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夜，重庆江上。

天空中没有星星，但一艘艘灯火通明的万吨级游船划过，像江上焰火。跨江大桥上，轻轨列车时而曳出长长的银链。两岸远近高楼闪烁着自己的图案。据几十年间来过重庆很多次的人说，这十年重庆的变化非常大。不变的也许只有身下的汩汩流水。

三十年前，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也是站在这里看着江水。他们不是为了赏景旅游，而是思考中国经济的未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在“巴山”号轮船上召开。若干年后，他们中间许多人走上中国经济管理的重要岗位。1986年的江景，在他们的回忆中是黑白而庄严的。“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了，用学者张军的话来说，这是一次不为公众所知，却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的会议。相比“莫干山会议”，知道它的人要少得多。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确立了经济改革的方向，“巴山轮会议”则目标小一些，在当时仅仅是要学习如何认识和调控中国的宏观经济，会议成果在未来却像看不见的手，发挥着持续深远的作用。

巴山轮会议全体与会人员在甲板上合影

三十年后，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世界银行联合举办的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座谈会暨2015年宏观经济国际研讨会再次由重庆出发。

用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的话来说，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总需求、总供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话语则十分陌生。那一年，在世界银行林重庚先生的帮助下，相关机构突破常规界限，找到了包括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宾在内的一些著名国外经济学家和中国学者一起来认识中国经济。

在《巴山轮会议的启蒙作用》一文里，项怀诚说那时自己不太能听得懂国外学者在说什么。而在6月28日的纪念会上，他则说道，想必那时的外国经济学家也未必听懂中国学者在说什么。但是共识被确立了。纪念会中，数位亲历者都说到，那时，与会学者一项重要工作是确立中国宏观经济的起点是什么，未来向哪个方向去。他们几乎都提到一个由科尔奈教授提出的概念：

这个概念事关改革的目标和过渡步骤。来自较早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尔奈教授把协调机制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具体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么一个今天看来比较简单的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再一次的长征。

半个1A是什么，会场上赵人伟教授说的更清楚：中国当时的经济管理模式连1A也不到，苏联模式是1A，但苏联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而中国不可以，所以是半个A。

那次会议没有形成任何决议，但是从那以后，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手段开始在中国运行。许多参会的中青年学者后来成了主要的财政官员。后人无法想象当时的经济工作细节。项怀诚说，在行使财政扩张政策的时候，因为不方便使用“扩张财政政策”一词，就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一词。

今天会上，李克穆又说了个故事：当年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的秘书参加“巴山轮会议”，这次和薛老的女儿薛小和一起来参加纪念会议。薛小和给了他一本书，就是当年社科院编的一本巴山轮的文集，非常珍贵。这本书如今保存的人也不多。薛小和告诉他，在“巴山轮会议”期间，研究马老的闭幕词的时候，曾经为一个词进行了讨论，这个词翻译过来是“宏观管理”，当时我们国家的提法是“宏观控制”，显得太强，另一个译法是“宏观调节”，又太弱，后来他们商量，征求意见，决定把控制和调节合起来使用，就成了“宏观调控”，一直用到今天。

三中全会三十周年，“莫干山会议”三十周年，“新时期文学”三十周年……很多个关于改革开放的三十周年纪念过去了，“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纪念看似是最晚的一个，却又可能是最实际的一个。三十年前的主题是怎么调控宏观经济，今天的主题则是怎么在新常态下调控中国宏观经济。

国合中心主任曹文炼询问与会学者：这一轮的调通胀和过去有什么不同？

项怀诚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和那个时候的中国经济不可同日而语。现在经济体量这么大，资源相对这么丰富，这就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中国领导经济的各个部门和主要的领导方方面面，他们对经济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波折，经验也有，教训也多，应对的办法也多。所以今天我们碰到这些问题，和那个时候相比较，应该说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孤立的来说，也可能经济问题比那个时候还要困难一些，新问题更多一些，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这个国家，我们现在的领导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办法也会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要好、要有经验。

看似国资的老问题，在今天因为“混合所有制”而被更新了。洪虎声若洪钟，大声谈政府不能忘记管理资产的职能，但是更不应该越阻代庖，对于政府出资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必须去行政化管理。政府行使的是监督的权利，不是物权的权利。

郑新立认为，不能把经济运行中长期的趋势性的问题，把我们需要解决的矛盾也视为“新常态”。特别是不能把经济下行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需求不足视为“新常态”，不能把通货紧缩视为“新常态”，这正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今天的主要经济矛盾和过去不同，城乡差距、区域差距、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问题、环境矛盾、外汇储备矛盾都要有新办法来解决。他特别谈到城乡经济要素自由流动问题，主张推广重庆的地票模式来使得农民能从土地分享巨大经济收益。第二天在分论坛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并认为应当降低过高的投资率，提升居民消费率。

之后观察者网询问郑新立副主任，重庆地票模式是一个创举，但是有三农学者指出，近来地票交易和农民进城工作步伐放缓，地票收益依赖于商业用地投资，而投资下降必然导致地票收益下降，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郑新立副主任未及具体解答，只是表示地票不可能完美。中美在投资消费比率方面则是两个极端，都需要修正。

杨凯生同样提到，当年是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思考问题，所以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才那样受人关注。那时候只要在经济上有所放开，只要激发人的利益积极性，只要投资就有收益。今天则要面对产能过剩的问题。不能放松结构调整，不应该因为出现经济下行就把消化产能过剩的问题放到第二位。

宋晓梧谈到当时巴山轮会议没有谈收入分配和劳动保障问题，今天则要更加重视这个问题。党中央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落实到地方又会怎样？地方政府积极参与GDP竞争，决定如何配置资源，如何招商引资，这要怎么转变？宋副主任的发言不由令笔者想起史正富教授的三维市场经济论，从积极的角度认识地方政府的作用。正确的答案也许就在宋晓梧和史正富之间的某个地方。

宋晓梧认为，想要像第一次“巴山轮会议”那样对中国经济产生三十年的影响，是不太可能了。在纪念的同时，学者们只能匆匆抛出问题，而一场会不能解决什么。赵人伟教授就说：“不能光是讲再分配，我认为中国的情况，首先要注意出资分配的合理性，然后引入再分配然后调整。中国出资分配问题很大，但是今天我不在这儿讲了。”

吴晓求教授则感慨，相比昨天，今天人们对家国的情怀和理想不如从前。也许在之后几天的分论坛会议中，他们会说出没有说出的话，找回失落的担当感与情怀。

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世界的变迁渗入个个角落，比如，当年开会不需要上网，而现在船上上网不是很方便，长江进入山区几乎没有网络信号，连发稿子都成了问题。当然，新问题总会有新办法来解决。

参加会议的不仅有老一辈的学者，也有何帆、金刻羽这样不同年龄段的学者。何帆教授谈到，中国人在经济方面很多事情做的好，但是不会说。给全世界的感觉就好像一个中学生平时好像不上课也不做作业，但是一考试总拿第一。如何用现代经济学语言讲好中国的经济故事，这是一个有趣的挑战。而过去我们向西方发达国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很有效，但是现在随着全球经济危机，各国遇到的问题差不多，比如医疗体系，西方国家也不比中国好到哪里去，这就要求我们自己寻找新的答案。金刻羽教授在第二天的发言中则表现出严密的逻辑性，我们之后会有详细报道。

三十年前，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会议，不是发生在浪奔浪流的沿海地区，却发生在巴山巴水上。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重心也在向西部转移，“巴山轮”埋头行驶三十年，终于又回到自己的起点重新出发。28日，主办方的面包车在山路上来回接送中外学者。在这座地形超级复杂，天气超级闷热的城市，与会者也许既感受到道路的曲折，也能感受到顺江而下的快哉。

（观察者网余亮江上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