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另一个赛场上的孙杨,依然可以拿到比赛的“金牌”

来源:观察者网

2019-11-19 08:03

潘攻愚

潘攻愚作者

独立撰稿人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北京时间11月16日凌晨三点,备受瞩目的孙杨听证会在瑞士蒙特勒顺利结束,孙杨完成了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次“赛道冲刺”。已经身经百战的孙杨,在泳池内并非没有经历过痛失金牌的遗憾,但次一级高的领奖台依然算是某种程度的弥补。但这一次的比赛只有两种结果:金牌和零。这个“零”的残酷性在于,它直接可以决定孙杨以一种很不完美的姿态宣告职业生涯的结束,因为一旦失败,他面临的是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要求的2-8年的禁赛期。

整个听证会冗长熬人,总共用时将近13个小时,这个时长差不多相当于孙杨完成了54个1500米比赛,从2018年9月4日那个所谓暴力抗检的“风波之夜”开始算,也已经有14个月了。近十年来孙杨在泳道内所向披靡,世锦赛、奥运会国内大大小小的比赛见的多了,但是这次在瑞士,他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赛场新人,对手则是故意以冷冰冰执法机器示人的WADA。

会议的地点设在瑞士蒙特勒费尔蒙特莱蒙特勒宫酒店的会议中心,一个风景旖旎的湖边酒店,而不是按照惯例放在逼仄的议事会厅,作为35年来第二次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公开听证会,举办方展现了应有的重视。

听证会一开始,孙杨满面春风走进会场(@视觉中国)

孙杨所谓“暴力抗检”的来龙去脉

国内不少媒体在聚焦此次听证会之前,出于专业的需要,应该必须通读今年1月3日国际泳联(FINA)听证会仲裁报告。这次仲裁会的最终结论是得到FINA和负责给孙杨采集尿样血样的IDTM公司以及孙杨三方同意的。只有把这份冗长琐碎的报告细读一遍,才能更好地理解上周五听证会双方律师的控辩思路。

2018年9月4日,FINA授权ITDM要在孙杨的家里进行“飞行药检”,即赛外样本收集任务(OOC)。双方约好的是时间是晚上10点到11点之间。

晚上11点左右,孙杨到家,和执行OOC任务的人员见了面。这些人都是谁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主检官DCO,一个是血液收集助理BCA,一个是兴奋剂控制助理DCA。如果我们能还原当时的场景,就会发现孙杨见到他们的时候,脸上肯定是很不高兴的。

因为这个DCO在2017年被提拔之前就是个DCA,当时就负责过一次孙杨的药检问题,双方闹得很不愉快,换言之,2017年孙杨就质疑过她的专业性。遗憾的是,这个DCO在FINA今年1月的听证会上强烈要求隐去自己的名字,所以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有趣的是,这个DCO带来的这个DCA也刚刚升级成为了DCO,而且都是同一个老师带出来的,名叫Simones)。

通过1月份听证会的报告,我们得知以下信息:

1 BCA和DCA(负责尿检和血检)着装没有符合ITDM的规定,血检官还穿着超短裙;

2 尿液采集助理DCA名叫Huangfen Lin,很明显是个中国人,是他开着车带着另外两个人来到住所的,而且他着装也很不规范,穿着拖鞋短裤,在门口等孙杨的时候,他还在孙杨家外面各种拍照,按照他们团队的说法,是要把照片传给ITDM,说大家开车到了目的地,没有旷工。

Huangfen Lin是DCO的老乡(由此可以判断这个DCO也是个中国人),还是高中同学,是搞建筑的,至于平时是不是主要负责搬砖就不知道了。Huangfen Lin等了一会发现来的人居然是游泳明星孙杨,立刻表现得非常热情:“孙杨,我是你的粉丝,咱俩合个影吧。”

通过Lin的陈述,我们可以推断他在开车途中DCO没有告诉他到底谁做药检,所以他才可能表现得如此惊喜。无论如何,孙杨看到这三个人的时候,第一感觉肯定是“你们太不专业了”。

当然了,孙杨也不能因为对方穿的不专业,打招呼的方式不专业,以及之前和DCO曾有过节就拒绝药检。真正让孙杨愤怒的,是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没有按照程序拿出应有的身份证明。

通读整个仲裁书,我们发现DCO随身携带的证明还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其助理DCA和BCA却只能拿复印件或者未有ITDM公司的授权,这引起了孙杨的警觉。双方在争执的过程中,BCA在晚上11点半左右还是完成了对孙杨的采血。

队医巴震也出庭作证

如果事情到此结束,这顶多就是一件很不愉快的飞行药检,但是由于药检程序表还要队医签字,孙杨的队医巴震在赶来的路上一再提醒孙杨,要注意对方的药检资质问题,游泳队领队程浩也认为,如果不能完全确认对方的药检身份资格,整个过程是无效的。

于是孙杨团队在继续和DCO沟通无果的情况下,找来一个保安砸碎了已经采集好的血液样本,并且当着DCO的面撕碎了药检程序表格。CDO一看这个情况,向ITDM的上司Tudor Popa汇报了情况,说无法拿到应有的血液和尿液样本,药检失败,悻悻离开。

所以说,不管西方媒体如何渲染孙杨暴力抗检,但此事围绕的恰恰是西方人念兹在兹的所谓“程序正义”,程序不正义则结果不正义,你无法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我怎么能把药检这么重大的事情当儿戏?如果不破坏血样而被你们这群资质不明的人带走,如何保证血样不被你们做手脚呢?

DCO的行事逻辑是,两个助理都是我带来的,我拿到了ITDM的合法授权就可以了,但孙杨团队认为,这三个人分别都必须有独立的合法授权。今年年初,FINA内部的听证会,就是围绕这个事情展开,结果FINA裁定(这裁定是泳联内部的事情,不涉及WADA),虽然孙杨不能完全无过错,但可以免责。

事情如果到此就结束了,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听证会了。谁曾料想,ITDM向WADA打了小报告,WADA觉得这是一个给孙杨穿小鞋的好机会,一纸诉状要将孙杨和FINA告上瑞士体育总裁法庭,认为孙杨违规抗检,FINA包庇孙杨,也有错。

通过上述对整个过程的简单描述,我们明白为何孙杨特意要求此次听证会要公开进行直播,信心满满,IDTM药检官程序违规无可置疑,且FINA内部裁定书也有利于自己。

语言的“巴别塔”

听证会的公告显示,孙杨的律师团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瑞士日内瓦的Bonnard Lawson律师事务所,一个是英国伦敦的XXIV Old Buildings律师事务所,还有个是北境蓝鹏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张起淮就是这家事务所的合伙人。

听证会最开始的陈述环节尤其关键,给孙杨掌舵的,是XXIV Old Buildings的伊安•梅金(Ian Meakin)律师,今年53岁的他在体育诉讼领域摸爬滚打了20多年,胜率很高。

左一是孙杨的律师伊安·梅金(Ian Meakin)@视觉中国

而WADA派出的律师方阵是来自科罗拉多泉的布里安·卡弗律师事务所(Bryan Cave Leighton Paisner LLP),来头也不小,打头阵的是著名老体育讼棍雷切纳(Brent E. Rychener),他们都是WADA的长期合作伙伴。

雷切纳在仲裁法庭上是孙杨的主要对手之一

容光焕发西装革履走进听证会的孙杨满面春风,但听证会一开始就不断皱紧眉头苦笑。原因是负责同声翻译的人员水平太差了,控辩双方都无法完全理解翻译的内容。

笔者前25分钟听下来,也为孙杨捏一把汗,因为一开始翻译就漏翻了孙杨至少50%的内容。后来则越来越离谱,听到的几个明显错误:

1 把反兴奋剂翻译成了anti-medicine,贻笑大方了,可见她不熟悉最基本的体育术语;

2 把200次药检翻译成了200毫升,对方律师雷切纳听了都震惊了;

3 对方律师要求孙杨把之前的口述状翻到第9页第二段,她翻译成了第19页,孙杨也不得不打断她:你翻错了,他说的是第9页,孙杨之前曾经在赛后嘲讽过拒绝和他握手的对手“I win,you are a loser”,他其实也是懂一些英语的;

4 至于药检过程最基础的细节,比如砸碎血检样本,如何反驳CDO资质等关键问题上,完全无法精确传达孙杨的意思。

现场的“吃瓜群众”看不下去了,有一名男子主动请缨当孙杨的翻译,最后被轰了下去,是整个听证会相当有趣的一个花絮。

孙杨的辩护律师梅金见状,也向法官抱怨翻译太差,影响了听证会进程。

午休之后,孙杨团队决定更换翻译。

笔者发现,就翻译问题最近网上出现了很多“阴谋论”,其实这是站不住脚的,听证会一开始的女翻译是孙杨团队的选择,这一点仲裁法庭后来也特别指出。而且《纽约时报》也煽风点火把翻译是孙杨选择的这个“select”这个词重点加粗了。

CAS说他们无权决定当事人的翻译选择

并且,午休后换的翻译名叫Ying Cui,她是WADA的工作人员,笔者也在WADA主页上查到了她的信息,也就是说,孙杨后半程用了一个“敌对方”的工作人员当翻译,并且翻译形式由同声翻译变成交互翻译。

孙杨的母亲杨明(左)和新更换的翻译Ying Cui

在如此重大关键的听证会上如果无法保证话语传达的质量,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每一句证词是否精确翻译,哪怕是两个形容词较为微弱的语气差异,或者连带出来的语义的二级延伸,都会影响听证仲裁的判决。四百多年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推断,未来法庭上控辩双方的所有话语都应该用计算机用的那种“机器语”,要完全消除任何语义的模糊性,保证百分百的明晰准确。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孙杨团队工作百密一疏,没有在翻译环节上做足功课,其实这件事情本质上反映出的则是“英语霸权”问题。

孙杨的律师也抱怨翻译太差

无论再优秀的运动员,一旦被裁判员投诉违规,他一定是处在绝对弱势地位的,而中国的运动员在国际体育法庭上,面前是一座岿然耸立的“语言巴别塔”,不得不遭受潜在的语义陷阱的考验。

仲裁法庭(CAS)官方网站只有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选择,对绝大多数的中国运动员来说,他们甚至无法自助查阅最基本的发布信息和新闻,体坛风平浪静的时候,语言隔阂这张细密的网隐而不彰,但一有风吹草动,它便跃出水面,很多时候让人无可奈何。

对最终结果应保持足够的乐观

听证会结束了,什么时候出结果呢?总裁法庭的官方文件说“no precise time”(没有精确时间):

仲裁小组由三个人组成,他们将决定孙杨的命运:

仲裁小组主席法拉蒂尼,另外两个一个是WADA的人苏比奥托,以及孙杨委托的,国际泳联同意的律师桑兹(Sands)。

考虑最坏的打算,孙杨也还有向最高法院上诉的机会。

法庭主席法拉蒂尼(Franco Frattini)也将是裁决孙杨案的小组的组长(@东方IC)

最后结案陈述的时候,孙杨慷慨陈词,是整个听证会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孙杨把天下“苦WADA久矣”的情绪表达得淋漓尽致,认为他们没有做到公正公平,不但无视正常愿意配合的清白运动员的正当权益,而且由于药检的种种不合规的颟顸程序,屡屡让有嗑药嫌疑的运动员逃脱惩罚。所以孙杨是以一个运动员联合体代表人的身份质问:如何保证运动员在药检中的合法权利?包括隐私权肖像权等等。

而且孙杨坚决要求公开听证会,目的之一就是要把2018年9月4日药检的种种滑稽场面大白于天下。IDTM这家有着浓重制药公司背景的飞行药检承担者成立于1992年,总部在斯德哥尔摩,比WADA大7岁,现在稳坐WADA被转包的头号私企的宝座,他们治下的药检官背景复杂,除了这次的建筑工作者和司机,不排除还有厨子、理发师或者相声演员临时被叫去给运动员采尿采血的可能,药检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被严重践踏了。

结语  躲在阴暗角落偷笑的人  

行文至此,本来就可以收笔了,但还有一件事不吐不快。当大家都在关心听证会具体过程,计算孙杨最后诉讼获胜可能性的时候,有一群人很可能躲在阴暗角落里偷笑,他们是谁呢?不是别人,就是英国老牌的报业集团的老大——《泰晤士报》。

很多人都忽略了,到底是谁首先炒作孙杨暴力抗检的?就是这家媒体。

查阅WADA“反兴奋剂数据保护政策”(ANTI-DOPING DATA PROTECTION POLICY),《泰晤士报》明显违反了第6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

他们在事件发生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披露了孙杨药检的细节,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你把话筒塞到《泰晤士报》主编嘴里,他说不定很是得意洋洋:“我们有内线。”

《泰晤士报》以违反新闻伦理的方式展现了WADA隐私保护条例是如何废纸化的,虽然有点以暴制暴的意味,但他们没有受到哪怕一点谴责和惩罚,反而有舆论阵线英雄的感觉。

君不见,2016年里约奥运会之后,一个名叫“奇幻熊”(fancy bear)的黑客组织黑掉了WADA的数据库,把WADA内部各种见不得人的操作公布于众的时候,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怒不可遏,谴责黑客扰乱了正常的国际体育界药检秩序。但这次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哪怕稍微质疑一下 《泰晤士报》这么做是否合理合法,难道就因为受害人是孙杨?

责任编辑:武守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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