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3日，北京市“扫黄打非”部门联合行动，查处晋江文学城涉嫌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并关闭了部分栏目、频道。晋江文学城随后发声，称将制定更加严格的审核标准，配合“净网行动”。一时间，关于网络文学尺度以及文学影视作品分级的讨论再一次被舆论热议。

我们这个时代比20年前更加保守了吗？社会公权力对于涉及“性”的内容的态度背后有哪些动机和考虑？性学学术界和法律界对于“色情”和“艺术”的区分是否存在公认的标准？如何让中国青少年接受到科学的性教育？对“色情”与非色情的作品“分级”是否存在可能性和可行性？

对此，观察者网专访了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中国性学会副会长、著名性学家彭晓辉。

【采访/观察者网 戴苏越】

观察者网：彭老师您好。您是一名具有影响力的性学家。然而性学作为一门学科对于中国大众显然是非常陌生的，所以，能否请您为我们简单谈一谈什么是性学，为什么我们需要从学术角度来理解“性”、研究“性”？

彭晓辉：如果用比较学术的语言来定义，性学是一门涉及到性的生物、性的心理和性的社会和人文的跨学科的复杂的知识体系。性学不仅关乎个人的身心健康、涉性人际关系和谐和家庭和谐，它还关乎亲子的和谐，关乎社会的稳定，它不仅和政治有关联，甚至和经济、社会、人文、几乎所有人类活动的领域都有关联。因此，研究性学和传播性学知识意义重大。

而性学不仅仅是考虑男女之间生殖有关的一些行为举止，还涉及到哲学层面，对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什么样的认知，还涉及到个人性的权利问题，这就和政治有关联，它还涉及到经济的内容，比如说和性有关的产业，比如一个国家内的性教育文化主权。

《孟子·告子曰》里说得很清楚——“食色性也”，从广义上看，“食”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和需求，生活资料的生产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生产力是其推动力；我们人类两大基本需求的第二个需求就是性的需求，就是“食色性也”的广义的“性”，而这个广义的性作为人类发展的第二个动力，推动人口的生产。

伊甸园中的亚当和夏娃（图片来源：网络）

对性的需求首先就是延续物种的需求，所以人们的这个需求是非常正当的，还有一个需求就是性愉悦的需求。自然的造化赋予人类的性愉悦，这个性愉悦本身是没有错的，要知道自然进化过程中赋予有性生殖的生命体的身体的接触可以使彼此愉悦，这样的话双方才愿意在一起，如果彼此痛苦就不会在一起，生养后代的结果便不会产生。

我们人类进化到如此完善的地步，这也体现在人的性系统进化到如此完善的地步，人类可以用脑调控自己的性行为，而不是被生理的发情期来调控，这会强化了男女之间的关系，性进化的自然条件，增强了男女的相互吸引力，他们具备了长期厮守在一起的生理基础和心理动机，在此基础上，婚姻制度才得以建立。有了婚姻制度，两人共同抚养后代，这为亲子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部落、民族之间的通婚使得他们彼此不再打仗了，进而改善了生产关系，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这些的根源都在与性愉悦莫无关联。如果没有自然进化赋予的人类的性愉悦，这些社会演化过程都无法演绎和得以发展。因而，人类社会演化是不能够成立的，所以，我们是不能反对性愉悦的。

观察者网：您刚才说到我们不能反对性愉悦，但是，不可否认对于目前的社会来说，大家依然将“性”作为一个需要回避的话题，很多人认为“性”的泛滥会对整个社会风气产生负面的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彭晓辉：这并不奇怪，事实上，古今中外、各国历代历朝都是采取一种消极的、性的保守主义政策。这种政策的普遍性是生活资料为基础而决定的。

人类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长期以来就一直处于匮乏的状态，在当今科学技术发达的现代，我们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虽然充沛了，足以满足全人类的“物质需求”，但是，还是没有解决分配不均的问题，贫富差距巨大，因此还是有人处于生活资料绝对匮乏和/或相对匮乏的状态。

由于生活资料在人类各个阶层中配置不均衡，这就必定会导致性资源（有性生命体和与性相关的其他物质条件和文化资源）的配置不平衡。有人多量占有了生活资料，这就具备多量占有性资源的潜在能力，这两种资源的不均衡就会导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个人之间就会有决斗，群体之间就会有械斗，国家之间就会有战争，目的都在于为了多量争夺这两种资源。

油画《盖萨里克入侵罗马》

人类到了现在，即便生活资料生产丰沛到足以养活70亿人类，但生活资料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虽然文明高度发达，但某种程度上我们依然在丛林法则里踌躇不前，进入不到完全的人道主义法则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就迫使古今中外的政府一直采取性保守主义的政策，因为“硬件”（生活资料不足或分配不均）达不到满足社会均衡的需求，就只有从“软件”（调控社会的管理手段）上着手，在“生活资料和性资源”丛林法则争夺的背景下努力解决阶层与阶层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甚至国与国之间残酷的冲突，这就形成了性的保守主义政策——在性的问题上，倡导“克己复礼”，潜台词是“你不要去争夺，不要去争斗，要知足者长乐”。

无论是哪一届、哪一个朝代、哪一个国家的政府通常都要持性保守主义的政策，从性的习俗、性的伦理道德、性的宗教戒律和性的法律等等都要持性的保守主义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抑制大众对于性资源的需求和控制上层多量占有性资源，尽力避免发生社会激烈冲突和腐败。这样的政策不仅是针对那些生活资料绝对或相对匮乏的底层民众，也是针对那些多量占有生活资源的顶层阶层的，对他们更要用这些社会规则加以抑制，因为性资源在社会各阶层的配置中，是不能采取简单的“转移支付”加以完成的，只有采取上述的社会调控措施加以规范，才能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

在跨文化比较中你就会发现，西方橄榄形的福利社会的反性思潮就不那么明显，它在性的观念、交往方面就显得比较开明。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料得到了解决。一个国家绝大多数的人的生活资料得到了充分地满足，贫富差距缩小了，那么它的性资源的配置均衡就不再那么困难，如前所述，因为性资源是伴随着生活资料的配置而配置的，你有生活资料就有性资源，没有生活资料就没有性资源，多量占有生活资料就有多量占有性资源的潜在能力，问题只在于你实不实现这种“多量的占有”。而实际的状况确乎有人就实现了多量占有。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社会对于性的制约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资料和或资源配置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但是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围绕网络文学“涉黄”自查，以及一些影视作品的审查，很多人纷纷表示，中国社会的“尺度”相比于以前反而变得更加保守了呢？

彭晓辉：我认为主要还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因为如果国家采取一个性的保守主义政策，相对比较容易团结和争取底层民众，因为满足了底层民众这一制约性的需求。就能赢得最广泛的民心支持，这才是执政最合适也是政治最正确的手段和方法。

我们在社会舆论中最容易忽视的恰恰是那些“底层”、或者说“基层”的态度，只要他们没有怨言，社会的基础就稳定了。就目前中国社会看，中产阶级的数量还不占有多数，因而他们的怨言相对来说是可以容易消解的。也就是说，“金字塔”型的社会，必定采取性保守主义、甚至性禁锢主义策略才能稳定社会。

我们日常看到的“舆论”其实往往只代表中产阶级的声音。例如，中产阶级开设自媒体相对就容易和方便得多，占大多数的最底层的民众是开不了自媒体的，或者说，即使有自媒体也很难产生意见和观点的输出。所以，我们看到，除了代表社会不满情绪的那些被人称谓的“喷子”，我们看到，在自媒体上活跃的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肯定是在性的问题上持开明甚至是自由的态度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资料基本得到了解决，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他们的性需求自然而然就提到了“议事日程”，就能按照相对“自由”的方式得到性资源。

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是反对“性开放”的，除了生活资料分配不公导致的反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政治正确”。因此，即使私下里也会对性需要“孜孜以求”，但是公开表达言论和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也必须与性保守主义策略保持一致，要不然，他们不仅可能更加处于生活资料或性资源争夺的“劣势”，其社会评价也会被降低。

换一个角度来说，即使开放性文学艺术作品，谁更有条件能够拥有和享受这些文学艺术作品呢？很显然还是顶层和中层，很多底层的民众连可以上网的手机都没有，也就没有这个条件来欣赏网络的性文学艺术作品，所以从需求来说，他们照理应该支持性文学艺术作品，不应该“反性”，但因为他们在性资源配置上处于“劣势”，“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和诉求便应运而生。

观察者网：很多批评者并不反对所谓“禁黄”，但是他们并不认同官方的“标准”，比如说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晋江文学审查的尺度是“脖子以下不能写”。据您所指，目前对于“文艺”和“色情”的界限有没有官方的定义和标准？“色情文学”对于青少年的危害性是从哪些方面表现的？

彭晓辉：对于“性艺术”和“淫秽色情”的区分标准，目前学术界依然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法律实践中，为了有效打击色情，有了一个定义。但是，法律实践中的这个定义是不正确的。

网络上流传的“晋江文学城”对于网络文学的“自我审查标准”

现在只要能上网的个体，基本上都能接触到性文学艺术作品，我们并不一定把它界定为“色情作品”。按照性学的界定，“色情”的标准并不是以呈现物本身来定义的。其实，我在表述的时候，一般避免用“色情”这个标签，而是使用“性文学艺术作品”这个概念。

我们只能说性文学艺术作品是否合适，这不取决于这个性文学艺术作品本身，比方说，性交姿势，哪怕是真人示范的，那么我们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在给成年人讲解性技巧的时候，课堂上需要展示和讲解，那么它呈现出来的状态就是必须的，是非常合适的。

换句话说是否合适不取决于作品本身，而取决于你跟谁展示，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机展示和以什么目的展示，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之后才可以给他定性合不合适，或者说按照通俗的说法“是不是色情”“是不是政治正确”。

但是，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对青少年的保护。比如在性教育的教学实践中，对青少年受众，如果画那种卡通画或者是素描的图，这是合适的，因为如果不展示图画，就无法讲解知识和科学原理。但如果是真人的画面，就带有很强的性刺激。

青少年在发育时期，他的性生理正在发育之中，他们的性激素正在旺盛地分泌，这就极可能会对他们造成性刺激的冲击，个案也支持这个推断的结论。而他们性心理也还在发展之中，性价值观还在确立之中，还在学习人际关系如何相处，短时间内，在性欲的激发下，还不能处理好涉性的人际关系，一旦受到强烈的性刺激，他们很有可能做出自己都不能承担责任的行为，这会给当事者本人、家庭甚至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而绝大多数成年人可以控制住自己的行为举止，不会做傻事。青少年相对来讲承受性刺激的能力还没有完善，所以你一旦给他一个裸体的性交体位的刺激，从概率来讲，相对比成年人犯错的几率会大大增加。

所以我们一方面是保护青少年，另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的性秩序，对未成年呈现那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性文学艺术作品很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从性学角度上来讲是不合适的，从生理上不合适的，从心理上也不合适。

进一步分析看，因为未成年人的性文化素养还没有按照社会长期积淀的文化脚本来内化为他们的人格，换句话说，用教育学的理论来解释就是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时候只能以一种和缓的、正向的、他们可以判断的文学脚本来引导，内化为他们的人格。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青少年性教育的问题。其实这也是社会长期以来的敏感话题，一方面，很多家长视学校性教育为洪水猛兽，另一方面，青少年由于缺乏正确的引导，反而容易被网络或者其他途径接受到的不良信息所“带歪”。

彭晓辉：说到中国的青少年性教育，现在从时间维度来看，我们的情况在改善，从原来要不要性教育变成了怎么进行性教育，从这个现象来看，我们的社会是在进步的。

在青少年性教育方面，我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只要我们采取一种符合个体心智发展的、和缓的方式，适当的方式，我们就能给予他们该需要得到的性知识和性价值体系的一种输入，这也是必须的一个让他们社会化成长的过程。

彭晓辉老师在华中师范大学开设的《性科学概论》课堂常年座无虚席甚至后排有站着旁听的学生

由于长期以来，历朝历代所积淀下来的性的保守主义政策所积淀的文化脚本体系是非常顽固的，是滞后于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尤其在性的意识形态认知问题上都会滞后于生活资料的生产的价值认知体系，所以社会就会有一种“反制”的力量存在，拉着性文化发展的后腿，这就意味着积极倡导对社会普及性教育的人和那些反性的人围绕着保守的性的文化价值脚本体系在进行博弈，此消彼长。

如果加入推行普及教育的人力量强大，当然，还包括资源，那么他们那一方的力量就会退让，相反，如果他们那一方的力量强大，积极普及性教育的力量就会被压制下去，所以双方就会反复进行辩争和博弈。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青少年的性教育教材有两拨争论，第一波争论围绕《成长的脚步》这本读本，那是早几年的事情。某些家长看到了里面的素描图的性交体位，而且还没有画性器官，家长就大惊小怪，反映到学校去了，于是，某些媒体记者来又抓住了这个新闻点，来一番炒作，按照自己非专业水准的看法，推演发挥，这样一来，社会中那些反性的人士更是借题发挥，推波助澜，把这本读本给打回去了，乃至于教育主管部门都在找这本教材的主编谈话。

我所知道的，这个主编被教育主管部门叫去谈话，解释是怎么回事儿。当然，这个主编个人学术水平很高，分寸拿捏得很准确的，但是还是被要求尽量减小这本教材评述的影响，来平息这一波新闻的浪潮。来自于民间和管理层的干扰，烦不胜烦啊！

前两年又出现一套小学生性教育读本，这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叫《珍爱生命》，由北师大一位教授主编的小学1-6年级共12册的性教育读本，每个学期需要使用一本。我也是这套教材的编委之一，也是教材的审校者，这套书最后要到印刷厂印刷的时候，有一些最后也让我审阅一下。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性教育读本《珍爱生命》

这套教材读本是一群学者经过九年以上的研究的成果，总体来看，矮子中间挑将军吧，这套小学生性教育读本是目前国内还算可以拿得出手的一套了。

没想到的是，浙江杭州萧山区，有一个家长看见了被女儿带回去的这套读本的某一册，翻看了读本，看到教材里面有性交体位的素描插图，又是煞有介事地做文章，向孩子的学校反映，然后又被媒体抓住了新闻点，又是一轮的炒作。当然，最后我们全国的为数不多的性学专业人员都去发声，还是我们的呼声被大多数人所接受，这套读本曾经出现一再脱销而不由得不加印的局面。

目前，据我所知，遗憾的是，由于对读本中同性恋的知识内容存在很大的争议，有关部门还是要求修改该套读本。于是，这套教材要继续发行，还在被审核。其实，我认为争论的焦点不应该在这里，而是教育的指导的方向问题，由谁来主导中国的性教育方向的问题。当然不能由这套教材来主导青少年的性教育，我们更需要的是吸取本土文化的性教育教材。因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是指导我国性教育的原则。

大众对于此的接受，以及反对性教育的呼声有回潮，有反复，后来这些人借用国家扫黄打非的政策，认为这些插图放在小学生教材里“太黄了”。这不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大肆发挥，小题大做吗？甚至，早几年有反性人士公开说我们性学专业人员从事的性教育是在宣传色情，甚至2014年跑到广州性文化节上，冲破保安的警戒线，冲上讲台来冲击我，对我本人进行人身攻击，并说我正在进行的性知识演讲是在“放毒”。

2014年11月7日性文化节上彭晓辉收到了反性人士的攻击

当然，从我个人情感上来讲，我很同情这位冲击我的“大妈”以及随后网络炒作的一些“喷子”，他们对我进行谩骂污蔑，那位大妈甚至是触犯法律的，对我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涉嫌故意伤害，但是我公开表示我原谅了那位“大妈”，因为这不是个人恩怨，甚至网络“喷子”这些人的仇恨不是冲着我个人来的，只是把我当靶子来发泄不满情绪。如果是别的性学专业人员站在那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们一样会被这些人冲击。

观察者网：最后想请您谈一谈对于影视作品“分级”的看法，正如您前面所说，目前社会上的中产阶级对于性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是比较有意见的，他们认为“影视分级”可以兼顾到保护青少年和满足成年人正常需求，您怎么看？

彭晓辉：我同意分级，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中要看在哪里分级。如果在影剧院，是可以容易分级的，你不卖票给未成年人，把住门不让未成年人进去就OK了，但是在网络上难以分级，因为谁都可以上网，唯一的办法就是严格控制，比如说身份证注册加人脸识别，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脸部特征是有区别的。

现在在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了，原来扫脸的技术不完善时我们担心孩子会拿着家长的身份证注册上网，现在可以扫脸了，技术手段可以达到了，以前网络不敢分级是因为区分不了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现在能够区分了，可以满足分级的条件了。

所以，我这里还是呼吁政府，既要考虑到民众反性情绪的需要，同时也要考虑社会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主导力量之一，他们的需求也是不可忽视的。

近年来，影视行业从业者一直在呼吁“分级”，但也有人指出，分级制度会引发很大的管理漏洞

因为性文学艺术作品可以弥补人类个体的性的身心需要，无论是底层、中层，还是上层的民众，他们实际上的需求是一样的。例如，很多人长期在外或者没有配偶，他们需要性文学作品来满足自己的身心补偿的需要，你杜绝了它就意味着他们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他们的身心是不和谐的，甚至是不健康的；即使夫妻或恋人长年累月同居在一起，依然是需要性文学艺术作品来补充需要的。只有对性文学艺术分级管理了，适度地开放满足需要，他们的人生才能丰富多彩。他们私底下关起门来在家里自己欣赏性文学艺术作品，这是他们个人的性权利。

人民群众的需求是永恒的，是摆在这里的，而我们的生活资料和性资源的配置体系以及政策体系没有及时跟进落实，说明需求和限制这对矛盾是没有解决的！怎么解决？取决于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行政多作为、巧作为、科学作为，是可以达到既满足民众需求的同时又能稳定社会，坚定我们自己发展道路的前进步伐，但请不要把性文学艺术作品与整个社会的正确方向对立起来。总之，我持谨慎的积极态度，乐观其成。愿国人在中华崛起中既能分享生活资料丰沛的成果，也能享受性的开明文化的滋养，达到幸福和性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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