表达意义，子女通过为老人做寿表现自己孝心的同时，也实现了在村庄社会中的面子展演，而亲邻则通过礼尚往来还了人情的同时还能热闹一番。做寿尤其是大办往往是办给外人看的。

寿堂里的西式大蛋糕。图片来源见水印

三

在当前婚姻成本急剧上涨与城市化进程压力下，家庭发展资源基于“恩往下流”的伦理观念，被集聚到子代乃至孙辈身上，作为劳动能力日渐弱化的老年人不仅社会地位较低，在家庭中的地位也越来越趋于边缘。

尤其是在老人寿命普遍延长的情况下，家庭结构的扩大化，四世往往难以同堂，导致老人尤其是高龄老人成为家庭的边缘群体，老人不仅伴随着当家权的转移在村庄社会中成为依附于子代的存在，在家庭中也日益变成拖累乃至于被选择性遗弃。从这个层面讲，尽管做寿的功能具有很强的外向性，但是其作为回馈老人的一种表达方式仍是值得肯定的，这说明老人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社会中的孝老仪式还在延续。

客观上，除少数不能自理者外，国家基础养老金的兜底与口粮、菜园地的种植，农村多数老人普遍可以实现自养，物质要求并不高，反而是精神需求面向更为凸显。精神需求既包括充实的闲暇文化生活，也包括子女的陪伴。对老人而言，他们最渴望的还是子女的陪伴，而打工经济与家庭发展压力下却通常难以实现。因此，老人疏解孤闷情绪更多需要依赖熟人社会，尤其是日常闲暇的交往互动。

老人尤其是中高龄老人，土地种植面积减少，闲暇时间增多，对闲暇生活的需求度很高。但是在村庄公共空间不断萎缩、乡村文化生活日益凋敝的背景下，精神文化生活成为老人最大的问题。地方政府乃至村级组织应该在此层面下功夫，比如通过老年人协会等方式将老人组织起来，为他们塑造社会交往的公共文化空间和社会环境，这对留守老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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