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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2019-03-09 15:37:37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3月9日(星期六)下午3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梁振英:各位委员,现在开会。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张庆黎、王正伟、梁振英、杨传堂、汪永清、辜胜阻、何维。出席今天大会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让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大会发言共安排三场,今天下午进行第一场大会发言,共有14位委员发言。

首先请杨伟民委员发言,林毅夫委员准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原副主任 杨伟民:各位委员,我的发言题目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

当前,我国经济总体平稳,稳中有变,变中有忧,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这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第一,需求基础和供给条件没有变。我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这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独有优势。在经历高增长阶段后,会跌入低增长陷阱,这是截至目前的国际经验,但未必适用于我国。因为所有经历高增长进入高收入行列的国家,其人口规模同我国相比,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我国市场空间广阔,城镇化率还不高,汽车普及率较低,基础设施还有不少缺口。我国人力资本丰富,储蓄率高,产业体系完整,创新能力正在快速提升,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会催生新的增长点。深化市场化改革可以激发近14亿人的积极性、1亿市场主体的活力,这是我国最大的潜在生产力、创造力。只要我们善于从长期大势看当前形势,就不应该丧失信心。只要我们善于用市场化办法激发需求、优化供给,潜在的增长就会转化成现实的增长。

第二,重要战略机遇期没有变。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当然,“机遇”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利用世界经济较快增长和全球化深入发展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用市场换技术的机遇,已经转化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绿色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新机遇。只要我们把握好这些新内涵,并据此解放思想、重塑规则、改革体制,就能化危为机,把外部压力转化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没有变。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近年来的制造业减速,以及去年的消费投资双减速,都有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影子,背后是要素配置扭曲,这是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基础。2016年以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进展,化解了不少过剩产能,处置了一批“僵尸企业”,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过高的房价得到遏制,新产业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不断涌现、带动力增大。只要我们坚持向改革要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行“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方针,更多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市场经济的自我纠偏机制就会发挥更大作用,经济发展的韧性就会增强。

第四,宏观调控精准施策的思想方法没有变。针对经济运行和政策执行中的突出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作出了相应部署。如:要把握好多目标平衡,统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防止顾此失彼;要实行逆周期的宏观政策,面向供需双向发力,既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稳定总需求,防止政策顺周期和供需偏离;要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企业看到生产经营是有利润的;要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让合理充裕的流动性切实流入饥渴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让他们看到投资是有来源、有回报的;要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要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防止有约束无激励、强约束弱激励、约束层层加码激励层层递减;要鼓励创造性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防止怕问责而运动式、一窝蜂、一刀切等。只要我们贯彻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影响经济下行的短期因素就会不断消除,市场预期和企业信心就会增强。

总之,下行是前进中的波动,问题是成长中的阵痛。面对各类风险挑战,人民政协要按照汪洋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要求,“必须服务大局、维护大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在履行职能中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齐心协力共襄伟业。”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市场主体的不懈创新,有亿万人民的共同奋斗,克服了眼前的困难,前面必将一片光明。谢谢大家。

梁振英:现在请林毅夫委员发言,陈志列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林毅夫我的发言题目是:为中国经济投上信心一票。

在今年年初达沃斯论坛上,与会者最担忧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发达国家尚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完全复苏。危机之前,发达国家长期的年均经济增速为3%—3.5%。目前,美国经济复苏最佳,然而即使特朗普政府大幅减税,2018年美国经济也仅增长2.9%。据有关预测,2019年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降至2.5%,2020年将跌至2%。欧洲国家经济增速自2008年起徘徊在1.5%左右,日本经济从1991年以来平均增长率仅在1%上下,发达国家恐将陷入长期增长疲软。二是逆全球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的真实工资并未增长,中产阶级比重下降,收入差距扩大,发达国家将之归因于全球化,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三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自2008年以来,中国每年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30%以上。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中高速增长通道,增速在2016年降到6.7%,2017年回升至6.8%,2018年降至6.6%。与会者担心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减弱。

当前世界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任何变局都是“危”和“机”同生并存,应对得当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固然有双轨制遗留的体制性改革未完成、人口老龄化等内部原因,但考虑到巴西、俄罗斯、印度等金砖国家以及韩国、新加坡和我国台湾等高收入经济体,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增速下滑而且幅度更大,共同的外部性和周期性因素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同时,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滑,但增长的质量显著提高。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都强调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性,但是真正推行的国家很少,我国则推出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过3年的努力,传统产业加快改造,新动能加快成长,使得重点行业供求关系发生明显变化。

展望今后,最重要的仍然是做好我们自己的工作。

保持定力,抓住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就能解决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这是我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供给侧结构性问题仍然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今后两年,降成本和补短板的发力空间十分巨大。

从降成本看,目前已开始为中小企业大幅减税。从补短板看,可补的方面还不少。就产业而言,我国当前产业多属中低端,可向中高端升级。其次,以往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城际间的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和港口,但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如地铁、地下管网依然不足,5G商业化运用带来新的投资契机,污染防治领域的短板也亟待补齐。此外,目前我国仍处于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大量的住房、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投入。我国也具备补短板的资金优势: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总额占GDP不到60%,在国际上处于较低水平。二是民间储蓄接近GDP的50%,减税等措施可激发民间投资意愿。三是我国有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居世界之首。四是我国利率和准备金率高,可通过降低利率和准备金率的方式增加货币、信贷供给,以支持投资。维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就能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增加消费,稳定增长。

我认为,世界变局是我们的机遇,伟大时代是我们的底气。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贯彻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梁振英请陈志列委员发言,陈双委员做准备。

全国工商联科技装备业商会会长,研祥高科技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 陈志列我的发言题目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

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深入分析了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了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6项政策举措,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消除了顾虑,让民营企业家吃下了“定心丸”。身为民营企业家,我深切感受到几个明显变化:

一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更加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道出了我们民营企业家的所思所忧所盼,传递出对非公经济人士一以贯之的信任、关怀、爱护和期待,为民营企业健康发展驱散了迷雾,统一了思想,坚定了信心。当下各级党委政府针对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困难问题,持续推动政策落实落地落细,及时帮助企业纾困过关,这必将为民营企业更好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只要我们积极主动、把握机遇、掌握先机、乘势而上,一定会把企业做强做优做久。

二是政策措施更加有力。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中央各相关部门、各级党委政府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从实际出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政策出台的过程中,有关部门多次通过召开座谈会、调研等反复听取我们的意见建议,了解我们的愿望诉求,把我们当作自己人,让我们感到舒心、暖心。特别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通过综合施策,必将进一步激发民营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

三是企业发展的方向更加明确。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广大民营企业必须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摆脱原有低附加值的生产方式,努力提高现代经营管理水平,真正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增强创新力和竞争力。

四是政商关系更加亲清。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让我们深受鼓舞。以前跟政府打交道有时遇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现在我们感到政府用心服务企业,政府工作人员真诚与我们交往,沟通更加通畅。

五是社会氛围更加宽容。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为民营企业打造公平竞争的环境,让民营经济创新源泉充分涌流,让民营经济创造活力充分迸发。当前,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社会观念正在改变,各种市场主体并育共生、同道并行,社会对民营企业家合法经营中出现的失误失败给予更多理解、宽容、帮助,良好的社会氛围让民营企业家更加心无旁骛专注于生产经营。

当前,在国内外各种因素叠加影响下,民营企业仍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我们希望各级政府进一步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等重要论断和要求落到实处。我们民营企业家一定要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奋发有为,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坚持讲正气、走正道,做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典范,推动民营企业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梁振英请陈双委员发言,戴北方委员做准备。

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海淀区工商联主席 陈双我的发言题目是:民营企业要在新时代再立新功。

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工商联的全国政协委员,听了汪洋主席的常委会工作报告,很受鼓舞。全国政协历来关注民营经济发展,就提振民营企业信心、放宽市场准入、缓解融资难等问题持续建言,推动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使广大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倍感温暖。

中关村是我国自主创新的一面旗帜,孕育出众多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长期在中关村工作、为民营经济服务的工商联人士,我对中共中央坚定不移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有着深切感受。特别是近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银行,定政策、抓落实、送服务,中关村民营企业的获得感越来越强。比如,全面执行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确保企业社保缴费负担不增加,2018年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高到75%、增值税率由17%降到16%,企业负担明显减轻。北京市在改善营商环境方面狠下功夫,实施北京效率、北京服务、北京标准、北京诚信四大示范工程,大力推进政府服务掌上办、自助办、马上办、就近办,办理建筑许可、获得用水用气、纳税等领域服务明显改善,充分发挥小微企业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企业上市综合服务平台、融资担保基金、纾困基金作用,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依法保护产权,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一系列有含金量的政策措施为民营企业持续发展注入了活力。

随着一项项政策的落地,中关村民营企业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实业报国的信念进一步增强,许多企业呈现出良好发展势头。2018年,小米手机出货量超过1个亿,产品受到了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消费者的欢迎,2018年三季报显示,小米公司海外收入同比增长112.7%,占比43.9%。今日头条现已服务160万个机构媒体和个人账号,其中粉丝10万以上的账号约1.5万个。抖音短视频日益火爆,不但快速集聚起亿万用户,也吸引了众多的内容创作者,特别是推动了知识生产形成热潮,还带动了短视频行业及其相关文创产业的发展。联想集团营收超过450亿美元,在《财富》世界500强中列第240位。这些企业是中关村良好创新环境和民营经济旺盛生命力的代表。

观众永远拿不到金牌,只有参赛者才有可能获得回报。虽然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增幅下降,民营企业也遭遇困难,但这是发展中的困难,是成长中的烦恼,我们更要从挑战中发现和把握新的机遇。在中关村,最不缺的就是创新的热情和氛围。堵车不方便,有导航为你推荐最省时间的路线;吃饭不方便,有外卖为你送餐上门;找保姆不方便,互联网家政服务来帮你。你总能看到一批批创业者和企业家在不懈努力。在中关村1万余家高新技术企业背后,还活跃着一大批孵化梦想的投资人。随着营商环境越来越完善、政府服务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贴心,民营企业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更大的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全国政协2019年新年茶话会上,他又指出,2019年是“机遇和挑战相互交织”的一年,要“崇尚创新、勇于创新”。民营企业家要当创新者、奋斗者。我们坚信,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民营企业将更加奋发有为,一定能在新时代再立新功,为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梁振英请戴北方委员发言,李世杰委员做准备。

深圳市政协主席 戴北方我的发言题目是:全面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环境 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这是对深圳科技创新的充分肯定和殷切期望。在中共中央及历届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下,深圳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功实现从“腾笼换鸟”到自主创新的历史性转变。2018年经济总量居亚洲城市前五,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GDP占比达到65%,有效发明专利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一,目前正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总结深圳实践经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途径在于科技创新,关键在于全面营造良好环境。

一是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的理念,营造追求成功、宽容失败的人文环境。深圳40年发展形成的“十大观念”之一就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正是在这一观念引领下,深圳成为了创新者的热土、创业者的乐园。我们认为,创新需要理念引导,需要在全社会营造锐意进取的浓厚氛围,着力破除两种错误观念:一是固步自封、盲目乐观,在成绩面前浮躁浮夸;二是妄自菲薄、灰心丧气,在挑战面前无所作为。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地方全力攻关,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业绩,让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要素充分涌动,把创新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是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营造有力有效的政策环境。制度创新是助力科技创新的不二法宝。深圳实践表明,与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势头相比,当前的制度供给还不相适应。例如无人机、无人驾驶、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发展,对制度监管乃至伦理提出新的挑战;一些政策法规互相缺少协调性等。建议加快政策链与创新链的无缝对接,对现有政策实施情况,及时评估、动态调整;对有悖于激励创新的陈规旧制,抓紧修改废止;对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产业标准和契约精神,要认真加以借鉴和遵循,让政策更好地引导创新、服务创新。

三是坚持竞争中性原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谓竞争中性原则,就是所有商业主体在经营中都能获得公平竞争的权利,这也是深圳科技创新突飞猛进的密码。目前深圳1.4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超过99%是民营企业。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积极探索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打破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经营运行、招投标等方面的“玻璃门”,努力在降门槛、同规则、同待遇上下功夫,在公平环境上形成改革乘数效应,更好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四是坚持培养和引进并重,营造各类人才脱颖而出的成长环境。深圳创新成果迭出,得益于国内外各类创造性人才的有效集聚。经验告诉我们,要在管理机制上放权,在评价机制上放开,在分配机制上放活,加快构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尤其要把发现、培养青年人才作为重要责任,为他们施展才干提供更多机会和舞台。创新的根本出路在教育,要改革应试教育体制,让最优秀的人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五是坚持深化“放管服”综合改革,营造充满活力的综合创新生态环境。推进科技创新,深圳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政府“不管”。“不管”不等于缺位,而是对企业多服务、少干预。应贯彻“底线监管”原则,将法律底线之上的广阔空间留给市场主体,审慎干预。对一时看不准的东西,可采取边创新部署、边试点应用、边完善监管的策略逐步推进。对看准了的方向和领域,则集中资源,加快培育“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无缝对接的创新生态体系,厚植创新沃土,让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默契配合、相得益彰。

梁振英请李世杰委员发言,葛红林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 李世杰我的发言题目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关键时期。去年,民建中央专门就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课题进行了深入调研,调研中发现,企业作为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主体,目前主要存在三大问题,严重制约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进程:一是路径依赖“不愿转”。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体量大、包袱重、补贴多,转型动力不足。二是害怕创新“不敢转”。新技术研发投入大、回报慢、风险高,且国内外形势复杂,市场预期不确定。三是实力不够“不能转”。部分企业自身力量有限又缺乏外部支撑,不具备创新升级能力。为加快推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需要从国家政策加持、创新平台赋能、科技人才保障、知识产权护航四个方面集中发力,激发企业主体创新升级活力。

一、强化政策协同,让企业吃“定心丸”。我国产业发展由于涉及多个主管部门,往往出现协同性不够、出台政策不统一的情况,导致企业无所适从,对政策难把握。建议有关部门在推动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注意政策统筹,明确分工,综合施策。可以探索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创新政策协调机制,加强科技政策与财税、金融、贸易、投资、产业、知识产权等政策的统筹协调,形成目标一致、协作配合的政策合力。同时加强政策精准对接,注重倾听创新主体心声,切实把创新主体需求转化为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举措。

二、搭建创新平台,为企业“插翅膀”。能力不足、资源缺乏是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不敢创新的重要因素。针对这一问题,各地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解决案例,希望相关部门及时对类似案例加以总结、借鉴和推广。如在龙头企业带动、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方面,有的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产业链等资源优势,大力推动“内部裂变式创业,外部开放式创新”,积极构建“双创”产业生态圈,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在助力企业智能化改造方面,有的企业提供设备级、产线级、工厂级差异化解决方案,降低了中小企业创新成本。

三、加大人才激励,给企业“安马达”。人才是企业创新的源泉,也是影响企业创新动力的一大痛点。据预测,到2025年,我国重点推动的十大领域人才缺口近3000万,结构性人才缺口将成为制约中国制造由大转强的关键瓶颈之一。建议率先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实施新动能领军人才和卓越工程师行动,国家层面建立新旧动能转换中贡献突出的科技与产业融合发展人才库,建立健全奖励表彰体系和制度。同时,引导和鼓励各地依托行业领军企业、相关高校或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一批产业协同育人平台、新兴产业培养和发展基地,配套建设人力资源产业园等。

四、落实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护航程”。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到位,企业维权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严重影响企业创新积极性。建议:一是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总结北京、上海、广州的经验,积极推进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同时加大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对严重和屡次侵权者要将其纳入企业和个人信用“黑名单”,限制或禁止其参与市场经营活动。二是加强创业创新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在原始创新、二次开发、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三是促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有机衔接。制定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标准,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裁判标准的有机衔接,有效提高企业维权效率。通过筑牢知识产权的防线,为企业创新升级保驾护航。

梁振英请葛红林委员发言,黄先耀委员做准备。

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葛红林我的发言题目是:清除“僵尸企业”处置的三道障碍。

所谓“僵尸企业”,就是指丧失盈利能力、债务负担较重、靠不断“输血”而存活的企业。不仅国有企业有,民营企业也有,大多分布于产能过剩和环保欠账行业,成为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痛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难点。

2014年,党中央、国务院就明确要求加快处置“僵尸企业”。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取得了进展,但效果还不够理想。究其原因,突出存在“三难”。

一是利益割舍难。“僵尸企业”及地方政府、金融机构、股东、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给处置“僵尸企业”带来阻力。比如,有的上市公司担心处置所属“僵尸企业”会带来一次性的巨大减值损失,“家丑外扬”会影响企业的形象,造成资信下降,融资成本提高;有的“僵尸企业”曾是地方GDP的支柱,特别是用电大户,关停不仅将影响地方工业增加值,而且会降低用电指数,拖累地方GDP,“难言之隐”导致一些地方缺乏积极性;有的金融机构为了避免“僵尸企业”的贷款记为坏账,怕被问责追究,联手企业能拖则拖,“输血续命”维持僵而不死。

二是土地处置难。“僵尸企业”留下的有效资产大多为价值不高的工业用地和国有划拨用地。虽然通过变性开发,升值部分可以用于弥补处置成本,但有的地方政府因为经济下行、财政困难无力收储,或者担心流拍增加地方债务。此外,国有企业绝大多数没有房地产开发的资质和能力,造成土地自我开发使用难。

三是职工安置难。民企“僵尸企业”人员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安置,但国企“僵尸企业”职工转换身份成本高,企业难以筹措,加之处置过程中地方政府“少裁员、保稳定”的要求,企业领导普遍有畏难情绪,实施难度较大,有的能拖则拖。

以上“三难”是当前“僵尸企业”无法快速出清的主要障碍,急需清除。

2018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财政部、国资委等11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确定了处置“僵尸企业”的原则、范围和方式,但我认为,有了原则和工作方案,关键还在于强力督导,多管齐下,加快落地。为此,建议:

一是国务院成立“僵尸企业”处置督导组。过去三年,国有企业“三供一业”完成全面移交,成功经验之一,是国务院国资委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起到了强有力的督导作用。建议国务院授权工信部或国务院国资委,牵头会同国家有关部委成立“僵尸企业”处置督导组,针对任务清单和时间表,加强督导检查,化解矛盾、解决问题,确保工作不拖拉、不走样。

二是支持地方政府设立“僵尸企业”土地收储专项基金。鉴于城市建设用地的稀缺性和升值空间,可考虑以时间换空间,支持省、市地方政府发行专项债券,用于“僵尸企业”的土地收储,专款专用,不纳入地方政府的负债率考核。

三是全国社保基金给予“僵尸企业”职工安置经费支持。“僵尸企业”是历史形成的,企业职工是作出过贡献的。社保基金可按照中央财政补助资金的同等比例,给予补充资金支持,减轻企业负担。

四是各级人社部门加大对社保缴费的减免力度。在“僵尸企业”处置期间,给予单位社保缴费50%的减免;完成员工安置和再就业的,全额返还上一年度失业保险缴费。

梁振英请黄先耀委员发言,刘永好委员做准备。

广东省委原常委、省纪委原书记 黄先耀我的发言题目是:巩固成果 提高质量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

2018年5月至11月,我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中央巡视组组长,先后到西部8个省(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调研,进行脱贫攻坚专项巡视,共走访23个市(州、地区、师)、60个贫困县、91个贫困村、173户贫困家庭,向22名中管干部请教,与数百名扶贫干部进行面对面交流,对脱贫攻坚现状有了直观了解和切身感受。

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总书记直接推动下,8省(区)脱贫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和历史性成就。从政治效果看,增强了贫困地区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凝聚了民心,提升了贫困村党组织战斗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厚植了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从经济效果看,引进龙头企业,成立专业合作社,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等改革,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促进了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从社会效果看,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和分散农牧民定居工程,统筹规划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提高了农牧民组织化程度和贫困地区乡村治理水平。从思想文化效果看,加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转变了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阻断了代际贫困传递。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冲刺阶段。为进一步巩固扶贫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坚决打好脱贫攻坚战,需要注意处理好“六对关系”、防止六种倾向。

一是在帮扶对象上,要注意处理好建档立卡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的关系,防止只注重对建档立卡户的帮扶,忽视非建档立卡户特别是“边缘户”存在的实际困难,甚至对建档立卡户搞“福利堆积”,其结果可能会产生“悬崖效应”,导致部分群众心理失衡、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

二是在产业扶贫上,要注意处理好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与运用行政手段之间的关系,防止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忽视市场主体作用,甚至不顾当地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过于依靠行政手段“拉郎配”,搞形象工程、凑任务指标,其结果可能会导致事与愿违、事倍功半,甚至劳民伤财。

三是在项目安排上,要注意处理好当下脱贫与长期致富及乡村振兴之间的关系,防止只注重立竿见影的“短平快”项目,忽视一些整体性、基础性项目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急功近利、杀鸡取卵,其结果会直接导致脱贫质量不高和不可持续性,甚至脱贫之后很快返贫。

四是在帮扶方法上,要注意处理好物质帮扶与扶志扶智之间的关系,防止以简单给钱给物给房的方式替代对建档立卡户的扶志与扶智,忽视群众内生动力的激发和主体作用的发挥,甚至干部干、群众看,其结果可能会导致贫困人口滋生“等靠要”思想,出现政策“养懒人”现象。

五是在扶贫考评上,要注意处理好考核指标统一性与地区客观差异性之间的关系,防止不顾地区差异与客观实际,采取简单化、“一刀切”的考核标准,甚至预设比例划分考核等次,影响考核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其结果可能会挫伤帮扶双方的积极性、影响帮扶成效。

六是在推动落实上,要注意处理好检查追责与推动扶贫政策措施落地落实之间的关系,防止上级机关以简单重复的检查追责和填表报数,替代对基层工作的政策指导和帮助,否则会使基层干部疲于应付,或因为怕出问题被追责而不敢担当作为,其结果会直接影响扶贫政策措施的落实。

行百里者半九十。实现全面小康,一个也不能少。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坚定必胜信念。广大政协委员要按照汪洋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的要求,“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大局广泛凝聚正能量”。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鼓作气,咬定目标加油干,就一定能够打好脱贫攻坚战!

梁振英请刘永好委员发言,蒋作君委员做准备。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好我的发言题目是: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实践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实现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中央连续出台“一号文件”对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作出部署,各地也进行了有益探索,一批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村镇不断涌现。但我们也看到,乡村产业振兴的基础还不牢固,不少地方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活,融合程度低;农村产业小而散,全产业链条有待延伸贯通;一些地方缺乏统筹规划和组织,将休闲农业简单等同于三产融合发展,一哄而上、千村一面的现象比较突出;劳动力空心化和中高端人才不足已成为制约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问题。

汪洋主席在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服务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时代、也是人民政协制度赋予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任务。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新时代民营企业家,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为加快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夯实乡村振兴产业基础,我提出以下建议:

一、成立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联盟,共建农村产业生态圈,让资源聚起来。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全社会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建议农业龙头企业联合大学等科研机构,以金融保险资本为助力,成立乡村振兴产业融合发展联盟,为“三农”发展赋能。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引导优势农业企业参与,推进农产品标准化、品牌化,培育一批适应消费升级需求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建立合理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将农村产业发展规划与村庄建设、环保规划相衔接,引导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整合新型经营主体和供销、邮政等传统组织资源,带动电子商务、仓储物流产业发展。

二、引导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破解产业发展资金难题,让资本转起来。鼓励农村传统金融机构向数字零售银行转型,提供纯在线、无抵押、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村创业者“短、小、频、急”的金融需求。成立政府引导性产业基金,整合社会资本,重点支持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旅游、田园综合体等项目,以点带面、示范带动。

三、运用现代科技服务农业,培育产业发展新动能,让农业强起来。坚持市场化导向,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建立联合体,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实现农产品多层次、多环节转化增值。加大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加快发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改革农技人员考核方法,职称评定、经费保障等向基层倾斜,引导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解决实际问题。

四、倡导绿色种养殖一体化,打造乡村生态产业链,让农村美起来。鼓励企业通过集约化养殖,从源头上约束粪污排放,通过发电、堆肥、有机农产品种植等消纳废弃物,使农业发展与生态环保、农民增收相互促进。建议以县为单位打造集约化养殖、粪污资源利用、生态修复与保护相结合的示范项目,将农村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人居环境改善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五、大力培养“绿领”新农民,为乡村全面振兴奠定人才基础,让人才多起来。建议国家财政加大对涉农教育的经费投入,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培育更多新型职业农民。为返乡创业的新农民、农场主提供创业补贴、税费减免等支持,为投身乡村的专业技术人才给予专项补贴、提高工资待遇,让更多年轻人扎根农村从事规模化种养殖、开办家庭农场、开展农技创新工作,成为乡村振兴的骨干力量。

乡村的广阔天地,充满着无限的发展机遇。我相信,只要我们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就一定能够巩固脱贫成效,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作出应有贡献,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梁振英:请蒋作君委员发言,杨戌标委员做准备。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蒋作君我的发言题目是: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 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地。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既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又符合全球生态文明的共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在地方党委和政府以及各有关方面的积极努力下,青藏高原各类环境和生态建设工程实施进展顺利,基础科学研究、环境保护工程、环保意识教育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环境质量呈现逐步改善的趋势。但仍存在对目前青藏高原气候变化的事实及其影响的量化研究不够,多圈层综合观测、多源数据共享不足,对灾害风险预估的科学预判不足,应对能力和保障措施不足,基层部门应对气候变化能力不足等问题。

为此,建议:

一、加强生态安全科学研究,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以第二次青藏科考为契机,将相关资源调查纳入科考范围,汇聚多方科研力量参与,采用实地考察、长期资料数据以及遥感遥测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力求弄清家底、辨明现状,为量化分析环境气候变化打好基础;加强冰川融化对水资源与生态影响的不确定性研究,开展大气水分循环结构变化对局地、内地区域水环境安全影响研究,前瞻开展冰川、冻土融化后复活病原微生物对水体污染的监测、研究和预防;开展由我国科学家牵头、联合南北两极科学研究的“三极气候变化联合研究”国际大科学计划,提升我国在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二、加强综合观测体系和能力建设

构建青藏高原“大生态”观测系统,整合现有观测站点,新建一批无人观测站,开展长年观测,重点加强冰川、冻土监测网点建设,将碳循环、水循环纳入生态观测体系,增设生物多样性监测站点,加大普查力度,加强生物入侵预测与评估研究;加速推进青藏高原卫星遥感与地面跨部门综合监测系统及其多源信息数据共享工程建设;建设“青藏高原环境与气候变化”国家实验室,协调推进国内监测考察、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提升我国应对环境与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综合能力。

三、加强灾害风险评估预判,提高灾害防范能力

开展青藏高原环境与气候变化预测预警和适应技术研究,特别是短、中期预测预警技术和对区域经济社会的风险预估,进而研发针对性强的适应技术;推动建设青藏高原国家重大工程综合决策、风险评估及其应对技术系统,强化青藏铁路、公路、隧道、输油管道、光纤光缆、生态型蓄水(湿地)和工程性水利设施等重大工程安全保障系统及其气候变化适应性工程系统等建设;建立青藏高原应对气候变化综合决策支持体系,开展青藏高原生态屏障价值的科学评估,加强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对策研究。

四、加大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建设支持力度

加大对西藏、青海生态补偿和转移支付力度,扩大三江源三期工程年度中央投资规模,开设祁连山生态保护工程中央专项投资渠道;加大西藏、青海县级基础设施、设备建设支持力度,尤其是西藏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加强西藏、青海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培育锻炼青年和地方科技人才;设立支持“公众科学”的志愿研究项目,做好科学普及,不断提升群众的科学意识和科学素养;进一步加强对西藏高寒地区科技植树种草的支持力度,建立责任分担机制,针对高寒高原植树种草难点,加强系统性技术攻关研究支持力度,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方法体系,科学筛选和驯化适应青藏高原生长的灌木和草种,特别是有经济价值的灌木,实现高原植树种草可持续发展。

梁振英请杨戌标委员发言,蓝逢辉委员做准备。

宁波市政协主席 杨戌标我的发言题目是:真抓实干绘就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调研时,就用最朴素的语言、最鲜明的逻辑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个大战略、大道理作了深刻而又精辟的阐述,并亲自部署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浙江展现秀美江南本色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

浙江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民营经济发达,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是,脆弱的生态环境、粗放的发展模式、“低散乱”的产业布局,曾经致使天也不是那么蓝、水也不是那么清、人与自然相处也不是那么和谐。为此,历届省委省政府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接力以进践行“两山”理念,一任接着一任抓,一年接着一年干,打出了“五水共治”、“三改一拆”、“两路两侧”、“四边三化”、“美丽乡村”等生态文明建设组合拳。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全省100个市县级党委政府齐抓共促、纵深推进,各级政协主动配合、积极作为,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营造出一片天朗气清的秀美好环境,开辟了一片惠风和畅的宜居新天地。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共治理6500公里垃圾河、5100公里黑臭河,省控断面Ⅲ类以上水质提高到84.6%,年平均PM2.5浓度下降到34微克/立方米,2017年全面消除劣Ⅴ类水。“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得到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荣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一幅天蓝、山青、水绿的生态和谐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回顾这些年浙江的生态文明建设,主要有以下做法:

一是全力以赴铆足“一股干劲”。绿水青山不是等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光喊不干就是形式主义、就是官僚主义。浙江始终坚定不移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不犹豫、不徘徊、不打折扣。省委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全省县(市、区)委书记工作交流会,一件一件抓落实、一项一项抓整改、一片一片抓推进,坚决反对和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抓铁有痕的毅力,把生态文明建设与“五水共治”、“三改一拆”、“美丽乡村”结合起来,提升生态品质,打造“两美”浙江,推动“两山”理念在浙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二是久久为功绘就“一张蓝图”。浙江立足实际,始终坚守生态底线,不为一时之利所惑,不为一时之速所困,制定生态文明建设系列战略,从“绿色浙江”到“生态浙江”建设,从“美丽浙江”到“诗画浙江”建设,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一脉相承、层层递进,以钉钉子的精神绘制生态蓝图,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三是统筹协调下好“一盘大棋”。生态整治要始终坚持源头治理、问题导向,做到上下游同治、左右岸联动、治标治本结合,系统性、协同性并进。尤其是大江大河大湖治理,单打独斗行不通、单向推进难奏效,必须全流域、全过程统筹协调、协同行动、合力推进。

四是科学有效健全“一套机制”。生态保护必须依靠制度、注重长效。浙江率先建立实施了河长制、生态补偿、排污权有偿使用、水权交易等制度机制。宁波对四明山公益林每亩补偿140元,对饮用水水源地每立方补偿0.1元,以制度机制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富民资本”。

绿水逶迤去,青山相向开。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能只说不干、不能搞“只开会、只喊口号”的形式主义,我们必须撸起袖子加油干、勇毅笃行拼命干、群策群力一起干,用汗水、用实干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梁振英请蓝逢辉委员发言,胡晓炼委员做准备。

尤尼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总裁,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副会长 蓝逢辉我的发言题目是:减税降费实施效果及政策完善建议。

中共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围绕减税降费持续展开,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积极落实,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减税降费实施效果怎样,企业获得感如何,成为社会关注热点。

从宏观层面来说,近年来,国家每年实施减税降费几千亿,2018年度新增减税高达1.3万亿元,2019年可能达到两万亿元。减税降费受益企业在四川有22万户,全国有1700多万户。“放管服”改革中,全国各级政府共取消数千项行政许可,取消或降低多项地方性基金、收费项目。减税降费实实在在,众多企业和个人受益。减税降费改善了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了税制结构,减轻了企业负担,提振了企业信心,激发了市场活力,促进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效果明显。

从微观层面来看,全国6000多万户的中小企业发挥着解决就业、维护稳定、创造价值等重要作用。减税降费覆盖企业面广、大部分企业受益,但是部分企业的获得感、实惠感仍不高,还是感觉“苦困累”,激情和信心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中小企业专业人才缺乏,内在能力不足,为适应改革规范财务付出的成本高。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近年持续上升,材料、水电油气、人工土地房租等成本不断上涨。三是社保负担重,名义费率高给企业带来巨大“心理压力”。四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融资难融资贵、制度性成本高等问题未能有效解决,减税降费配套政策不够同步。五是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企业生存发展面对更多挑战。这些冲淡着企业的获得感。

“减税”减到什么程度、“降费”降到多少,要兼顾国家需要和企业生存发展,兼顾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实施减税降费,如营改增、增值税改革、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改革以及社保费逐步改由税务部门征收等,税收征管和纳税服务工作量成倍增加,税务机关面临很大压力。同时,实施减税降费与财政收入、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市县政府目标考核、地方人大预算等关系如何协调,也需要重视并加以解决。

为此,建议:

一、以“企业能发展、个人能承受”为原则降低社保费,解决名义费率与实际费率差距大的问题。

二、清理规范监督政府涉企收费项目,降低制度性成本。

三、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重点是深化增值税改革,提高直接税比重,简化税务申报,优化税务管理,提高征管水平,完善现有减税政策。

四、厘清政府、社会、市场职能,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培育支持税务师等涉税专业服务力量,充分发挥涉税专业服务作用。

五、完善减税降费配套政策,如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成比例、建立地方税体系等。深化机构改革,减轻国家财政负担,释放更大减税降费空间。

减税降费是复杂的系统工程,政策效应将逐步显现。我们相信,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随着减税降费措施进一步深化完善,减税降费一定能在调结构、促改革、稳增长、激活力中发挥引擎作用,一定能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提供重要保障,一定能助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广大企业家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努力奋斗,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贡献更大力量!

梁振英:请胡晓炼委员发言,李稻葵委员做准备。

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胡晓炼我的发言题目是:奋发有为 善于作为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当前金融工作的头等大事。目前,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持续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但是,金融领域仍是风险高发之地。一些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难以为继,房地产市场似在钢丝上找平衡,股票市场反复震荡,债券市场时现违约,人民币汇率暴露在外部冲击阴影之下,非法P2P网络借贷平台等引发群体性事件。此外,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稳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为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提出的明确要求和中央作出的决策部署,建议从五方面入手,打好这场攻坚战。

一、营造维护有利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宏观环境

宏观政策“大宽松”是蕴藏金融风险的温床,急剧转向“大收紧”又是引爆风险的导火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着眼稳定大局。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易引发和放大金融领域长期积累的风险。这就要求财政、金融、产业等宏观政策稳字当头,保持定力,既要为防范化解风险创造一个平稳的大环境,又要对防范杠杆再次扩大、风险日后累加设置警戒线。

二、平衡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在发展中化解风险

金融和实体经济共生共荣,经济兴则金融兴,经济强则金融强,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稳则经济稳。防控金融风险不能以牺牲实体经济稳定为代价,不能以防风险为由,弱化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要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支持实体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支持就业创业、转型升级、绿色发展、小微普惠等,坚持在发展中逐步化解风险,才是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之要。

三、统筹协调、分类施策,打好政策组合拳

不同类型金融风险的形成原因不尽相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危害性有远近之别,影响有大小之别,波及面有宽窄之别。要针对不同类型风险采取差异化防控措施,对房地产和股票债券市场重在制度机制建设,对地方隐性债务重在通过改革削存量、控增量,对系统重要性机构风险重在精准拆弹,对祸害百姓的非法金融活动重在严厉打击和教育疏导。风险防范和化解讲究的是策略和方法,要不得的是简单化和一刀切。要一类一方、一户一策,设计好顺序和重点,把握好力度和节奏。

四、建立完善更加协调、中立的金融监管制度

监管需要加强法制和规则建设,规矩要明、执行要严,用清晰明确的规则规范约束经营主体,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依法合规稳健经营;需要保持监管尺度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不搞监管竞赛、全面开花,避免不同部门政策相互叠加、层层加码;需要加大和改进与市场沟通,引导和稳定金融市场预期,善用市场力量和经济的自我调节与修复机制。

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防控风险主体作用

金融机构是防控风险的第一责任人,也是第一道关口。要善于发现问题,不让隐患积累;要勇于揭露问题,不搞击鼓传花;要主动拆弹排雷,不当藏头鸵鸟;要自律严管严控,不容内鬼藏身;要聚焦主业主责,不搞脱实向虚;要奋发有为、善于作为,守土有责、守土尽责。要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斗争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将防范风险的先手,与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结合起来;将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与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战略主动战结合起来,守住风险底线,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

梁振英现在请李稻葵委员发言。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 李稻葵我的发言题目是:把握战略机遇 解决成长烦恼 开创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美好的未来。

过去一年,我周围的一些朋友显得很忧虑,他们经常问:你是研究经济的,你看中国经济还行吗?咱们扛得住吗?他们的忧虑似乎不无道理。国外,一些国家“变脸了”,来势汹汹,咄咄逼人;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部分行业似乎遇到了发展瓶颈,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负增长。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谋事应先谋大局、看长远,必须保持定力。我首先想说的是,正如中共中央所判断的,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今天的挑战本质上是成长的烦恼,信心不可动摇。

十几年前,中国经济站上了全球化的赛场。那时,赛场的明星们欢迎我们,因为我们让比赛更精彩。这些年,我们长得太快了,今日的明星产生了新老交替的焦虑。这就是中央所判断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美国学者所说的“后美国时代”。于是,赛场上推拽拉扯、语言挑衅,我们遭到前所未有的对抗。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球经济这个大联赛不会因为这类争吵而中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流,世界经济已经彼此交融、相互制约。就像国际上有分析人士指出的,我们在芯片方面确实受制于人,但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维生素、抗生素原料出口国,一旦减少出口,某些发达国家的医疗系统就运转不灵。再有,我们是成长中的大个子,许多国家都希望成为我们的队友,我们必须有定力、有信心。

成长的烦恼也来自于我们自己个头长得太快,难免不协调、不平衡。一些领域投资过多、产能过剩,一些地区生态破坏、亟须修复,一些核心技术还没掌握。但是必须看到,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在成长中得以解决。我们的国民储蓄率在世界名列前茅,这是经济增长、避免金融危机、消化呆坏账、产业重组的保障,也是投资绿色技术修复生态的基础;中国经济具有旺盛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每年300多万的工程类高校毕业生,比美国、欧洲、日本的总和还多,这是探月工程、港珠澳大桥等等自主创新的底气;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近14亿为了生活更加美好而努力拼搏的中国人,这保证了中国经济绝不会就此停止前进!

那么,面对成长的烦恼,该怎么办?

第一,必须以冷静、开放的心态合理应对今日赛场明星的挑战。中外的摩擦冲突一定还会不断出现。一些看似咄咄逼人的要求,短期对我们是痛,长期看是逼着我们改革,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冷静应对。但是,对于一些从长期来看将阻碍我们创新和升级的要求,必须坚决拒绝。

第二,狠抓改革,支持奋斗者、激励创新者、保护担当者、宣扬奉献者。这好比运动员的腰腹核心力量。对企业家,要保护产权和公平竞争,让他们勇于投资新兴产业、乐于退出产能过剩行业。对科研人员,要鼓励他们积极投身自主创新。对政府工作人员,要给予更多的正面激励,让他们更有担当、更有作为。

第三,久久为功,做强做大经济发展的“底盘”。我们还有很多人没有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要加快社保体制改革,减少劳动用工税费,推进户籍改革,落实农村土地改革,想方设法提升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要让越来越多的快递小哥第一次坐上飞机、越来越多的保洁阿姨拥有自己的第一套住房、越来越多的务农老乡买上第一辆汽车!他们进步了,中国经济的根基就牢固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就谁也无法阻挡了!

中国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只要我们抓住战略机遇,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梁振英今天下午的大会发言进行完毕,现在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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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华网 | 责任编辑:吕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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