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合川老农民】

最近留意到一篇由加州伯克利大学团队发表的论文，作者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全球政策实验室博士后研究员乔尔·弗格森（Joel Ferguson）和经济学博士生奥利弗·金（Oliver Kim），题目为：《Reassessing China’s Rural Reforms：The View from Outer Space（从外太空重估中国的农村经济改革）》。

论文封面

此文围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展开了一系列的研究，最终得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我国农村经济改革后粮食产量增加作用微乎其微的结论。

论文引述，家庭联产责任制对粮食增产不重要。红框部分翻译：然而，我们在这些不同的识别策略中找到了一致的证据，即在统计学意义上，家庭联产责任制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微乎其微。

这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个长期项目，金姆和弗格森从美国地质调查局购买了一套最初的卫星图像，用这些图像来试验他们的测量方法，期望为了解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开辟一个全新的卫星研究领域。目前已经获得了至少6万美元的捐赠。

作为一篇以技术手段为切入口的学术论文，本不该多作评价，但其接下来一个映入眼帘的结论却引起了我的警觉。

论文引述，粮价市场化、自由化才是粮食增产的主因。红框部分翻译：如果不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粮食产量，那又是什么因素？很明显，是当时国家唯一的农业政策变化，也即是从1979年开始的粮食价格上调

大家注意其原文的用词“obvious/明显”与“only-major policy/唯一主要政策”。

这两个词显然都是在强化他们所认为的“粮食采购价格上涨是导致中国粮食增产的最主要因素”这一结论。

而且纵观论文本身，其实并没有关于这个结论的论述，他们通篇的论述也仅仅是否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粮食增产的作用。从严谨的角度来说，这里明显应该用“probably”这样更加温和的词语。

但此文的作者就是不想严谨，不仅不严谨，甚至还要奔放一把，将上面的论点升华为“粮食价格的市场化、自由化”以及将论述引导向“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优劣对比”上去。

红框部分翻译：然而，即使在集约农业模式下，也有生产更多产品的边际动机，特别是如果这些价格更接近自由市场水平的话。这篇论文的研究结果涉及到一些基本问题，即是什么导致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效率差异——谁在产出上更高效，或者说谁带来了更为合理的价格机制？

此论一出，也即暴露了这篇文章的真实目的，无非是要论证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特别是“农产品价格更接近自由市场”这话，日本人民听要落泪，欧洲人们听了则会恨不得给每一件农产品贴上Bio的标签。

话已至此，不得不好好谈谈这篇论文的一些问题。

论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是论证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首先还是简单介绍一下此文的研究方法。它摒弃了中国政府给出的官方数据，通过对卫星图像使用，结合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来测定中国从1978年到1990年之间的种植情况。

而所谓的NDVI-归一化植被指数，是常见的二十余种植被指数之一。

其原理基于植被的一种特性，即健康植被叶面在可见红光波段与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特性存在明显的差异。越健康，其对对红外波段反射率越低，对近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越高，反之亦然。

不同健康状态植被对于红外/近红外波段光的吸收与反射情况

基于这种原理就可以利用选定区域对两种波段的反射情况，来推断其植被覆盖率。

其计算方式为：

NDVI = (NIR - Red) 近红外波段反射率/ (NIR + Red)红外波段反射率

不同状态植被的NDVI值呈现

NDVI的值介于 -1 和 +1 之间，植被越稀少，越不健康，那么相应的NDVI值就越低。

由此，借由NDVI图谱分析，可以对一定区域内的地理特征进行初略分析。

比如，茂密的林地，其NDVI值在0.8左右；普通的校园草坪，其NDVI值在0.4左右；裸土的NDVI值约为0.2；沙滩的NDVI值趋于0.1；而机场跑道的NDVI值则趋近于0。

这篇论文就以NDVI归一化指数来研究我国改开初期的粮食种植变化，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HRS）的时间为中轴线，研究前后三年的粮食产量变化与联产制度普及程度的关系。

下图是他们的结论，即联产制的普及程度与作物覆盖面积增长率的关系。

论文引述，联产制政策实施三年内，联产推广程度与粮食增产率的关系

他们由此得出结论是，在联产制实行的三年内，粮食的增产率并没有随着联产制度普及率提高而提高。这是该论文的核心论述，也是支持其去论述自由市场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基础论述。也和我们知识框架里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不相符。

那么，这个结论是否站得住脚呢？这就要从两个角度出发。

NDVI研究的局限性

第一是NDVI这项技术手段自身的局限性。

NDVI有着两大公认的缺陷。

其一是NDVI对高值被覆盖区域的分析精度较低。

它能够清晰地区分出贫瘠和有较多植被覆盖的土地，但在植被覆盖率较高的样本之间却缺乏更加精确的比对能力。

这可能导致一些本身起始种植率就不低的地方，其后续的作物增产无法精确地被NDVI识别。

其二是NDVI值对于多种干扰因素比较敏感，比如：

1）大气中的水蒸气与气溶胶成分会干扰NDVI的精确值。

2）云和云的阴影也会影响其计算结果。

3）土壤在不同气候环境下的潮湿层度也会降低NDVI分析的精度。

4）地物表面的各向异性效应（物面不同方向的反射光具有差异性，类比高超音速导弹的攻角）对拍摄角度和时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5）光谱效应，即每个传感器其自身的固有特性与性能差异，也会对测量结果造成差异。

要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论文作者必须对手上的历史卫星图片进行大量的后期处理，甚至还得确认其当时的拍摄情况并对之进行较真。这既花时间，又花成本。特别是对当时卫星拍摄情况进行确认这点，这几乎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这个团队对于历史卫星图片的处理一定是粗糙的。

第二是对其分析思维路径的质疑。

首先，支撑其核心结论，也就是图7的样本时间太短。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长期政策五年起步的国家，一项重大改革要开花结果，三年时间肯定是不够。

纵观全文，针对“联产制普及率与粮食增产无关”这一论点，论文作者并没有提供三年以上的长周期数据，因此也缺乏实质性的说服力。

其次，自1978年起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本身是一套政策组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只是这一系列政策中的一环，其作用机理更应该用一种整体的思维去看待，而非以还原论的方式去进行变量的剥离。

比如，此论文将联产制改革与农产品市场价格调整作为一对变量对立起来，这显然就是非常迷惑的行为。

因为联产制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分配方式的改变，农民有了自己的承包地，有了对自己承包地上剩余产品的支配权，这才有了去市场上进行粮食交易的可能性。

如果农村仍然是吃大锅饭的格局，那即便市场价格上涨了，农民也可以说这与我挣工分的又有什么关系？

同理，有些人单纯将农业增产归于农业技术的进步，比如化肥的使用，种植管理技术、种子技术的投入，但却忽略了这一系列对于生产资料的投入本身也是建立在农场经营者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上的。

联产制赋予了小农对自己劳动剩余的支配权，使他们可以参与市场交易，这就反过来促进了他们对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积极性。

所以，无论是联产制改革、农产品市场价格调高还是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其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系统。就像玩MMORPG，坦克承受伤害，DPS负责输出，奶妈负责治疗一样，大家在各种的区域发挥出各自的作用，最后完成对于事情整体的推动。

而这篇论文将组合政策剥离出来相互拉踩的还原论手法，就如同队里的坦克怨DPS脆皮，DPS怨奶妈没输出，奶妈怨坦克不能给自己回血一样魔幻。

第三是论文内容自相矛盾，强行归因：

论文第六章的结论里，作者明确给出了“从1978年到1984年间，粮食总产量确实有所增加”的结论，他认为1978到1984年的结果与官方发布的数据吻合，但1980年中后期的数据却大相庭径，具体表现为官方发布的数据是持续增长，但其模型预测的数据却是增长戛然而止。

红框部分翻译：我们模型预测的结果表明粮食产量在1979到1984年间确实增长了，且与官方数据高度吻合。然而模型显示在1980年中后期，粮食产量没有增加，这与官方的数据不符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其发布的图表里，并没有呈现出所谓增长戛然而止的走向，由蓝线所代表的“模型预测actual yield”数据却依然在1980年中后期呈现出上涨趋势，与中国官方数据predicated yield（红线）的走势也大体是一致的，甚至增幅还要大于官方版本，对此，我感到非常困惑。

粮食产量增长对照表，中国官方数据结果（红色），论文团队模型推算结果（蓝色）

然后就是本文最大的问题，即将粮食增产强行归因于“粮食价格上调至市场水平”。

这在论文里几乎就没有找到相应的论证过程，仿佛就是把联产制的作用否认之后，再随手看一眼同期的政策，然后大呼一声：“就决定是你了！”

故而，对于此文在研究思维上的槽点，我已无力吐槽。但此种行为模式，算是将魔怔还原论的弊端，狭间辩经的本质、机械唯物的枯燥展示得淋漓尽致。

针对中国改开后的粮食增产，作者预设了一个非A即B的多元对立的无机世界。不去探讨A与B在一个系统之间有机的作用关系，而是以踩A的形式去凸显B的重要性。

这种思维水平，很难想象是出自加州伯克利分校这样顶级的世界名校。

当然，毕竟这是一篇经济学相关的论文，只要涉及经济学，自然就无法避免政治因素对其的干扰。由此，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即为何这群学者要用此种方法去研究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这还是要把注意力回溯到他们通篇的那个结论，即“粮食价格市场化、自由化，才是提高中国粮食产量的主因”这点上来。

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突出这个因素呢？

1）自由市场是美西方经济最大的政治正确；

2）操控粮食价格，美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是金融优势，二是农业生产力优势。

就像我在文章开头所说，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对于粮食价格都实施了一定的管制措施。即便不是明面上的控制价格，也有像欧洲那样通过制造BIO（有机食品）的概念来对美国强势的农产品做出区分。

这篇论文打着否定联产制作用的幌子，试图将粮食增产的功劳归结于“粮食价格市场、自由化”，虽然表面没有明说，但实际上已经把政府对于粮食价格的管制放到了粮食生产的对立面。

这可谓是图穷匕见，因为就目前看来，在一个高度紧密的全球化体系内，粮食价格向所谓自由市场靠拢，只会对一个国家有利——那就是美国。

再往深处说，此论文处处提中国官方数据的不可信，非要用美国的卫星数据来解析中国的农业发展，甚至还提前预告了后续还有更多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相关研究。

这就更让我生出一丝警觉，即对面正在打着以高科技新视角手段研究中国高速发展奥秘的幌子，实则是要把对“中国发展的解释权”牢牢握在自己的话语体系里。

国内的经济学研究一直是个重灾区，面对对面咄咄逼人的学术攻势，我强烈呼吁本土学者在相关方面做出更多接地气的研究，如果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不构建，那就只有拾人牙慧了。

如何看待家庭联产责任制的作用？

本文的末尾，说说我对家庭联产责任制的看法。

在国内舆论场上，对于联产制的看法非常容易陷入价值判断的意识形态之争中去。就像这篇论文的研究者，非要将生产模式与定价模式划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争论中去。

归根结底，这是没有辩证地看待联产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其一，无论是合作社还是联产制，它们各自成型于不同的历史时期。

合作社的公有化是在我国现代工业体系还未奠定的初期，需要农业支持工业，农业服务于战争，故而以合作社统筹全国粮食生产，抑制小农市场行为，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同理，联产制诞生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中美关系已经缓和，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此时既要解放农村的劳动力，使其可以从事农业以外的生产，又要让农民自力更生解决温饱问题，故而联产承包也得其时。

凤阳县小岗村的故事，反应的是当年农村客观的农业产能不足的状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固然有多个途径，比如技术升级、基础设施翻新等等。但在当年，将生产与组/个人挂钩，激发其个体的生产积极性，也确实是一种能够立竿见影的解决农村生产积极性、组织和管理乏力的方式。

凤阳县小岗村的18枚红手印

其二，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被合作社束缚的农业劳动力，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发展以及城市化提供了劳动力。这点即便是这篇论文也是承认的。

论文引述，认同联产制对于解放劳动力的作用。红框部分翻译：本文的研究结构高度认同联产制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工业和经济作物空出人口

其三，农业生产模式的分与合，切不可被价值判断所束缚，否则就单纯地被政治化了，成为了党同伐异的工具。

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去理解联产制的缘起，再通过辩证的思维去解构出联产制的本质。即它本身是一种生产管理与运营的责任细化方式，与当下流行的股权激励其实是同质的。

与其对之进行价值判断，不如思考其运用的背景环境。

辩证地看，联产制并不完美，比如在农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地区，集约往往更加能够与现代农机相结合。

如果农业生产包干到户真的完美无瑕的话，我们国家在北方也不会有那么多国营农场了。

但反过来，在一些经济困难的地方，通过包干的方式推广追逐利润的经济作物，却又能着实地改变当地的民生状况。

因此，是不同的需求决定你具体的生产管理方式，而不是单纯地以某种意识形态上的正确，对某种生产管理方式进行价值判断。

联产制对于个体生产积极性激活的利端，也可能在过度追逐经济效益的自由意志的影响下，转化为威胁国家主粮安全的弊端。

因此，单纯地去证明联产制好或者坏，这其实都是非常脱离现实的做法。

此外，无论是合作社还是联产制，我们都应该解构其本质，并且将其放在不同的需求场景中进行配比分析，即：

激发个体积极性所带来的自由无序是否会背离整体的需求？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所造成的有序一致是否会抑制群体创新突变的涌现？

如果思考到了这么一个层次，那么我们就可以跳出围绕两种生产模式无休止的价值判断争吵，而是去结合具体的应用场景，探讨如何发挥两者的作用。

比如在大规模的国营农场里，也可以将单一作物的生产划区域承包给个人。只不过为了避免个体无序对于整体有序的破坏，我们可以简化承包者的工作内容，给他提供标准化的管理方式和统一的生产资料，规定其作物产出种类，以此达到集体农场在个人承包下的相对有序性。

这种管理方法其实大家也并不陌生，大城市里统一原材料供应、管理标准、商品产出的连锁店模式，就是最普遍的例子。

与该论文作者试图将其结论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孰优孰劣挂钩”的意识形态化操作相反，我更希望对联产制进行一次最归底的解构，点名其意义并不在于所谓的“公有与私有”、“市场与计划”的意识形态层面的争执，更多就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以前的合作社之所以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就在于其偏执于公而弱化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现在的在个体经营行为下某些过度自由的农业生产行为，之所以对于粮食安全产生了消极影响，也在于其偏执于私而弱化了整体的规划。

而无论偏执于公还是偏执于私，在其特定的历史环境里，皆有其特定的价值，只不过是时局转变，我们需要对之进行调整。

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这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必须遵循的内功心法，切不可跟美国专家一样，为了资本和意识形态，失去了以科学求真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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