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攻愚】

7月14日，在特朗普公布的结束香港优惠待遇总体行政令中，我们赫然发现一个学术界殿堂级的国际教育交流项目——富布赖特交流项目（Fulbright exchange program）被中止了。

该来的总会来，只是到来的时机有些让人诧异。此行政令签署之后，海外很多知名的主流媒体都纷纷梳理富布赖特项目被特朗普砍掉背后的因果逻辑链条，其中大多数会把此事的背景调查上溯到今年年初在华“和平队”的撤退，以及美国对中国赴美留学生签证之审查机制的一系列变化。的确，考虑到上半年中美关系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教育交流渠道持续收窄，和中美开放学术合作平台空间逐渐变得逼仄的大背景，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被砍无疑是顺势而为，“情理”之中。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网上的富布赖特项目同学会

此项目在7月中旬“官宣死亡”还是让人有点诧异，也是因为它在过去四十年的中美教育交流史的存在感非常之高，完全有资格在美国白宫的总统政令发布平台上单独成章成段，而不应该混迹在美国所谓的结束香港最优惠待遇一揽子孟浪且无理的措施中。这一点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中也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他们提到富布赖特交流项目时往往喜欢在前面加一个定语——“flagship”（旗舰型），换言之，它是中美高端学术交流领域“皇冠上的明珠”，这颗明珠以如此黯淡的方式谢幕，不免让外交教育界的业内人士感到唏嘘。

论及这个项目本身，有太多有趣的“似是而非”：它成为中美教育合作窗口的时间看起来似乎比较短，但又很长；具体参与到交流项目的学者看起来很有限，但波及面却又如此之广；它看起来是搭建了一个教育、学术和文化互动的平台，却比其它同类型的中美合作项目承担着更为繁重的外交任务，总的来说，我们的确还需要了解一下该项目的前世与今生。

比庚子赔款还让国人屈辱的富布赖特项目

1945年9月，刚满40岁的年轻的阿肯色州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在美国国会中发起了一份提案，该提案立刻引起了刚刚走马上任不到半年的新总统杜鲁门的兴趣。彼时二战刚刚结束，世界各地战场上的硝烟味还没有完全散去，作为反法西斯战线之中流砥柱的美国，在远东和欧洲各地都还有大批的军用物资和不动产等待扫尾处理。按照美国军方和政府最初的想法，这批遗留的二战物资应该就地变卖，或者占地收租，钱充国库。

阿肯色州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作为他的老乡，1995年出席了他的高规格葬礼

但参议员富布赖特想了一个妙招，何不把变卖遗留战争物资的钱作为储备资金，或者成立一个基金会，资助美国与战争物资买方搞一个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事后证明富布赖特的这个策略非常有先见之明，当然这也和他接受过留欧国际交流项目的教育背景有关，而且美国在一战后的比利时也出台过类似的政策，即以战争遗留物资变现促教育合作。

一年后的八月一日，杜鲁门在一片欢呼声中签署了《富布赖特法案》，该法案呱呱坠地之时，距离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出生还不满两个月。

《富布赖特法案》之所以引发美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好评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它不占据国会拨款，全靠海外战略物资拍卖作为供给，没有僧多粥少之虞，而且还免去了军方核算审计的一部分麻烦；其次，该法案规定国际教育合作不能占用美国国内教育任何额外的资源，且对参与国货币信贷有额度限制，去到他国交流的美国学者食宿全包，但去美国交流的学者要自己掏一部分生活费，目的就是保证美国在全球教育系统中的优越感。

或许让参议员富布赖特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有关该项目实施的第一个政府间协议来自中国。中国是二战“反法西斯”战线中亚太战区美国的头号盟友，而且在战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流露出较为强烈的亲美意愿，以及美国在华遗留下大批军用物资确实需要进一步处置，这都是富布赖特在华落地生根的重要大背景。

行文至此，笔者突然想起著名谍战类电视剧《潜伏》中有一个桥段，军统天津站吴站长打起了飞虎队将军陈纳德坐过的一辆斯蒂庞克牌轿车的主意，其实这辆轿车作为二战军用物资拍卖的钱，应该是可以被纳入到富布赖特学术交流计划中的。

斯蒂旁克牌轿车，拍卖后可以成为富布赖特项目的启动资金

钱是美国人的，但是美国人把钱以各种形式返还一部分，投资到中美教育交流中，让你想起什么？没错，就是庚子赔款。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文化部的官员们，看到富布赖特草案的时候，也下意识地联想到当时已经存在了近40年的庚子赔款项目。

具体处理庚子赔款各项事宜的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其执行秘书任鸿隽在《纽约时报》上看到相关消息时，马上给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打了电话，询问项目的落实情况，但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当1947年11月，《中美富布赖特项目执行协议》白字黑字落实的时候，我们很遗憾地发现该协议处处充满了美国人的傲慢甚至无理：

1. 美国人坚持认为富布赖特项目是属于美国人的钱，拒绝将其归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之下，资金不归中国人管理，而且用于中国教育和科研的领域只有很少一部分；

2. 中国人没有资格成为项目董事会成员，只有咨询委员的资格；

3. 尽管民国外交部强烈要求，但美方依然拒绝将执行机构“美国在华教育基金会”改为“中美在华教育基金会”，没有给中方留任何面子。

更让中方难堪的是，富布赖特计划规定缔约方必须要有两千万美元的准备基金，忙着打内战的国民政府治下的金融系统一塌糊涂，法币汇率极不稳定，通货膨胀严重，导致中方最终连5个人的咨询委员都没有凑齐。

执行协议的签字者是民国著名外交家王世杰，他当时担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写有一手好字，在外蒙古独立以及《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亮眼”的外交成就上留下过自己的墨宝，这一次签《富布赖特项目执行协议》的中方代表依然是他，但毫无底气的王部长无法给出派遣中国学者赴美的承诺，项目落地之后，结果是只能美方派学者赴华，而遴选出的中方学者因为内战和国民政府货币金融体系崩溃未能赴美。

并且，很显然美国的“亲华派”错判了形势，当中美富布赖特项目签字时，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野在北满展开了冬季大反攻，并且在一年之后横扫了白山黑水，紧接着南下瓮中捉鳖和平解放了北平，让富布赖特项目整个在华实施框架变成了一纸具文。

纵览1946-1949年该项目在华的存在图景，我们不能单纯夸张地就认为这是一则“不平等条约”，确实富布赖特本人对这个项目初心也带有某种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但二战胜利之后美国以“教师爷”的心态框定欧亚大陆新秩序的野心，必然导致在人文社科领域交流项目上的霸权思维，给该项目涂抹上了比较浓重的文化“马歇尔计划”色彩。

相对地，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为了争取更多美援，在富布赖特计划的中美博弈中且战且退，退到了连处理庚子赔款权限都不如的程度，但中方4人咨询委员的领头人胡适依然欢呼富布赖特计划给中国带来了“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化理念，并且认为中美高等教育交流可以促进“思想信仰的自由，这是社会变革和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胡适对富布赖特项目的评价，为1949年该计划在中国大陆的戛然而止增添了一个戏剧性的注脚。

麦卡锡主义的反面——作为外交工具的“富布赖特”

前文中提到，概览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国际教育史，从未有一个项目能像富布赖特计划一样承担如此繁重的外交任务，相比“和平队”或者50年代之后美国在亚太尤其是港台成立的一系列立体化意识形态输出平台，富布赖特计划的亲身参与者是相对比较少的，但辐射面却是最广的。

具体到中美教育合作和外交拓展，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富布赖特计划的窗口性外交意义：20年前的1990年3月，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中国教育部准备重启暂时中断的富布赖特计划，而且敲定了双方互派15名学者的方案，很显然美国媒体将这件事看作中美关系“破冰”的重要征兆。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富布赖特计划与前文中提到的40年代原初版本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改变，今天这个版本是基于60年代初的《富布赖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这个升级版本因为冷战的升级改变了原来的辐射区域，也对资金来源做了重大改革，毕竟美国的二战战略物资拍卖总有到头的时候。

更值得注意的是，别开生面的《富布赖特-海斯法》是建立在反思50年代麦卡锡主义基础之上的，它一方面配合了1958年的美国《国防教育法案》，一方面为美国在远东国际秩序的策略调整提供了多维度的视角。

1961年，美国总统肯尼迪签署《富布赖特-海斯法》

在中法建交、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和中国重返联合国议题被重新提上日程之后，60年代初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富布赖特重新步入了美国政坛的核心权力层，成为约翰逊政府的高级参谋。在笔者看来，1964年3月份富布赖特的著名演说“旧神话与新现实”对今天的美国外交部门仍有重要的参照意义，这份演说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我们如何理性认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这一问题意识，是建立在50年代对麦卡锡主义对华“遏制加孤立”走向失败之全面反思的基础之上的。1965年，以富布赖特为首的智囊团，在中国-越战问题听证会上，确立了“驯化、遏制但不孤立”（tame, containment but not isolation）的对华外交基本基调，从约翰逊再到尼克松，我们看到美国政界高层的中国战略方针背后都有富布赖特的影子。

基于此，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冷战以来富布赖特计划进一步实施的“诗外工夫”。从冷战高潮到现在，它至少有两个一以贯之的显著特点：

1. 富布赖特项目从来都是侧重人文社科领域，较少涉及理工学科的国际教育交流；

2. 走上层精英路线，外科手术般地甄别有成为意见领袖潜质的人文社科类精英人才。

2021-2022年富布赖特项目原计划重点支持的学科（国家留学基金委）

有关这两点，想必申请过富布赖特项目的国内名牌高校学者都是深有感触的。这块项目的牌子很响，申请的人多，名额少，竞争极为激烈，但是一旦申请成功了，可以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履历中增添相当光辉的一笔。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双方参与交流项目的学者加起来也只有3000人左右，2004年大陆和香港的学者有61人申请成功，到2017年翻了一倍，但也只有128人。

参与过这个项目的学者很多回国之后都成为在该领域独当一面的人物，比如韩国（Han Sung-Joo）、新加坡（Tommy Koh）前驻美大使都是60年代接受过富布赖特项目资助的精英外交官；前波兰外交部长齐莫斯泽维茨（Cimoszewicz），前墨西哥外交部长厄尔内斯托（Ernesto）之前同样也都是项目的交流生，前土耳其社会计划部主席厄尔冈（Ergun）和前菲律宾中央银行副行长布里纳斯（Brinas）等都是富布赖特计划开枝散叶结出的硕果，此外有来自13个国家的5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85个普利策奖得主都曾参与过富布赖特项目。

富布赖特对各国精英阶层的人才培养机制，无疑代表了美国孤立主义和强烈排他性的麦卡锡主义的反面。富布赖特本人强调多元对话，以教育促理解，反对“自由世界”和“非自由世界”的对立，依然对现在的中美关系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余论

生于威尔逊，死于特朗普

前文中已经提到，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美关系一度跌入低谷的时候，富布赖特计划都没有真正意义上中断过，然而时过境迁，它却被“懂王”特朗普判了死刑。未来它还有可能复活吗？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它确实已经死了，墓志铭该如何写呢？

不少观察者网的读者对此进行了热议，一些网友认为，对富布赖特计划的中止或者终止报以喜闻乐见的态度是不太理智的，毕竟它是中美高等教育友好交往的见证者，它的播种机功能也的的确确增进了两国学者对彼此的理解深度。笔者在网上看到一篇署名为阿曼达·施密特的文章，他是该项目被毙之前最后一批赴华的富布赖特学者，在网上如泣如诉声讨特朗普，并且呼吁更多人网上签名反对富布赖特项目被砍，让人动容。

阿曼达·施密特(Amada Schmidt）参加富布赖特项目，在中国有着美好的回忆（个人博客）

即便我们可以不假思索地下结论，70多年来该项目就是美国文化霸权主义的软性输出，是扶植亲美代理人的培养皿和颜色革命的文化前哨站，但不得不说该项目一直秉承合作、共存、对话、多元的原则，与此相配合的是当年美国文化自信的大国担当风范。富布赖特本人青少年时代在一战中度过，是个骨子里的威尔逊主义者，正因为如此，他的著作早在文革时期就在大陆翻译出版，要知道，当年很多美国最精英的学者，在大陆连作为“毒草”被批判的资格都没有，而且他领导下的教育项目在和阴骘毒恶的麦卡锡主义者们厮杀下成功胜出并羽翼丰满，但却死于特朗普时代。

富布赖特的著作《跛足巨人：美国对外政策及其国内影响》文革期间就在国内翻译出版

从这个对抗逻辑上反推，特朗普“手刃”富布赖特项目，以他为首的执政集团可以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再生版本，他对华的孤立性对抗模式能否换来足够属于他的正反馈？百天之后可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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