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

“台湾社区实践协会”是一个深耕台湾基层社区的社工团体，他们为了让台湾贫困者的声音可以被更多听见、让社会更全民的看见贫穷者所面临的处境，发起“2019贫穷人的台北”活动。用一系列展览、影片、访谈纪录、体验活动来告诉人们台北里贫困家庭的现状。

台媒“风传媒”10月12日刊发部分相关文章。文章称，所谓“社会安全网”必然是有洞的、永远都会有被漏接的人们，只是该如何将网织得密一些、让多一点坠落的人们被接住？经济困境、求职困难、缺乏教育孩子的知识、没有陪伴孩子的时间、没有亲友分担压力、不知该怎么找社会福利资源，种种问题一步步将台湾贫困家庭推入绝境、甚至造成贫穷“世袭”。

贫困家庭“工作与孩子二选一”困境

“台湾小区实践协会”坐落于所谓“整建住宅”密集的万华新安里，李柏祥说这里的房子最初系因都市规划而产生，面积很小，可能还会再隔间租出去，这样的家虽然不够舒适，却也成了预算不足的贫穷者栖身之所，他便看过其中一个居民的家仅3­–4坪（1坪约合3.3平方米）、大约5张书桌的大小，这样的空间要住进一家人。

台湾社区 图自台媒“风传媒”

10多年前刚选上的新安里里长看见此地青少年游荡问题，一度开放里办公室让孩子使用，只是日子一久发现陪伴少年并不是那么容易，可能还会被指责“里长没管好小孩”，社会福利专业人士就此进场──当时辅大社工系教授罗秀华带领学生进去做“小区课”，一群学生们陪伴孩子们陪着陪着，也开始想打造一个“据点”让孩子有一个可以待的地方，“台湾小区实践协会”据点就此产生。

据点表面上看来是要照顾孩子，但在陪孩子的情况下也能看见家长的问题──如果一个孩子在据点待了一整天却没有家长来问“他跑去哪”、一个人只身游荡在小区，社工或许就能猜测家长没有心力去注意孩子状况，进而慢慢去理解这家庭的状况，衔接上社会福利资源。

从孩子的状况便可窥见一个家庭的缩影，李柏祥说协会开案的家庭高达3分之2都是单亲。常见状况之一是当这些家长选择工作，便可能演变成工时过长、难以陪伴孩子。在家长所受教育有限的情况下，求职市场往往也只有最低薪资可供选择，于是有新住民妈妈兼3份工赚得2万多元新台币（1元约合0.23元人民币），也有人可以赚到4万多新台币，然而代价就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可能晚上有些家长还在工作，孩子就会有一餐、没一餐。”

也有单亲家长是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牺牲工作，协会协助的单亲妈妈秀秀便是其中一位。秀秀独立抚养4个孩子，一直想找工作，但即便是撑到最后一个孩子才去找托育，费用都逼近2万元，“这可能就等于她的薪资了，就算她去工作也可能只赚到这薪资。”

无奈下秀秀只能选择靠补助撑起4个孩子，亲友以为低收入户可以月领3万元新台币，实际上她是靠每月1万出头的费用苦撑──像秀秀这样的单亲妈妈在协会并不是个案，她们已经够努力了，却仍会被身边的人数落：“很多人批评她不去工作、好吃懒做、能不能挤一点时间去工作啊？要为了家庭跟孩子而努力！”

“我不会教小孩”工人爸爸拜托社工背后无助：他只会用打骂，是因为从小没有被理解的经验

要时间就没有钱，要钱就没有时间──这是小区贫困家长们的共通困境，而背后原因之一也是缺乏家庭后援。李柏祥说，有些状况是长辈走了、有些是长辈自己生活也有困难，陈甄则说也有一些是关系撕裂，家长从小就没有好好被对待、好好教育甚至遭遇家暴，长大后逃离那个家，当有孩子时想再回去求援，就算这些家长敢开口，家人也是不接受的。

上一辈的家庭失能，造成这一辈的家长不知道该怎么好好对待孩子，也可能没有足够的教育资本去学会找资源、甚至不信任资源，在遇见社工前也很少人能陪伴他们去理解问题。社工陈甄回忆，她碰过的一个单亲妈妈独力抚养发展迟缓的孩子，想找工作却必须带孩子去看医生做早疗，学校一有状况也必须随传随到，造成这妈妈没办法工作，拖着拖着便拖了5–8年。

社工陪伴青少年 图自“台湾社区实践协会”网站

尽管学校有特殊教育班可以给孩子更好的照顾、也可以减轻家长负担，但当老师告诉妈妈说孩子可以进特教班，妈妈恐慌了：“她那年代特教班就是‘被放弃的孩子’，她觉得特教资源不是那么充足，可能被打、被贴标签──妈妈一直存在那个观念，没办法，会抗拒……”于是社工陪着妈妈去学校与老师沟通，回来再与她讨论，否则妈妈一听到“特教”一词便难以冷静。最后这孩子进了特教班，状况稳定下来，妈妈也终于能找到一份正职工作。

此外，也有些家长从小就没有被家人好好对待、动辄打骂，对待孩子自然也是动辄打骂，严重的话可能就造成下一代也想早早离开家，在所受教育不足情况下独立就容易产生悲剧──这些大人不是不爱孩子，李柏祥记得，有个管教孩子总是用“骂”的工地爸爸就曾因为担忧孩子的性教育而跑去拜托社工：“我不会教小孩，拜托你们去讲，你们比较有爱心、比较会跟孩子相处！或你觉得没问题也没关系，你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再去讲也没关系！”

“我就会觉得，他这么由衷觉得自己不会教小孩……他只会用那个方式（打骂），他不会用引导理解，因为他没有被理解的经验。”李柏祥忘不了那爸爸的眼神。

也有些家长可能因为过往生活圈没有“储蓄”的想法，造成经济不稳定。李柏祥说，有些家长是有了一笔额外的收入就想对孩子好一点，可能平常妈妈跟孩子3个人吃便当，打零工稍微赚点钱就想跟孩子吃一顿好的──社会大众对于这样的家庭往往会贴上“不努力”的标签、看不懂他们在做什么，也确实这样的行为会造成家里永远没有钱去面临生活中各种突发状况，只是，家长想弥补孩子是人之常情，谁又能说那毫无意义呢？

贫困妈妈最单纯心愿：为了不让小孩流落街头，要努力工作

钱不够、时间不够、过去所知所学也不够，种种困境让贫困家庭步步下坠，而在迫在眉睫的还是钱。有家长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必须拜托同事载去工地上班，时间没乔好迟到几次就被辞退，也有阿嬷过去想申请低收入户，却因为公所人员一句“比你们惨的还更多”耿耿于怀、即便年满65也觉得申请低收很羞耻，也有青少年离开家想独立生活，却因为没有手机而无法顺利找到工作──在贫穷的世界里随时都可能踩到地雷，而社工所做的，或许就是“除雷”。

说起协会的工作有哪些，李柏祥说是各种系统性的援助，各方面都要帮忙──协会据点让家长因为工作无暇顾及的孩子们有地方去，需要教功课就教、也会邀请孩子参与活动，缺物资就提供、需要工作就陪伴去找工作、找房子就找房子，给人们鱼吃也教人钓鱼，还有各种自立策略。

例如一位残疾妈妈随着孩子成年低收补助被降低，协会发现这妈妈其实有手作技能，便陪着妈妈去进行街卖；例如一个单亲妈妈没办法配合工时长的工作但有料理技能，协会便陪她去争取创业补助开小吃店，成了在地名店“越窝越好”；又例如协会也发现地方妈妈对于托育工作较有兴趣，就与社会局合作开了补助班，让妈妈们可以在自家附近接受培训，当万华在地办活动有托育需求，便可能有2–3小时500元新台币左右的费用，不无小补，而在这样的过程里妈妈也可以提升教养知识，工作与家庭兼顾。

妇女互助团体

对于孩子，小区有许多青年是早早离开学校、只能屈就于没有劳健保或低薪的工作，协会可能会开手作班让孩子去市集一起摆摊赚钱；又或是有些年轻人去台湾南部念书，家里不明白孩子入学要准备什么东西，社工便陪着年轻人一起研究上课地点与打工地点间的距离、房租多少、有没有可能得到交通工具，一步步陪伴，也减少到异地求生的恐慌。

最重要的支持，是通过据点提供陪伴，也能实时发现孩子与大人的问题：“让他们在小区能互相支持、一起工作，出什么事情也不会没有人知道。”

“很多儿少跟家庭贫穷状况是可以先被预防的。”李柏祥说。尽管政策上不是没有所谓“社会安全网”，但凡是网子必有漏洞，而选择于在地小区经营社福机构的用意，便是在既有的网子穿上几根线，看这些漏洞能否小一些、多网住一些向下坠的人；困境中的人们难以主动接触有关资源，协会的作法就是引导与连接资源，“就不会落到什么希望都没有要自杀，或可以避免孩子更恶化。”

“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把资源都投入治疗了，这样身体根本就不会好啊，我们生病了才去处理！”李柏祥点破问题。

“不管怎样，日子还是要过啊！”这是陈甄与李柏祥、或许也是许多社工会时常从贫困者听到的一句话。贫困家庭并不是没有动力重振生活，社工陈甄说她遇过的妈妈甚至会说要“为了不让小孩流落街头而努力工作”，他们都希望孩子过得好一点、也愿意为了孩子撑下去，只是需要一点助力，若困境中的人不是被检讨“不努力”而是被拉一把，或许，一切尚有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