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前芝:从败退到决战,中共在东北是如何翻盘的?

来源:观察者网

2018-12-03 07:39

潘前芝

潘前芝作者

军事史研究生,历史爱好者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潘前芝】

1948年秋,决定新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率先在东北开打。之所以首战选择在东北,主要是当时在东北与国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战前,中共控制了东北97%以上的土地和86%以上的人口。到1948年8月,东北野战军拥有约70万的兵力,另外还有地方部队33万人。国军虽然总兵力仍有55万人,但被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自己也承认,军心和士气低迷。可以说,中共在东北地区的军力和经济都超过了国军,已经具备了与敌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

但,这种优势的建立并非一日之功。国共角逐东北的初期,中共的部队曾经遇到重大挫折,被国民党的部队一路撵到松花江以北地区,可谓狼狈之极。

1.国共进军东北

抗战胜利后,东北出现权力真空,国共部队进军东北。

中共认为,如果控制东北,可以背靠苏联、朝鲜、外蒙,免除后顾之忧,并与华北解放区连成一片,使中共军队有一个稳固的战略后方;反之,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掌握,则华北解放区就处于南北夹击的境地。

为此,9月15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明确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陈云、伍修权、高岗、张闻天、李富春等一批得力干将先后被派往东北,从而将之前七大上提出的“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具体化。

在此之前,中共冀热辽军区的部队已率先抵达沈阳,随后分兵前往辽阳、鞍山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并配合苏联军队歼灭关东军残敌。至12月初,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命令,来自山东、江苏、河北等地抽调的部队达到11万人,此外还有由延安、晋绥、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等地派来的用于扩军的两万名干部。

国民党也成立了以熊式辉为首的东北行营,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熊于10月12日进入东北,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谈判。此时,国军第一支进入东北的部队第十三军还在路上。

到1946年4月份,国军在东北的主要部队有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五十二军和六十军,总计兵力约30万人。中共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整编成21个师(旅),建立了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等10个军区,总兵力达27万人。

双方兵力相当,最终在四平爆发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2.中共败走四平

四平之战,正值国共谈判期间。为了在谈判桌上取得话语优先权,国共双方精锐尽出。毛泽东致电林彪,要“把四平变成‘马德里’”。

然而,这明显低估了新一军、新六军等这些美式机械装备起来的国军部队。蒋介石也下令,要求国军集中兵力,一举击破“共军”主力。

1946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中旬,双方围绕着四平展开激烈争夺。国民党空军也倾巢而出,加入战局。战势逐渐对中共不利。为保存有生力量,东北民主联军相继撤往松花江以北地区。

事后统计,四平保卫战我军伤亡达八千以上,部队元气损失甚大。按照韩先楚的说法,这八千主要指的是从关内调来的“骨干”,实际伤亡数字远不止八千。黄克诚在一份电报中透露,伤亡数字在一万五左右。

四平之战,抛开谈判的政治因素不谈,单就战役本身来说,中共战败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共部队此前一直擅长的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对于城市防御作战缺乏经验,而且敌人又具有火力上的优势,这样在战斗中就把自己的长处丢弃,而不足却被放大。所以吕正操说,四平之战打得很笨,就是这个意思。

第二,低估敌人战斗力。四平保卫战前,中共高层对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战斗力出现误判。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份电报中分析,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数量有水分,要半年才能凑齐,可以一打。所以他希望四平保卫战能打成西班牙内战中的马德里那样。

第三,缺少群众支持。由于日伪长时间残酷统治,中共在东北的地下工作遭敌严重破坏,加上抗联撤出东北,使中共部队在人民中影响很小,人民对其缺乏了解。黄克诚在谈初到东北时的困难时讲了“七无”,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派出去找粮食的需要整排或整连武装,少数人根本无法通行。

事实证明,无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作战,困难很大。退往北满的中共痛定思痛,开始下大力建设东北根据地。建设根据地的关键问题,就是取得老百姓的支持。

3.建设东北根据地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召开扩大会议,确定今后我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作战方针,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的《东北形势和任务》报告,后称“七七决议”。此后,中共部队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首先是土改

约一万多名官兵们脱下皮鞋,走出城市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创建根据地,并在根据地开展诉苦运动、立功运动。

土改工作团到农村后住到贫农家,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物色积极分子,进行个别发动,召开座谈会,讲解穷人翻身的道理,再通过诉苦、算剥削账,提高农民觉悟,斗争大地主。为保护群众,工作组提出由他们出面,群众只要“助威”即可。当时还规定,工作团之间不许谈恋爱,不许贪占斗争果实,不许住在地主富农家里,不许同地主的女儿谈恋爱等。

合江县半截河区明德屯斗争大地主尚世强就很有代表性。工作组通过召开贫雇农座谈会,确定斗争对象,随后向尚世强提出借粮要求。尚世强起初还不在乎,积极分子便纷纷揭发他的罪行,尚见势不妙,答应开仓还粮。最后列举他的九条剥削账,合计结果就是拿出他的全部家产和土地也不够还债的,最后宣布给他留下必要的生活用品后,其他财产全部没收。

当然,也不是对所有地主都如此。对一般中小地主主要采取说服教育与群众仲裁的办法,只要他们主动献出土地分给群众,有的地方,如辽宁的政策就更加灵活,比东北局规定的“多于农民一倍,开明的再加一倍”再稍多一些,以求最大范围地争取民心。

在土改过程中,优先把好地或离村子较近的地分给贫苦军属、无地和少地农民,把差一些的土地分给富有佃农。同时,也不把土改成果仅限于这些人,即使没有参加斗争的人,也能分到一定的土地,使得土改的影响力不断增强。

之前没有经历过土改的东北人民很快从中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对中共及其部队的态度有了很大转变。过去,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老百姓对共产党的军队心存疑虑,部队一过去,他们就躲起来,来不及躲藏的也敲不开门,部队宿营时向老百姓借柴火也借不到。现在军民关系融洽起来,逢年过节,群众杀猪宰羊,招待部队。翻身群众踊跃参军支前。这也成为东北野战军越大人数越多的一个主要原因。

与此同时,国民党却在接管东北过程中不断地败着人品。

在城里,国军军官忙着接收银行、工厂,并从中中饱私囊。对老百姓,则摊派沉重的苛捐杂税,一般中农半年内每亩土地要摊派杂税五六百元,这还不包括土地税赋在内。在辽宁西丰县的一个叫邱家沟的村里,兄弟二人,弟弟在国军部队当兵,在家的哥哥带着媳妇和三个孩子,不仅没有享受军属待遇,还被索要2400元门户税。

不光如此,解放军前脚进行土改,国军后脚就过来把分到农民手中的土地给收回去,所以老百姓更喜欢解放军去。据时任东北民主联军7纵20旅旅长的管松涛回忆,当时村里一个老大爷对他说,你们以后每隔10天、20天要来一趟,不然他们刚分到手的粮食和土地,坏蛋(指国军)又要往回要啦。

国民党税赋重到什么程度?连许多当地的中小地主都已经承担不起了,纷纷提出拿地来抵税。但国军只要钱,不要地。

一个不断往上收,一个不停往下分,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东北老百姓眼里,国民党的“中央军”与伪满没有区别,他们管国民党政权叫“二满洲”。所以,表面上看,国民党军队占据了许多大城市,但民心却在慢慢丧失。

其次是剿匪

东北自近代以来匪患猖獗,老百姓深受其害,也威胁到中共创建的根据地。各地土匪中,以北满地区最多,约3万人。四平保卫战期间,北满地区许多县城被土匪攻占,黑河地区地委书记王肃等一批关内来的干部被杀害。东北野战军撤到北满后,抽调三分之一兵力,以师(旅)为单位,分区对土匪展开全面清剿。到1947年4月,北满地区土匪基本肃清,此后,东北野战军主力开始集中备战,零星剿匪任务交由地方兵团担任。

牡丹江军区剿匪小分队的部分官兵

在剿匪过程中,老百姓由观望到积极参与,帮助中共建立了10余万人的民兵自卫队,中共在农村强大的组织行动力在此再次得到了充分验证,其对东北基层地区的改造为后续的战略支援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三是整军

1946年8月起,东北民主联军进行第一次整编,以原山东部队、新四军部队为基础,扩编成5个纵队,计36万人。同时,通过缴获国军、从苏军手中接收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加上自己的军工厂生产制造,我军的武器装备也有了较大改善。

1947年5月起,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向国军发动了夏季、秋季和冬季三波攻势,歼敌20余万人,收复城市77座,大部分解放区连成一片,主力部队已经发展成为12个纵队加一个炮兵纵队、一个铁道兵纵队,外加17个独立师,共51个师70多万人,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员超过一百万。

冬季攻势结束后,东北野战军以“大兵团、攻坚战、正规化”为指导方针开展军事大练兵,提高炮兵、工兵和坦克兵的协同作战能力,攻城、爆破、巷战、射击等后来战役中经常用到的科目训练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此时,无论从哪方面看,东北野战军都已经具备了与敌开展大兵团决战的能力。

人民解放军以坦克为前导进入沈阳市(图/新华网)


国民党军队缴械后,我军司号员吹响胜利的号角(图/新华网)

种种利好,促使中共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战略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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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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