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格·巴拉巴诺夫:特朗普非常清楚核威慑的含义,可惜有些国家对此毫无概念
来源:观察者网
2025-12-19 07:53
当地时间12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防部年度会议上直接指出,欧洲领导人是企图从俄罗斯解体中获利的“小猪”(little pigs)。他还将俄乌冲突的起因归结于美国前总统拜登,指责其“蓄意”点燃了这场战火,而“欧洲小猪”则迅速站在了美国那边。
而在两天前,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已认识到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并明确表态不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同时指出俄罗斯人居住数百年的土地应回归俄罗斯。
同时,相较于2021年3月拜登政府将中俄列为“首要对手”的临时战略指南,以及2017年特朗普战略将俄视为“竞争者”,刚刚公布的新版战略将俄罗斯定义为“欧洲问题而非美国问题”。
多方迹象显示,持续三年的乌克兰战争正步入尾声。从提出28点和平计划,到明确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些都反映出特朗普的基本立场。
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项目总监、高等经济大学教授奥列格·巴拉巴诺夫在与观察者网的对话中提出,美国未来或许会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潜在合作伙伴,而非首要对手,而把印度与欧盟看作主要经济竞争者——这一观点构成了他所设想的国际关系“阿拉斯加体系”的基础。
以下为观察者网与奥列格·巴拉巴诺夫对话内容的文字整理上篇。
【对话/观察者网 高艳平,整理/观察者网 郑乐欢】
观察者网:您在2025年报告中提出,20世纪的经验正日益失效,并希望探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为此,你们引入了一份调查图表,用以显示在基于实力的国际环境中,哪些国家将处于更有利或更不利的地位。在“更具优势”的国家中,评分从低到高依次是美国、朝鲜、以色列和俄罗斯。中国被归在“更不具优势”类别,同样如此的还有加拿大、荷兰和韩国。这一结果似乎与中国公众的一般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能否请您解释该图表的具体含义?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是的,这份报告首先基于一项专家调查。我们的团队邀请了数位俄罗斯专家,就当代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进行分析研判,并对各国进行比较。因此,这份报告仅代表若干俄罗斯研究者与专家的主观判断。他们的核心观点是,所谓更具优势的国家,指的是那些已经或能够较为自由、轻易地动用武力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国家。
俄罗斯便属于这种情况——我们在2022年越过了那条界线。当时,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已无其他外交手段解决与乌克兰的冲突,可以说其余选项为零。弗拉基米尔·普京因此做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以色列的状况也类似,当前以色列与加沙的冲突正是例子。美国作为一个在动用武力方面毫不迟疑的国家,同样被归为此类。
此外,专家们也提到了朝鲜,尽管朝鲜目前并未开启战端,但这只是专家基于其对各国的整体观察形成的看法。他们认为,其他国家更倾向于不使用军事力量。我再次说明,这只是一次小范围调查,因此我完全理解,其结果可能与其他国家公众的预期存在差异。
但就像你说的,这份调查的核心结论是:冷战时期形成的20世纪国际政治旧规则,在今天已然失效。我们看到,尤其是西方国家,正将这些规则用作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和霸权的借口。在我们之前的报告中(瓦尔代俱乐部每年为年度大会撰写报告),我们已指出国际政治中“规则”已不复存在,剩下的或许是一种近乎无政府的状态,各国都在依自身利益行事。正是基于这一背景,该调查被纳入本次报告。
普京出席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图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那么中国处于怎样的位置?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根据我们专家的观察以及实际情况,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极为和平与克制的立场。中国致力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自身方案、通过其对全球治理的方略、通过其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工作,来促进和平、稳定与发展。
正因如此,我们看到西方出现诸多挑衅行为,试图在外交与军事层面挑战中国的底线,尤其是在中国台湾省的问题上。然而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对此采取了极为审慎、克制且深思熟虑的应对方式。这些挑衅行为恰恰反映出,西方不愿看到中国实现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近期日本首相涉台言论等动向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我们相信,中国的政策是高度审慎的,其根基在于由中国最高层政府与政党所制定的外交战略。
观察者网:那么根据您的解释,“更不具优势”具体意味着什么?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或许调查作者使用的这个术语并非最佳表述。它的含义是,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些国家更不倾向于选择军事手段。当然,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家利益,每个国家的领导层都有责任捍卫本国、本民族的国家利益。因此,如果像弗拉基米尔·普京所认为的、俄罗斯在2022年所面临的情况那样,外交途径已完全穷尽,那么就可能出现从外交解决转向军事选项的转变——至少在当前这次冲突中是如此。
俄罗斯专家认为,中国不愿意跨越外交与军事选项之间的那条界线,并且目前也不存在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所以,“更不具优势”在我看来,或许用“更不倾向于采取军事解决方案”是更合适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未来在外交上真的别无选择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国家不会去用军事手段捍卫自身的国家利益。
观察者网:您在报告中写道,“可以说,当前的贸易与经济联系体系、军事与政治约束,比其创建者当初预想的更具韧性。”从插入的两张图表——《世界各国债务水平》和《2024年被迫国内流离失所情况》来看,俄罗斯的数据表现非常积极。这是否表明您对俄罗斯的韧性持乐观态度?如果是,您认为俄罗斯在面对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时,其韧性的主要方面体现在哪里?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是的,我们也看到,幸运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或者说至少在几个月前,俄罗斯经济状况良好。这令人意外,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曾认为俄罗斯经济会在战争开始后崩溃,或是在西方实施制裁后崩溃。但幸运的是,这并未发生。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喜的结果,因为俄罗斯国内也有许多人曾对我们经济将如何应对军事压力、增加的军费开支以及制裁,感到某种程度的担忧。
从我个人观点出发,多年来,俄罗斯的金融与经济体系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因此,俄罗斯的金融精英甚至比华尔街的新自由主义者、比美国的自由派更为新自由主义。他们对实体经济、对真正的工农业、对商品和服务的实际生产的关注,远低于对金融部门、对货币措施等等的关注。这种思路的基础,或许在于俄罗斯从石油和天然气中获得了巨额利润。关键在于,我们可以购买一切,因此许多东西没有必要在国内生产。正是这种货币主义的思路,加上油气出口带来的巨额利润,导致了我们对发展工业部门的关注不足——而这正是军事冲突初期所面临的问题。
但幸运的是,经济结构得到了非常迅速的调整。国家给予实体经济部门巨大的支持,当然,这主要集中在国防工业,但国防工业产生了向民用工业的溢出效应。我们在这三年中也看到,工业生产的发展,所有这些数字都在增长。
为更高效利用资源执行“战时经济”,普京启用了经济学家别洛乌索夫为国防部长
因此,总体而言,经济的反应是良好的。对我而言,先生,对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好结果。原因或许在于,这是三十年来,在长期的新自由主义货币政策之后,我们第一次开始大规模投资于实体工业和实际生产。这就是其内在逻辑。
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个人也感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经济学中有一个特殊术语,即来自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教授的“军事凯恩斯主义”。其核心观点是,在军事压力下,通过对国防工业进行巨额投资,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任何国家的经济都可能获得高速发展。但关键问题在于,在面临大规模军事回应和制裁的环境下,这种高速发展能持续多久。
过去半年我们看到通货膨胀开始抬头。一些数据显示,当前的经济指标已不如一两年前那样积极。因此,或许眼下我们的政府和经济学界正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在这种环境下实现持续发展?投资资金从何而来?如何应对通货膨胀?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问题?
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另一个令人意外的问题是,当开始大规模投资实体工业和制造业时,随着许多商品产量的扩大,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例如,一家原本雇佣100名工人的工厂,在接到国家要求增产十倍并获拨相应资金后,可能需要1000甚至10000名工人。这就是我们在经济军事化转型初期面临的难题之一——符合工业生产所需的高素质劳动力并不充足。
与此同时,一个积极的信号是,许多工业领域的工资水平出现了显著增长。当然,具体涨幅因行业和工厂而异,但统计数据显示整体工资在上涨。然而,随着通胀开始加剧,我们看到工业部门工人的工资增速正在放缓。
因此,在过去半年里,在军事开支和制裁的双重压力下,如何继续发展我们的经济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但回顾来看,至少截至半年前甚至现在,俄罗斯经济及其战略对军事局势挑战的应对——我再次强调——出乎意料地良好。
俄罗斯通胀依旧高企Trading Economics
观察者网:许多中国学者在战事的第一年、以及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周年节点到访俄罗斯,发现俄罗斯经济确实在增长,而且增速实际上相当快。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是的。在俄罗斯,我们采用多种方法来统计经济数据,国家统计机构也在不断改进其统计方法。应该说,经济增长确实存在,但并非如此高速,但目前确实呈现增长态势。
对于2025年,一些预测显示增长率可能约为1%至2%。我再次强调,这与当前的不确定性有关,包括通货膨胀上升等因素。此外,还有另一个不确定点:我们的中央银行利率非常高。此前为了抑制通胀,利率一度升至20%以上,甚至达到23%的水平,这确实极高。目前利率已有所下降,大约在16%左右,但这仍然处于高位。
这是一项货币调控措施,但在俄罗斯舆论和经济领域内,也引发了不同的看法。高利率或许对抑制通胀有用——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它同时也对投资,尤其是私人投资构成了障碍。如果银行利率高达20%,甚至16%,对投资者和产业界来说,寻找用于发展的私人投资资金仍然非常困难,因为国家无法支持所有方面。过去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大规模的国家投资。
然而,在当前高利率的环境下,至少有一些经济专家认为,俄罗斯的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即实体商品的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因私人投资的不足而面临问题。
观察者网:特朗普在全球秩序和国内治理方面引发的剧变,在美国国内被一些人誉为"第二次美国革命"。但您在报告中将其描述为"半生不熟的革命"(half-baked revolution),这个视角很有意思,能否请您详细阐述一下?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是的,很明显,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进入第二任期,我们看到美国在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立场上的根本性转变。这也证实了我回答上一个问题时提到的观点: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规则与限制已不复存在,每个国家几乎可以动用一切手段来推进和捍卫其国家利益。
对于特朗普如何定义美国国家利益,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但他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商业利益上。他认为,在全球推广民主(按美国理解的民主),以及在欧洲、亚洲乃至世界各地支持盟友,并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因为这种模式代价极其高昂。在特朗普看来,这些用于支持盟友和推广民主的支出,其效果是值得怀疑的。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种逻辑上部分认同他。
因此,他重新调整了美国外交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这些基本方略。我们从关税壁垒中看到了这一点,从特朗普与其欧洲盟友之间至少存在的裂痕中看到了这一点,也从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分歧中看到了这一点。
特朗普的逻辑在于,他认为所有其他国家都依赖于美国,且这些国家都因美国而获利,这对美国不公平。当然,这只是他对美国国家利益如何理解的主观看法。我们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我看到许多国家强烈反对这种做法,因为特朗普对许多国家——无论盟友与否——都加征了关税。但这确实是一种根本性的改变,正因如此,我们称其为一场革命或“半生不熟的革命”。
此外,就我个人看来,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全球政策中有两条主线,它们或许并非严格关联。一条是关税政策,旨在捍卫美国竞争力。我们看到特朗普对世界上许多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也看到一些国家决定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同时看到,中美谈判在如何解决特朗普新加征关税等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果。
这是他政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与和平斡旋有关,因为特朗普同样基于这种商业逻辑,认为在全球支持战争代价高昂,而这曾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理念。因此,他正在尝试斡旋——或许你会称之为"交易艺术"——他尝试在朝鲜问题上、在俄乌冲突上进行斡旋。目前尚不清楚他是否成功,但至少他正在尝试。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外交手段,或许比他的前任们更倾向于使用外交途径,而非军事选项。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在外交上更倾向对话与谈判,但与此同时,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却推行这种咄咄逼人的关税政策。
但特朗普认为,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支持战争对美国而言同样成本高昂且效益低下。基于这一逻辑,他开始了他的和平斡旋行动。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和平斡旋领域的所有活动:至少目前,他成功阻止了加沙与以色列之间的公开敌对行动和冲突。在其他一些案例中,他也在尽力为乌克兰冲突寻找解决方案。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这种做法,首先,那些对美国预算而言低效且代价高昂的冒险行动应当被停止。
特朗普和平斡旋的另一关键点,在于他切实认识到核威慑的重要性。从乌克兰冲突中可观察到一个结果或教训是:核威慑曾是20世纪全球安全的重要支柱之一,如今却正在消退。观察介入乌克兰冲突的欧洲国家(如英国、欧盟国家等)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行为,似乎它们完全无视俄罗斯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它们逐步越过所谓“红线”,日益直接地卷入冲突,且深信俄罗斯绝不会动用核武。
因此,核威慑因素正变得模糊并趋于失效。冷战时期的规则之一正是避免与苏联、美国、中国这类核大国开战,因为核反击的可能性构成了有效制约。这种核威慑曾阻止过苏联的对手,而如今它正在消散——特朗普对此显然有清晰认识。
人们或许记得约半年前那次引起争议的事件:他在白宫首次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曾警告,称其政策正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可能引发核战争风险。由此可见,特朗普对核威慑因素理解相当深入。其逻辑在于:不应将核大国逼入绝境,以致它们不得不考虑使用核选项。正是基于这两方面——为美国预算停止无效军费开支,以及恢复核威慑的作用——特朗普在乌克兰冲突上展开了积极的和平斡旋。
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与到访白宫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媒体前爆发激烈争吵,泽连斯基提前离开白宫。
实际上,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努力尚未取得成果,但谈判的空间已被大幅打开。通过俄罗斯社交媒体可见,许多普通民众当时曾支持特朗普关于停止战争的倡议。因为在初期,人们曾怀抱很大希望,认为特朗普或许能成功结束冲突,并为俄乌双方找到保全颜面的解决方案。
这一观察角度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确实存在巨大的期待。我并非唯一持此观点者,但我提出了一个新术语,叫“特朗普春天”,类比过去“阿拉伯之春”所象征的新希望,即人们相信变革即将来临。
在此意义上,俄罗斯的民意可能与中国等许多国家截然不同。中国民众对特朗普的看法可能偏负面,尽管目前中美已经通过谈判对关税等问题进行了对话和管控,印度与欧洲对特朗普的舆论也类似。各国民意调查显示对特朗普的评价大多负面,仅少数例外。以色列是其中之一,这可以理解,因为特朗普支持以色列,但同时他也向以方施压,要求其寻求妥协以停止加沙冲突。此外,在俄罗斯,至少有一部分人支持特朗普,因为情况有所不同:特朗普未对俄施加新关税,虽维持制裁但未涉及关税手段。
另一方面,特朗普为推动俄罗斯的和平选项付出努力,这在俄罗斯部分民众中相当受欢迎。从社交媒体普通用户的反应中可见一斑。因此,俄罗斯的公众舆论可能与中国不同:对俄罗斯民众而言,特朗普并非完全负面的人物。对很多人来说,他甚至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因为他推动(或至少提议)了一个可能保全双方颜面的和平方案,这一点很重要。当时确实存在巨大的希望,而“特朗普春天”的魅力正源于这种新的期待——至少在半年之前是这样。
然而,这一希望在最近几个月迅速消退,因为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和平倡议未能成功。他对泽连斯基的批评、对北约的质疑以及对欧洲盟友的强硬态度,使许多人意识到他的“和平努力”可能更多出于国内政治与经济算计,而非真正的国际主义愿景。
因此,“特朗普春天”如今看来更像一种短暂的政治现象,也许我们也不应过高估计这种积极反应,但至少存在一些积极的看法,而且在弗拉基米尔·普京与唐纳德·特朗普的阿拉斯加峰会之后,这种看法仍在延续。我曾在瓦尔代网站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将阿拉斯加峰会后的国际关系称为"阿拉斯加体系"。
因为此前我们有过基于二战后规则的雅尔塔体系,而雅尔塔体系的所有限制在21世纪都已消失。但概括来说,特朗普所提出的思路是:对于一些国家,让它们成为美国的对手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更好的选择是设法让它们成为美国的朋友。俄罗斯正是这样的国家之一。我们将在关于乌克兰冲突的谈判中看到这一点。但谈判的议程很广泛,因为两国正在讨论一些共同的经济项目、投资计划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
当然,这种愿景也许只是一种假象。但在最优的解决方案中,未来的国际关系里,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将其命名为"阿拉斯加体系",就像曾经的雅尔塔体系。因为我们看到,特朗普理解核威慑因素以及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他认为与俄罗斯做朋友比做敌人和对手更好。这与美国以往的做法完全不同,也完全不同于英国和欧盟仍然事事指责俄罗斯的立场。
今年8月,普京与特朗普在阿拉斯加见面。
另外,这是我个人的观察:特朗普作为总统,确实试图继续在关税等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但如果我们做个比较,比如对比中国和印度,在我看来,特朗普对印度施加的压力远大于对中国。至少就关税而言,他对巴西施加的压力也大于对中国。我也曾与印度同行和专家交流过。
可以肯定的是,对印度舆论而言,至少有一部分人曾认为:特朗普回来了,这很好,他会向中国施压,这对印度是件好事。当然,这并非印度政府的官方立场,但印度舆论中确实存在类似的想法。结果是,特朗普却开始对印度施压,在我看来,他对印度的压力甚至超过对中国。这背后的逻辑或许与对俄罗斯的情况类似:特朗普看到了核威慑因素(至少是未来的),也看到了中美经济合作的潜力。他现在使用的威胁等手段,可能只是为了达成商业交易。
或许我的观点并不普遍,会有很多人不同意我的看法。然而我观察到,如果比较印度和中国,特朗普确实对印度施加了更多压力。因为他将印度视为经济竞争对手,正如他看待欧盟一样,并在商业和关税问题上对欧盟国家施加了非常强硬的压力。而对于中国,他的视角可能截然不同:当前他确实在对中国施压,但这也许最终只是为了达成某种协议的策略。
但至少对我们俄罗斯而言,我们看到的是特朗普积极的一面:他提出和平倡议、推动经济合作、尊重核威慑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这几乎确定是一种难以实现的幻想——在这种幻象般的国际关系、国际秩序的“阿拉斯加体系”中,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和平友好关系将被视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或许只会将欧盟和印度(特别是印度)视为经济竞争对手。这正是特朗普聚焦于欧盟和印度的原因:他将它们看作未来的竞争对手。而对于俄罗斯,或许未来也包括中国,他的看法则相当不同。
观察者网:很多人认为,印度可以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个很好的“抓手”,对此您的看法是什么?
奥列格·巴拉巴诺夫: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确实是这样。印度过去就是被美国当作遏制中国的工具。但是,特朗普带来了“革命性”变化。特朗普会思考,该选择什么样的地缘政治方案,能够既实现让印度遏制中国的同时,又能让美国在贸易中获利。对他来说,美印关系要完全基于商业逻辑进行计算。
如果印度遏制中国,美国在商业上能得到多少利润?我会说是0美元。那如果印度的商品大规模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要付出多少商业代价?数以百亿计的美元。于是特朗普就拿“0美元”和“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做了一个对比,然后做出了他的决定。
我再重复一下,这只是众多可能选项中的一个,因为特朗普本身就是一个“谜”。全世界的专家都在试图解释他的一系列举动,想为他的种种措施找到某种理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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