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政治局常委办公室:两部红机是标配

来源:南都周刊等

2014-01-11 16:07

2013年12月31日晚的《新闻联播》上,镜头前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表了2014年新年贺词。在电视画面中,习近平的办公室内景首次公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桌面的两部红色电话。《南都周刊》与《南方人物周刊》本周均予以详细介绍。

2013年12月31日,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2014年新年贺词

自从2000年12月31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国内外民众发表新年贺词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一年一度的新年讲话已属“规定动作”。但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习近平还是送给电视机前观众一份额外的新年礼物:央视的镜头将其办公室的部分陈设展示了出来。

国家领导人的通讯手段,代表了一个国家最高指令的传递方式。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一部小小的红色电话,已经不仅仅是通话工具,更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这就意味着通过如实公开具有‘权力中心’或‘密室’形象的办公空间,确保国民的信任。”1月2日出版的韩国《中央日报》这样解读说。在次日,该文和其他几篇国外媒体的报道一起,被隶属新华社的《参考消息》所转载。

两部红机:线路作用均不同

在央视播出的画面中,习近平坐在偌大的办公桌前,身后的书架摆了四张家庭生活照,分别是:他与家人推着轮椅上的父亲;他牵母亲的手散步;他与夫人彭丽媛的合影;他骑着自行车载着女儿在林荫下玩耍。此外,在他右侧的书架上还有另外两幅照片,分别是他在考察广州军区期间与官兵同桌就餐的照片和2012年时他担任国家副主席出访爱尔兰时小秀足球技巧的场景。

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办公桌上,有两红一白三部电话。而两部红色电话外表几乎一样,但功能并不完全相同,甚至从属于不同的电话系统。

级别相对较低的一部是军用保密电话。这种电话和普通电话的功能一样,带有一个数字拨号盘,甚至电话上能够储存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其特别之处在于,这部电话上有两个按键,分别为明码通讯和加密通讯功能。在完成拨号之后,电话机并不能直接拨出,必须选择明码或者加密通讯之后才能完成拨号。在通话期间,拨打电话的人也可能从明码通讯切换到加密通讯。

2013年雅安地震,李克强在飞机上使用红色电话机部署救援工作

这部电话使用的是军用保密通讯线路,与地方的通讯网络做了严格的物理阻隔。实际上,全军都在使用这个通讯网络,但由于接入的网络众多,因此其保密安全性并不是最顶级的。从理论上来讲,习近平可以用这部电话给全军任何一个单位直接打电话。

另一部红色电话,则是最高级别的通讯电话——“军委一号机”,另一俗称是“红机”。实际上,能够获得“一号机”使用资格的人员,比外界预计的数量要大得多。除国家主席和总理之外,其他的政治局常委、省部级官员以及部队正军级以上干部,甚至大型央企一把手的办公室都有这种电话。所有离退休的“副国级”以上干部,其家中也有这种电话,方便和现任领导人直接沟通。

“一号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部电话的整个机身没有拨号盘,也没有加密按键,因为它既不需要拨号,所有通讯也都是加密的。在使用这台电话时,只要说出你要找的人,接线员就会帮你把电话转接到你需要的电话机那里。

“一号机”的线路并非只是高级别人员之间的共同线路,高层人员同样可以使用这套系统和下层单位进行通讯。虽然这部通向一号台的电话机,上面没有拨号盘,却不是一部简单的电话。机身内部有一个防止窃听的保护器。任何原电路被异物介入或者外壳损毁,电话都会自动报警。早期的一号机,使用老式载波原理电话技术,因此必须进行弱流增益,导致声音还原性不佳。除非经常使用,否则即便熟人之间也未必能认出对方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末,更换了程控电话系统之后,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从原理上来讲,这两部红色电话都有非常高的保密标准,除了电话线路独立于民用电话网络之外,电话机身也做了防电子信号外泄的。任何电器,即便是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机身的电子元器件也会有微弱的电流辐射。专用器材可以读取这些电流辐射以确定其位置,甚至分析出其信息数据进行破译。因此,政府部门的保密通讯器材和电脑等信息载体,都会对其电子信号进行屏蔽。

红色电话最早开通于1949年7月。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搬进中南海,中南海专用电话局正式开通。初期,中南海专用局在局内安装了步进制自动电话交换机、中继台、蓄电池,迁入人工磁石交换机,还敷设了地下和架空电缆。1951年4月,中央办公厅和邮电部决定,在中南海新建自动机房,由已经改名的北京电信局负责执行。1952年7月,局号定为39,对外称“北京电话三九专用局(简称三九局)”。根据规定,“三九局”的话务员每月只许回家一次,不许在家住宿,不许随便外出,不许与亲友通信,不许向亲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点和任务,不许听领导同志的电话。据悉,毛泽东使用“红色一号机”。

两部红机成为标配

据《南都周刊》记者检索,两部红色电话机也曾出现在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现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等人的办公室里,似乎成了政治局常委办公室的标配。

邓小平逝世后,中央电视台在拍摄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时,曾采访了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在该视频中,江泽民乘坐一辆奥迪小轿车从新华门进入中南海,随后在自己的办公室面对镜头接受采访。

由于拍摄时镜头固定,视频并没有透露出江泽民办公室的太多细节,但还是可以看到其办公桌上放着一个茶杯,还有那两红一白的电话机。与习近平办公室将它们摆放在主人的右前方不同的是,它们被放置在靠近江泽民左手边的一个稍矮的桌面上。

美国作家库恩在《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中说,2001年2月21日,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那台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就曾接到江泽民的电话,要求查明当晚《新闻联播》出错的原因。

 

长城与中国梦

除了在邓小平的纪录片中接受采访之外,江泽民还在他的办公室录制了对周恩来的评价的视频。当然,他发表新年贺词的视频录制和照片拍摄,大多也是在其办公室完成的。只是由于当时的视频录制者固定了拍摄镜头,除了其办公室的书架和五星红旗,外界无法得到更多的信息。

政治局领导人的办公室里都有什么?

据库恩透露,在当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初,江泽民的工作压力“没完没了”,其夫人王冶坪曾跟朋友说,有时候她“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除了中南海的办公室之外,江泽民还在2000年开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地点是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八一大楼”内。这座为纪念建军节而命名的大楼坐落在天安门广场的西面。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信设备。

而江泽民的接班人胡锦涛,在刚刚过去的十年中大多选择在一个经过布置、以红色为主调、设有讲坛和麦克风的发布厅内发表新年贺词。1999年5月9日,当时还是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代表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就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发表电视讲话,那是《南都周刊》记者检索到的他少有的在办公室讲话的场景。可惜的是,无论是央视还是新华社的记者,都只是将他背后的书架和一面红旗拍了出来。

如果比较一下目前所能看到的习近平和江泽民的办公室摆设,会发现习近平的办公室除了多了六张照片之外,其座位背后的长城画作,也是在江泽民办公室中看不到的。

中国长城的修筑始于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尤以秦、汉和明三个时期的规模最大,那也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为强盛的时期。据韩国《中央日报》的解读,习近平背后放着中国国旗五星红旗,办公室墙上挂着万里长城图片,具有强盛中国的意味,因此反映了习近平决心复兴中华的“中国梦”。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习近平已经在多次讲话中提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如何离开

在十八大新当选的七常委中,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的办公室也曾出现在新华社在去年3月18日发布的特稿中。虽然张高丽的办公桌及其上面的摆设成了谈话的背景,但仍然可以看到上面有一盏台灯和一台电脑。当然不可忽略的是,在张高丽的办公桌上仍然可以看到两部红色电话机。

除了央视和新华社等中央媒体的发布口径之外,与中南海接触密切的高官们有时也会对中共最高层的办公细节作出披露。据曾经担任中国银监会主席的刘明康回忆,在2003年,刚刚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经打电话将他叫到中南海的办公室。

“温家宝第一句话就是,‘14年来,每个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里工作’。”刘明康说,“早春的阳光晒在窗台上,院子里非常安静,偶尔有一些喜鹊在院子里唱歌。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2013年3月2日,即将退休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像往常一样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批阅文件

2009年2月14日,温家宝曾邀请著名傣族舞蹈表演艺术家刀美兰到办公室做客,当时的新闻稿这样描写总理办公室的会客室:一墙书柜,几个小沙发,墙角摆放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巴西木,茶几上是一盆竞芳吐艳的火鹤。而在当年的9月14日,温家宝会见来自新疆的农民达吾提·阿西木时,茶几上的盆栽换成了“生机盎然的虎皮兰”。

在卸任之前,温家宝在总理办公室工作了10年。2013年3月2日,离全国人代会开幕只有3天时间,新华社记者姚大伟在总理办公室门外拍摄了一张照片。照片中,温家宝像往常一样在批阅文件,他身后书橱中的大多数书籍已经被撤下装箱,只有若干照片和饰物陈列在其中。

在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没在政府任职的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比温家宝更早搬离了办公室。据《凤凰周刊》报道,2012年10月24日,贺国强在主持召开了其任内的最后一次书记办公会后,便乘车悄然离开,当时离十八大开幕还有十多天时间。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就要正式退休了。”在书记办公会结束后,贺国强当着同事的面说,“我表个态度,对中央纪委新班子的工作全力支持,但决不干预,不干预就是最大的支持,相信新班子会干得更好。”

(综合《南都周刊》、《南方人物周刊》等报道)

责任编辑:董佳宁
上海交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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