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来，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建设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近三年来，新的社会福利政策接连出台，社会福利投入逐年加大，社会福利范围日益扩大，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提高，已进入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的新阶段。[1]面对社会福利发展的新机遇，学术界对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福利发展的长远目标进行了热烈讨论，先后提出“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2]、“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3]、“构建中国特色福利社会”[4]、“建设多元化的福利社会”[5]等见解，逐步形成了“中国福利社会”概念。笔者赞同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主张[6]，但建设中国福利社会不是把中国发展成西方式的“福利国家”。因此，在建设中国社会福利体系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福利社会与西方福利国家的区别，这是关乎中国社会福利事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一、历史进程不同

“福利国家”迄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大致经历了诞生、发展、危机和改革四个阶段。在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研究中，一般认为“福利国家”正式诞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英国。[7]例如，刘燕生认为：“英国是世界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最早的国家之一，也是福利国家的首创国”[8];孙廷华也认为：“第一个建立现代‘福利国家’的是英国”[9]。英文的“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一词，最早出现于英国人威廉?天普(William Temple)1941年所著的《公民与教徒》一书中，随即被1942年的《贝弗里奇报告》所引用。[10]1942年，贝弗里奇发表著名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即《贝弗里奇报告》)，系统阐述了福利国家的思想基础和建立福利国家的政策建议，奠定了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础。1945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后，采纳了《贝弗里奇报告》中的建议，先后通过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1948年，英国宣布率先建立福利国家。之后，许多欧洲国家特别是北欧国家纷纷效仿英国，扩大了福利国家的阵营。“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福利国家得到最充分发展的时期，其意识形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1]20世纪70年代初期爆发的石油危机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福利国家的弊端日益显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福利国家陷入“危机时期”：失业危机、老龄危机、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制度危机和文化危机全面出现。[12]此后，西方福利国家在“左派”和“右派”的批评与攻击中[13]，纷纷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直至今日。

“中国福利社会”一词，是在党的十七大以后才提出的新概念。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思想，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2007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系统阐述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之后，学术界在探索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福利发展的长远目标的过程中，逐步提炼和形成了“中国福利社会”概念。从笔者检索到的公开发表的研究文献看，中国人民大学的郑功成教授在2008年10月出版的两本专著中，最早使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一词。[14]他认为：“应当承认这样一个客观事实，即福利社会是人类共同的追求，并不因为肤色、民族及意识形态的差异而不同，不仅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定是人民幸福的福利社会，而且以福利国家为代表的西方福利社会的发展实践总体上也是成功的，它不仅维系了并且还在继续维系西方世界的繁荣与稳定。”[15]他还进一步提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真正将人民带入一个幸福的社会主义福利社会。”[16]2009年1月，北京大学的刘继同在《社会福利制度战略升级与构建中国福利社会》一文中最早使用“中国特色福利社会”一词。[17]那么，中国福利社会的实践从何开始呢?尚未见到国内学界进行过专门讨论。笔者认为，2007年10月召开的十七大，在我国社会福利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十七大第一次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并列，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一个独立部分。[18]由此看来，建设中国福利社会，才刚刚起步;建成中国福利社会，还任重道远。

二、本质属性不同

“福利国家”的界定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台湾学者林万亿在分析和比较西方学者的各种界定之后，提出福利国家有四个主要特质[19]：①国家或政府介入市场经济;②保障每一国民最基本的需求满足;③福利是一种国民的权利，亦即社会权，而非慈善;④福利的提供是国家提供强制性、集体性与非差别性的直接满足人民需求为主的福利。国内学者周弘认为：“福利国家所表述的真正概念是一种国家形态，福利是这种国家形态的特性，是用来界定国家的，福利国家这种形态突出地强化了现代国家的社会功能。”[20]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福利国家的本质属性可以概括为“建立在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福利国家是市场经济国家。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福利国家正是矫正自由市场经济的产物，没有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介入和干预，就没有福利国家的产生。完全可以说，市场经济既是福利国家得以产生的前提，也是福利国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对市场经济的“信奉”或“信仰”，是福利国家不会放弃的价值选择。其次，福利国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是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也是福利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无论西方福利国家的福利水平有多高，这一点都不可能有根本改变。再次，福利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国家。迄今为止，福利国家仅仅存在于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资本主义世界。[21]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福利国家的阶级本质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归根结底为资产阶级服务。正如德国学者克劳斯?奥菲所说：“总而言之，福利国家是稳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套装置，而不是使其改变的一个环节。”[22]

与西方福利国家不同，中国福利社会不是一种独立的国家形态，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一个组成部分，准确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23]，区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福利社会是社会建设的目标，而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目标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国福利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首先，中国福利社会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是否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试金石”，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石”，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在。中国福利社会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福利社会，建设中国福利社会，必须始终坚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其次，中国福利社会的政治基础是中国特色的国体和政体。我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的辩证统一，中国福利社会是巩固和体现人民民主专政优越性的福利社会。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福利社会是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谋幸福的福利社会。总之，中国福利社会是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福利社会。

三、意识形态不同

在现代社会，所有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体系)背后都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思想理论支撑。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的特征，不同的福利国家可能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如德国和美国)，不同的福利国家也可能拥有大致相同的意识形态(如北欧国家)，同一个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可能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有所变化(如英国)。国内外的社会福利学者在分析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时，绝大多数都采取“理想类型”的方法，把它们概括和总结为不同的类型。英国学者哈特利?迪安在《社会政策学十讲》一书中，提出一个划分西方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他从“平等与保守”和“自由与共和”两个维度出发，运用交互分类方法，把西方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分为四种类型。

迪安认为，西方福利国家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是社会自由主义(平等/自由)。“二战以后世界上的福利国家体制，主要是在社会自由主义而不是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尤其是在英语世界。……自由主义赞成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或者团结主义的精神气质”[25]。第二种意识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平等/共和)。“就其最纯粹的形式而言，福利国家是(或曾经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社会民主主义者都是热心的集体主义者而非不情愿的集体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对社会政策在整个发达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它最清晰地反映在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发展的方式上。”[26]第三种意识形态是社会保守主义(保守/共和)。“社会保守主义重视社会团结而非社会平等。……，这个理论传统中的一位巨擘就是俾斯麦。他在1871至1890年出任德国首相，为一种独特风格的福利国家奠定了基础。”[27]第四种意识形态是新保守主义(保守/自由)。这种意识形态“未必与任何特定类型的福利国家相关，虽然它对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有一定影响。它部分地代表了与20世纪80年代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有关的所谓‘新保守主义’。”[28]

与西方福利国家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不同，中国福利社会的意识形态则是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福利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学说，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翻了一切剥削制度，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华大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极大地改善了占世界1/5人口的社会福利状况。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毛泽东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江泽民主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已为建设中国福利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建设中国福利社会提供了直接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福利需求。[29]总之，在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进程中，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才能保证中国福利社会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四、根本目的不同

不可否认，福利国家的产生和形成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从政治学的角度看，福利国家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种政治的加工品。”[30]福利国家创立和发展的根本目的，一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二是为了排斥和对抗社会主义制度。[31]关于这一点，西方福利国家的学者也是公开承认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就曾经说过一句“大实话”：“实际上，创立福利国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驱散社会主义的威胁。”[32]德国学者弗兰茨-克萨韦尔?考夫曼也说：“过去，由于东西方之间的制度竞争，无疑促使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愿意接受社会福利国家对其获利机会的限制。”[33]事实上，排斥和抵制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算计，一直存在于福利国家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其当初建立保险制度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俾斯麦政府试图通过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来缓解劳资矛盾，抑制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工人运动。“二战”结束以后，冷战是福利国家发展的外部条件。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两大阵营的对抗中，福利国家迅速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健全和完善福利国家制度，对内灌输阶级合作思想，缓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对外鼓吹福利国家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打压和诋毁社会主义制度。

与福利国家的政治算计不同，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内部的政治控制和外部的对立与对抗，而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中华民族的生活质量，增进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福利社会是全体人民都能够各尽所能，合理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公平享有社会福利、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总体而言，中国福利社会就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助、安有所保”的社会。“学有所教”满足人民的教育福利需求(发展需求)，保障人民的教育权;“劳有所得”满足人民的就业和收入需求，保障人民的劳动权和收入权;“病有所医”满足人民的健康福利需求，保障人民的健康权;“老有所养”满足人民的养老福利需求，保障老年人的体面生活;“住有所居”满足人民的住房福利需求，保障人民的居住权，实现“安居乐业”;“弱有所助”满足弱势群体的福利需求，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安有所保”满足人民的安全需求，保障和提高人民的公共安全水平。郑功成教授从更为具体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是最终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帮、贫有所救、孤有所助、伤有所治、残有所抚、死有所葬、遭灾者有救助、失业者能解困”等民生目标的社会。[34]

五、福利水平不同

西方福利国家在福利水平上存在着两个“极端”：新自由主义反对国家为公民承担福利责任，抬高经济政策，贬低社会政策，鼓吹福利市场化和福利最小化，典型代表是“完全积累制”模式。在这种福利模式中，社会成员的福利需求基本上依靠公民个人(及其家庭)得到满足。如果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高收入，这种福利模式未尝不可。问题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国家不但存在着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而且还存在尚未达到劳动年龄和没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他们没有就业，没有工资收入，靠什么实现积累?与此相反，福利国家主义鼓吹福利最大化，典型代表是北欧福利国家实行的“普惠型”模式，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其固有的福利刚性使这些国家背上了沉重甚至难以承受的财政负担。历史经验表明,以追求福利最大化为目标是片面的、不科学的、不可持续的;福利水平高，社会不一定稳定;福利水平过高，超出经济的承受能力，社会发展就会陷入停滞。[35]

中国福利社会是一个“福利适度化”社会。所谓适度，实质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均衡，在保持经济发展活力的同时实现福利增长，具体指社会成员享有的福利水平要适中，既不是福利最小化，也不是福利最大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福利最小化”既与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背道而驰，也与“共建共享”的社会发展理念南辕北辙。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社会福利需求巨大，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条件下，想搞“高福利”也搞不起来，即使勉强搞起来也难以持续。从中华文化的特点看，建设福利水平适度化的中国福利社会比较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历来主张“中庸之道”，反对“过”和“不及”，其间充满着辩证法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处事和处人之道中的“智慧”。在社会福利水平上“，福利最小化”属于“不及”，“福利最大化”属于“过”，“福利适度化”属于“执两用中”，能够有效克服“福利两极化”的局限。由此看来，在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多从中国传统文化而非西洋文化中寻找智力支持，才能为中国福利社会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综上所述，中国福利社会与西方福利国家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二者之间的差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区别，也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差异，还反映了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在建设中国福利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只有时刻牢记这些区别，才能最终建成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人民需要的福利社会。

当然，如果抛开中国福利社会和西方福利国家之间的政治本质和意识形态差异，仅从技术层面看问题的话，那么，西方福利国家在建设现代社会福利体系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教训，在回应和解决社会福利问题中所采取的一些具体政策和做法，对于建设中国福利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本文的论域，需要另文讨论了。

*本文是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普遍型社会福利体系的基础和设计研究”(项目批准号：09&DZD061)的阶段性成果。

毕天云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教授、博士

注释：

[1]景天魁、毕天云：《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阶段》，《理论前沿》，2009年第11期。

[2]徐道稳：《以发展型社会政策构建发展型福利社会》，《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3][15][16]郑功成：《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110页、108页、109页。

[5]康新贵：《多元化的福利社会———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3期。

[6]景天魁、毕天云：《建设中国特色福利社会的意义》，《学习与实践》，2009年第9期。

[7]黄晨熹则认为，“福利国家”的历史应该以德国建立现代社会保险制度的19世纪80年代为起点。参见黄晨熹著：《社会福利》，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2009年，第30页。

[8]刘燕生：《社会保障的起源、发展和道路选择》，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288页。

[9]吴铎主编：《社会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86页。

[10][19][30]林万亿：《福利国家：历史比较的分析》，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4年，第7页，第13页，第7页。

[11][22(]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中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第8页。

[12]周弘：《福利的解析：来自欧美的启示》，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142～149页。

[13“]左派”的代表是“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左派”，“右派”的代表是“新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右派”。二者对福利国家的各种批判，参见(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郭中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0页。

[14]参见郑功成著：《中国社会保障3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8页;郑功成主笔：《中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战略———理念、目标与行动方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7页。

[18]在2002年11月召开的十六大的政治报告中，有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内容，是作为“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进行论述的。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28页。

[20]周弘：《福利国家向何处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页。

[21]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度，没有一个国家(包括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自称为“福利国家”。

[23]林卡认为，“福利社会”一词在实际运用中具有四种含义，即“制度模式”、“社会的福利”(相对于“国家的福利”)、“福利体系”和“理想社会目标”。参见林卡：《走向“福利社会”?———“福利社会”概念辨析及其蕴意》，《人民论坛》，2009年10月(下)，总第269期。在本文中，笔者在第三个意义上使用“福利社会”概念，即把中国福利社会视为中国的社会福利体系。

[24][25][26][27][28(]英)哈特利?迪安：《社会政策学十讲》，岳经伦等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第27页，第28页，第28～29页、第29页。

[29]景天魁、毕天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社会》，《人民论坛》，2009年10月(下)总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