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思嘉| 中国式姐姐:牺牲不行,不牺牲也不行

来源:公众号“闵思嘉”

2021-04-09 07:50

闵思嘉

闵思嘉作者

换个角度看电影

【文/闵思嘉】

《我的姐姐》在上映后评分两极分化,眼看着从开分时的7.9分掉到7.2分。观察评论之后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赞扬这部电影和批评这部电影的声音,几乎都有着相同的起点,那就是“女性的困境”。

感动的人,说影片中姐姐的处境、姑妈的牺牲、坚持要生个男孩的医院孕妇,道出了女性处境的艰难,是只有女性作者才能写出来的女性困境。

批评的人,觉得结尾姐姐放弃签字,不把弟弟送养,是“姐道”,是牺牲女性来满足道德圣母的“扶弟魔”,完全不是足够现代、足够独立的女性。认为这样的结局,抹杀了电影本应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说,对待这部电影完全相反的两种评价,都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上的。

这就很微妙了。大家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动机,即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够更真实地反应女性困境,为女性发声,批判既定偏见。

我相信,这显然也和创作者写下这个故事的初心一致。但为什么,明明该是盟友的大家,却在面对一部作品的时候,变得这么分裂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聊聊的话题。

一个感慨是,这种相同的起点,分裂的评价,大概正好反映了现实中女性处境的左右为难。

当她们面对选择的时候,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选择一种未来,一种现代女性的生活方式,同时还有道德审判,以及足以颠覆人生的经济代价。

切切实实的左边刀山、右边火海。

而观众还希望她能在刀山火海上踏出一片坦途。

1、无法三赢的审判标准

片中的姐姐,同时面临了“道德诉求”、“经济诉求”和“现代女性诉求”的三条审判标准。

所谓“道德诉求”,就是片中的亲戚们劝安然扶养弟弟时的那些说辞。比如你是姐姐有责任养弟弟。比如亲情总是血浓于水。比如爸妈都把房子给你了,你就应该承担起养育义务。比如不管弟弟,是种罔顾人伦的、只考虑自己未来的自私行为。

而“经济诉求”就是最现实性的问题,带着弟弟去北京读研显然是种理想化的结局,安然极大概率需要为扶养弟弟牺牲自己的学业事业理想,就像这几天的另一个新闻那样,父母离异后扶养三个弟妹的女孩十几岁就出来打工,生活压力太大,跳河自杀被救回后说,自己不止一次想过自杀了。

至于“独立女性诉求”就像批评影片结局的那些人说的那样,安然只有把弟弟送养出去,不对自己进行道德绑缚,从这个中国式姐姐/长姐如母的泥潭中全身而退,才算得上是独立的当代女性。

电影无法让人生三全其美,观众们却试图在作品中寻找满足所有标准线的解决途径,现实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中也无法做到这点,很难不对做出任何一种选择的女主人公进行道德审判。

被认为是影片原型之一的天涯贴主就是一个例子,她可以被看做是爽文版的安然。父母在她离家上大学后生了个弟弟作为陪伴,她在生育前就极力反对,后来父母双亡,两套房产都在她名下,她拒绝扶养弟弟,把两岁城市户口的弟弟签字送养给农村家庭,发帖时结了婚,卖掉了房子在一线城市付了首付,有了老公和女儿,生活幸福。

从行文中看,她笃信自己的选择没有错,不被道德绑缚。但帖子下面依旧有很多人骂她心狠,不配为人,咒她断子绝孙,注孤一生。

如果安然真的像帖子里的主人公这么选,批评结局的人真的就能觉得安然贯彻了独立思想,为自己而活,足够现代,更“女权了吗”?

帖子下的回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2、牺牲不行,不牺牲也不行

《我的姐姐》里其实有两个姐姐。一个是朱媛媛饰演的姑妈,一个是张子枫饰演的安然,这两个姐姐是两个时代下的“姐姐”对照体。

大家对姑妈和安然拿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姑妈是长姐式女性牺牲的样本,年轻时因为要养家和照顾弟弟,放弃了上俄语系和做生意的机会。老了以后又是照顾姐弟俩最多的那个亲戚。她甚至数次表示,要不是因为必须照顾中风的老公,自己也可以收养安然的弟弟。

她倒走咖啡以后下意识地舔杯边,一边说着自己小时候看见大人偷偷给弟弟吃西瓜,一边把西瓜最甜的瓤心挖给安然吃。她一面以为自己把安然照顾得很好,感动于自己的牺牲,一面在最后才知道自己的老公曾经偷看过安然洗澡,原来侄女的成长过程还是那么艰辛。

我看到很多声音说姑妈的角色写得太生活化,太真实,太令人流泪。观众在她身上看到的是上一代女性在时代文化下被碾压、被牺牲、被绑缚却不够自知的现状。

有意思的是,大多数人都把这个角色视为一种批判,视为一种映射现实残酷现状的样本,却不太会去批判姑妈角色本身。

因为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就前置地带入了某种时代背景,在“那个年代”下,姑妈觉醒很难,选择空间很小,所以她的悲剧更多是一种时代的悲剧,个人选择并不会成为被批判的重点。

姑妈牺牲,我们肯定这种处理传达的批判性和复杂性。

可是,当类似的状况放到安然身上,大家的标准就完全不同了。

安然是和我们同时代下的女性,或许是重男轻女的成长环境,或许是更为开放的现代自我教育让她拥有了更为独立的女性意识,她从一开始就在拒绝扶养弟弟,拒绝长姐代母式的牺牲,在情感关系和个人事业上都追求独立,可以说很现代女性。

当最后她被弟弟感化,出现动摇,并最终放弃签字送养的时候,观众则开始批评这种选择。

其实安然最后的放弃签字其实并不意味她就要养育弟弟,也并不意味着她就要成为一个牺牲品。但对“姐姐式牺牲”感到愤怒、同情、理解的我们,迅速在这样的结尾里泄洪了我们的情绪,把它指向了一种不够女权的、被弟弟感化后的牺牲。

安然没有把“不牺牲”贯彻到底,我们却不接受这种复杂性,反而批评安然不够女权。

批评《我的姐姐》结尾的人,是在对于这两位姐姐,起用两套不同的审判标准。

天涯的贴主很爽文,但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故事不能被直接挪用到电影中来。事实是极少有人能做到她那样决绝,狠心并不是比软弱更容易做到的事。

但因为这样就去批评《我的姐姐》不够女权,那就是一种“行为代偿”心理。我们期望电影主角能非黑即白,快意恩仇,恰好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很难这样做。

可是,电影没法为现实的复杂性提供完美答案。

3、“女性主体”还有多远?

我们在探讨《我的姐姐》里的人物选择时,都是代入了某种身份的。

多孩家庭的观众,站在弟弟妹妹的角度,将片中的姐姐和现实里的“我的姐姐”重叠起来,对片中姐姐的处境予以同情、理解,也会一定程度上支持姐姐送养的想法,相对来说不太会道德审判主角。

但依然存在的困境是,就像下面这条短评里说的。作为“吃过姐姐红利”的孩子,感念自己曾受到的恩惠和更轻松的人生,对姐姐感到亏欠,但牺牲已成定局,他们感觉压抑、无力,却并不知道应该为姐姐做点什么。

这是“弟妹主体”的观看角度。

传统的观众,站在家庭伦理的角度,会觉得直接送养掉弟弟的姐姐没有尽到责任,亲情淡漠,不配为人,打破了中国式家庭的女性牺牲体系。

在电影里,基本是安然的亲戚们代替了承担了这样的视角,类似的批评声音,翻看一下2013年的天涯旧贴,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氛围。

这是“家长主体”的观看角度。

天涯贴下面的这种回复比比皆是

批评影片不够女权的观众,似乎为现代女性设定了某种一蹴而就的标准,跨过这条线就是现代独立女性,没跨过这条线就不是,完全忽视了在现实夹缝中艰难生存的中间地带。

这个标准是谁设定的?为何这么设定?它能适用于多少女性?

批评者可能自己也回答不出来。

而这,又何尝不是以一种“女权主体”在审视着女性的观看角度呢?

在这三种角度里,没有任何一个,是真正以姐姐这个自我为主体,来体察她的纠结,感受她的摇摆,触摸她的困境的。

女性什么时候才能拥有“女性主体”?

越去纠结于安然是否签字,是否送养弟弟的单一化结局,就越是在窄化这种“女性主体”的边界。

这应该是电影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不想看到的走向。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闵思嘉”,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李泠
中国电影 弟弟 姐姐 抚养 女性
观察者APP,更好阅读体验

美方对俄隐瞒了部分信息?克宫回应

这条中马“一带一路”重点铁路项目 “或延伸至泰国”

国防部表态:中方不会在南海问题上任菲胡来

关于ASML出口管制,荷兰首相在华表态

警惕!“隐秘”的调查暗藏国家安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