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18日，台湾反黑箱服贸民主阵线等民间团体和学生突破警力，占领“立法院”，抗议《两岸服贸协议》，由此引爆持续将近一月的“太阳花学运”。时光流转，“太阳花学运”已经过去一年，这一年里，台湾经历了“九合一选举”，经济持续低位徘徊，年轻人依旧前途迷茫。当初轰轰烈烈的抗议活动早已归于平静，台湾却在“小确幸”里安然度日。时隔一年，曾经的运动到底给台湾带来了什么影响，又将把台湾引向何处？在3·18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特此策划专题“太阳花一周年”，以飨读者。】

3月18日太阳花学运一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刊发了中国社科院李娜老师的文章《台南虱目鱼在大陆怎么了？》，读过之后，我感受到作者的焦虑和热切的追问，这急切的焦虑根源于两岸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感，或者说来自两岸关系如何改善的困惑。

超越蓝绿政治的想象与契机

长久以来，中共在处理两岸关系时都以国民党为主要交涉合作对象，可说是寄希望于国民党，偏偏在国民党重新掌握政权期间，台湾人民，特别是自认为代表人民和自由的台湾媒体，对大陆的好感并未明显增加。台湾民意厌弃老大颟顸的国民党政权，并未寄希望于大陆，反而将国民党与中共视为同伙，而将两岸合作戏称为“再一次的国共合作”。

但同时，台湾民意却也不见得必然寄希望于民进党，两党表面上在两岸关系的立场截然对立，但在多数选民心中，蓝绿政治人物其实是一丘之貉，民进党人并不见得比国民党人手脚更干净、更有理想抱负，“政治人物”一词差不多和黑心食品一样令人厌弃，民意代表往往不代表中下阶层的民意。

多年来蓝绿两党一面恶斗争权，一面联手绑架台湾民意，齐心为财团服务、为特权护航，这种负面形象已普遍深入人心。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去年的“反黑箱服贸运动”一事，运动爆发时，网络广泛流传的懒人包将复杂的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化约为图利大财团、损害台湾中小型服务业，而普通人民从中沾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占领“立法院”、瘫痪议事运作，起初是对两党“立法委员”的否定（可惜后来运动的诉求并未朝这方向发展，检讨代议制的局限和“立委”问政的机制），运动期间参与者极力维护自身“清纯的”、“公正的”的民间形象，特别标举人民路线、超党派立场、拒绝任何政党人士介入（当然一些受媒体宠爱的运动领袖私下如何和政党人士暗通款曲又另当别论）。尽管这次社会运动内部纷扰不少，但若是正面看待这次运动，参与者表达一种强烈而鲜明的诉求，希望民意摆脱蓝绿两党绑架，希望代议制能有效传达民意。这种超越蓝绿的政治倾向应该更值得注意，可以说是未来希望之所在。

柯文哲

还有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政治素人柯文哲成为台北市长候选人，这位素人本业是台大医学院的教授、医生，从未有参政、担任公职的经验，但他的民意支持度却远胜另一位有意角逐的民进党人。在民进党“礼让”台大医学院教授柯P参选台北市长后，他的竞选策略主打推倒蓝绿高墙的口号，且在胜选之后，致力于淡化党派色彩，甚而排斥两党势力介入。他在受访时曾说：台湾的政坛需要有一位敢说出国王没有穿衣服的小孩，而他就想扮演这样的角色。

总之，在今年3月运动和11月的“地方选举”之后，超越两党政治的第三种政治路线看起来有了实践和检验的机会，巧合的是，伴随超越蓝绿口号的正是“为人民”的诉求。网络世代的青年眼见现实无望，于是有了打破现状的尝试与反抗，将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第三种路线，这或是一个改变台湾社会现状、焕发社会活力的契机，也或者只是一种浪漫的想象。

“中国因素”与美国标准

从三月运动到最近的地方“选举”，所谓“中国因素”的效应都在其中发酵，“中国因素”这一新词其实并没有确切的定义和内涵，大概是从英文的政治学论文里翻译过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在台湾媒体和学术界流行。现在媒体上流行的“中国因素”主要大概是指“中国”势力透过种种途径渗透、介入和威胁台湾社会。我个人感受较明显的例子是在中国大陆发迹的旺旺集团收购台湾重要的平面媒体《中国时报》，之后旺旺集团的红顶商人开始介入操纵《中国时报》的舆论，成了独派人士批评“中国因素”的代表性反面教材（台湾许多其他媒体背后是否早有其他某某国因素的介入则从来没有被仔细审视与批判）。这次服贸的另一争议焦点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疑虑，长久以来的恐共心理又再度升温发酵。无论中共官方郑重表示如何对台湾方面让利让步，一涉及两岸事务，台湾的媒体舆论只就爱台湾的立场与否而论，理性骤然失灵，不再冷静地明辨是非和真伪。（媒体恶质化也是一大问题，各大媒体的报导竞相苹果化、戏剧化，记者言论煽情耸动，彷彿不必为报导负任何责任。）

这篇文章所谈及的收购南部虱目鱼一事，在某些神经过敏的人来看也算是一种“中国因素”，我先前耳闻大陆优惠收购台湾南部的农渔业产品，不过对这过程中的细节和内幕并不清楚，除了《中国时报》，愿意反映大陆这种善意的新闻报导并不多，况且任何善意总能被解释为敌意，而将民怨最深的物价上涨之罪通通归咎在“阿共仔”头上（如虱目鱼的价格，台湾的物价这些年的确上涨许多，但用东亚主要城市的物价水平来衡量，台北物价远低于东京、首尔、香港等，最近到过上海、北京的人都容易感受到，上海、北京的物价其实也和台北不相上下，甚至都超过台北，但因为近年台湾受薪阶层的工资薪水无法相应调涨，导致民怨沸腾）。

这种“拢是阿共啊害”的逻辑可以广泛运用在任何新闻事件上，哪怕只要能和大陆沾上一点点边，都能牵扯出这个做为前提也做为预设的结论。

最后再说一个“中国因素”吧。去年大猫熊宝宝圆仔在台北动物园出生掀起了一阵热潮，这只惹人怜爱的小动物从出生开始就成了蓝绿各大媒体的宠儿，人气指数爆表（绝对超过当时许多政治明星），这只小动物的一举一动用中文的“可爱”已不足以形容，各大媒体广泛用当前流行的日文词“萌”来称呼圆仔为“萌主”。大猫熊宝宝圆仔成了台北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明星，长期占据版面让人眼红，据说民进党执政的高雄市也想跟进，有意在高雄动物园养几只“中国因素”。

我对“中国因素”在近年发酵有另一种解释，“中国因素”反映了“中国”开始在台湾人心理展现其存在感，因为痛感而产生了存在感。大陆以往被富裕高傲的台湾人所轻视，大陆人的地位与菲律宾、越南、印尼人相距不远，这几年开放大陆旅游团、自由行之后，出手豪迈的陆客让台湾人真切感受到大国崛起的力量，也张开眼看见大陆巨大无比的存在。其实“中国因素”长久存在，对“中国因素”之所以变得敏感恰恰反映出台湾社会自身在长期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受薪阶层收入不涨反跌的困境（根据最近“主计处”公布的数据，有四成的台湾人月薪低于台币三万元，这样的收入在都会区仅能勉强过活），“中国因素”成了台湾社会自身的自卑感与危机感的怨气出口。现在大陆经济崛起，台湾人开始艳羡嫉妒有钱的大陆人，甚至经常酸溜溜地批评那些出手阔绰的大陆旅客言行举止没有修养。经济富裕的优势不再之后，现在台湾媒体流行的是所谓精神上的文明优越、制度上的民主优越论，这成了面对大陆崛起的新法宝。

当然“中国因素”论者也容易受到质疑，凡事必称“中国因素”的人经常被质疑怎么不谈谈冷战时期以来“美国因素”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如服贸协议一旦牵涉到两岸关系就受到严重关切，而先前台湾和美国已签署的自由贸易协议则没有引起多少风波。很明显的，“美国因素”从未被“自由”的媒体和学术界仔细检验，因为整个台湾社会早已习惯“美国因素”无所不在的渗透，“美国因素”在台湾人成长过程中、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级教育中潜移默化为“美国标准”，深入人们的日常言行而难以察觉其存在。打个比方来说，祥林嫂原本不知道嫁了两个丈夫是有罪的，在鲁镇待久了又经柳妈一说，就相信人死后要下地狱见阎王，为了赎罪得到庙里捐门槛。鲁迅写祥林嫂的悲剧不仅写出了鲁镇的吃人礼教对祥林嫂的压迫，更触目惊心的是写出了祥林嫂将吃人礼教内化，毫不怀疑地相信自己有罪，不这样的话，她将受到鲁镇社会排挤，无法在鲁镇立足。长久在台湾受教育、受自由媒体熏陶的人，若不将“美国标准”内化成为判断一切的准则，他将成为受人排挤的异类，很难在台湾社会立足。

民歌手杨祖珺回顾1970年代末她参与反国民党的党外运动经验时，说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台独”的施明德与“美国”有关，这是能够理解的。为什么连“统左”的《夏潮》都出现“美国那边说……”呢？“美国”到底是谁呢？[1]

无所不在的“美国”让杨祖珺这个世代的人感到困惑，更何况是受本位主义台湾史论述教育的太阳花世代呢？这一代学运青年绝少听过杨祖珺这号人物，更无感于杨祖珺这一代人所亲身经历过的统独运动分合，很难体会到十九世纪末以来殖民地台湾历史发展的荒唐与离奇。然而党外运动也不过是三十多年前的事，1980年代以来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美国因素”从未成为问题而浮出台面，太阳花世代的青年总是回避掉或是忘了美国在两岸之间至关重要的地位，想到要告御状时，才记起要到华盛顿白宫上访，请求奥巴马说几句话主持正义。在这次运动过程中，追求“岛国独立”的青年在华盛顿向宗主国乞怜的奴态，最让我感到心痛。没有美国就没有“中华民国”在台湾，这尴尬的历史与现实，什么时候才能被认真看待呢？

重省“统独”的理想

“中华民国”一词快要消灭了，在两岸各自表述的台湾论述下，分进合击，恰巧合力消灭“中华民国”，然而套用某位大学者的话，没有“中华民国”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华民国”哪来台湾？最荒唐的是，中共在国际外交场合所排斥的“中华民国国旗”，这些年竟然成了爱台湾、表忠心的象征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的真理果然再次被验证了。然而现在“中华民国”几乎要被整个台湾社会，尤其是青年世代所遗忘了。近来我越加意识到需要正视“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议题，无论是中共完全否定“中华民国”的存在或台湾官方和本土论述共同以台湾替代“中华民国”的说词，都不是严肃面对历史的态度、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以为重新反省两岸关系、调整彼此互动的方式，必须认真严肃看待“中华民国”这个勾连两岸历史与美中台三边关系的现实。

1949年两岸分裂后，海峡两边长期处于军事对峙，相互叫嚣，一边要“反攻大陆”、一边要“解放台湾”，在我就读的小学围墙上蓝底白字漆着“反共复国”的大字，学校附近的工厂围墙更长更高，以更大的字体漆着“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标语。这些标语现在几乎已经消失匿迹了，涂抹在围墙上则是小学生稚气活泼、歪歪扭扭的画作，教育大家要做好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爱地球的口号。

回想那个充满标语口号的年代，我突然想到1950年代毛泽东高喊“一定要解放台湾”时的慷慨激昂，而进入后革命时代的中共要以什么主义来完成统一大业呢？从台湾方面来看，绝大多数人对于两岸统一的“理想”是毫无认识的，统一的“理想”是否真能“解放”台湾升斗小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血浓于水同胞情感、完成民族统一大业的使命这些熟烂的口号之外，用以统一两岸的主义和理想需要更为具体有力的论述来阐释、宣传，不然如何和深入台湾人民骨髓的“美国标准”竞争抗衡呢？令人忧虑的反倒是：倘若美国标准还要称霸世界五十年，两岸只能被整合在全球化的经贸架构中，而非统一在更高远的理想之中。

1970年代末台湾岛上党外运动的统一派和独立派冲突还未浮出台面，杨祖珺回忆说：

对于中国国民党而言，没有想到他们始终用“共匪、叛乱分子、台独”是“三合一敌人”的宣传，来罗织政治异议人士的罪名。1978年的“选举”中，主张“中国统一”与“台湾独立”的“叛乱分子”们，居然联合竞选，而且全省串连，……[2]

曾经“共匪”和“台独”分子一度是同伙的，都是“叛国民党乱”的分子。如今这老大的国民党声势已经明显式微，失去了权力的代表性，不少人担心两岸关系是否会发展停滞或倒退呢？“选举”话题一过，民进党看似大获全胜，但“选举”的激情消退后，经济民生的问题总是得审慎务实面对的，除非要自绝于世界经贸体系之外，否则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国”和两岸关系的。

两岸的交流已是大势所趋，将继续热络发展，不会因此而中断。不过随着交流层面的日渐广泛，交流的模式也需要调整让彼此的认识得以深化。中共要如何与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和进步的民间团体建立联系呢？本文作者恳切地呼吁：

对大陆来说，是时候重视民间社会的力量了。让两岸不只是政商和知识分子，而是包括代表底层人利益的民间组织和普通劳动者的参与，来构架新的两岸模式，思考“中国”不只作为文化血缘、也作为并肩劳作的兄弟的意义。

两岸交流的重点应该由政党转移到民间社会，应该再度重视社会主义的平等理想、强调人情交流的价值。首要之务还在化解冷战对峙的后遗症，为共同追求某种道义的理想而更为深入认识彼此，为寻求某种道义的理想而日趋接近。

【注释】

[1] 杨祖珺：《回见未来的希望——“保卫钓鱼台”运动之后的活力扣连》，收录在谢小芹、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15。

[2] 杨祖珺：《回见未来的希望——“保卫钓鱼台”运动之后的活力扣连》，收录在谢小芹、刘容生、王智明主编《启蒙˙狂飙˙反思——保钓运动四十年》（新竹：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