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春天的二十七个瞬间与二十七章思索

华夏八月，日月光华，星汉灿烂。

8月22日是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日。一晃，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已离开我们整整17年。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触开国人的情感之泉。斯人斯景，历历如昨。小平同志离我们是如此之近，他仿佛正在看着我们。

放眼世界，再没有像当代中国这样一个能够“不断改革”的大国，也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过去的30多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人光荣也伴着痛楚，梦想却一步步接近。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也在多元交织中显现自己的历史和当下的重大意义。

回望过去是为了面向未来。在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之际，恰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背负全民热望整装待发，扬帆复兴路。朝野无不清楚意识到，中国必须在邓小平一代人开创的基石上，设立新的目标，登上新的征程。

新的道路已在我们面前慢慢展开。在全国各界及新闻媒体的纷纷纪念中，观察者网力邀海内外学者专家撰写、畅谈对小平同志的思索，从政治、经济直到思想文化领域，对小平同志展开全面的纪念与对我们未来的思考。感谢胡鞍钢、林毅夫、张维为、张旭东、华生、寒竹、曹锦清、茅于轼、潘维、崔之元、金灿荣、赵启正、傅高义、孟凡辰、田雷、林凌等学者，用自己的深思与深情，为观察者网奉上了他们的大作。

正如张旭东教授所言，今天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是在邓小平时代的历史条件和思维框架里想问题。与其执念于毛派邓派、左派右派之争，不如像寒竹研究员所指出的，我们应该坦然迎接历史从正题、反题再到合题的节奏，以更开放的心态来谈论前无古人的重大问题。

纪念是为了重新出发。彻底打破晚清人遭遇的“3000年未遇之变局”，这是当下中国人的伟大使命，也是这位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儿子的殷殷期盼。仅以邓小平二十七个历史瞬间画面与这二十七章深厚文字纪念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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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维为：邓小平侧记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罗伯特·穆加贝（左二为张维为，图片由作者本人提供）。

第一次担任邓小平翻译的复旦大学张维为在《邓小平侧记》中回忆“上午9点40分，邓小平穿着一套浅灰色的中山装，走进了福建厅。邓走路平稳，身板笔直，看上去像六十开外，而不是八十一岁高寿。他小小的个子，却一下子吸引了大厅内所有人的目光……”这场会面邓小平外交的一个片段，但其中的只言片语“包含了他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

2）张维为：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

1985年，邓小平会见加纳元首罗林斯，左二为邓小平的翻译张维为。

时隔近30年，春秋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再度回忆邓小平，慨叹《从来没见过这么精彩的人》。文中回忆，当时邓小平的心情特别好，因为改革开放起步顺利，农村责任制的推广，整个特区的建设都比较顺利，所以邓小平对罗林斯说“看来我们已经开始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罗林斯接下来要去厦门特区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邓小平说你可以去看一看，有一些成绩，但不要照搬中国的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3）寒竹：激进的左右翼无法理解邓小平时代

1992年1月24日，邓小平在珠海视察时，与珠海生化制药厂员工亲切握手。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寒竹在《激进的左右翼无法理解邓小平时代》一文中说，“1976年，中国的生活水平大幅度落后于外部世界的严酷现实，这强烈地刺激了普通中国人的神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反省，作为拥有先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生活水平为何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惟有邓小平慧眼独具，最早看到了市场经济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

4）胡鞍钢：毛泽东、邓小平与改革开放

1959年，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在一起。

历史不容割裂，邓小平的故事首先必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清华大学胡鞍钢教授在《毛泽东、邓小平与改革开放》中说，毛泽东推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建立，平衡并制约国际战略力 量，使国际紧张局势趋向缓和，进一步开拓了我国外交新局面。这为70年代末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打开了战略机遇窗口。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又迈出了决定性的一大步，即中国向西方对外开放。

5）胡鞍钢：为什么说中国农村改革天下第一

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搞了全国第一个“包干到户”，第二年的1979年，小岗村的粮食生产相当于1966－1970年5年的粮食总产，成为全县的冒尖队。 图为包产到户之后农民踊跃缴纳公粮。

胡鞍钢在《为什么说中国农村改革天下第一》一文中说：中国的农业改革是农民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改革，也是农民的伟大创举，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北京政治官僚或技术官僚的文件，如果不是得到邓小平等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支持，中国的农村改革就不会演变“自上而下”的改革，迅速传遍和扩散到全中国所有的农村大地。

6）胡鞍钢：邓小平让时代多了一个主题

1987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

邓小平在经济体制改革上的成绩有目共睹，胡鞍钢教授在《邓小平让时代多了一个主题》重提1987年2月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作用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有好处就可以利用”。这一理论突破逐渐成为党内政治共识，并由此开启了一个改革时代。

7） 胡鞍钢：邓小平选择开拓了“中国之路”

1989年，邓小平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小平时代中国曾经历了一场“正路”与“邪路”的较量。胡鞍钢在《邓小平选择了“中国之路”》一文中说，邓小平在1986年十二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鉴于“八九风波”事件，以及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胡鞍钢认为，邓小平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总会在中国最关键的时候，一针见血、一语中的，保证中国不入歧途，成功避免了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国家“大崩溃”、“大解体”、“大衰落”的悲惨结局。 

8） 胡鞍钢： 邓小平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国家发展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即准备成长期；邓小平时代是经济起飞和迅速成长期； 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是联系的而非割裂的，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胡鞍钢在《邓小平是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一文中认为，邓小平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的关键因素。他凭借高明的政治智慧，深刻汲取了毛泽东晚年错误和失败的深刻教训，实行了新的政治领导方式，对改革开放进行总体设计，也为后来继任者留下宝贵的政治财富。

 9）曹锦清：我的毛邓转折时代

1977年，邓小平果断决策，恢复了中断10年的高考制度。图为1977年，在北京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青年正在认真答卷。

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也是这千千万万个被改变命运的青年之一。他在《我的毛邓转折时代》一文中说，文革从关闭高教开始，从开放高教而终。那一代经历十年忧患的一批人，对邓小平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感情，读者可以设想，他在我们的记忆里是刻骨铭心的。

10）曹锦清：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会永久地活着

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场会议也被视作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标志。

如何对待毛的遗产乃至如何评价邓的改革成果，至今左右两派争论不休。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撇开争议，表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会永久地活着》。中国没有走西方的民主道路，这一点也成为自由派批判邓小平的重要靶子。曹教授却认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包括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经历过多次“病急乱投医”，但是最终政治发展的思路，还是以我们为主体，没有照搬别国。在新时期，中国仍然要运用我们的民族思维去解决中国面临的新问题。

11）崔之元：“姓社姓资”与实验主义

1992年2月10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时，指着一台正在工作的机器意味深长地说，这台设备原来姓“资”，因为是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现在它姓“社”，因为在为社会主义服务。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在《“姓社姓资”与实验主义》文章中认为，从“实用主义哲学”来看，邓小平这段话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这个“目的”的认识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要大大高明于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目前还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观点。

  12）张旭东：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

1984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乘坐一汽人生产的红旗检阅车，在天安门广场阅兵。

纽约大学教授张旭东，在《作为“主权者”的邓小平》一文中认为，毛去世后，邓是事实上主权者，既是毛泽东中国的继承者，又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而敢于改变“祖宗之法”的那个人。他一个人作为全党和全民意志的化身，既置身在法律（“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之内又置身法律之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新的决断，是法律在国家内部正常运行和国家超法理的秩序重建之间的连接点。

13）华生：邓小平是双轨制的最大战略平衡家

1984年的国庆35周年庆典中，北大学生打出的“小平您好”横幅，表达了人民对改革开放感念之情。

然而，改革并非一片坦途。随后几年，民众情绪很快发生改变，曾亲自参与了价格双轨制改革的经济学家华生在《邓小平是双轨制的最大战略平衡家 》一文中回忆，因为价格双轨制遭到怀疑， 1988 年，在各方推动下邓小平就想搞价格闯关，全面放开物价。很快发现操之过急，政府又急转弯收回成命，但负面影响已经巨大。另外政治上，一些人也希望一步到位解决问题。这实际上也是对小平渐进式改革的不满和否定。

14）林毅夫：邓小平从不教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举行，大会确定了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当时，对这个目标的实现社会各界信心并不大。经济学家林毅夫在《邓小平从不教化地按照既定模式改革》中回忆：这个目标意味着平均每年经济增长必须达到7.2%。当时他还是北大念经济学的学生，他说，因为根据那时学界普遍接受的发展经济学“自然增长率”理论，任何一个国家除了在战争和受到自然灾害破坏之后的恢复期外，都不可能长期维持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再看，邓小平同志当时提出的目标实在还是太过保守了一点。

15）潘维：社会主义该在何处体现?

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北大教授潘维在《社会主义该在何处体现?》中担忧地指出，这些年来，因为迷信资本的力量，教育的差异化扩大，出现了几亿人苦苦追求几所“一流”大学，“一流”中学的荒唐状况。我们曾经努力建立的教育公正无法体现，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其内涵逐渐空洞。言之切切，值得深思。   

16）茅于轼：“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非常正确

1992年，由于邓小平的三次点名关注，安徽私企“傻子瓜子”创始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的年广九得以获释。他是邓小平口中“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中的典型代表。

然而一些人将贫富差距拉大归咎于邓小平的“先富带动后富”。茅于轼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非常正确 》”中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现在来看也是正确的，贫富差距总是有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非常正确。毛泽东时代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从那个口号变成讲经济效益的思路，是巨大的转折。评价邓小平不能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批评邓小平的人肯定没经历过文革，他不知道邓小平说的话有多重要。

17）傅高义：研究邓小平的外国人不多，很可惜

2013年1月18日，暨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的纪念日，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学者傅高义先生撰写的《邓小平时代》在中国出版。

这位年逾80的老先生近日接受观察者网专访，在《研究邓小平的外国人不多，很可惜》一文再次谈到了这本书，傅高义说，“现在研究邓小平，我之外，很可惜，外国人不多。综合的研究邓小平，可能现在外国就我一个人。大多数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外国学者都认为我是很客观的，包括美国的左派右派都这样认为。但是有一些知识分子，认为我太肯定邓小平了。他们认为在“自由”、“民主化”方面，邓小平做的工作不够。”

18）宋鲁郑：超越历史的邓小平

1989年6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标志着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登上历史舞台。在邓小平的努力下，一人决策、终身制的领导制度，逐步过渡为集体决策、任期制。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在《超越历史的邓小平》中，将其评价为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作对了事，把国家引向正确发展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所有成功的探索都加以制度化。”

19）文扬：“韬光养晦”为什么会成为长期国策？

在1989年11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在江泽民的陪同下，同大家一一握手。这一年的9月4日，邓小平将党内高层领导人叫到自己家中商量他的退休计划。时值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的不稳定形势，邓小平在会上做出“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付”的指示，上述观点也成为“韬光养晦”国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直到今天，国际关系学界很多人坚持认为“韬光养晦”这一战略仍然有效。《新西兰联合报》社长 文扬先生在《“韬光养晦”为什么会成为长期国策？》一文中指出，这项根据短期时局变化提出来的权宜之计，在长期的历史趋势和更宏大的世界格局中，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可以作为中国一个长期有效的外交战略。

20）金灿荣：继承毛时代 他奠定了30年中美关系格局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2月2日，首次访美的邓小平在休斯敦旁边的西蒙顿小镇观看传统的马术表演。邓小平微笑接过主办者意外递来的牛仔帽，展现了一个自信、友好而开放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形象。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邓小平为两国交往写下了良好的开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春岭先生在观察者网刊文《继承毛时代 他奠定了30年中美关系格局》。文中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苏联和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都遭遇过挫折，也都曾进行过改革，但结果截然不同。邓小平改革开放与苏联赫鲁晓夫改革存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国的国内改革伴随着对外开放，而赫鲁晓夫的改革则是封闭环境下进行。

21）赵启正：回忆邓小平，年轻人缺经验没关系

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同意浦东开发开放。上图为1991年2月18日，在朱镕基陪同下，邓小平参观上海南浦大桥工地。

1990年左右，邓小平数次南下在上海过春节。在沪期间，邓小平多次说，“1979年开放4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开放上海，是他犯的一个错误。”如何去理解这个错误？邓小平对改革开放局势的估计是否有些保守？赵启正先生在《回忆邓小平：年轻人缺经验没关系》一文中提出观点，“一个是上海经济体量大，另外一个方面，这无外乎是邓小平对我们的激励，鼓励我们后来居上”。赵启正说，“深圳开放面对的香港，厦门开放面对台湾。按照我们的理解，开放浦东面对的是太平洋，我们要转过身来，吃太平洋的鲨鱼”。

22）吕正惠：谈“邓小平问题” 

此次纪念与思考邓小平专题云集重量级学者，从各个角度思考邓小平遗产及其与整个中国共产党思想与实践的关系。我们同样邀请海峡对岸的台湾学者从另一个角度观察邓小平时代。台湾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克服困难提笔撰写了《谈“邓小平问题”》，他自谦对邓的认识不能和大陆朋友相比，惟愿畅所欲言，带来启迪。

吕教授认为，邓和毛一样，不管政治路线如何，总会在世界局势之下思考中国的发展。但是大陆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好像都只看国内问题，从一种理想主义的角度，提出一些解决办法，并以此衡量共产党施政的得失。 邓和毛都不是这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必定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作为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必需让中国具有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让所有的中国人不用再过以前那种极其艰困的日子。邓的名言之一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怎么样摸，目标就是要过河，这就是现实主义。从这个角度讲，邓已经尽了他的责任了。

23）昆仑岩：对邓小平理论核心问题的几点理解 

 近三十年来，中华大地，随处可见邓小平经典语录。

在小平去世的十七年里，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于是他的言论被不断的解释，同时也引来诸多争论。在解放军少将昆仑岩《对邓小平理论核心问题的几点理解里》，作者认为，对邓小平最好的纪念，是要像他一贯倡导的那样，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完整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比如对小平所说的“不争论”，不能将其偷换成不许人民群众质疑争论，不许人民说，“改革有错误”；邓公所说的“不争论”是为了进行科学的改革试验。“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

 24）奚洁人：如何评价毛泽东?

 

毛泽东和邓小平既是亲密战友，又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两段重要历史的缔造者。

35年前，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共产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在奚洁人的文章《如何评价毛泽东——邓小平的历史担当、战略思维与政治智慧》中，作者透露，当有人提出“文革”中召开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观点时，邓小平敏锐而坚定地回答：这样的意见“不能接受”。因为邓小平非常清楚，坚持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坚持党的思想旗帜，它是事关党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和道路的重大原则问题。

25）孟凡辰：60后跨国公司华人高管怎么看邓小平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图为1992年1月26日，邓小平同志在拱北粤海酒店芳园楼旋转餐厅上俯瞰拱北和澳门两地。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意义无需赘言，而改革开放于每一个中国人更是人生的重大转折。海德思哲国际咨询公司全球合伙人孟凡辰先生在《60后跨国公司华人高管怎么看邓小平》一文中谈到，正是改革开放“给我和我父母这两代人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其中改变之巨，令“我父母在欧美旅游或走访我们时，一听到有人说共和国和共产党不好，就会激动万分情绪高昂地逐条批驳。”

26）朱云汉：改革开放重组全球秩序

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同名文章。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引起全党强烈反响，进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以实践为标准的精神不仅存在于讨论中，也同样是中国崛起的根本。台湾大学朱云汉教授在《改革开放重组全球秩序》一文中评价具有一定代表性，他表示邓小平那一代的中共领导人可以抛开意识型态包袱，因地制宜，灵活权变；他们也不迷信任何西方教科书，只相信试验与实践所累积的经验与教训，所以具有中国特色。

27）田雷：纪念邓小平，别忘了八二宪法

图为1982年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1982年宪法又称邓小平宪法 ，是对1954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和民主建设成果的确认和巩固。

重庆大学副教授田雷在《纪念邓小平，别忘了八二宪法》认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不能忘了八二宪法。这不仅是因为邓小平在1978年至1992年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而且当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向香港人作出“五十年不变”的宪政承诺时，他实际上是在行使一种宪政决策者的权力。

28）林凌：按劳分配与早期改革开放 

197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视察了开滦煤矿。并表示“开滦经验不只是机械化，管理上很多制度、政策要总结经验，包括按劳分配，包括岗位责任制。”促成了开滦煤矿工资加奖金分配模式的诞生。

“按劳分配”的关键在于，不会带来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按劳分配”导致的是“富裕程度的差别”，而不是贫富差距。观察者网专栏作者林凌在《按劳分配与早期改革开放》一文中回顾邓小平1978年3月的谈话，邓小平说：“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

邓小平不仅“于无声处”承担起毛泽东“江山靠谁守”之夙愿，更以马克思主义者否定之否定精神继往开来，把中国领入下一个举世瞩目的三十年。春天的二十七个瞬间不能涵盖邓小平时代的每一个关键节点，二十七章思索是抛砖引玉式的尝试，中国人在民族复兴与创新道路上的求索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