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讯）据大公文汇全媒体7月11日报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天表示，在教育层面，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单一议题，所以她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制定一套计划，全面在学校开展有关宪法、基本法、国歌条例、香港国安法的教育。

她认为，这些法理的推广宣传，也应该与中国历史、国情教育有机结合，以全面深入有趣的方式推行，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国民意识和对国家发展的兴趣。

当天，由香港《文汇报》和香港教联会合办的“香港教育高峰论坛——香港国安法与《国歌条例》在学校教学中的落实”举行，林郑月娥在致辞中做上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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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郑说，去年六月起，“修例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中，一共有3000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因为参与违法暴力事件而被捕，占所有被捕人士40%，而学生中十八岁以下竟然占了四成半。

“面对如此严峻的青少年现状，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教育出现了甚么问题？”林郑说道，“我认为，香港年青一代出现的问题，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的问题，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问题。换句话说，政治问题不解决，更好的教育措施、更多的教育资源，也难以扭转局面。”

在她看来，教育的政治问题和香港社会整体的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归根究底就是“一国两制”的建设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

林郑称，从过去数年多次的政治风波可清楚看到，有反中央、反政府的势力，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校园。社会上，媒体对国家的负面报道，对历史的错误表述，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肆意抹黑，都反映在教材、课堂教学、考试题目和学生课外活动等。

她希望教育界对相关问题有深刻体会后，能明白中央为何必须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为何在这部全国性法律中，有两条条文直接和学校有关。

翻页为致辞全文：

早上好！我很高兴应香港文汇报和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教联会）的邀请，出席今天的“香港教育高峰论坛”，与各位一起深入探讨近期香港教育的发展。首先，本地疫情近日变得严峻，我呼吁大家保持警觉，继续支持“全城抗疫”。我留意到主办单位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让大家可以安心参与今天的活动。

我在准备今天的致辞时，发觉我上一次公开详细谈教育已经是两年前，当时是由特区政府主办的“行政长官优质教育高峰论坛”。我谈教育的机会比较少，一是因为我在四十年的公务生涯中，涉及的政策范畴很广泛，但从来没有担任教育的职位，所以熟悉程度远远比公共财政、社会福利及土地发展为低；二是香港的教育系统以非政府机构办学为主，而我本人对教育专业充满敬佩，如果行政长官多谈教育，可能给人以“外行人”指导教育的不良感觉。但我对教育的关心和重视是无容置疑的。

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我最关心，也是最担心的就是他们的健康和教育。确保孩子长大成为有国家观念、民族感情、良好品格、社会责任感、待人以诚，是我对教育孩子的宗旨。在政府层面，我一直坚信人是香港向前发展的最重要元素，而教育是培育人才的关键。正是基于我的信念，我在三年多前竞选行政长官时，已经表明政府在教育的开支是对未来最有意义的投资。

我上任后曾经提到我在竞选期间，见了不少教育界人士，希望集思广益；除了选举委员会内不少应该是教协会员的教育界选民外，也包括教联及教育评议会的成员和中小学校长，相信有些今天也在座。他们都很关心香港教育，深切地向我反映教育界的问题，希望如果我当选行政长官，能够用心处理及解决教育问题。

当时不少教育界反映的，是资源问题。事实上，当时香港教育经常开支占政府整体支出比例创回归以来新低，教育开支占GDP比例也比其他高收入经济体为低，有需要加强投资；所以我在竞选政纲中提出，投入50亿元经常性开支的教育新资源。当选后，还没有就任，我就多次与教育界不同团体和代表见面，商讨未来如何具体运用新的教育资源，不少校长、老师和家长也直接向我表达意见。尽管大家的诉求及建议各有不同，但持份者普遍同意，应该是按缓急优次分批落实措施。我在2017年7月上任后，就按着和教育界取得的共识，在7月中——也只是用了两个星期——就成功经立法会取得拨款，迅速地落实多项措施。

我在竞选时承诺的50亿元，不是一个“封顶”的数字。过去三年，我们多次“加码”，推出更多改善教育的措施，到今天我们投入教育的新资源已经超过130亿元经常性开支，当中不少是回应教育界长期提出的要求，好像中小学的教师职位的全面学位化。我公开说过，要为学生、教师、家长、校长创造一个稳定、关怀、具启发性和富满足感的教与学环境，应当从“对老师好一点”开始。可以说，我是很有诚意和教育同工有商有量，希望与教育界建立伙伴关系，一起为提升香港教育质素努力，让教育回归教育，让校园不再受政治和好像“违法占中”的社会行动所影响。政府这些努力曾经——我只能说曾经——带来一段时间的理性互动发展，但可惜好景不常。

自去年六月起，“修例风波”引起的暴力违法事件，不但令香港饱受创伤，法治受到冲击，亦再次让不少人深感香港教育的问题。令人震惊的是在事件中一共有三千多名大、中、小学的学生因为参与违法暴力事件而被捕，占所有被捕人士百分之四十，而学生中十八岁以下竟然占了四成半。学界在“修例风波”中出现的情况，除了大量学生被捕外，“中大”和“理大”事件亦反映我们的大学校园好像变成了“暴力温床”，中学广泛有学生组“人链”、叫有“港独”含意的口号等行为，令人极度担心排拒国家和反对政府的思想已经植根于时下青年人的心中。“修例风波”亦催生了一些中学生连线的组织，鼓吹罢课，甚至“港独”。

更令人担忧的是，事件反映部分学生的守法意识薄弱，经过暴力洗礼的青年人似乎习惯了用口号或者抗争的手法去表达己见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与多元社会为和平共处而必须推崇的理性讨论、换位思维背道而驰。别有用心的文宣把暴力合理化，把对任何管治机构和从集体利益出发的考虑皆妖魔化为极权的表现。他们误以为只要持续进行破坏，把违法抗争行为合理化及恒常化，就可以逼政府让步。

面对如此严峻的青少年现状，我们不禁要问，香港的教育出现了甚么问题？我认为，香港年青一代出现的问题，可能主要不是香港教育的问题，而是教育被“政治化”的问题。换句话说，政治问题不解决，更好的教育措施、更多的教育资源，也难以扭转局面。

教育的政治问题和香港社会整体的政治问题，是分不开的，归根究底就是“一国两制”的建设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准确理解和贯彻落实“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来确保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的问题。从2012年“国民教育”到2014年“违法占中”，再到去年“修例风波”，我们应该清楚看到有反中央、反政府的势力通过不同途径渗透校园；社会上，媒体对国家的负面报道，对历史的错误表述，对政府和执法机构的肆意抹黑，都反映在教材、课堂教学、考试题目、学生的课外活动等等。

我希望在座各位教育界的人士，对上述问题有了深刻体会后，就能明白为甚么中央必须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为甚么在这部全国性法律中，有两条条文是直接跟学校有关，那是第九条明确规定特区政府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学校宣传、指导、监督和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宜；还有第十条说明应当通过学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提高特区居民的国家安全意识和守法意识。

在教育层面，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单一的议题，所以我已经要求教育局局长制定一套计划，全面在各学校开展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六月在香港通过实施的《国歌条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上月底通过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安法）的教育。这些法例的推广宣传也应该与中国历史和国情教育有机结合，以全面、深入、生动而有趣的方式在各班级推行。事实上，中华民族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底蕴深厚，丰富的教学材料俯拾即是，例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以55个遗产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一，其中有文化遗产37项、自然遗产14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四项；而根据最近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最新公布，中国两处地质公园（湖南湘西、甘肃张掖）最近正式获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称号，令我国世界地质公园数量升至41处，占全世界四分之一，居世界首位。学生从这些课题的认识和学习，就能有效提升他们的国民意识和对国家发展的兴趣。

我在今年七月一日的庆祝特区成立23周年的致辞中说，《国安法》是香港从乱到治的转机。我希望《国安法》也是让教育回归教育，让学生的学习重回正轨的转机。我和教育局的同事会给学校最大的支持，让我们携手努力，培养青年人成为具国家观念、香港情怀、国际视野，有素质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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