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提前出版的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这篇文章，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26日对《环球时报》表示，现在的中国不过是“1872年的美国”，当年美国GDP按购买力平价第一次超越英国，而世界进入“美国世纪”要到一战以后，因此，中国世纪的元年还远远没有到来。

2015年会成为“中国世纪元年”吗？赞成者认为，除了中国GDP总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经赶上美国外，还有其他“类中国世纪”现象出现，比如倡导亚太自贸区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等。

反对者则认为，近期中国经济增长“已经看到上限”，甚至称“好像不久中国时代就要结束似的”。26日，中国社科院发表2015年世界经济黄皮书，认为明年中国仍极可能延续过去多年的惯性，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的《中国世纪》一文编译如下：

在书写2014年的历史时，需要留意一个几乎被忽视的重大事实：2014年是美国能够号称自己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最后一年。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即使不能永久保持。中国已经回到了它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所占据的地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资料图）

中美世界观判若云泥

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件很难的事情。基于所能作出的最准确判断，各技术委员会最终拿出了被称为“购买力平价”的估值，从而得以比较不同国家的收入水平。虽然这些数据不够精确，但它们的确为评估不同经济体的相对规模提供了一个良好基础。2014年初，进行此类评估的世界银行各国购买力比较项目公布了新数据（这项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20年来一共只出过3份报告）。与往年相比，今年春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更具争议，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更加意义重大。而它之所以更具争议，也恰恰是因其意义非凡。新数据显示，中国将以远远超乎所有人预料的速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即将于2014年底实现这一目标。

争议的根源会令许多美国人感到惊讶——它很能说明中美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以己度人”的危害。美国非常渴望成为第一，也很享受这一地位。相比之下，中国对此则没有这么热衷。有报道说，中方与会者甚至威胁要退出相关技术讨论。一方面，中国并不想成为“出头鸟”——当第一是有代价的，意味着要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缴纳更多会费，意味着背负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压力，也很可能促使中国老百姓思考国家是否应该把更多财富花费在民生上面。另一方面，中国十分清楚美国心中对于世界第一的执著，很担心美国一旦不再是第一会有何反应。

当然，中国在很多方面早就超过了美国，比如出口和家庭储蓄。在储蓄和投资占其GDP近一半的情况下，中国担心储蓄太多，正如美国担心储蓄太少一样。在其他领域，比如制造业，中国直到近几年才赶超美国。而在专利数量方面，中国仍落后于美国，但差距正在缩小。

美国仍然能与中国争锋的领域并不都是美国最想让人关注的领域。美中两国在不平等程度上差不多（美国是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超过美国，而美国坐牢的人口比例（每10万人中有超过700人坐牢）则远超中国。从总量上看，中国在2007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污染国；而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仍然超过中国。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强国，花在军队上的钱超过排在其后面的10个国家的总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总是明智地使用了自己的军事力量）。但一直以来，美国真正的实力更多倚仗的是“软实力”，特别是经济影响力，而不是军事上的硬实力。这一点很重要，应该谨记。

美国称霸靠的是经济

全球经济力量以前也曾经历过显著的“结构性转变”，因此美国对这种变化有所了解。在200年前的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成为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的版图横跨地球四分之一。英镑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和黄金一样可靠。英国（有时是与盟友一起）强制施行了自己的贸易规则。它可以区别对待进口的印度纺织品，强迫印度购买英国的布料。英国及其盟友也可以坚持要求中国对鸦片开放市场，而当中国认识到鸦片的毁灭性危害并试图关闭边境口岸时，列强又发动了两次战争以维持这种产品的自由流通。

英国的霸主地位持续了一百年，甚至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济上超过英国之后。这种时间差一向存在（就像美中两国一样）。转折点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依靠美国的帮助才战胜了德国。战后，英国主动卸下了担子，而美国不情愿地挑起了重任。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尽其所能构建了战后世界秩序，以避免再次爆发世界大战，但国内的孤立主义致使美国从未加入国际联盟。在经济领域，美国坚持我行我素，通过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终结了一个全球贸易的繁荣时代。英国保住了自己的帝国，但英镑逐渐让位于美元。最终，经济现实起了决定性作用。众多美国公司成为跨国企业，美国文化明显占据了优势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又一个决定性事件。在战争中受到重创的英国很快就失去了几乎所有殖民地。这一次，美国确实承担起了领导职责。它在创建联合国和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美国在其他方面并未尽责。美国并未像凯恩斯所主张的那样，创制一种原本可以大大促进世界经济稳定的全球储备货币，而是把短期私利摆在第一位，愚蠢地认为只要使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就能从中获利。美元的地位好坏参半：它使美国能以低息贷款，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把美元放入外汇储备，但与此同时，美元会升值（高于应有价值），从而导致或加剧贸易逆差和经济疲软。

资料图：确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二战后的45年间，全球政治被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主宰。对于如何组织管理经济和社会以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相对重要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最终，苏联体制失败了，部分原因在于缺乏民主监督所导致的内部腐败。苏联的军事力量曾经强大得令人望而生畏，而它的软实力却日益成为笑柄。如今的世界被唯一的超级大国所主宰，而这个超级大国仍在继续其巨大的军事投入。不过，美国不仅是个军事超级大国，也是个经济超级大国。

美接连犯错动摇根基

美国接下来犯了两大错误。首先，它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胜利意味着其所支持的一切全部获胜。然而对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来说，贫困以及左派长期倡导的经济权利依然是首要问题；第二个错误是，从柏林墙倒塌到雷曼兄弟破产这段短暂的时期内，美国利用单边统治地位追求自己狭隘的经济利益，更准确地说是那些跨国企业和大银行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建立稳定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在1994年推动建立的贸易体系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是如此不平衡，以至于在五年后举行会议计划出台另一项贸易协议时，西雅图发生了骚乱。一边就自由和公平贸易高谈阔论，一边又坚持补贴本国的富裕农民，令美国显得虚伪而自私。

而且，美国从未充分认识到其诸多鼠目寸光之举所带来的后果。它的本意是扩大和加强其主导地位，但从长期来看却适得其反。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危机期间，日本推出“宫泽计划”，豪掷巨资帮助陷入衰退和萧条的经济体摆脱困境，而美国财政部却竭力从中破坏。美国还在这些国家推行财政紧缩和高利率政策，拒绝救助陷入困境的银行，这与美国财政部官员在2008年危机后所倡导的政策截然相反。即便是在东亚危机过去15年后的今天，只要提起美国当初所扮演的角色，仍会引起亚洲各国政府对其虚伪行径的愤怒指责。

资料图：美国西雅图骚乱。

美国应正视中国崛起

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为什么要担心？文章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其实不需要担心。世界经济并非零和游戏，中国与美国的发展是互补的。中国如果加速发展，就会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而美国也会繁荣。当然，如果问问那些因为中国而失去工作的制造业工人就知道，这样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但这一现实不仅与另一个国家的崛起有关，也与美国自己国内的经济政策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崛起为第一大经济体确实是件大事，美国需要认识到其产生的影响。

首先，美国真正的实力在于软实力，在于它为其他国家提供的榜样及其理念的影响力，包括关于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理念。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一，会使其政治和经济模式以及软实力模式声名远扬。中国的崛起也会令美国模式显得十分刺眼，因为后者并未惠及美国大多数民众。如果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还不如25年前，美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也有所上升。虽然中国社会也很不平等，但大多数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在美国中产阶级发展停滞的同时，中国却使大约5亿人摆脱了贫困。一种不能惠及大多数国民的经济模式也就不能成为他国效仿的榜样。美国应将中国崛起视为一记警钟，由此开始推进自身的改革。

其次，如果美国看着中国一步步崛起，觉得世界经济说到底是一场“零和游戏”，并以此采取行动的话，美国的软实力就会进一步遭到削弱。这绝不是“警钟”的正确含义。美国若把中国的收获看成是自己的损失，就会竭力进行“遏制”，想方设法限制中国的影响力。此类行动最终将被证明是无用功，而且还会损害人们对美国的信心，损害美国的领导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屡屡掉进这样的陷阱。比如美国、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想要达成的所谓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就完全把中国排除在外。亚洲存在着规模庞大、充满活力的供应链，位于不同生产阶段的商品在该地区四处流动，而TPP似乎想把中国挤出这条供应链。

资料图：TPP将中国排除在外。

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刚刚开始在一些领域承担起全球责任，美国的态度似乎相当不屑。中国希望在现有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美国国会称，其实老牌俱乐部并不喜欢活跃的新成员——他们可以继续坐在后排，但他们得不到与其全球经济角色相匹配的投票权。当二十国集团的其他成员国认为，决定国际经济组织领导人选的条件应该是能力而非国籍时，美国则坚称旧秩序已经够好了，比如世界银行行长应该继续由美国人担任。

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中国与法国等国家提出美国应该完成凯恩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启动的那项工作，创造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时候（这项建议得到了由联合国秘书长委派的国际专家委员会的支持），美国从中作梗。

最后一个例子是，中国希望通过新组建的多边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中国在这些机构中将发挥主要乃至主导作用，而美国则寻求阻挠中国在这方面的努力。全球存在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这一点已经成为广泛共识，并很可能远远超出世界银行及现有多边机制的能力范围。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具包容性的世界银行管理体制，还需要更多资金。在这两个问题上，美国国会都说了“不”。与此同时，中国正在和本地区其他许多经济体开展合作，努力创建亚洲基础设施基金。而美国则施展手腕，希望这些国家不要加入。

美解决麻烦难离中国

文章称，美国正面临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外交政策挑战，事实将证明这些都是棘手的问题：伊斯兰武装分子、迈入第7个10年的巴以冲突、坚持展示实力（至少在其周边地区展示实力）的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以及核扩散的持续威胁。为解决其中许多问题（即便不是所有问题），美国都将需要中国的合作。

当中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时，美国应该抓住机会，使外交政策的立足点远离遏制。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紧密关联。稳定、正常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事关两国利益。考虑到中国的历史记忆和自尊心，中国将无法接受现在的全球体系，因为其规则都是由西方制定的，也反映了西方的利益。不管愿不愿意，美国都必须进行合作——而且应该拿出合作的诚意。与此同时，为继续维持美国软实力的价值，美国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解决自身体制的不足——那些腐化的、（坦率地讲就是）有利于权贵阶层的政治经济制度。

在新经济现实的影响下，新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形成。人们无法改变这些经济现实。但如果用错误的方法应对现实，美国就有可能受到反作用力，要么导致全球体系运转不良，要么必须面对一个显然不希望看到的全球秩序。

（综合《环球时报》、《参考消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