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4月，俄罗斯出版首部关于习近平的专著《正圆中国梦》，作者尤里·塔夫罗夫斯基，为俄罗斯著名汉学家、俄人民友谊大学教授。今天（2月29日），塔夫罗夫斯基在学习时报刊文《“反腐斗争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再次谈及中国反腐运动，文章中，塔夫罗夫斯基用较大的篇幅回顾了曾震惊中外政坛的薄熙来事件，他说，目前，薄熙来及其妻子的事件已不再占据中国和外国媒体的头版，但薄熙来事件清楚地表明，腐败已达到了多高的程度，不仅威胁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威胁国家的安全。

塔夫罗夫斯基在摘要中指出，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很多卑鄙的“小人”通常能爬到权力阶梯的高位。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发起的政治运动目标也是反腐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借“红卫兵”之手，以“背叛人民”的罪名，清除了不少有地位的人和捏造出来的腐败分子。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资料图

俄罗斯书店将习近平的传记与普京传记摆放在一起

以下为原文：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把反腐斗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主题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法与违法行为斗争如同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斗争一样古老。几百年甚至几千年来，包括中国哲学家在内的思想家和不同文明的代表者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约公元前395—前338年）所著的《商君书》对此进行了细致讨论。在战国时期，他在秦国推行的改革措施，保障了秦国比其竞争对手强大，并最终使秦始皇统一了整个中国。在记录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言行的主要著作《论语》中，可以找到关于“君子”的论述，他们以崇高的道德标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之相对的卑鄙者，是“小人”。

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很多卑鄙的“小人”通常能爬到权力阶梯的高位。在清朝，乾隆皇帝（公元1711—1799年）的宠臣和珅，以权谋私、卖官鬻爵，为他人谋取蒙天子召见的机会，并为此收受大量贿赂。只是在1799年乾隆皇帝驾崩后，这位身居高位的大贪官才被揭发出来并被处死，他被没收的财产价值竟然比国库的财产还多！事实上，和珅并不是唯一的“小人”。国家工程（如修建水坝和灌溉项目）中的贪官比例能占朝廷官员的50%~60％。普遍的腐败现象是导致清朝衰落的原因之一，也是清朝在与英国、法国（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和日本（1894—1895年）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则导致其在与共产党争夺中国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

因此，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开展党内反腐斗争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发起的政治运动目标也是反腐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借“红卫兵”之手，以“背叛人民”的罪名，清除了不少有地位的人和捏造出来的腐败分子。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中国拒绝了“兵营式的共产主义”，从1978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引入市场经济规则，让社会主义带有“中国特色”。邓小平喊出的口号是“致富！”。响应这一号召的不仅有勤劳、诚实的商人，同时也有“卑鄙者”，其中包括来自共产党队伍的人。腐败在各级党和国家机关中发展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开始在社会上引起众怒。

1985年，海南岛和广州市的学生们抗议物价上涨、腐败和官僚主义盛行，他们的行动受到了北京、西安和成都学生们的支持。党的机关为此采取了严厉措施恢复校园秩序，并在干部中开始进行“反不正之风”斗争。

1986年底，先在安徽，后在上海、武汉、天津和北京，众多学生走上街头，呼喊着“没有民主就没有改革”的口号，要求坚决与官僚主义和腐败进行斗争。学生运动很快被用和平手段平息。一些倾向改革的党的领导人，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免去职务。但邓小平却同意保留其他改革支持者在党和政府内的职位，甚至同意他们起草政治改革方案。不过，有限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减少腐败和不公现象，而且物价改革反而导致通货膨胀再次出现，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中国共产党的新长征

在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时期，反腐工作持续进行。2000年以来，每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刑的各级官员约有2万人。2008年，经过两年诉讼审理后，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他被指控利用职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和收受他人财物折合近百万美元。同样受到严惩的还有多名位高权重的官员，包括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李宝金、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安徽省原副省长何闽旭等。

2011年，中国在举国欢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之际，全国燃起了唱红歌的激情，推出了“红歌20首”和“红色旅游”（集体赴中国红军光荣战斗过的地点旅游），在恢复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光荣传统、消除滥用职权现象的口号下，“红色旅游”成为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方式。当时领导着8000万党员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说：“我们党对长期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认识是清醒的。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在随后的宣传报道中，民众了解到，仅在2010年一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数量就达到139621起，有146517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537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0年10月，国家审计署被授权经济责任审计由县处级领导干部扩大到省级。2011年2月，审计署获得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问题线索。中国国务院要求各部委汇报用于购买车辆、公务招待和出国考察的费用支出。根据财政部统计数据，2010年上述费用总额达94.7亿元（约合14.6亿美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为61.7亿元，宴请吃掉了15.3亿元，因公出国经费达17.7亿元。为打击腐败行为，政府还利用最新科技研发成果，如国土资源部曾使用卫星监控土地滥用情况。强征农民土地出售给开发商已成为腐败的主要源头之一。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党政机构官员亲信肆意妄为的现象对政治稳定构成极大威胁，社会各种不满情绪在互联网上得以充分体现。例如非法征用农民土地用于各类建设项目，工业企业排放有害物质破坏城市环境等问题，在6亿多中国互联网用户间迅速传播，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

不满情绪也在高层干部中蔓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曾发表过很有代表性的言论，其中引用了几个比较典型的国外反腐事例：“我向全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人民的财产和未来在危险中！不但像俄罗斯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那样的‘企业家’在中国大有人在，而且像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那样的危险人物也在向我们走来！他们不仅要剥夺全国人民的财富，而且要操纵政权，使任何现代民主都处于危险之中。我们不仅面临着实实在在的资本主义，而且面临着官商勾结、权贵占有一切的最腐败黑暗的资本主义。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严厉打击那些掠夺人民而发财的富豪，我们更需要真正的清算：对那些借‘改制’掠夺人民财产的人进行清算，对那些推行权贵资本主义的贪官污吏进行清算……”

薄熙来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拥有3000万人口的重庆市的原市委书记薄熙来腐败事件的曝光，吸引了全世界对中国腐败问题的关注。此事一经披露，全球为之哗然，因为薄熙来在党和国家机关中身居高位，之前还曾担任大连市市长、辽宁省省长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等职。拥有党和国家安全机关中极具影响力人物的支持，薄熙来一度被认为是国家领导人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然而，随后一个与外国人有关的事件被公开，导致薄熙来政治生涯发生骤变。根据某些信息，这个外国人是英国情报人员。在中国香港和西方媒体的报道中，事件起源于针对薄熙来夫人薄谷开来的诉讼，当时审理工作已持续一年多，陆续挖掘出薄熙来本人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薄熙来 资料图

八面玲珑、擅长社交的英国人尼尔·伍德在中国居住多年，从事咨询、新闻和其他多种与信息收集相关的工作。在迁到重庆之前，他曾帮助多名外国商人进入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社交圈中，后来他成为帮助这个有影响的家庭处理在国外事务的主要代理人，其中包括为薄瓜瓜提供学习、安全保障和灯红酒绿的生活，先是在英国，后来在美国，并为此筹措资金，掩盖不合法的事。尼尔·伍德与薄谷开来不仅仅是一般事务的关系，而且走得很近，但在某个时期薄谷开来对尼尔·伍德很气愤，并决定为这种关系画上一个大大的句号。

2011年11月13日，薄谷开来和按其指示行事的勤务人员张晓军把尼尔·伍德杀死在重庆的南山丽景度假酒店。侦察工作陷入困境，有明显的证据又不能揭发。2012年1月28日，曾多年跟随薄熙来的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向其上司出示了严重损害其妻子名誉的证据。薄熙来很不高兴，他认为王立军是讹诈，并打了王立军一记耳光。王立军明白，他必须远离并找到能与薄熙来对着干的支持者。王立军决定逃出重庆，躲藏在位于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里。

如此高级别的叛逃者在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的安排下被领事馆的情报人员保护起来，这是任何一个特工机关都梦寐以求的。同时，任何国家发生这样的事件都是对国家威信和国家安全利益的沉重打击。1天后，经过交涉，王立军被送交中方——把叛逃者转移到美国将急剧恶化中美关系。因自己“勇敢”的同事王立军的牵连，薄熙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任职期间编织的腐败网也浮出水面。

2012年4月，因涉嫌严重违纪，中共中央决定暂停薄熙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由中纪委对此事进行调查。半年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决定开除薄熙来的党籍和公职，案件移交司法机关审理。2013年9月22日，薄熙来被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以权谋私而取得的全部个人财产（经调查发现薄贪污受贿达300万美元）。

目前，薄熙来及其妻子的事件已不再占据中国和外国媒体的头版，但薄熙来事件清楚地表明，腐败已达到了多高的程度，不仅威胁到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也威胁国家的安全。

新总书记的艰难起步

薄熙来事件在2012年春天爆发，那时胡锦涛执政时期已接近尾声。而事件结束在2013年的秋天，此时中共十八大（2012年11月）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3年3月）已经开过了，选举习近平为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然而，这一重大丑闻对习近平在最初和最重要的阶段巩固党和国家的权力带来了严重问题。

关于薄熙来问题的政治决议是上届政治局作出的，如果判处薄熙来死刑，届时将使很多党政机关中的贪官感到极度不安，从而导致党和国家在转型期出现不稳定局面。在这个领导着近14亿人的庞大政治网络组织中出现哪怕任何一点微小的不稳定征兆，都可能使中国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战略陷入困境。在经济增速放缓和美国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强化对华军事政治遏制的大背景下，任何可能的不稳定都是无法接受的。人们期待新领导人能够表现出智慧和提出解决方案。

在短短几个月内，习近平把党和国家的全部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不仅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还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在掌握最高权力仅几周时间，习近平便提出了战略性和长久性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国梦”的实质就是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在2013年习近平主席很快提出了三个对外政策构想，包括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面向中国传统贸易伙伴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年，习近平主席还提出了中国经济改革新阶段的规划。这一规划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审议、讨论并最终通过。

习近平始终关注着反腐败斗争，切实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为解决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战略规划。十八大过去仅仅一周后，中国就施行了包含12项禁止性规定的《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管理暂行办法》，禁止挪用公款购买超标准公务车辆、购置房产、维修房屋或是租赁房屋等。不久，上述措施延伸至军队，也适用于部队公职人员。而国有企业的员工也被勒令杜绝铺张浪费，减少宴请费用。在宴请方面，出台规定要求一顿饭只能有“三菜一汤”，宴会菜单要严格按此标准（根据从中国同行、学者和记者朋友处了解的情况，近期奢华的宴请确实明显减少）。与此同时，昂贵的消费品销售也出现大幅下跌：作为酒宴上奢侈品的国酒茅台，较前一年价格下跌了一半，从瑞士进口的手表下降了17%。关于名表，有位陕西官员的故事在全中国疯传。当地的网友注意到这位官员有收集名表的癖好，便将他的故事写到博客上，称之为“表哥”。随后，“表哥”因腐败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2013年4月，习近平出席政治局集体学习这一中国特有的活动，他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他指出，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习近平主席引用古代智者商鞅变法的典故说，要牢记“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道理。他接着进一步强调指出，“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做到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2014年年初，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说，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要保持对腐败分子的高压态势。习近平主席同时强调，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要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他还强调，反腐工作坚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以上带下，发挥表率作用。习近平要求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强化责任追究，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

事实上，反腐斗争不是同“纸老虎”作斗争，不仅要打掉成千上万绰号为“苍蝇”的受贿小官，更要打掉真正的“大老虎”——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中的腐败分子。2013年7月，被免职已有两年的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3年9月，时任中国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被捕，他此前曾担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蒋洁敏落马和之后中石油4名高管的被捕不仅意味着抓捕“大老虎”的行动开始收网，也开启了终结国有自然资源垄断部门特权的历程。这些特权部门就好像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联邦储蓄银行和国家纳米技术股份公司等大型企业。

根据习近平的命令，中央随后成立了巡视组，开始对国资委监管的大型企业和银行展开调查。在《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国资委监管的几十家企业榜上有名，其中还有3家位列前十（排在第四位的是中国石化，第五位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而第七位是中国国家电网公司）。根据中国和其他国家专家的评估，国有企业对中国GDP的贡献率达30%~50%。

2013年10月中旬，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被逮捕。2014年7月，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委对周永康进行调查。在2012年11月之前周永康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被视为是实际管理国家的九人之一。据统计，2012年11月召开十八大之后，一些部级官员，甚至更高级别的官员被调查。

一些惩治在加强，另一些惩治在弱化。十八届四中全会前一年，中国进行了一项轰动一时的改革，取缔了未经审判就剥夺嫌疑犯人身自由的劳动教养制度。这种法律之外的处罚行为从毛泽东时期起便被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