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周雪莹）

3月29日德国《明镜周刊》报道了中国学者杨蓉西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工作期间，被海德堡大学医学院高层联手排挤并掠夺其发明贡献及创业项目的经历。

4月3号，观察者网联系了杨蓉西，对她进行了采访，了解了更多的细节。在采访中，杨蓉西提到，回国之后的研究进展比在国外要快，因为我国对早筛早诊的重视程度要远高于海外，到目前为止，我国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癌症早诊列入国策的国家。

杨蓉西和她的团队（图片来源：entermedia.de）

杨蓉西于2006年起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于2015年凭借对“新一代乳腺癌早期体外分子筛查技术”的研究成功申请到了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设立的高科技创业扶持基金，成为该校医学院唯一的华人独立课题组组长。项目组在杨蓉西的带领下，将乳腺癌一期的筛查准确率提高到95%。

2006年下半年，国内企业博爱新开源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开源）找到杨蓉西，希望能够投资。

杨蓉西申请专利时是海德堡大学的工作人员，所以专利是属于海德堡大学专利管理公司（海德堡大学90%控股）的，这一点和国内的情况是类似的，在国内也有“职务发明”这个概念，研究人员利用高校的资源、资金和人力研发的专利，同样是属于高校的。

但在和新开源谈合作的过程中，海德堡大学专利管理公司却从中作梗，要求拥有30%的股份，而业界惯例通常在2-5%，国内大多数情况是以把专利直接授权或买断的形式合作，如果是占股的话也很少会达到10%以上。

项目组、新开源和专利管理公司经过多次谈判都无法达成一致，在最后一次谈判过程中专利管理公司的人甚至拍案而起。

合作失败后，杨蓉西被撤销了项目负责人的职位，由海德堡大学附属妇科医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的学生萨拉·舍特接替。不仅如此，学院高层还将杨蓉西和项目组的其他同事隔离开，并要求她向院长的秘书当面报告上下班时间，甚至连午饭时间出去了多久都要报告。

杨蓉西被迫交出了所有的实验数据，其他项目组同时也被盘问是否私藏过数据。工会在得知此事涉及学院院长等高层后，表示无法提供帮助。杨蓉西设法联系了律师，在律师的帮助下完成了工作的交接，签订了和平离职的合同后选择了回国。

德国大学的独立度是非常高的，而在这件事上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并不能算作是违法，因此如果杨蓉西要讨说法是比较困难的，流程可能会很长，结果也未必能令人满意。而在杨蓉西看来，把技术做好，能让它落地，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2019年，海德堡大学医学院高调宣布了该院研发出的突破性和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方法，但泽恩和舍特在公布乳腺癌早筛重大进展时，却反常地没有相关论文或报告支撑，这引起了《明镜周刊》记者的注意，他们发现，这个方法与杨蓉西两年前在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主持的乳腺癌早期诊断项目相似度极高。

左：海德堡大学附属妇科医院院长克里斯托夫·泽恩

右：萨拉·舍特

在最终联系到杨蓉西后，他们终结了杨蓉西已经保持两年的“沉默”，并用相关报道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科学报》跟进报道了这件事之后，在国内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采访内容如下：

观察者网：您是突然发现您的门禁卡就失效了。

杨蓉西：对，我有一天上班的时候去开门就打不开了。因为是一卡通，所以我办公室的门，我们实验室的门，甚至包括我们公共的厨房的门，我都进不去了。

他等于说是要逼我走，不只是逼我离开项目组。

观察者网：他们限制了您和项目组其他成员的接触吗？

杨蓉西：他们倒没有监管我，但他们告诉项目组其他同事不许跟我联系。

观察者网：新开源和专利管理公司签合同的时候，项目组原来的成员有多少人还在？

杨蓉西：我们所有成员都不在，罗氏那位3月份就辞职了，其他人是五月份辞职的，我因为是项目负责人，所以流程要长一点，而且还有律师的事情，因为要交接的清楚一点嘛，是6月份辞职的。所以他们后边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不知情。

观察者网：欧美惯例是学校专利管理公司的入股比例一般不超过5%，而且股份与授权费只能二选一。但海德堡大学医学院专利管理公司却从一开始就希望两者兼得。这是这个公司第一次这样操作吗？

杨蓉西：这个我并不清楚，因为所有东西对每个公司而言，每个专利授权协议，包括谈判过程，全是保密的。别的公司他们怎么去做的，股份到底是多少我并不清楚。

我们只能根据律师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来判断，或者是一些调查报告，包括有一些专门给创业者上的培训课，里边也会提到大概的比例是什么范围。

但具体到每一个专利授权的情况，比如他是不是要占股份、如果拿授权费的话大概是多少，这些都是一事一议的。我们只能以一般的市场价格做一个参考。

观察者网：这个惯例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吗？还是约定俗成的？

杨蓉西：没有任何法律规定。

观察者网：之前有过类似的纠纷吗？

杨蓉西：不清楚，因为就算真的有很多纠纷，大家也不会说出来。就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一样，如果有纠纷离开了，那去和新的单位、新的合作方讲这么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别人是很难相信的，说不定还会有一些有些别的想法在里边，这其实对将来并不利。所以一般遇到这种纠纷，大多数人也就保持了沉默。很多在国外的华人都是这样的，在利益受到侵犯以后都保持沉默，不是没有勇气去说，而是说了也没有用。

这和当地人还不太一样，当地人至少可能说了会有用。但作为在国外——尤其是德国这样的非英语国家——的华人，能够寻求的帮助有限。比如法律方面，对它的法律条款，很多东西咱们作为外国人并不了解。如何寻求援助也并不了解。在流程不清晰的情况，如果有很大的压力，实际上很难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有可能当你试图去防卫的时候，有可能把你自己还暴露出来，成为被攻击的靶子都有可能。

观察者网：海德堡大学后来跟国内新开元公司的合作还是继续下去了的，是海德堡大学方面有一些让步吗？

杨蓉西：是海德堡大学提的条件更苛刻，但是新开源接受了。

观察者网：为什么之前您在任的时候就没有接受？

杨蓉西：因为是我们团队不能接受。我们是项目的主导方，这类项目包括在国内也是一样，是技术人员主导的，而不是投资方，更不是专利局是主导。

他们当时的这种要求让我们觉得公司根本就没有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完全没有生存空间，公司会负重而亡，都不是负重前行，所以我们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要把这项目进行推进。

观察者网：您提到在德国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包括在上班时间限制活动自由等，您有针对这件事去寻求法律的帮助吗？

杨蓉西：这个东西你很难去寻求法律上的帮助，因为上下班时间别人如果非得要求你打卡，他是可以提这个要求的，但这个非常不符合德国所有企业的文化，在德国这更多是一种羞辱。

我也寻求过工会的帮助，但因为这边都是学校高层，所以工会在这个事情上也就走了一下过场，别的也没有做什么。

我也找了律师，但也只是通过律师完成了一个比较干净的交接，算是和平离职。

观察者网：那我们聊一聊您现在在国内的发展吧，您回来之后还是继续做这个项目吗？

杨蓉西：对，我们这个是一个平台性的技术，可以做多种癌症，甚至还有一些重大疾病的早期诊断，所以回国以后主要是做这方面的工作。

观察者网：现在进展怎么样？

杨蓉西：进展挺好的，而且比在德国时候快了很多。因为国内大环境对早筛早诊的重视程度是远高于海外的，这是中国政府特别有远见的一点。而且中国政府特别重视于民众的基础健康，所以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这些方面。

中国是唯一一个把癌症早筛列入国策的国家。国家更希望的是能把这些关于健康的资金用到更多的民众身上，让民众健康得以提升，所以国内会关注一些重大疾病的早筛早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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