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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麒元:后特朗普时代的经济变局

卢麒元

卢麒元

著名财经作家 来源:微信号“Global U” 2020-12-24 10:07:08
导读
本文为2020年11月7日,卢麒元先生在全球大学南南大讲堂直播讲座的文字版整理,已经讲者审定,原刊于微信号“GLobal U”。下文略作删减。

卢麒元:

今天晚上的讲座算是一份礼物——送给健芝老师、晓辉博士和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礼物。因为今年春节,我回到香港之后就生病了,还得隔离。岭南大学的老师和同学真好!煎了药,送来煮熟的饭,还有一些物资,让我度过了那个最困难的时候,非常感谢!无以回报,只能用这样一个讲座,尽量把这个讲座做到比较高的水准吧。

今天讲后特朗普时代,实际上晓辉刚才说的是这个意思,我们是想借特朗普和美国大选说一说美国的剧烈变化,也谈谈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今天晚上我想从四个方面来聊一聊这件事情,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问题的本质,第二个专题是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第三个题目是后特朗普时代的走向。最后,我们想讲讲中国发展的路径。

一、美国问题的本质

我们先进入到第一个环节。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一段时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小范围的研讨会上,还在讨论对美国问题的认识。由于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科技战的原因,中美关系非常紧绷,所以中国的学者,或者是中国的专家,或者是中国的处理中美关系的相关人士,处在一种紧绷状态。所以对美国问题的看法可能有一些陷入进去的感觉,就是有一点当事者的感觉,有的时候是有一种弱方的感觉,所以对美国问题的本质,可能把握的不一定那么到位。借今天这个讲座的,我们重新提出美国问题的本质,这也是特朗普出现或者是特朗普时代的根本性的原因。

讨论美国问题,我们就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的经济学。最近我一直在看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书,它在台湾地区出版后,书名被改成了《改革宣言》,实际上它是对美国问题的一个思考,就是美国当代问题的思考,是回应不满世代的新资本主义,这是继法国皮凯蒂之后的第二本比较系统和深刻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

为什么要谈当代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经济学呢,下边的话可能稍微有一点大,但这可能是事实。就是我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斯蒂格利茨他们这些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是非常失望的,对美国当代的经济学,我也是觉得非常失望的,因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人的学术著作没有很好地解释美国的经济问题,当然也更没有很好地解决美国的政治问题,这里边有它的原因。

可能有些朋友读过我写的《掠过弗莱堡》,其实美国的经济学的传承主体上是源于奥地利学派。就是在1840年到1940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在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经济学家就前往了美国,其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

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是截然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我写《掠过弗莱堡》时,主要是介绍德国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是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源泉,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里边,有两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经济学在研究方面出现了方向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一个方向就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自由”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因于自由,而崇尚民主,它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边自由不是排第一位的,主要讲的是人,我们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讲人这一点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

德国历史学派承袭的是基督教新教伦理,也部分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形成了德国历史学派。这在道德解说上差异在哪里呢?如果站在德国历史学派的角度来思考的话,那么它会考虑在自由和民主,与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

这里要提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个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后来是联邦德国(西德)的第二任总理。他是西德建立时的第一任内政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也是德国犹太人没有逃跑掉的很少的几个人,而且安全生活到了联邦德国的建立。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关于西德经济的建议,特别是在制度上的建议,所以西德建立的叫社会市场经济,这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

美国走的路径和德国是不一样的,他们接受了奥地利学派的一些思想,不管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他们是走的这样的一条路径,这条路径本身带有历史性的缺憾或者是结构性的缺憾,它导致了美国经济自然地出现今天的状况,自然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两个方向性的问题,第一个是道德解释上面,是将自由放在道德论里边第一的位置,这是不恰当的;第二个问题是对新经济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震惊,就是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是不到位的。

这个我也不觉得奇怪,因为当代的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的经济学家,确实缺少历史纵深,也缺少哲学高度。我把美国问题的本质概括为两个字——兼并,说起兼并来呢,中国的学者是非常熟悉的,因为中国的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一个土地兼并——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一个历史性过程。如果把它做个经济学解释,那么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向利益或者是利得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

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了,而是产权,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叫产业资本,它还是有均田向兼并转移,只不过这个兼并换了个新的名词叫——垄断。垄断起来有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列宁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定义为帝国主义。

新经济的特征是什么?通常我们把2015年定义为区块链元年,我们认为2015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data,是数据。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是美国经济问题的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如果你观察美国的上市公司名列前十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都是跟数字经济有关的。

如果你还不理解在数字资本兼并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最近发生的事情,数字资本在中国处在飞速的兼并过程中,就是在另外一个空间,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的话,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而且在兼并的过程形成了非常恐怖的甚至是超级的利润!

它有正面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包括土地兼并都有正面意义。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集中有集中的好处,特别是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时候,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有利于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就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

我们都看到了在工业社会大规模垄断和兼并的问题,都看到了对数字经济时代新的问题,当代的经济学家可能对这个事情不敏感,还没有做出系统性的解释。所以我们在开始这个课之前呢,聊一点结构性的问题,就是我对当代的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是不满意的,当然对我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呢,也是需要提出一些意见。

两个方面我们可能要警觉,第一个是经济学对道德的解释——自由或者是基于自由的那种格式化的民主不是第一道德!它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是不需要缘分的,同体大悲就是一致化了,我们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奥地利学派他们是以世界人自诩,他们曾经害了他们的祖国,他们毁灭了他们的祖国,奥匈帝国不再存在了,因为他们是世界人,他们是贵族,他们对底层不关心,他们对特定利益的阶层、对特定人群的自由高度关注。

中国古代是不讲自由这个概念的,因为自由这个概念是个相对论。就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汽车的自由可能就是行人的不自由,斑马线的出现就限制了汽车的自由。将自由进行道德化的论述和标贴,可能会使经济学陷入困境,这个也是现在美国出现问题的一些重要原因。

其实在新冠病毒面前,好多学者专家他们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因为我把病毒认为是天道轮回的一次启迪,就是大自然对人类的一个启迪,你做错了什么?一个是道德问题,一个是新经济就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我个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落伍了、落后了,没有跟上新的时代。美国始终没有很好地解决二次大战之后资本的约束问题,所以它出现了我们今天见到的现象,就是在数字资本时代的迅速兼并。这种情况和前一段时间它的产业资本空心化是有必然联系的;产业资本空心化,金融资本吞噬产业资本,同时向数字资本转移,这是一个大历史过程。对这个大历史过程,确实需要哲学高度,需要历史纵深来理解。

不光是美国人没有做好这件事,更加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的可能也包括了德国和日本。2019年我觉得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在新经济时代落伍了,所以当时我去访问考察这两个国家。其实我内心是很震撼的,因为它不单纯是技术上的落后,很大意义上仍然是思想的落后,学术的迟滞或者迟钝。

在这个方向上,美国人比德国人和日本人强。首先它拥有先进的通讯技术,就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通信技术运用于民用,开始出现互联网,移动通讯突飞猛进,它带来了新经济的物理条件或者物质条件。美国居于技术领先地位,所以优先在这方面占据了优势,也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迅速进入到这个最先进的领域。因为这个领域作为资本载体,它的容量是非常大的,甚至大到无限大的程度。所以一会儿会讲美元、讲货币、讲能动性,我会讲到这块资产的含义。

中国由于没有工业时代工商业资本的包袱,较容易接受新经济。另外呢,中国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国家,比较年轻的国家对新生事物的敏锐程度更高一些,就是我们更追求时髦和现代。同时由于我国没有工业时代的负累,对于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接受就很快。

虽然在互联网领域里边我们跟德国和日本是一样的,因为在互联网领域美国是形成高度垄断的,但美国人在技术发展方向上面,在思考方面也存在局限性。当互联网从固定互联到移动互联的时候,通信技术在飞速发展这个时候,互联网也在出现变化,而在这个时候中国的通信技术突飞猛进,所以中国是后来的闯入者。

我把新经济概括为两化。第一化是信息产业化,就是跟信息技术相关联的那些企业,构成的产业像华为、中兴、中芯、京东方都属于信息产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提产业生态主要讲的也是这一化。

第二化是产业信息化,产业信息化说什么呢?就是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对工商业的发展是新丁,所以我们制度约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约束那么大,同时我们没有将个人的自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在产业信息化方面我们走在了前面。我们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外卖就是美团,比如平安好医生就是医疗,比如众安在线就是金融保险业,比如蚂蚁金服就是用信息技术改造金融行业的一个重要的节点。

中国的传统金融业垄断了全部的金融资源吃息差,以至于中国上市企业的一半的利润是由金融机构构成。他们并没有劳动,只是吃息差,是通过制度性设计来获得超额利润。也因此,他们不愿意做小微企业的生意,因为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确定,涉及到的考核跟大企业是一样的,甚至成本也是一样的,所以没有兴趣。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构成了重大的问题。

信息技术改造之后,通过大数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甚至个人的信用评价问题,数字金融在这个领域里边填补了空白,它对中国经济的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的,这个创新的价值是非常大的,但确实是触碰了中国传统金融业的蛋糕。

借呗,是给小微企业服务的,这块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一块只占20%,大概是4000亿左右;剩下的16000亿是高利贷,这里边有暴利,而且是高杠杆形成的恐怖暴利。

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怎样解决呢?我们中国人解决兼并是有一套办法的,我们解决兼并是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我们叫土改、均田。第二个维度是通过税收水平转移支付,其实就是我写的《广义财政论》里边的核心思想,就是建立直接税消灭超级地租,来实现再均衡和再平衡。

这两个方法,第一种过于激烈,因为通常土改都伴随着革命,伴随着流血,伴随着生离死别。非万不得已不要革命、不要土改。通过温和的方式,通过直接税、税政改革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这种兼并。

今天我们讲的第一个专题的主题词就是兼并,兼并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现象,就是社会发展通常到一定时候就会这样,它具有某种自然属性,有必然性。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兼并太过头了就革命了、就土改了、就分田了;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通过直接税,通过税政强行将兼并所获取的超额利润重新返还给被剥夺者。

这里多说几句,其实也可以采取温和的土改,比如像华为模式。我把华为的治理结构形容成岳家军——华为创造了新的业务、新的产权后将它分给员工,就像岳家军打下了新的土地就把它分给普通士兵,普通士兵获得产权之后,保家卫国积极性非常高,所以岳家军特别能战斗。某种程度上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是一样的,因为土改,因为减租减息,因为获得了资产,就有了积极性。

股权的分置处理,美英在二次大战之后其实是做了一些努力的,像美国大股东不得超过5%,香港不得超过30%,控股比例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级垄断。因为我们国家在工商业阶段的发展不是很成熟,对工商业企业温和土改这件事情,其实中国的经济学家都是从管理角度来讨论的,也就是合伙人,但没有从道德角度或是从社会均衡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不但股权均衡——就是在一级部分的均衡没做,在二级再分配领域的均衡也没做,就是直接税。

而且现在关于直接税的讨论在中国变得极其困难,你不要说数据税或是资本利得税,现在连离境税、赠与税、遗产税、房产税都很难讨论。今年中央对这个事情的认识有了新发展,反复开始强调直接税了。我个人认为我们可能有望于2022年正式推出直接税,最迟可能会拖到2025年。

我们必须解决兼并问题,因为我们注意到了香港的问题本质就是兼并。如果我们能够比较好的理解并解决经济学上的一个基本认识问题的话,我们在这个方面可能会好一些。美国在处理兼并问题上做得不好,以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金融资本彻底放纵,外部约束条件没了,内部约束条件丧失了。

美国的学者专家们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像福山这样的人对历史的判断是非常糟糕的,“历史终结了”。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金融资本迅速吞噬产业资本向数据资本转移。在这一历史性过程中,它们消灭了美国的中产阶级。当美国中产阶级消失之后,美国的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扭曲。美国的学者专家并不知道,在数据经济时代,美国最佳经济结构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结构。他们认为经济发展了,服务业占主体、制造业退居第二位,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数字经济、工商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且他们没能理解依托于这些经济上的人和他们的关系。

说到这里多说一句话,晓辉你们在研究乡村问题和乡村经济的时候,要仔细思考资本的问题,作为资本的载体,如果这个载体不存在或是载体不充分、有问题,那么人才和资本下乡、分布就会出现问题。必须从根上解决,因为这不是一个乡愿,它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经济学问题。

美国在消灭了中产阶级之后,形成了今天的美国就业结构,因为产业扭曲了就业结构,就业结构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化。这个分化不是特朗普造成的,一会我们讲特朗普时代的时候再讨论特朗普的问题。

但是我刚才讲了,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由于外部压力存在,由于苏联存在,所以不得已在内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产权方面做了分化。其实我把美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变相公有制,它的公有,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社会所有。美国做了一些努力,并且美英也建立了直接税体系,不过这个直接税体系在结构上是有问题的,远远不如北欧、德国、瑞士。当然,比中国没有直接税会好一些。

我们处在资本高度集中的历史进程中,这时候需要资本高度集中以获得规模效应、高速发展,就是转型时期是允许出现制度上的扭曲,但制度扭曲不是合理的、不是常态。对于这一点如果认识不到的话,就会犯颠覆性错误。犯颠覆性错误的国家太多了,不管是拉丁美洲还是前苏联地区、苏东地区、北非和中东,没有跨越制度扭曲的问题。当然他们的经济学家、思想家可能出了问题,被奥地利学派给带偏了,没能好好读哲学和经济学的学者,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继承是空白。其实我国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者太少,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解肤浅,这是个问题,也希望岭南大学将来在这方面做一些努力。

1981年7月,美国总统里根在白宫向国民介绍经济政策的电视广告。

美国的转型时间,从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了里根时代。里根是个非常糟糕的政治家,里根经济学就是奥地利学派的发挥到极致的一种东西。它后来也深刻影响到我国,但我们有时候也是没办法,这一点以后再解释。

里根瓦解了苏联,但他并不理解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战略家的思考。美国战略家思考的结果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美国只有一个盟友——它叫苏联!美国从建国后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的一段时间、差不多快到1960年代,头号敌人一直是英国!这一点大家可能不太理解。美国历史上一直在帮助德国和日本,帮助新生帝国与老牌帝国进行殊死较量。

后来两分天下,他和苏联形成盟友,又分成两个阵营,其实这两个阵营的存在对美国的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意义都非常重大。外部管理的意思就是,因为有苏联体系的存在,所以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美国的小弟,甚至第三世界国家也被迫沦为小弟。管理非常好,也容易管理。

内部管理,由于有苏联的存在,所以必须保持竞争状态,不能放纵金融资本。因为产业资本不发展的话,就没有军工,在军事竞争上会处于劣势,所以不能放纵金融资本,要对金融资本进行管控。那么,就相安无事。

结果里根打破了这个平衡,他让苏联解体了。解体以后外部平衡首先被打破,之后放出两个巨无霸,一个叫欧洲或者欧盟、欧元区,我把欧元区称为德意志第四帝国;一个是中国。两者在短短20年时间内就长大了,并且追上苏联那么大。

外部环境发生了逆转。美国的思想家、战略家、经济学家对这件事情的历史性思考是不够的。内部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外部压力没有了,所以美国国内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向右转,特别是里根经济学非常强调市场,强调私有化,强调自由。同时代的撒切尔主义也是这样,就是将以前国有部分全部私有化。理应做的社会保障,像港台地区那样的公费医疗没有了,变成了保险。我一会儿会说,美国用金融手段来处理公共问题,特别是解决公共卫生等问题,是最差选择。

由于里根之后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你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的大选,看到的特朗普与拜登之争,其实那不是本质,那是手套之争,真正控制美国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和是不是共济会是两回事,我不是很同意《货币战争》、还有何新先生的一些说法。但是确实有一只手,它不是控制共和党或者民主党,而是同时控制共和党的建制派和民主党的建制派。

特朗普是共和党的造反派,桑德斯是民主党的造反派,他们两个更倾向于底层,只不过特朗普具有种族倾向,桑德斯没有种族倾向。特朗普现在理论上和形式上是代表工人阶级、代表无产阶级的,这很可笑,但这是事实。甚至不排除特朗普失败之后美国的共和党造反派会和民主党的造反派合流。当然,特朗普可能不会去找桑德斯,但是这两派内部的造反派合流可能会是一个大趋势,在讨论后特朗普时代美国政治的时候,我们会念叨几句。

里根在解构二战后美国控制全球的秩序之后,其实美国是没有准备的,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经济上的不断衰落。当然,苏联解体了,它衰落了。欧洲在德国强有力的努力下,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用马克代替坦克统一了欧洲,我管它叫欧元区,叫德意志第四帝国。它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一极,虽然没有获得长足发展,但是相对稳定。

中国在两大阵营裂解之后,终于出现了发展的历史性空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个要感谢里根,里根在结束一个时代的时候,毕竟是一个演员,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战略家,他无法达到那样一个高度,所以美国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

二、如何定义特朗普时代

讲特朗普时代,我们要记住两个字,也是一个单词——内卷。为什么会出现内卷或者内卷化?内卷这个词是美国生物学家克劳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供的一个概念。其实所有生物到生命的最后周期,就是垂垂老矣、将要死去的时候都会内卷,内卷的本意就是能量无法到达边缘区域,能量逐渐向核心收缩。人老了腿先老,手脚不好使就是内卷,就开始收缩了。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开始出现内卷,是因为它的能量不足以支撑美国现在的责任和使命。这个内卷化其实自里根之后就开始了,只不过是到了特朗普时代,这个内卷化已经到了不得不直视的程度,就是必须面对内卷。美国在处在内卷化的时候,它必须在内卷的思维里边处理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

我给特朗普起了另外一个名字,纵切者。这是今天提的一个新概念。纵切者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水平切割或者是横向切割,我们也把它叫做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恰恰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可能是历史学派从马克思那儿吸收了重要养分。横切的意思就是社会阶层分析,由此导出国家政治治理和经济治理合理的样式,或者合理的结构、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设计。

社会发展的五千年来不是横切就是纵切,横切是为了团结大多数,纵切是为了做区隔。什么是纵切呢?纵切就是宗教、主义、民族、种族进行纵向切割。内卷化的时候,纵切是一种本能过程,只不过特朗普的性格将这个本能的过程表演得太过分了、太直截了当了。

在国家关系上的纵切就是发生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它是在隔断这种联系,有些人管它叫去全球化,其实是美国内卷化导致的去全球化。特朗普的纵切呢,因为他不是思想家、战略家、经济学家,他什么都不是,他不懂纵切第一刀不应该叫美国优先,应该叫盟国优先。但是他第一刀下刀太过分了、太自私了,直接就是美国优先,他切割的不光是中国,不光是俄罗斯,更不是伊朗、朝鲜,他连五眼联盟都切,连加拿大和墨西哥这些邻邦都切。

纵切者特朗普重新定义了美国的内卷化时代,我把他叫特朗普时代,其实是美国内卷化的一个时代开始发生了,也可以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释为新门罗主义,但是他不如门罗主义。特朗普的这个纵切,切得比当年门罗主义的范围还小,门罗主义还包括整个美洲,而且在门罗主义纵切的时候,它的刀法不是单纯地分开美国与他国,而且对他国使用非常残酷的纵切。

实际上马汉的海权理论就是对欧洲的纵切,马汉的海权理论导致了欧洲的军备竞赛,就是大家都在造战列舰。武装到牙齿以后不打架是不行的,所以就打得你死我活。两次大战使得门罗主义给美国造成了一个内部祥和的历史时空,美国迅速成长为世界超强。

作为纵切者,特朗普除了外部纵切,还进行了内部纵切,就是白人至上。我们知道养分能量不能照顾全身了,脚趾头管不了了,就出现了基于种族的骚乱。

对中国,他用的是主义、或者宗教,待会我们讲中国的时候,会讲到宗教和主义的问题。纵切者特朗普没有战略思考,即便进入内卷也要有一个规划,就是有序内卷、有序撤退,他内卷的速度太快,章法过于凌乱。

当然,中国因为是一种弱者思维或者被动思维,就是中国的思考者、思想家可能缺乏一定的主体性和哲学高度,所以我们在思考美国的时候,是如何处理它内卷化表达出来的一种状态、一种情绪、或者一种攻击性。我们在处理美国的时候一定要认清楚美国的问题的本质,要精准定义特朗普时代,才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该怎样做。

美国的外部隔离与美国的新经济背道而驰,造反派特朗普并不理解全球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他的外部隔离将切断美国在数字经济时代、在全球化时代所拥有的特殊优势,美国是对全球数字资本进行兼并、垄断,从而获得超级利润。内卷和外部的切割,将导致美国对外部的数字资本的垄断、兼并或者控制迅速弱化。

我重复一遍,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美国的内卷、特朗普的纵切,将破坏美国现有的对全球数字资本的兼并、垄断和控制,从而更深刻的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他的内部的纵切就是基于主义、宗教、民族、种族的隔离,分别将导致内部的极度混乱,使得内部配置资源上、特别是劳动力配置上将出现更为严重的问题。本来在配置资源上已经出现严重问题了,美国的资源配置实际上是一个全球配置体系,现在如果把外部切掉、内部分离后,美国这个体系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均遭到破坏。

所以美国的选举——特朗普是否当总统这件事,其实我觉得美国看不见的那只手会把这个手套摘掉,这个手套有问题。但是,美国的建制派,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建制派在美国的大方向上面是具有同一性的。只是共和党内部的以特朗普为代表的造反派,和民主党内部的以桑德斯为代表的造反派,他们两个举的旗帜不一样。那边是极左,这边是极右,那边要搞社会主义,这边要搞纳粹、要搞种族隔离。

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希特勒,希特勒是横切高手,他没有纵切,他把整个德国甚至德国周边讲德语的国家团结得很好。他是横切高手,包括对犹太人,我们以为是纵切,其实因为犹太人属于有产阶级,希特勒对容克地主和犹太资本的这种横切手法类似于土改,只不过这件事情在道德上是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它是个问题。后边的人想学,但他们不是德国历史学派学者,没有历史纵深也没有哲学高度,所以看不懂。

特朗普,走了极端右翼的方法来解决无产阶级的问题,而桑德斯走了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他们貌似在走两个极端,但我知道,他们早晚会合流。当然不是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合流,他们两个老人家合流不了,会有新生代出来形成合流。

美国的建制派,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也可能会形成合流。其实这个选举说明很多问题,你看到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共和党控制,在共和党控制的联邦法院里面,九个大法官三个是共和党建制派,三个是民主党建制派,还有三个是特朗普造反派任命的,所以特朗普以为到联邦最高法院有机会,没机会!两党的建制派大法官天生一伙,而造反派推上去的法官未必跟他们一伙,他不能在这个层面解决问题。

立法层面他也解决不了,因为不管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都在建制派手上。所以特朗普其实挺难的,他这个造反派通过推特爬上了高位,但是他并不拥有立法和司法资源,行政资源他也没能全部掌握。他掌握的行政资源,例如财政部和美联储,他又做了完全错的事情。

纵切的部分我就说这么多,特朗普时代就是美帝国进入内卷化的时代,这个内卷化因特朗普而加速、扭曲了,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况。这个内卷化里边,我刚才说的都是政治上的内卷,其实还有经济上的内卷。

经济上的内卷,特朗普干了两件事,一个叫减税,因为他确实不懂经济,如果我是他的经济顾问,我会告诉他2019年下半年开始减税,不能2017年减税,减税对经济的有效影响周期不会超过18个月,减早了。

现在又加上新冠病毒。其实美国会处在一个非常麻烦的状况,麻烦到什么程度呢?美国每年财政收入只有3.6万亿,今年的财政支出达到6.7万亿,赤字部分是3.1万亿,就是它的税收和它透支的赤字今年快一半对一半了。哪有这么治理国家的?

美国的国债是21万亿,超过了GDP,美国的公债总额是27万亿,照现在这个经济状况和疫情的情况,美国的2020至2021年财政年度——美国的财政年度是10月1号到9月30号,到了明年的9月30号,可能还需要3万亿以上的赤字,那么美国公债的总额就到达30万亿。我有一个基本判断,就是美国的公债总额超过美国GDP50%,那么美元的强势将不复存在,将是一个非常弱的弱点,所以你们知道黄金为什么涨啊。当美国的公债达到GDP200%的时候,美元可能就要崩溃了,也就是40万亿公债的时候,美国可能会出严重的问题,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可能不可逆。

特朗普这个人呢,他根本不懂治国,他不知道减税和放松金融管制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加快了,就是我们讲的美国问题加快了兼并速度,使内卷化在经济层面更为强烈,他做反了。而且人品吧,国家治理者的道德水平非常重要,他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为了选举什么都肯做。实际上他做的减税和放宽金融监管这两件事情,对美国经济的伤害是历史性的。一会儿我们讲后特朗普时代的三种可能性,不知道能挽回多少。

美国在经济问题上对外的部分,对中国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是有影响的,但构不成摧毁性的破坏;科技战是有影响的,构不成摧毁性破坏;金融战,美国实际上是不能打金融战的,那会更加加速内卷。我想美国的思想家、战略家认识到今天晚上我们这个讲座高度的人是有的,可能他们不能发挥重要影响力。美国还是有一批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战略家、学者,像提出MMT(现代货币理论)的凯尔顿,只不过他们无法影响到那只手,也影响不到手套,影响不到特朗普。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的思考有时候也无法构成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不悲观,因为中国整体上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了,自媒体如此之发达,你看我们一堂课可有数千人甚至数万人听得到,所以有些事情还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

在经济学上的深刻思考或者是某种觉悟,对国家进步甚至国家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理解现在出现的一些重大矛盾冲突,不管是国际的还是国内的,全部能看到纵切者的身影。帝国主义治理世界的手法就是纵切,他们来处理中国问题还是纵切。我们本应用横切的刀法来对付纵切的刀法,但我们国内确实也出现或者存在一大批的纵切者。

我对不谈超级地租、不谈直接税而讲爱国的人真的感到非常遗憾。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因为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是横切高手,而且他们面对外国势力对中国的纵切保持着高度警觉。我特别高兴我们当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问题上是具有高度主体性的。

三、后特朗普时代的走向

后特朗普时代,不管特朗普在与不在都是后特朗普时代。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加速内卷。如果特朗普继续执政可能会加速内卷,因为他没认为他做错,无论是向外边的纵切,还是对内部的纵切,他都没有认为他做错,他也没打算横切,他也不熟悉横切刀法。

在这个世界上横切刀法最佳的就是毛泽东了,那是横切刀法的大师啊!他可能没读过德国历史学派的著作,但是他至少把马克思、列宁吃透了,他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非常厉害。红军时期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候的减租减息,解放战争的土改全部都是横切,而且非常成功,横切出一个新中国来,而且在横切的努力下迅速实现工业化。当然,在横切这个问题上也有失误,就是建国后到了一九六六年还想再横切一下,这是不行的。历史发展到特定历史进程的时候,对看不见的东西进行横切。这就像当代的美国思想家、经济学家,看不到资本的载体是数据,不知道数据作为资本载体,它是怎样的方式,如何计算、如何设计结构,不懂,所以当代的经济学会犯很多错误。

后特朗普时代的三种可能性,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我认为美国在思考,美国的思想家在思考,美国那只看不见的手也在思考,加速内卷会让美国迅速走向衰落,甚至分裂。即便不做老大,老二也做不成,会出很大问题,可能结局会比前苏联还惨,所以他们会阻止加速内卷化的过程。这就是第二种可能性——他们开始缓解内卷化的进程,降低内卷化的速度,缓解进程寻找新的出路。

第三种可能性是——改革创新甚至革命来改革内卷化,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态势。在物理学上有个耗散结构理论——伊利亚·普利高津(Ilya Prigogine)发明的,在经济学上同样有重要意义。耗散结构理论讲的是一个稳定结构向另外一个稳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会有大量的能量损耗,能量损耗过度——转型失败,就离散了;能量转移可控——转型成功,新的结构出现,可以膨胀,膨胀能够继续发展。

第三种可能性讲的就是一个耗散结构到另一个耗散结构的转型过程,美国的转型过程远比中国的危险。它的转型过程是处在非常危险的状况,需要历史性的、超乎我们想象的变革,像革命一样的变革。什么意思呢?美国必须走中央集权的道路,联邦制不利于转型,美国必须走向中央集权。因为美国要税政改革的话,现在这个结构是不行的,它必须中央集权,美国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可能还要进行强者专制,中央集权和强者专制。

好多朋友对我今天讲的可能会觉得震撼,美国人最不想见到的模样就是他应该的模样,他最讨厌的模样就是他应该的模样。有人可能会说,美国是不是要学中国或者俄罗斯的模式?不完全是。

在我们讨论经济学的时候,今天初始阶段我们讨论道德问题,实现道德靠奥地利学派、靠哈耶克、靠新自由主义是不行的。那么就是德国历史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要求一个负责任的政党政府能够代表广大的利益、长期的利益,来进行一种总体上的治理、总体上的规划和指引。中央集权真的不合理吗?强者专制不合理吗?设想克林顿做30年总统,今天美国会什么样?

我们在很多问题上被错误的迷信、习性沾染了,这个迷信和习性就是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对国内的一些较为偏右的专家和学者,我不认为他们是立场问题或者是意识形态问题,我始终认为他们是学问水准不够,因为你学问达不到一定程度是无法建立主体性的,其实你是跪在那里去学洋人讲,只不过是在中国特定的一个审美环境里边,这些人还很受推崇,其实他们不懂,看不到后特朗普时代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逗狗意外受伤后,拜登脚戴护具亮相。图自《纽约时报》

但显然2024年之前,就是拜登执政期间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有可能会出现第二种情况,就是减慢内卷化的速度,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寻求社会共识。到了2028年有没有可能性出现第三种情况——大规模制度创新、整体社会改革?有50%的可能性。但我仍然对此保持着深度的怀疑。因为美国需要内部整合的话,需要非常厉害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家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并且需要天降猛男,需要一个很厉害的英雄站出来。这个英雄最后可能是整合现在共和党的造反派和民主党的造反派,组合成新的政党,并且强有力地实现中央集权,完成一个时代的强势治理。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在2028年也可能很难出现,50%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要出现的话,也可能是在2032年。我要说时间节点的意思是,这个时间对中国非常重要,因为当美国处在内卷化或者是减缓内卷化的过程中,是中国的历史机遇期、社会窗口期,也是我们相对安全的时候。不要弱者思维,不要只盯着眼前发生的现象,要跳出现象,站在更高的哲学高度、更远的历史纵深来思考这个问题。

拜登会是一个弱势政府。特朗普就是弱势,他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只有一半的行政权,拜登可能比他好一点,但他仍然受制于立法和司法的限制,大规模的改革不适合、也不符合拜登的性格,所以他可能是一种维持的状况。对后特朗普时代我用了两个字来定义就是——保成,能不能保成都是个问题。

在保成时期的后特朗普时代,美国经济会怎样?我刚才讲了美国税政制度的问题,因为特朗普不懂横切,税政结构出现严重问题。他将税政问题金融化,美国财政部通过向美联储透支来解决美国赤字问题,就是税收不足的问题,而且形成了路径依赖,现在进入到一种惯性状况。要改出这个路径依赖,要走出这个惯性、冲破这个惯性,难度非常高,确实需要非常厉害的思想家或者经济学家把这事说清楚,以及需要很牛的政治家。

你们知道特朗普现象是怎么来的吗?就是美国开始内卷了,美国的中产阶级消失了,美国人民特别需要一个英雄来拯救他们,带领他们改变现状,改出内卷创造新的历史。美国的文化是英雄文化,所以他们在那等着天降猛男。

2008年,他们以为天降猛男,来了一个奥巴马,结果经过八年一看不是猛男。他们又等,这回觉得特朗普像猛男,有特征——造反有理,天不怕地不怕,逮谁都打。但真的接触特朗普四年之后,你知道他不是猛男,他不是英雄,他是一个很像猛男的骗子。所以,美国人经历了两次被骗之后,现在是干脆不要猛男了,找一个靠谱一点的老头吧,选了拜登。

但是拜登他不是英雄,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美国人还得要呼唤英雄,呼唤英雄这件事情比较复杂,英雄可遇不可求啊,况且这个时代有时候也是一个英雄粉碎机的时代呀。

四、中国发展的路径

我最后留几分钟谈一下中国问题和中国路径的关系。中国也存在问题,但中国的问题是——少年维特的烦恼,我们是少年向青年转型期遇到的问题,我们不内卷,我们还在生发呢。我们是一个青春期,长着青春痘,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充满了幻想,甚至很想谈恋爱的一个少年,很冲动。中国的有些政经问题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冲动,我们其实没有看明白,但是我们也很着急,有的时候还搞点小迷信。我们的有些思想家和学者竟然把奥地利学派、供给学派送上神主台。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我们的问题是生发中的问题,是可以解决和克服的,而且生发中的少年是可以学习的,是有学习意愿的,因为他对外部世界、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兴趣。

另外,感谢中国70年来的历届领导人,第一代领导人通过土改完成了资产重组,横切刀法非常流利,在横切之上迅速实现工业化。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深刻思考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弊端,决定用社会资本主义对国家资本主义进行有限改造。中国现在状态更像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获得了市场经济的一些好处,获得了奥地利学派所说的一部分的自由,同时也保持了德国历史学派里边关于国家主体性和人民主体性必须保持的那个部分。可能是无意,也可能是自觉,因为我们好多领导人的确具有大师级水准,思想深度很深,虽然不一定用学术的语言来进行概述。但是你仔细思考,他们恰恰刚刚好把这事给办了,办的非常好。

我们面临四个新的问题。第一个问题,重新解释意识形态。特朗普说我们是“修正主义”,西方总之把我们定义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国国内的学者专家,从潜意识中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中央集权理解为贬义。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不要简单的把它定义为集权专制等一些东西。他们不了解共产主义,我们要说给他们听。

第二个中国问题,是政治和经济制度的进化,还是横切刀法。我们必须要理解超级地租,中国无论如何要在2022年搞直接税,最迟不得突破2025年。它不是个经济问题,它是个政治问题。我们要熟练的使用横切和纵切的刀法,要意识到别人对我们进行纵切;自己要对自己进行横切,对外进行纵切,特别是要处理好中国内部问题。直接税改革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是一个历史分水岭,一旦直接税改革上路,我们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会得到进化和完备,我们根本就不怕。

我们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对新经济的理解,要知道我们从土地兼并、产权兼并终于走到了数字兼并的历史过程,不要重复历史的悲剧,也不要重复美国人的错误,我们从一开始就从制度设计、政策设计上高瞻远瞩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从第一层和第二层两方面都要考虑,要鼓励华为模式,要在产权分化、产权社会化方面做出强有力约束。首先,自己内部的兼并、垄断要有一个机制遏制;其次必须以最严厉的手段,禁止或是遏制外部势力对中国数字资本的兼并和垄断。如果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中国的新经济会翻车的。社会上光谱性的看法不着边际,说了半天抓不住问题的实质。既要让它发展,要看到它对发展的好处,同时又要做某种约束,就是让孙悟空打妖精,戴个紧箍咒。这事说起来很简单,其实处理起来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设计上面非常周延,是很难的,非常考验功力。

最后一个问题是新经济之后的新世界,就是与他者的关系,中国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这里我想说一个,其实过往的300年是海缘政治,没有地缘政治,我们现在才是真正的要思考地缘政治,就是从海缘政治回到地缘政治。欧亚大陆板块凝结、边缘破碎,即英国、日本这些国家变得不重要了,中国如何焕发出主体性来解决好东亚问题,并且进一步解决东亚一体化的问题,这是个大课题。

我过去讲课的时候总会拿出一幅地图,那幅地图是习主席第一次访德,默克尔送给习主席的。地图出自1740年,是德国人绘制的,地图上没有日本,中国只有一部分南方的边界,北方和西方没有边界。德国人在向中国发出邀请——就是西进。

我写过文章《大路朝西》,我们对地缘政治要有崭新的理解,中心凝结、边缘破碎,中心破碎、边缘凝结。为什么美国始终在对中国进行不断的纵切?大英帝国更了解纵切,所以你去看南北朝鲜、南北越,差点把中国也分成两块,后来又想把中国分成七块。帝国主义都是纵切高手,所以在地缘上面我们一直没有处理好。当然新时代,新经济的时代我们如何处理好新世界呢?供大家思考。

作者
卢麒元

卢麒元

著名财经作家
责任编辑
朱敏洁

朱敏洁

观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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