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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报警之后:被中断的千人戈壁徒步

2019-09-05 09:06:29

8月初,一个包含1200个大学生的徒步队伍在当地戈壁滩迷失方向,经过4个多小时的找寻,公安民警发现,这个1200人规模的戈壁徒步赛竟然仅有7名组织者。

对于这些大学生的行为,网络上充斥着质疑的声音,“一群白痴”、“没脑子”,甚至在其中不少人被发现受伤后,仍有声音认为其“浪费公共资源”、“你开始参加活动就应该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毕竟是戈壁徒步”。

只是,如若只是几个人的活动,“不理智”三个字或许可以简单概括,当1200个人共同走上那片未知的戈壁时,背后的原因就值得细究。

组织人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发起这场活动?他们是如何挖空心思向学生家长们保证安全?几个临时培训的志愿者如何摇身一变成为“专业医师”?一家当地的社会组织又是经过怎样的包装变成了主办方口中的“国际组织”?......

近日,澎湃新闻采访了活动中的几名大学生,试图还原这场“有预谋”的戈壁滩之旅,以下为采访原文:

1200人的队伍,大一学生高奇走在最前面。这时候,戈壁是属于他一个人的,眼前一望无垠,沙漠连着沙漠,没有人类的踪迹,只有路标旗被风吹得竖起来。

脚下,厚厚的一层沙覆盖在坚硬的砾石上,徒步鞋踩上去沙沙作响,他感到开阔和兴奋。但这只是刚踏上戈壁后十几分钟内的心情,剩下的时候,他被另一种强烈的感觉包围:“被骗了。”

他参加的是集结了1000名学生的“益行中国2019暑期全国大学生戈壁挑战赛”。因为没有备案、救援保障不力、医疗人员与药品不足等问题,活动主办方被参赛学生质疑在管理与安全上存在诸多漏洞。

不安的情绪在8月1日晚上达到了极点,当晚10至12点期间,有参赛者报了警。8月5日,这一事件被媒体报道后引发舆论关注,“1200大学生戈壁迷路,组织者仅有7人”的标题在网络上流传,评论大多将矛头指向参赛学生——“浪费公共资源”、“没脑子”。

流言击碎了这群年轻学生平静的生活。

这本该是一场自我挑战的旅程,却演化为一次危险的预演,暴露出时下热门的“戈壁徒步”背后的风险与隐患。

戈壁徒步

7月31日,徒步前一晚,高奇早早躺下休息,把身子缩在了睡袋里。

敦煌二中的水泥操场上,密布着来自天南地北各个大学学生的帐篷和背包,喧闹的说笑声不断。

高奇有些睡不着了,7月的敦煌天气闷热,地面发烫。他脑海里还想着一个小时前的大会——活动负责人,一个瘦瘦小小的男人站在主席台上,用高亢的声音保证:你们到了营地有信号车,徒步有药有水有医生,我们会保证大家的安全。

他更在意的是开完会后要求签订的参赛声明,上面写着,比赛期间如果出现人身或财产损害,将独立向保险公司索赔。这份文件没有第三方公证,没有公章,他感到奇怪:这不是霸王条款吗?他在参赛者的群里问了问,有同学回:“说是不签就不能参加活动,并且不退还费用。”

赛前组织方与参赛者签订的参赛声明

高奇喜欢冒险,原本期望在这场徒步中挑战自己,大学之前他都在一心读书,准备高考。进大学后,他想在这期间尽量尝试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现在,担忧取代了期待。

另一边,一个蓝色的帐篷里,来自广东的罗佳带着期待的心情睡下。她要留足精力,好在明天的沙漠里行走36公里。

6月,她在一个叫作“大学生义工旅行”的公众号上看到这次活动的信息,文章标题为“暑假招募1000人,一起徒步30公里穿越沙漠星空露营!”活动主办方为Newth青年文化社区。期末的复习资料让她昏昏沉沉,她喜欢体育活动,看到后来了精神,觉得“有意思”,就约同学一起报了名。

戈壁环境特殊,父母起初不同意,她把资料文件都拿给他们看——参赛学生曾收到一份《组委会应部分参赛者问题统一回复》,显示医疗保障齐全,救援车、专业医生、蓝天救援队成员都在跟队保障之列。

戈壁挑战赛宣传时的海报

赛前,《组委会应部分参赛者问题统一回复》显示医疗保障齐全

这些信息让罗佳和父母感到放心,除此之外,她还曾收到“政府方面的文件”:一份会签文《关于邀请参加“益行中国·2019中国大学生戈壁挑战赛”的函》显示,这次活动的联合主办单位包括了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等。

这场戈壁挑战赛定位于召集普通大学生,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李子澄说,他们想办一个“公益类型的挑战赛”,因此单人的报名费只有499元,之前Newth没有举办过戈壁徒步类型的活动。

“敦煌戈壁徒步最初从玄奘之路开始发展,当时主要针对国内各大商学院、EMBA(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院的学员,参加的都是中国高端的企业家,比如王石、柳传志这些,是行业内最顶级的活动。最近四五年,一些商业机构加入进来,包括做公司团建、培训的机构和组织。”一位参加过多次穿越戈壁活动,后成为组织者的人士张洪峰介绍。

据他的经验,徒步活动的市场价格以单人12800元为主流,玄奘之路客单价接近19000元。而在这些活动中,超过一千人规模的非常罕见,“没有几个敢这么弄,玄奘之路、千人走戈壁和城戈5是今年超过一千人的”,这些主办方都有多年戈壁徒步赛事的经验。

在敦煌市户外运动协会副会长、敦煌新沙州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岳军看来,戈壁徒步曾经作为一种新的社交方式而火热起来,“很多人感觉走戈壁和创业是一回事,只要坚持就会见到光明。这种精神让企业老板、客户前赴后继。”

现今,戈壁上的徒步挑战正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渴望丰富人生经历,去不同的地方。

为了这次徒步,几位参赛者在赛前做了不少准备。赵宇做了20天的体能训练,在户外店购买了衣服和鞋;高奇在赛前每天下午绕湖慢跑,然后做两三遍“hit”训练;罗佳报名后每天跑几公里,不跑步时和同学约着打几个小时的羽毛球。

戈壁在他们眼中是陌生的,也是熟悉的。在高奇看过的vlog里,戈壁是“一望无际的荒野”;赵宇喜欢戈壁,因为那儿没有人,“所以很漂亮”;罗佳印象中,戈壁是荒凉的。

而在这次的旅途中,戈壁可能意味着将命运托付给他人。

进入无人区

去往戈壁的大巴上,学生们睡着了,这天早晨,应会上主办方的要求,他们凌晨3点半就起了床。

李子澄说,旅游旺季车费贵,在早上空档期用车,就不是包一天的车,而是付一趟的钱,“都是大学生,想给大家省点钱”。

赵宇还醒着,窗外,房屋渐渐变少,一路的颜色变得单调,大巴不住地上下颠簸,他知道,戈壁快到了。

8月1日5点到7点之间,学生们陆续到达戈壁挑战赛起点。

无人机留下的航拍照片上,大地粗糙而黯淡,布满赤裸粗硬的石块与黄沙,稀疏的植被星星点点分布在漫无边际的土地上。天空与地面交界处,依稀可见远处绵延起伏的沙山。

起点线前,分散着一团一团的赤橙黄蓝绿,是戈壁滩上少有的色彩——1000个学生被分为五个军团,军团中又分10人一小队。他们背着随身的行军包,戴着下发的迷彩帽子和围脖,除了马甲颜色的差别,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赵宇站在人群中,站在戈壁的边缘,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前方,第一次感觉到人的渺小。

无人机航拍参赛学生在起点线前等待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屏幕右上角的信号格显示为几条横杠——他们即将进入无人区。

学生们将装着帐篷与衣物的行李包放下,待主办方派车送到营地。9点到10点,军团一个接一个出发,浩浩荡荡的千人队伍涌入了戈壁。

起初,大家都很兴奋,忙着拍照,补给也充足。参赛学生刘伊宁记得,每隔十几分钟,身边会有一辆补给车经过,可以拦招停下,大约2公里会经过一个补给点,参赛者可以拿空瓶换水。

脚下的路逐渐变得难走起来,“开始小石头居多,后来沙丘,再后来小石头变多。”赵宇说。

高奇买了专门的徒步鞋,但地面时而硬、时而软,走起来非常不舒服。前述《统一回复》提到,正常戈壁徒步挑战赛路线基本属于平路,而“我们的戈壁挑战赛路线有较多需要翻越戈壁、沙丘、石山等,路线难度较大”。

走了近两个小时,赵宇的脚磨出了水泡。他不敢休息太久,怕停下后泄了气。队伍像一条前进的长龙,最后的人看不到最前方的人。他属于第四军团,处于队伍末端。

高奇走在队伍最前方。中午12点40分,路标旗旁,一辆面包车在他身边停下,司机告诉他“走错了”。高奇感到纳闷,司机说:“你们没看前面没有旗子吗?”

在广袤的戈壁滩上,没有任何地标参照物,全靠领路车插旗设置前进方向。

司机将高奇和几名队员带到了一个小沙丘上。高奇有些懵,其他参赛队员也渐渐走过来,挤满了沙丘。很多人不知所措,赵宇到达时,有人告诉他“开路车找不到路了”。每个队配有一个对讲机,赵宇听到手中对讲机发出嘈杂的声音,来自不同队伍的队员互相发出疑问。

这天没有云,风很大,阳光明亮得刺眼,敦煌的最高温度达36摄氏度。

焦虑的气氛开始在部分学生中蔓延,将时间拉得漫长。车辆里的组委(即大学生义工)告诉高奇,“线路规划错误,现在旗子插错了,重新插。”高奇询问后,发现他们不知道路线,也联系不上负责人。人群中出现此起彼伏的质疑声,“这组织的什么活动。”赵宇感到轻松,可以短暂休息一会儿。

罗佳挤在山丘上,也开始慌了。她记得,路线好像会经过鸣沙山(景区),她问队友:“鸣沙山到底离我们多远?”去过鸣沙山的队友回:“没那么近。”她心里“有些咯噔了”。

在这之前,她翻越沙山时看到不少植被有滤布罩着,越往里走分布得越规律,她暗暗地想:我们可能踩到政府的保护区了。她觉得很不舒服,好像被迫走了非法的路线,“做了违法的事情。”那是不是再往里走,就会经过景点呢?罗佳边走边自我安慰:“我们要相信主办方。”

参赛学生回忆,他们在沙丘上等候了半小时至一小时后,队伍重新出发。罗佳有些动摇了。

罗佳在徒步过程中发现一些区域有滤网罩着植被

矛盾爆发

更大的矛盾在下午爆发。一些学生发现,他们受伤后,没能及时得到医疗与救援保障。

从沙丘出发不久,经过一片乱石滩时,高奇不小心崴了脚。他一瘸一拐走到附近的车前,车上的义工看了看他说:“还有五六公里,再坚持一下,磨练一下自己。”他无言以对,感到一阵愤怒。

罗佳的膝盖也在徒步过程中受了伤,她曾有旧伤。经过的救援车她一辆一辆问,但车里都满员了。看着坐在里面休息的参赛学生闭着眼,流了很多汗,她不好意思再提,只说“好的好的谢谢”,撑着登山杖继续行走。

对讲机的公共频道里也发出焦急的声音,赵宇听到,一名队长不停呼叫:“救护车救护车在哪,我的队员脚不行了”,始终没得到回应。下午2、3点,赵宇队伍中也有三名队员中暑,前后上了救援车。但休息后继续走的队员没能再与队伍汇合,也无法联系到原来的队伍,只能一人走完剩下的路程,“我们就再也遇不到了”。

刘伊宁的队员中暑后,脸很红,“头很疼,站不住”,她向所有路过的车都招手示意,没有车停下来。队长对讲机呼叫救援,得到“自己找车”的回应,40分钟后车辆才到。“车把她送到营地后,仍然没有药品,只有供遮阴的帐篷和冷贴。”

赵宇判断,那段时间,可能也有部分学生因为走不动而上车。他是医学专业,看到有人“上车时还有精神,不像中暑的样子”。

对此,李子澄说,当时协作方“柏森户外”安排了32台救护车,“除了做医疗救援还有其他任务,导致救护车不够”。

高奇走不了了。一个多小时中,脚踝越来越疼。他走向最近的补给点,对停着的小货车司机坚决地说,“我脚崴了,绝对不能再走了。”司机让他坐到货箱上,车上没有座位了,“但他们志愿者(义工)在前面好好地坐着。”

露天货箱上堆着矿泉水和杂物,高奇形容自己“赖”在那儿了。他爬上车后,路遇7、8名参赛者,中暑的,脚崴的,一起挤在车上。

货车摇摇晃晃地往前开,渐渐远离了大部队。一路上,高奇遇到团队中的医生,得知1000人的队伍就配了一个市人民医院的专业医生,而身边同学手机软件记录的里程显示,车辆从中午等待的沙丘到营地开了20公里,不是之前义工说的五六公里,被欺骗的感觉又一次在高奇心中腾起。

他想,这活动必须要先暂停,至少保证参赛人员的安全。

协商与交涉

下午3点半不到,高奇到达营地。这是戈壁滩中的一块平地,几个简易的大遮阴棚下,1000多个学生们挤挤挨挨地坐在地上休息。有人找不到地方乘凉,就靠在车辆的阴影下借一丝阴凉。

医疗志愿者用酒精喷雾处理了一下他的脚伤,“冰袋也没有。”他问对方有没有从业资格证,两人说了几句,对方最后说:“要不我把医院给你搬来?”高奇气得说不出话来。

他决心,下午就回市区就医和报警。他要找到承包的户外机构负责人与另一名活动的分管负责人,提出对比赛的种种质疑。

营地里,参赛学生在遮阳棚下休息

这时候,已经有一部分学生提出要退赛返回市区。

得到的回复是“尽快解决”。直到下午5点半,一辆车载着高奇和另两名受伤严重的参赛者离开了戈壁滩。

学生们接二连三到达了营地,但帐篷和行李迟迟没有运到。下午6点左右,第一批物资到达现场,一二三军团的学生领到帐篷,有人开始扎营。林杨是拿到物资的学生之一,但他不打算搭帐篷。

他想先把队里五个中暑的同学送出去。

经历了替队友找车时沟通困难,葡萄糖和盐供给不足各种状况后,林杨记得,徒步前一晚和白天,有Newth员工反复说,“只要发现任何不对劲,就请你们放弃,你们自己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直接上车,车会把你们送回营地。”开完会后他曾单独找负责人,确认过会有两个专业的医疗团队。但这些都出了问题,他感到失望。

李子澄回应称,他在后来得知,柏森安排的专业医师只有一位,此外,医疗团队包括十几位志愿者,培训过户外急救技能。

林杨回忆,下午5、6点的时候,几个穿白马甲的义工开始统计退赛名单。他要求和负责人当面对质,谈谈出现的问题。

想要说法的学生围成一团,人越聚越多,有将近200个。

傍晚,部分参赛者同活动负责人交涉

过了一会儿,林杨发现在另一个军团的方向,又有一群学生聚在一起。被拦着交涉的是另一名负责人,在学生们的提问下,他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表示他也解决不了。

人群中,有人情绪激动,“觉得被耍了”,也有人就看着,有机会讲几句。在参赛者谢飞的印象里,交涉过程中,学生们一个说完了另一个继续说,“挺有秩序,没有激烈地吵”。他没有参与交涉,“我以前也办过大学里面的户外活动,觉得组委整体做得可以,细节他们(指部分学生)有点吹毛求疵。”

罗佳是较晚到达营地的一批学生之一。她决定退赛,“我不可能拿我腿的未来开玩笑。”她感到很累,没想太多,“也没埋怨主办方,就觉得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

从交涉学生的话中,她才知道医疗、路线存在各种问题,“原来我们走在戈壁是那么不安全。”她记得,那个户外公司的负责人高个子,很壮实,懵懵地点头,没有做出回应。

罗佳说,在这之后,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何东来到营地,他对着大家说,各位弟弟妹妹,你们要相信我们。罗佳感到对方在说“套话”,更加无法信任。

晚上9点左右,学生们与何东交涉了许久。最后,多名参赛学生回忆,何东承诺当晚把要求退赛的同学送出去,“(晚上)11点物资到达,他回到营地,把活动方案、费用明细打印出来给队长。(晚上)12点有车辆接送回敦煌二中。”

恐慌后的报警

戈壁的夜晚来临,温度逐渐下降。天空渐渐全黑了,营地没有灯光,往外望出去,黑漆漆一片平地,什么也看不到。

罗佳想到,徒步来营地的路上,他们翻山越岭,知道有坡度、有危险存在,而现在四面都是一样的景象,她感受到未知的恐惧。天和地都很大,给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

交涉的同学散开后,她与几个队员站在一块聊天。一个黑黑的、个子不高的男生用平淡的语气说:“你们知道有狼吗?”罗佳听后惊慌失措,差点尖叫,“他说我学法医的,有狼的粪便、狼毛、脚印,根据泥土的深浅,推断狼不久之前来过这里,你们不信我带你们去看。”

过去关于狼的知识一下子冲击到她的脑中——狼是群居动物,如果看到一头,下一秒搞不好就是一堆;它们很聪明,多少人也好,知道怎么把人群打散……

“营地附近有狼”的消息迅速在学生中散开。

参赛学生周俊生回忆,有一个义工推着音箱说,请义工们集合开会。“开完会就四处来说,这附近发现了狼的踪迹,请大家帮忙生一些火防狼。”在赵宇的版本里,他听说,几个女生称看到了绿色的眼睛。林杨记得,是几个服过兵役的队员说发现狼的踪迹,跑过来警告队伍往中间挪一点,有些人在四周起了篝火,燃了一会儿。

没有人知道真假,但恐慌已经被点燃。第五军团的队员们互相召集,围在坐一起,罗佳跟一些同学说,“有狼,大家做好准备,不要走散。”

学生们聊天,玩游戏。罗佳越发不安,她想赶紧离开,提出要报警,“他们(主办方)说的很多话都是假大空,都没有实现。有人受伤生病,环境恶劣,没有武器,这三点加起来足以让它们把我们全部咬死。”

其他人不想报警,想等到何东承诺的11点,罗佳犹豫了。游戏还在继续,她努力掩饰着自己的紧张,担心被人看出引发集体的恐慌。

林杨说,当时1000多个学生各有各的想法,“该吃吃喝喝睡觉打牌还在吃吃喝喝睡觉打牌,该看星星的还是在看星星,只有那一批第四、五军团的帐篷一直没来的和一些要走的车还没来的人,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他看到不少人走来走去,寻找信号,一脸忧愁。

接近深夜11点,罗佳终于拿到帐篷和衣物。戈壁上昼夜温差大,当时的气温“像南方冬天一样,需要棉被,起鸡皮疙瘩。”她和队友紧紧靠在一起,不停地说话。

约定的时间,何东没有出现。主办方和参赛学生之间的信任降到谷底。

罗佳觉得等不下去了。她拿出手机,播出了紧急通话。

“我们被困在戈壁滩上了。”她说。

难以入眠的夜晚

夜更深了,星空明亮清澈,一条银河从北到南贯穿而来。几颗流星出现,罗佳闭着眼睛许愿,“快让我们走吧”。

她打完报警电话后,有队长过来提醒,降温太厉害了,不要在外面感冒生病。她和队友先搭了帐篷取暖,又出来等了一会儿。她坐着想睡,但是不敢闭眼。

林杨回忆,当天晚上队伍里,有学生扁桃体发炎,开始咳嗽、流鼻涕、吐痰、发烧,他们看上去没什么活力。

赵宇还在各个帐篷之间穿梭,寻找主办方的人,安抚紧张的学生。他看到有个男生逐个帐篷去问有没有学法律的人,要告主办方;有个女生带着哭腔和义工说,她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就想离开这个地方,已经报了警。

义工向他回复说,晚上12点会有人回来。但凌晨1点20分,仍然不见负责人踪影。

接送学生的车辆为何一直未到?李子澄后来解释说,柏森户外负责人曾表示去市区紧急调运车辆,撤离中途退赛人员。在等待过程中,营地的组委会负责人员发现车辆一直未能抵达,无法与柏森户外负责人取得联系,于是与驻守在市区的组委会负责人联系,要求调运车辆,发现大巴车来会涉及到监管部门“2:00-5:00”巴士停运的规定。“柏森户外负责人在夜晚11

点多了解到这一情况,却没有及时向我们通报情况。”

当晚,不只罗佳一个学生报了警。

赵宇第二天与政府工作人员沟通时了解到,市长办公室接到过报警电话称,有人头部受伤,危及性命,要死了。“实际上那个人只是脚磨破皮,磨出血泡。”也有人报警说走了40公里,孤立无援。谢飞记得,他曾看到有七八个学生围着说要报警,还说“要在网上发1200个大学生迷路”,他不知道这些人最终有没有报警。

甘肃阿克塞县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张强接受北京青年报采访时说,他们在晚上10点40分接到阿克塞县应急管理局通报,称在国道215线海子乡政府附近举行的戈壁徒步大赛活动过程中有1200余名人员迷路,请求帮助。当时有多人拨打了求助电话,凌晨2点40分左右,在离肃北50公里处的石桥墩附近找到迷路人员。

林杨正在帐篷里安抚队员,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警察来了”,他看到远方警车的灯光闪烁,朝队员方向驶来。学生们很激动,有人走到前面,开始打强光手电,方便警察找到位置。

活动负责人随后也来到现场,李子澄解释,事后警方说组织者有7个人,就是指当时在场跟他们沟通的7个组织者。“活动组委会十几位,负责人是我,义工60多位,还有40多位后勤保障人员。”

参赛学生、负责人与警察协商完后,消防车停在距离营地一百米左右的地方,直到第二天早晨7点。林杨觉得,“大家心里安稳。”

此时此刻,在距离营地200多公里的敦煌市人民医院,高奇在输液大厅的躺椅上睡着了。

他在晚上七点到达敦煌市区,两位受伤同学先去了医院,他去了敦煌市公安局旁边的辖区派出所,民警回复说,除非生命财产已经受到伤害,才能干涉。

高奇打车去敦煌二中,保安不让进门。他试图打电话给李子澄、总负责人、分负责人,全都打不通。在网页上查到总公司电话拨过去,对方回复:不知道这边敦煌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只好打了民警建议的12345热线,政府工作人员回复将派人联系组织,要求他们必须妥善照顾。

等待的几个小时里,他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身份证件还在营地。他浑身没劲,脚一直在抖,心里着急,甚至觉得搞笑:自己怎么成了这个样子?

从敦煌二中走到路口,高奇在路边坐下了,看着人来人往,车灯、红绿灯闪烁,他反而觉得安全。

晚上11点不到,政府工作人员与李子澄到达,把他送到医院。高奇的脚已经完全肿了,“医生说过度运动,脚淤血,长时间没有冰敷。”他吊了一个小时盐水,不敢联系家里,怕家人担心,给队员发信息,也联系不上他们。

这天,他独自在医院过了一夜。

走出戈壁后

8月2日早上10点左右,357名退赛学生搭货车离开戈壁,再乘大巴于下午回到敦煌二中。剩下的参赛者继续徒步,下午1点到达大巴集结点。

敦煌的戈壁滩陷入了短暂的宁静。

Newth负责人何东给参赛者的保证信

在这片无人区进行的徒步活动自13年前开始盛行,为人口不到20万的敦煌带来了新的消费增长。

张洪峰介绍,目前,戈壁徒步通行的商业模式为组织与机构招人,负责整体的策划、宣传;再同地接的户外公司协作,当地公司负责救援、补给、后勤。而当地公司一搬自己很少养人,“接了活就找司机、后厨、医疗诊所的人组一个班子,提供服务,也是外包。”

近年来戈壁徒步热度飞升。岳军曾接待过一家主办公司,2017年第一次活动组织了900人,到2018年就增加到了1500人,后来又发展到2400人。“没有做广告,仅仅是参赛者在朋友圈宣传,发起众筹,就可以找到这么多人。”

市场渐渐变得鱼龙混杂。“好多人觉得这个事情蛮简单,就也来做,”岳军认为,戈壁徒步必须有很强的专业经验和户外保障团队。但多少人要配置多少数量、什么资质的医疗人员和后勤保障团队并没有通行的规范,目前都是根据行业自己的经验来设定。

在张洪峰看来,活动出问题通常是由于组织者考虑得少,“注重前端拉人,给地接方的钱压得比较低,那边服务就跟不上”。

主办方的宣传资料显示,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单位包括甘肃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协会等。会长杜永军向澎湃新闻回应称,甘肃省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协会是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在民政厅注册的社会组织。此次活动他们主要负责咨询、顾问,人员组织、路线和后勤等是主办方和户外公司在进行。

活动负责人、Newth创始人之一李子澄承认,这些合作方没参与到活动具体执行,“因为做了很多年公益,大家了解我们,我们也希望活动能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因此邀请他们成为联合主办方。

目前,戈壁徒步的管理处于空白地带,“没有相关的法规,依托的可能只是旅行社法规。协会也只能建议,我们的会员(当地的团队)可以互相说,但如果仅仅是户外露营的公司,不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岳军说。

敦煌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所有在敦煌戈壁的徒步活动都要经由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展开,涉及体育、旅游、公安、环保、文物的备案,但这次千人徒步活动旅游局没有收到任何备案,“我们地方一般在7、8月气温那么高的情况下不支持这样的活动”。

8月2日退赛后,高奇建了戈壁挑战赛维权群,想要寻求一个说法,他想,如果他们不站出来,以后会有更多人遇到同类问题。群里有时有同学很激动,他会出现,说大家先冷静。

8月10号,活动组委会发了公开信,没有发布之前协商好的道歉声明。高奇再一次感到愤怒,“完全把责任推卸给了户外公司”。主办方给每个人退款了42.5元,他看着支付宝里的收款页面,“觉得那42块5是在侮辱我”。

组委会于8月10日发布的《益行中国2019 大学生戈壁挑战赛徒步活动赛事公开信》

高奇考虑过走法律途径,如果继续打官司、找律师,要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不知道怎么坚持下去,自己也有很多事,投入了不知道能得到什么。”他也担心自己不能代表所有人。

罗佳回家后,取关了Newth公众号。有人知道她去了无人区,在微信上留言说“好酷”,她赶紧解释,“听起来很刺激,但实际上很糟糕”。她也会觉得愧疚,麻烦了警方,但又想到,“本来就是主办方的问题”。

“1200大学生戈壁迷路”的新闻,底下的留言永久挂在那儿,“一群白痴”“浪费社会资源”,像是一道伤疤。

有些同学把报道链接发在群里,林杨看到有人回复,这事不该闹这么大,“你开始参加活动就应该明白会出现这种情况,毕竟是戈壁徒步”,他更生气了,他自己虽然没有受伤,但选择了退赛,“对于走不下来、发现医疗有问题的人,他们是什么态度?你们自己能走下来但能尊重下别人吗?”

这段徒步之旅也曾留下不同的记忆,林杨说,自己学会了担当。徒步过程中,他发现很多队存在落单情况,中途接了好几个别的队的队员一起走。

谢飞记得,第二天徒步时,他在路上听到歌声,“几个队一起唱,互相加油”。

刘伊宁忘不了敦煌的夜晚,她发现原来戈壁不只有荒漠,还有河流、雪山、蜥蜴。

回去后,她在游记中记下:敦煌的八点是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你会看到影子不断延长,弱下去的阳光让你愉快,你会知道两小时后就是银河和流星。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罗佳、赵宇、林杨、谢飞、周俊生、刘伊宁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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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 | 责任编辑:郭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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