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楼继伟，素来在媒体面前有个“大嘴巴”的名声。最近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楼继伟炮轰劳动合同法的举动似乎又把不少人给惹恼了。

可以说，楼继伟的话说得确实很直接：

“《劳动合同法》，使得这些企业都非常为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给谁了呢？低技能的劳动者工作机会就少了。从产业来说，可能会因为成本上升转向其他国家去了。那么最终损害是谁呢？损害的是劳动者，减少了就业机会。本意是保护劳动者，但可能最终损害了一些劳动者的利益，还可能导致了薪酬的过快上涨。”

当天，社交媒体上的批评就铺天盖地。

在微博上，像这样的批评比比皆是

其实，楼继伟只不过重复了二月份G20财长会上的原话，甚至只是说了企业界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初就有的牢骚，只是两会上，以一个国家财政部要员的口气说出来，就非同一般。

这也不是楼继伟首次让舆论“哗然”。

2016新年第一期《求是》上，楼继伟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名为《中国经济最大潜力在于改革》。文章标题倒是没啥，可里边提出了“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的建议，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然，最让舆论沸腾的一次，还是去年4月下旬在清华大学一场学术会议上的发言。那时候，楼继伟一句“中国有50%几率滑入中等收入陷阱”，更是让人大跌眼镜。“唱空中国”的言论竟直接出自一位正部级高官之口，这实在是让所有人意外。按照世行标准，我国在2012年已经达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6100美元的中等水平，但若要进一步步入1.2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仍然存在许多挑战。

像墨西哥、巴西、菲律宾、马来西亚、南非以及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这些国家的发展长期停滞不前，便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也有严谨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说法本身就是陷阱，是西方国家发明的话语圈套。本文不展开讨论。

今年两会期间的楼继伟

然而，无论是楼继伟谈“中等收入陷阱”，或是建议“退休缴医保”，还是“炮轰劳动合同法”，他都切中了当前一部分人的痛点。

其言论所针对的靶心之靶心便是，当前中国正处在中等收入国家，向高等收入国家跨越的关键节点，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快速行使了三十年，如何让船上的人民分享改革的成果的同时，又能持续保持动力，长远稳定地向前航行？

楼继伟放炮背后的核心关切：中国的人口拐点

其实岂止楼继伟提到的那三个问题，中国目前经济领域中的焦点问题，例如供给侧改革，例如去产能、去库存、新型城镇化，乃至普遍开放二孩这些问题，都如一道道涓涓细流，最后汇入的却都是中国面临人口拐点这一焦点问题。

这个焦点成就了中国经济起飞后的超高速奇迹，却也是目前新常态下，速度放缓的内生因素；此外，伴随这个焦点的，既是人们微笑的面庞，更有说不清道不尽的痛楚。

但是，无论如何，这都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临的现实。

先掉个书袋，谈谈人口拐点。

作为发展经济学历史上的标志性成就，诺奖得主、黑人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所提出的“刘易斯拐点”，早已就人口与发展问题得出了一个受到普遍公认的理论：

诺奖得主刘易斯（资料图）

在工业向农村吸收剩余劳力即将殆尽的时候，工资将达到一个较高水平，发展中国家既往依靠廉价劳动力形成比较优势便逐步丧失。这时便达到了所谓的“刘易斯第一拐点”，也就是人们经常见到的“人口红利丧失”的说法。

伴随“人口红利”结束的便是“人口诅咒”。当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

当然，在中国，围绕“刘易斯拐点”是否存在、是否已经到来等问题，尚存在争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沿海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的观察中，刘易斯拐点中的几大要点已经得到充分显现了。

最终就表现为：在金融危机之前，沿海城市长期闹用工荒，加上我国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企业工人工资增长过快；再加上遭遇全球危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便遭快速吞噬。

随着2012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增长速度在十多年来首次跌破8%，打破以往保8是就是为了保就业的目标，却并没有出现失业恶化的问题，这个人口拐点让很多经济学家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新劳动合同法：到底有没有超前？

2008年实行的《劳动合同法》在诞生之初，就不乏“过于超前”的争议。虽然许多人认为，这部法律充分保障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劳资双方建立更为和谐的关系；不过，不少批评意见也认为，劳动合同法推高了企业成本。

具体说来，例如试用期员工的工资企业不能随便定，按照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80%，并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另一个例子便是，此前东莞统战部长所提到的、同时也遭到民间炮轰的“取消经济补偿金”建议。

按照现行法律，劳动者在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自然到期终止时，企业仍然可能需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除用人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用人单位终止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

东莞统战部长李小梅曾建议取消经济补偿金

此外，新法还有很多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款，如“老、弱、病、残、弱”员工，很难再推向社会，使用这些员工的隐性成本也是不小的。

由此可见，无论从显性成本还是从隐性成本来看，企业用工成本都会有所加大。这一问题对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影响较大。因此，“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逐渐转移到了中西部地区甚至是越南、印度等其他发展中国家。

然而，就业却真真正正是个大问题。虽然靠劳动密集型产业腾飞的广东，正在努力地通过“腾笼换鸟”来转型，可全面铺开高新技术企业却既不实际，也无必要。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维持一定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保证就业，乃至社会稳定都是极为必要的。

不过，客观来说，楼继伟曾提到的“工资刚性”上涨，却正在逐步侵蚀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基石。

按照吉利老总李书福在今年政协大会上的说法，劳动力成本十年来上升了2.7倍；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超过银行基准利率2倍以上，物流成本是发达国家2倍，许多企业“五险一金”占工资总额的40%左右。对此，李书福不禁感叹：“制造业利润比刀片薄，还不如在资本市场上讲个故事！”

争议中的劳动合同法

很大程度上，对企业而言，问题也并非只是用工成本的上涨；更重要的是，现行劳动合同法规定下，企业很难处理好“能人”与“懒人”的问题。这便是楼继伟经常提到的“灵活性”问题。两会期间，楼继伟也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

“《劳动合同法》……在企业方面和雇员方面，保护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它所构建的用工的基本模式，是那些标准工时的模式，也不太适合于灵活用工的模式，对于在职的职工保护比较多，实际对于新入职的人，特别是低技能的体力劳动者的实际就业是带有歧视的，我曾经做过分析，一个是没有激励去提高职工的高技能，因为企业如果加大了企业培训，提高技能，而职工可以提前一个月不说什么原因就可以离开，企业为什么花钱给你提高技能呢？目前中高级技师是最为短缺的，与《劳动合同法》是有关的。一个职工如果工作不努力，企业很难对他进行处理，比如解雇，那么位置就占着，对新入职的就形成歧视。”

楼继伟指出了劳动合同法造成的两大主要后果：企业不愿对员工培训加大投入，因为培养出来的“能人”随时可能会走掉；但另一方面，企业却又很难解雇“懒人”，而懒人占据的人力成本却又导致企业无法补充足够的新鲜血液。

楼继伟所说的是，新劳动合同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合同。这种合同很大程度上与日本的用工模式有点类似。日本企业用工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长期雇佣，这一特点为日本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不过，从当下的情况来看，日企人员缺少流动、固化，企业创新动力匮乏等问题，也对日本制造业的竞争力造成了负面影响。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陈言在日本工作学习十多年，又长期追踪报道日本企业。他曾向观察者网透露，日本著名企业三洋的亏损（已被海尔收购），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机制太死板，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弊端丛生，用工固化导致员工一步步丧失了进取心。

因为日本雇员都是以本企业资历来计算薪水的，像国内惯常的做法，空降一个高级经理人，这在日本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养了很多50多岁的人，工资等支出很高。”

事实上，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在保护了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也让劳资纠纷因此井喷，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劳务派遣出现非正常繁荣。其他诸如加班等等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条款无法执行被束之高阁了。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别想瞬间就变福利国家

楼继伟的另一条争议比较大的观点，就是年初他提出，“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

这一想法其初衷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退休人员收入低而医疗负担大。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国退休金支持不够用了。

欧债危机之后，中国掀起对欧洲高福利政策反思的思潮。楼继伟此言一出，相信也能赢得一些人的赞同。不过，就在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保学会理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副院长孙洁就说，”无论经济形势和财政支出的双重压力有多大，社会保障制度之所以不同于商业保险，就是其具有一定的福利性。如果贸然推出向退休职工征收医保缴费的政策，有社保去福利化过快之嫌。”

“楼大嘴”撰文谈退休缴医保，或只是在初步设想阶段，为政府后续政策制定探探口风也未可知。但他所言及的对福利社会弊病的警惕，确是当前中国需要关注的。

还在中投公司做董事长的时候，楼继伟就已经关注到了欧债危机后，欧洲国家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一些经验教训。

虽然一般认为欧洲发达国家普遍跨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不过由于福利国家政策的普遍实施，却也在很大程度造成了欧洲的失业问题。

在2011年12月刊发在财经网的一篇文章中，楼继伟指出：

“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占欧元区GDP比重较小的外围国家表现不佳，逐步将整个欧元区拖入债务危机的泥沼，形成短板效应。这反映了欧元区深层次的结构性失衡和机制缺陷问题。

首先，最优货币区理论建立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假设之上，认为丧失货币主权的代价会因为有效的资本和劳动力市场而抵消。但从欧元区的现实情况看，生产要素远未实现自由流动和最优配置。各成员国在经济周期和结构上的差异，以及欧元区成员规模的快速扩大，加剧了区内的经济结构失衡。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和效率。

各国的人口结构存在较大差异，这导致各国的人口福利政策和财政应对措施有很大不同。一些国家政府公共机构规模过于庞大，加上社会福利尤其是失业救济和保障优厚，使得劳动力市场严重扭曲，缺乏效率，不利于就业增长。”

在已经跨越人口拐点的发达国家，福利国家政策都已经对产业竞争力产生了如此负面的影响；更何况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许多企业并未充分做大做强的情况下，就要提前享受福利政策的过度宠爱？

中国经济起飞阶段有个很著名的说法，叫做“做大蛋糕”。如今中国已经成功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不过这绝不意味着可以专注于如何“分蛋糕”了，而不留足后劲继续做大蛋糕。

相反，如何“分蛋糕”恰恰是一个难度很大又至关重要的问题，而且本届政府在前几天的两会报告中也明确了多项公共服务方面的安排，在花力气补足社会保障的短板。

只不过，楼继伟曾提出过“一条铁律”：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任何政策与法律的出台，无论如何也不能过分超前于时代的发展。

“欧猪五国”的困境与福利国家制度不无关系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时代还出现了很多新型业态。就在上个月月底，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就曾表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相关公司、新的就业形式，这是在制定劳动合同法时还没有出现的；人社部正在进行积极研究，适时提出意见。

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目前在各大城市流行的专车服务。这一业态形式很难用“标准工时”的模式来规范。专车App并非简单地是雇佣了专车司机；专车司机对专车App更多地是处在一种“来去自由”的状态。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对灵活用工的要求仍将进一步拓展。

正如威廉·配第所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当年，西班牙靠着从殖民地掠夺过来的黄金，着实是逍遥快活地过了一段好日子；可就在同时，重商主义的英国却依靠产业工人的辛勤付出，默默地积攒着帝国的内功。恰恰是靠着脚踏实地地“做内功”，才打下大英帝国后来的坚实基础。

要知道，西班牙无敌舰队后来的败亡并非偶然。

说到底，既要发展，又要分享，摆在中国面前的，又是一个需要高超技艺才走得稳的平衡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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