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女装大佬司马懿背诵《出师表》气晕诸葛孔明，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借着这个桥段着实火了一把，有统计这一集贡献的话题流量直逼前半部《军事联盟》整部剧集。声讨这一情节的篇篇檄文充盈于各大知名网络社区论坛。

仲达老师身着女装，放低身段自嘲以刺激诸葛亮在京剧《脂粉计》中已经有了鲜活的表达，观察者网小编也撰文介绍过司马宣王和女装不得不说的故事，笔者认为网友们吐槽的内容比剧情本身还要精彩的多，再多的点评也无非是蛇足，仅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司马懿有无可能读到过诸葛亮的《出师表》，本文无意再指摘此剧是否架空了历史，而旨在讨论历史合理想象边界的宽窄度。

《出师表》——带有私密性质的高级公文

表是唐宋之前常见的高级行政公文的文体，是臣子上书言事建言陈情的套路型应用文，是奏章的一种形式。而且从公文体的沿革上看，表应是先秦“书”的一种分疏。秦始皇“书同文”不仅约束了文字的书写体貌，而且系统化了大一统模式下官僚机构的决策传导的文书规范。

虽然“上书”作为惯用语仍然可以表述君臣等级关系的意见表达，但“书”作为公文体例在两汉时期已经下降为一般文人的书信冠称，比如脍炙人口的司马迁的泣血之作《报任安书》，和重度文人病患者曹丕放下王公子弟的身段写给好基友的《与吴质书》等等。

吴秀波大叔这段演的略有些浮夸

对于各类奏章和私人信件的体裁所用问题，笔者见到过各种装x的所谓文献学大家给大家科普某类型的文章属于什么人的，代表写作人的什么身份云云，对此，笔者只有一句话送给读者：别听他们扯淡。比如“表”是否就能某级别官员上书言事的专用体，这是很成问题的。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有的奏章和书信札记的名称都是史官在整理文献的过程中自己后来加上去的。比如《出师表》的内容详载《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出师表》这个名称真正出现是在陈寿的另一部编著《诸葛亮集》中，而《诸葛亮传》的原文是“疏曰……”，也就是说，诸葛亮的《出师表》与同时代华歆的《上止战疏》是同一体例，这就打了无论如何都要区分“表”和“疏”功能性区分的文献学家的脸。

中国古代文学评论执牛耳的人物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章表》中这样说：“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情，议以执异。”刘勰论衡文章特别主张“寻声律而定墨”，但很多时候失之粘滞，对章表的品评就是典型：《出师表》很明显兼有谢恩、陈情和执异三种，章奏表议未必有纯粹单一的主观意向。

那么回到本文的主旨，作为丞相的诸葛亮给后主刘禅的出师表文，有可能被司马懿所读到吗？

从时间上看，此表作于蜀汉建兴五年（公元227年）诸葛决定伐魏之前，而司马懿化身女装大佬列于阵前的时间是建兴十二年的八月，之间相差了七年。也许会有读者判断，在三国那样一个没有微博微信和新媒体时代，七年的时间也足够让一篇经典的表文传遍大江南北了。

诸葛亮被气的仰面倒地

但有一点很关键需要特别点出，从出师表的内容上看，此文高度融合了诸葛得君行道之后对个人际遇的感怀，以及对后主的劝诫，带有较强的私密性，而且作为高级公文奏章，是要通过一系列程序进入秘书郎和观阁令手下存档的，司马懿观表全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此表有诸葛孔明作为臣子的满满的枵腹从公的情怀自不待言，但内容涉及很多蜀汉政治结构间架的指导性意见，不少问题触及后主时代的很多敏感问题，比如有十几处“先帝”之念对刘禅的训规，折射了二人不一般且微妙的君臣关系。

具体来看，“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句明显涉及到李严被处置这一涉及全蜀政局的大案。“宫”与“府”即内廷与外廷政令的通达。此处，诸葛亮隐晦地回应了李严事件：李严和诸葛亮同时作为刘备的托孤重臣，但前者因为开外府屯户江州与成都分陕而治，挑战了原有政治结构的平衡而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诸葛亮以“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语带过加以盖棺，解决了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问题才能为北伐做好铺垫。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这更是涉及到了重大人事安排问题，尤其是“先帝简拔以遗陛下”一句触到了刘备父子政权的先天人力政治资源的构成。刘备作为外来户取代了刘焉刘璋父子成了蜀中益州真正的主人，熟悉蜀汉史的读者都清楚，如何平衡新老权臣是刘备在内政方面夙兴夜寐所要解决的。

而郭攸之、费祎、董允包括向宠为诸葛亮所器重，检寻这几人籍贯，便可知诸葛亮在人事安排的良苦用心：匡扶汉室的法统大旗需要这批非益州土著的外臣来擎举。事实也证明了诸葛亮的先见之明，最后蜀汉败亡之际，嚷嚷着要投降的就是谯周为代表的巴蜀土豪，他们更在乎自己在蜀中几代苦心经营的瓶瓶罐罐，只要能继续给他们发工资，老板姓刘还是姓司马这倒是次要的。

所以说《出师表》绝非“伐魏”二字所能涵盖的，刘氏父子吐哺辍洗，诸葛氏肝脑涂地，六分情怀加四分训导，其中耐人寻味的私密性可以排除此表有公开发表操纵政治舆论的属性。所以说，司马懿想读到《出师表》倒不是完全不可能，只是先需要派高级卧底从蜀国的档案馆里偷出来。

另一点也可以佐证这篇《出师表》在当时的流传状况，即对其文字结构和文学价值的品评无一例外均在晋末，而不见于三国时代，换言之，《出师表》真正大兴于世是两晋尤其是东晋南北朝的玄谈时代。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表”都无法得到即时广泛传播？也未必。

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的《上汉帝表》即是一例。表面上看这是四川广汉人的李朝所作，但在呈上去之前显然是跟官僚系统内的同侪通过气，我们甚至可以推断这是集体创作的结果，而且此表的草稿刘备都很可能已经看过给过指导意见，只不过最后的署名是李朝而已。因为《上汉帝表》本质是“劝进表”，是要大造舆论的，所以《上汉帝表》在存档之前就已经躁动朝野了。

三国时代的讯息传播

不过该电视剧的这个段子引发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三国时代，讯息传播速度能有多快？我们还设想这样一个情景：魏国的高级卧底窃取了诸葛亮的这篇《出师表》，想送到司马懿手上让他背下来，然后穿女装气一下诸葛亮，那么这个卧底应该走什么路线？

笔者前文提到的“公开发表操纵政治舆论的属性”一语算是个小伏笔，因为除了劝进表之外确实还有其他公文需要公开发表造势搞舆论，檄文即是典型，限于篇幅，仅举两例：

青州军檀击鼓相引去，众人以为宜禁止之，不从者讨之。逵以为“方大丧在殡，嗣王未立，宜因而抚之。”乃为作长檄，告所在给其廪食。（《三国志·贾逵传》注引《魏略》）

若维以战克之威，进兵东向，据栎阳积谷之实，放兵收降，招纳羌胡，东争关陇，传檄四郡，此我之所恶也。（《三国志·陈泰传》）

檄文所带有的特殊的舆论传播属性，散播之快很多时候超过现代人的想象，第一例是描述了曹操死后青州兵的哗变和曹氏政权的无奈应举，用了最快的下达途径，即传檄给沿街遭遇哗变的士兵的地方官员，要求给他们“散伙费”，好聚好散。

第二例是姜维和魏国的西北战区的关陇地争相招纳羌人，由于之前和羌人过从甚密的马超降蜀和姜维的天水背景，显然蜀国的笼络性质的檄文效率更高。

老版《三国演义》曹操被陈琳的讨曹檄文气的头疼病发作

所以说，假如诸葛亮传檄讨魏，司马懿快则只需四五日便可知道檄文内容，因为青州兵从听闻曹操死讯后哗变到散弥也不到三日，宣王穿着女装读着檄文气诸葛亮倒是很合理的推断。老版三国电视剧就有曹操在灭掉袁绍之后命人诵读陈琳骂曹檄文的桥段，设计十分合理。

因为檄文的主要目的就是用来声讨和揭发对方罪行的文书，时效性要特别强，这边厢徐敬业一起兵，那边厢女皇武曌就已经读到大才子骆宾王的《讨武曌檄》了，并夸赞他写得很好。设想男装大佬武则天在阵前念诵这篇檄文羞辱骆才子，最后再加一句“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笔者估计小骆吐出来的血比武侯要多三倍。

此外，还有露布和公告，传播速度也足可以和檄文相媲美：

后毋丘俭、文钦反，遣使诣诞，招呼豫州士民。诞斩其使，露布天下，令知俭、钦凶逆。（《三国志·诸葛诞传》）

诸葛诞在淮南三叛中的第二叛中充当了司马氏的帮凶，露布天下声讨毋丘俭、文钦，这时的他也许还没想到，第三叛轮到他自己的时候成了露布的靶子。

东汉这个朝代特殊的社会氛围——图谶的流行也和社会信息的传播模式胼手抵足，各种童谣和民间诽谤妖言会以指数级别散播，对此怒杀于吉的孙策恐怕深有体会。不过这些民间渠道给“月旦评”的名士们提供了极大的信息传播渠道。

月旦评能搅动三国豪杰名士的交友圈，本质上也体现出皇权的衰落和基层社会治理的瘫痪，只能靠着比如汝南等地的超高级大V（许氏兄弟）的定期举行的风评，来堵上察举和征辟失效的真空。《三国会要》记载月旦风评仅月余就可以从辽东传到巴蜀，在那个尚未形成邸报的年代已经算很快了。

《军师联盟》也出现过月旦评的场景

再谈论一下卧底行走的路线问题。三国鼎足之势形成之后虽然各方之间都有交战，但官方书信的往来却没有断绝。诸葛亮和诸葛瑾虽然各为其主，但兄弟二人书信往来目前有几封存世，刘备力求和曹丕修好的书信往来，孙权向曹丕称臣的书信往来的大致内容依然可考。

那么魏蜀两国处在战争状态时，魏国的高级卧底窃取了《出师表》要又快又安全地带回魏国，走什么路线？

首先说明魏蜀吴三国境内都有较为发达的驿站，以魏国最盛：

师专权用势，赏罚自由，闻臣等举众，必下诏禁绝关津，使驿书不通，擅复征调，有所收捕。（《三国志·毋丘俭传》）

景元二年，襄阳太守表吴贼邓由等欲来归化，当因此震荡江表。基疑其作，驰驿陈状。（《三国志·王基传》）

在平原地带，魏国的驿站讯息传递可以每日夜六百里加急送达，应该说是很快了。但跨国的驿站之间在战争状态下能否保持畅通就是个问题了。

我们不妨先问这样一个问题：魏蜀之间多有交战，双方各有降将投奔敌方，比如黄权降魏，夏侯霸奔蜀等等，这些“叛徒”是走什么路到达对方阵营的？

笔者这里以韩冉使魏为例探讨一番。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的引注有这样一则记载：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魏书》

曹操死了之后，刘备遣使向曹丕修好。此处先要搞清楚几个时间关系，曹操的死亡日期是建安二十五年一月，曹丕称帝是同一年的十月，刘备称帝是第二年的四月。下面这则史料也很重要：

备遣军谋掾韩冉齎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典略》

韩冉受命使魏，很明显把上庸作为一个中转站，而且到达上庸之后说自己病了，不能亲自前往洛阳，托付给了另外一个人送信求好。

东三郡（西城、上庸、房陵所在的位置）是三国鼎足之后的敏感地带

上庸这个地方正是魏蜀两国拉锯战的敏感地点，韩冉到达上庸时，当地的最高地方官员不是别人，正是孟达，而孟达恰好在几个月前刚刚降魏，这就很耐人寻味了。承载着重大外交使命的韩冉选择在刚刚投降的“叛徒”孟达那里停留了下来，孟达的立场是很值得研究的。

联想到孟达在关羽败后一直私拥部曲在上庸自重，期间和诸葛亮有多封书信往来，随即再发生叛乱，被司马懿以闪电战奇袭歼灭，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上庸这个地方正是魏蜀两国的缓冲地带。

当然韩冉还可能有另一条路走，那就是北上汉中，然后越过申仪把守的魏兴郡再往东到达上庸，不过这条路不但路途遥远，而且申仪作为完全的异己力量，可不像孟达那样可以给他提供保护和歇脚。

另一条史料可以佐证以上庸为代表的东三郡作为魏蜀吴三国缓冲地带的作用。

《三国志·蜀书·许靖传》记载黄初四年魏国司空王朗的一封信，内有“道初开通”之语。有理由相信，这条路就是魏蜀两国官私共用的通道，有了这条路，二十多年没联系的老朋友王朗和许靖才第一次有了书信来往，这条路，就是秭归——房陵道永安——上庸，黄权降魏走的是这条路，夏侯霸降蜀走的也是这条路，韩冉使魏还是用的这条路。

虽然秭归在蜀吴夷陵之战中几次三番易手，但从永安沿大宁河谷越过乌云顶直达上庸这条路，不管被哪一方占据，都未能形成固守的局面。

韩冉大致的行走路线（现代版）：从成都出发东到秭归，再到北上房县

所以，窃取《出师表》的卧底如果想归魏，最安全的路线就是秭归——上庸的这条“地下交通线”，当然北上汉中出川洛看起来距离更近，但由于此地是军事前线，突破关隘需要孤注一掷铤而走险的勇气。

结语

东晋时代才大行于世的《出师表》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自不待言，它在编纂学意义上的位置也要等到唐初《隋书·经籍志》付梓之后才得到确切的安排，但《虎啸龙吟》的编剧已经迫不及待用宣王的嘴口吐莲花映照武侯喷出的老血，实在是过于急吼吼了。

陈寿的《三国志》下笔极为谨慎，遇到事实抵牾之处或者地理状况不清楚的地方，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笔仗官司，一般皆弃之不用。这虽然导致了史料过简的毛病，但《三国志》却是古今史学界公认的“良史”，这一点比起后来的《元史》、《明史》这种到处瞎抄民间笔记的所谓正史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不过在此我们还是要感谢如此惜墨的陈老师（后世给他打补丁的比如裴松之要开骂了）在《诸葛亮传》中完全辑出了这篇《出师表》，为华夏文坛的宝库中增添了一颗无比璀璨的明珠，是绝对有功于后世的。正因为陈寿的杰出工作，此篇才能入选南朝昭明太子的《文选》——成了四书五经诞生之前的科举考试的必考篇目。

昭明太子《文选》，唐宋时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

同样地，李斯的“赋之开山祖”的地位完全得益于太史公的董狐直笔，他录下了李斯的《谏逐客书》（此文仅见于《史记》），否则骈文鼻祖的帽子要被扣在谁的头上这就不好说了。

笔者在此特别拿《谏逐客书》举例，其实也无非想吹捧一下古代尤其是前四史时代的史官的贡献，因为这直接涉及到以《出师表》为代表的宫廷公文的传播问题。

经学史家的强烈共识是“六经皆史”。在宗教背景淡薄的华夏传统中，史官部分地承担了正统教会和宪法法院在西方的使命。史学负有伸张正义、维护国民道德和信仰的特殊任务。

笔者判断，前四史时代不但“六经皆史”，而且“诸文皆史”。公文奏章、私人书札信件的整理传播很大一部分都是依托职业史官。陈寿在蜀汉时曾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整理宫廷内外的各种文献是他的职业所在——他就是三国时代的班固（头衔和班固几乎一模一样）。

不过最后要顺带再提一句，蜀汉灭亡之后，陈寿不得不重新开始找工作，他向新老板司马氏求职，当时用的ppt《诸葛亮集》后来散佚太多，只流传下来一部分，不得不说这是华夏文史界的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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