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魔王】

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周二警告（warns）中国应尊重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的主权，理由是澳方“担心”（concerns）中国正通过华人富商向澳政党提供数百万元捐款来购买影响力。据报道澳大利亚将重新评估它的反间谍法，并考虑禁止接受外国政治捐款，因为在美国、英国或加拿大等大多数西方国家，都是禁止外国人政治捐款的。

美国的《纽约时报》报道称，“据说”一名华人富商因为不同意澳大利亚某政党在南海争议上的立场，撤出了大笔的政治捐款。《纽约时报》以这个案例得出结论说这里存在幕后操作，说中国在引导澳大利亚在敏感的政策上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且还用浓重的冷战口吻称：“澳大利亚想知道，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应该如何在监督一股共产主义势力的同时，又不把每个华人当成嫌疑犯，造成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呢。”

还是一种仇外心理

其实，“纽约时报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想法，正是因为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这种心理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消失，还假惺惺担心什么“造成仇外心理”？

这幅讽刺漫画中，希特勒称“犹太教不是种族名，所以我排挤犹太人不是种族主义”，这与“纽约时报们”和澳大利亚总理的逻辑神似，因为“共产主义”也不是种族名，所以排挤“红色”的中国人就不算种族主义了，所以美国人可以在澳大利亚政治捐款，中国人就不可以，就要威胁修法排挤你了。

美国的犹太人

既然谈到犹太人了，“纽约时报们”声称的“美国禁止外国人政治捐款”就变得可笑了。因为事实上在美国的犹太人后裔凭着智慧和勤劳在美国主流社会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很多行业如金融银行、媒体、影视文化、能源重工方面把持着美国的战略产业和经济支柱，其中很多犹太人同时又对祖国以色列赤胆忠诚，所以他们通过政治献金、媒体制造舆论等方式，使得美国的内政外交都处处维护着以色列的国家利益。

比如截至2012年，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总共投过83次反对票，其中59次都是美国一张反对票，否决掉其他国家包括欧洲传统盟友的赞同票，这59次“孤胆英雄”般的投票中有42项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的，可以说美国为了维护政治捐款金主的利益，在国际上效尽犬马之劳。

美国虽然禁止了“外国人”的政治捐款，却无法禁止拿着美国护照心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政治捐款，《纽约时报》沾沾自喜地炫耀自己的政策比澳大利亚的好，纯属五十步笑百步。

（注：天平右边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天平左边是伊朗前总统内贾德）

禁止外国人政治捐款也没用

澳大利亚很难像美国那样简单干脆地立法说“禁止外国人政治捐款”，因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外国人”这个词有好多不同的定义。美国的绿卡持有者属于外国人，所以完全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同的是澳大利亚的一部分永久居民是可以有选举权的，这些居民主要是英联邦国家的人（British Subjects），这算是历史遗留问题。

在西方国家，政治捐献是选举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假如澳大利亚禁止了外国人政治捐献，那么这些来自英联邦国家居民的选举权也将被阉割，势必会引起如潮的反对，如果将华人居民和英联邦国家居民区别对待，又会明显地表现出“种族歧视”含义，不符合政治正确，所以在技术上制定这样的法律相当有难度。

其次美国犹太人的例子也可以说明，即使拿着美国国籍，相当多的犹太人依然会热爱他们的祖国，持有新的国籍不一定就会与祖国断绝心理上的依恋。爱祖国是一种信仰，而换国籍大多是一种利益，利益很难动摇信仰，尤其是两者并没有矛盾的时候。如果禁止了外国人政治捐款，那么持有永久居留签证的澳大利亚华人完全会为了利益而换成澳大利亚国籍，但这不等于他们爱祖国的心也会跟着换了，不等于他们就会支持藏独，支持中国让出南海岛礁了。届时澳大利亚政府肯定还会“担心”持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华商用政治献金影响对华政策的，接下来是不是要出台新版“纽伦堡法案”了？

华商政治捐款还有现实考量

以《纽约时报》提到的那个华商为例，华商无论持有什么国籍，大部分也都与中国市场有紧密的联系，即使他们不考虑爱国的问题，仅考虑到澳大利亚可能与中国交恶造成的贸易战损失，考虑到南海安全形势恶化可能造成的远洋贸易风险，这个华商也绝对会为现实的商业利益考量而拒绝支持反华政党的南海政策主张。

《纽约时报》加重强调了华商有爱中国的思想，却忽视了这些华商即使单纯为了商业利益也会“爱国”，最终“纽约时报们”会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华商似乎都“爱中国”，并一如既往惊叹读不懂中国人。眼睛如果看歪了，当然读不懂了。

出于商业利益的考量，华商也会爱中国，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华商都会爱中国，因为所有的华商都会爱商业利益。那么华商持有什么国籍，持有什么政治信仰，都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了，甚至商人是不是华人也不一定重要了，只要与中国市场有利益关系，什么种族的商人都会反对自己的国家与中国交恶和搞冷战的。这点我想清高的《纽约时报》和《金融时报》是无法理解的，因为他们似乎并不在乎中国市场。

政治献金制度本身就全是漏洞

政治献金制度是外表看起来民主公平的西方选举制度，却给大财团干涉政治留了后门。该制度美其名曰“为参选者筹得必须的竞选资金”，其实完全可以从公共账户中出钱给候选人打广告，却非要给财团发挥财力的机会。该制度表面上对个人捐款有数额限制，但却忽略了一个大集团公司旗下有成千上万的员工，连带上下游的合作伙伴、员工家属就会形成巨大的票仓和钱仓。

该制度同时对非竞选时期的“游说金”，以及对注资政客名下的慈善机构和家族企业、政客天价演讲报酬这样的“间接捐款”都没有任何金额限制。更不要提一些“非财力”式的政治支持了，比如大财团可以动用手下另一群政客或公众人物出面为某个竞选者背书。

只要仔细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献金制度，就会看到满满的“公平公正”，字缝里却都写着“漏洞”两个字。

西方国家的法制法规如此完善，政治献金制度却漏洞满满并从未有更正修补的意愿，可见《纽约时报》最担心的事情还是要发生了：“澳大利亚政客很可能难挡中国人的金钱诱惑。”

在中国，商人给政客金钱来换取政策或立法上的好处是非法的，叫以权谋私和行贿受贿，轻则双规双开身败名裂，重则锒铛入狱甚至死刑，以至于这么做的贪官平日里担惊受怕，一分钱都不敢花，就怕一旦东窗事发无法上缴非法所得而无法轻判，吃穿用也尽量低调，一旦被网友发现抽名烟戴名表，亦或者小三反水举报，都会吃不了兜着走。即使如此的重压之下，在各种苦口婆心的廉政教育之下，依然会有不少中国官员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以身试法，想想以权谋私合法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官员，谁会给你当一尘不染的圣人，去拒绝富商那白花花的游说金和竞选捐款？

澳大利亚的政客如此，美国的政客也不是贞洁圣女，只不过澳大利亚国家比较小，华商的政治献金力量更早体现出来了，引起了西方一些人的警觉。然而中国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而已，“纽约时报们”可以想想，未来美国的华商如果像犹太人那样，在美国的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力量而不是卖卖鞋袜和一元店杂货时，你们准备怎么面对？我想很多美媒肯定不会再说中国人的坏话了吧，正如日资的英国《金融时报》肯定不会说日本人的坏话一样。

伊丽莎白·库伯勒·罗丝总结了人面对悲惨现实时的五个心理阶段，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抑郁（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我想一些不乐于见到中国崛起的西方人已经成功的从“中必输”的否认阶段，进入到了“愤怒”的阶段，愤怒终究是无济于事的，折腾半天还是得要最终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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